前凉~十六国时期汉族张轨建立的割据政权（301--318年-376年）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晋.十六国

中文名：前凉

外文名：the former liang

开创者：张轨
时间范围：318年 至 376年
君主：张轨、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张玄靓
首都：姑臧
货 币：凉造新泉
主要民族：汉人
亡国君主：张天锡

主要城市：凉州、河州、沙州、定州、商州、秦州、西域都护府

概述

     前凉（公元318年—公元376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政权之一，其都城位于姑臧。作为一个割据西北的地方性政权，前凉历经五代八主，统治时间长达五十九年。若从张轨担任凉州刺史算起，则其存续时间达到了七十六年之久，成为十六国中享国最久的政权。

      公元301年，晋朝将汉人张轨封为凉州刺史。张轨到任后，积极推行一系列政策，如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桑蚕业、设立学校以兴办教育等，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铸造了五铢钱，并在全境范围内推广使用，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前凉的存在与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后续政权，以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北方政权，在政治制度、军事战略、宗教信仰、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等方面均受到前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前凉也是“士族北上”的重要聚居地，吸引了大量中原地区的文化精英前来定居，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 在前凉的早期阶段，张氏家族虽然名义上向东晋和前赵称臣，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前凉。公元324年，汉赵政权册封张茂为凉王；公元345年，张骏自称为凉王；公元349年，张重华继位后也自称凉王。

        公元353年，张祚更是直接称帝，并为之前的几位凉王追加庙号与谥号，彰显了前凉政权逐步走向独立化的趋势。

        公元359年，张玄靓即位时却取消了王号，这反映出前凉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且局势动荡不安。 在张骏及其子张重华统治期间，前凉迎来了鼎盛时期，其控制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现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青海以及新疆的大片土地。自公元353年张重华病逝之后，前凉便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内乱之中，国家实力急剧衰退。

       公元376年，前凉被前秦名将苟苌率领的军队攻灭。尽管前凉灭亡，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及影响力依然深远，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它始终被视为汉文化传承的核心地带。为了纪念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政权，后人修建了凉十陵，以此缅怀前凉历代君主的功绩。

【历史脉络】
割据西北
        西晋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采取了极为狡诈的离间之计。他巧妙地挑拨皇后贾南风，使其误以为唯有毒杀太子司马遹才能稳固自身权力。在贾南风听信谗言并实施这一残忍计划后，司马伦又迅速煽动原本忠于太子司马遹的旧部以及齐王司马冏起兵反抗。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步骤，司马伦成功地废黜并杀害了贾南风，同时铲除了淮南王司马允等潜在对手。 在此之后，司马伦自封为侍中、相国，并总领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大权，还加授九锡以彰显其地位尊崇。然而，他的野心并未止步于此，最终更是逼迫晋惠帝退位，擅自称帝，篡夺了皇权。这一行为引发了极大的动荡与不满。 随后，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由此，西晋内部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且持续多年的内战，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八王之乱”。这一时期，朝廷陷入混乱，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厮杀，导致国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也为西晋王朝的衰亡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晋惠帝永宁元年，即公元301年，凉州地区的望族张轨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他上任后，在姑臧城（现今甘肃省武威市）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建设与巩固。在治理凉州期间，张轨注重任用当地有才能的人士，与他们共同管理政务。 他积极推行多项政策，鼓励农业和桑蚕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设立学校，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面对外部威胁，张轨成功组织力量抵御了鲜卑部落的入侵，保障了地方的安全。此外，他还巧妙地联合了凉州境内的四部鲜卑力量，进一步稳固了边疆局势，实现了保境安民的目标，并且在当地抚慰民众、安定地方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 在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上，张轨定期进贡，表现出对晋室司马家族的尊重与拥戴，彰显了其忠诚的态度。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凉州地区的综合实力，也为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注入了一定的稳定因素。
        公元304年，即元熙元年，八王之乱的战火席卷中原，长安这座千年古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面对国家危难，凉州刺史张轨果断派遣三千精锐铁骑，自西向东奔赴京师，誓死保卫天子。然而，就在张轨全力支持朝廷之际，鲜卑贵族若罗拔能趁机发动叛乱，扰乱地方秩序。张轨当机立断，命令麾下司马宋配率军讨伐叛军。经过激烈战斗，宋配成功斩杀若罗拔能，俘虏十余万人，彻底平定了叛乱。此战之后，张轨威名远扬，声震四方。 为了表彰张轨的忠诚与功绩，晋惠帝特意派遣使者授予他安西将军的官职，并封其为安乐乡侯，赐予一千户食邑作为奖赏。随后，张轨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享有开府辟如、仪同三司的崇高地位，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军事领袖。

      元熙二年（305年），张轨着手大规模扩建姑臧城和休屠城，并在此基础上增设四座新城池，最终形成六城相连的宏伟格局。姑臧城历史悠久，最初由匈奴人建立，南北绵延七里，东西宽达三里，地势起伏犹如龙形，因此又被称为“卧龙城”。汉末时期，敦煌籍著名学者侯瑾曾对弟子预言：“未来某日，城西的泉水将会枯竭，取而代之的是两座楼台矗立于泉潭之上，与城东门遥相呼应，届时必有霸主崛起。”果不其然，在曹魏嘉平年间，当地官员在城西泉水潭上修建了两座楼台，与城东门形成了完美的对称布局。至此，张氏家族逐渐确立了其在西北地区的霸主地位。

        元熙四年（307年），局势再度紧张。匈奴首领刘渊起兵南下，直逼洛阳，青州王弥的部队也已抵达洛阳津阳门，晋廷上下一片恐慌，文武百官纷纷逃离都城以求自保。在这危急关头，张轨命令部将北宫纯率领凉州军队紧急驰援洛阳。北宫纯临危受命，与东海王司马越共同商议作战计划。尽管凉州卫队人数不足千人，但北宫纯仍毅然决然地将其部署于洛阳城门前迎击敌军。这一场战役被称为“永嘉之乱”，最终导致洛阳城遭到严重破坏。

         元熙五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并派遣刘聪再次率军南侵。东海王司马越不幸大败，刘聪的部队一路推进至洛阳城关。关键时刻，张轨再次派出北宫纯率领西凉精锐部队增援洛阳。北宫纯采取夜袭战术，突袭匈奴大营，成功击杀刘聪麾下征虏将军呼延颢，同时引发敌方内部混乱，致使大司空呼延翼死于非命。凭借这场胜利，凉州军队不仅稳住了战局，还迫使刘聪撤军退却。 然而，同年张轨因突发中风导致失语，不得不让儿子张茂暂时代理凉州事务。此时，酒泉太守张镇暗中勾结秦州刺史贾龛，企图取代张轨掌控凉州。他秘密派遣使者前往京师，请求朝廷任命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试图构建内外呼应的局面。与此同时，张轨的幕僚麹晁则试图独揽大权，擅自派人前往长安，向南阳王司马模进言，声称张轨身体虚弱无法履职，请求朝廷改派贾龛接替张轨的职务。然而，贾龛的兄长及时出面劝阻，指出张轨身为当世名士，在凉州享有极高的威望，贾龛显然不具备替代他的资格。于是，贾龛放弃了这一计划。 随后，朝廷决定另派侍中爰瑜担任凉州刺史。得知消息后，张轨的属下治中杨澹心急如焚，立即策马奔向长安，以割耳明志的方式向南阳王司马模诉说张轨被诬陷的真相。司马模深受感动，随即上书朝廷，成功阻止了更换刺史的决定，从而保全了张轨的地位和凉州的稳定局面。
          晋昌郡的张越家族，是凉州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名门大族。当时流传着一则谶言，称“张氏将雄霸凉州”。张越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凭借自己的才干与能力，足以应验这一预言。他从陇西内史升迁为梁州刺史后，心中却始终渴望统辖凉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托病返回河西，暗中开始谋划取代时任凉州刺史的张轨。 张越秘密派遣其兄长张镇，以及心腹曹祛、麹佩等人，向各郡传达废免张轨凉州刺史职务的计划，并提议由军司杜耽暂代州事。同时，他们还让杜耽上表朝廷，请求任命张越为新的凉州刺史。然而，张轨得知此事后，并未采取激烈手段应对，而是发布了一道声明：“本人在凉州任职已满八年，未能完全安定地方，又恰逢中原叛乱四起，秦陇局势危急。加之本人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因此确实曾考虑隐退，将职位让与贤能之人。然而，此职位关系重大，责任艰巨，贸然卸任恐难服众，故而未能即刻实现心愿。未曾料到，竟有人无端兴风作浪，这显然是对我的良苦用心有所误解。在我看来，离开凉州这片土地就如同脱下一只鞋子般平常。” 随后，张轨决定派遣主簿尉髦携带奏疏前往京城，向朝廷说明情况，同时准备车马，表明自己随时可以启程返回宜阳养老。这一举动展现了张轨的坦荡胸怀与对权力的淡泊态度，同时也彰显了他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
         在动荡的历史长河中，凉州的局势也如风起云涌般变幻莫测。当时，凉州长史王融与参军孟畅面对张镇所传递的文告，愤怒至极，直接用脚将其踩断，随后推门而入，向张轨进谏道：“晋室如今内忧外患，变乱频仍，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实在需要依靠明公您来安抚西方这片土地。然而张镇兄弟竟敢肆意妄为，公然作乱，实属大逆不道。此时应当昭告天下其罪行，并果断诛杀叛党，绝不能坐视不管，成全他们的野心。”面对如此直率而深刻的劝谏，张轨沉默不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于是，王融等人迅速采取行动，在凉州实行了严格的戒严措施，以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武威太守张琠亦对当前局势深感忧虑。他派遣自己的儿子张坦快马加鞭奔赴京师，向朝廷呈上一份恳切的奏表。奏表中写道：“古时魏尚虽有功于边疆，却因小过被治罪；赵充国忠心耿耿报效国家，却遭贬谪。这些前代历史中的故事，无不令人唏嘘感叹，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鉴。顺阳的吏民怀念他们的太守刘陶，甚至为其守墓者多达千人，足见民心所向。而张刺史治理凉州以来，如同慈母般抚育赤子，使凉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他们心中，张轨的到来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带来了希望与安宁。然而，如今却有传言称朝廷听信流言蜚语，打算更换刺史。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令百姓惊慌失措，仿佛即将失去父母般的痛苦与无助。当此戎夷胡人侵扰华夏之际，局势本已十分危急，若再轻易动摇一方，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份奏表不仅表达了武威太守张琠对张轨的高度认可，也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矛盾以及百姓对于安定生活的渴望。它提醒朝廷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应更加谨慎，充分考虑民意和实际需求，以避免不必要的动荡与损失。
         永凤二年，即公元309年，张轨决定任命其子张寔为中督护，并率兵讨伐叛乱的张镇。同时，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张轨派遣了张镇的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往劝降张镇。令狐亚在劝说过程中言辞恳切，他说道：“舅舅您为何不审时度势，仔细权衡其中的成败与安危呢？张公在凉州地区德高望重，麾下兵马众多，势力如同熊熊烈火般不可阻挡。而您却像等待江汉之水来扑灭这近在眼前的火焰，又或是溺于洪流之中，寄希望于远在越地的人前来救援，这岂不是过于遥远而不切实际？如今数万大军已兵临城下，只有诚心归顺官府，才能确保亲人平安，延续家族血脉，保全家门的幸福。” 面对这样的劝说，张镇听后不禁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被他人误导才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他将罪责推给了功曹鲁连，并将其斩首，以此向张寔表示投降并谢罪。随后，张寔率领部队继续南进，展开对曹祛的讨伐行动，最终成功将曹祛驱逐。 与此同时，张坦从京师洛阳赶回凉州。晋怀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下诏慰劳张轨，并批准司马模所奏，下令诛杀曹祛。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模家族与张氏家族关系密切，因此当听到这一消息时，张轨内心十分喜悦。他随即宣布赦免州内死罪以下的所有叛党成员，命令张寔联合尹员、宋配率领三万余名步兵和骑兵共同讨伐曹祛。此外，他还派遣从事田迥、王丰率领八百骑兵从姑臧西南出发，穿过石驴山，占据长宁要地。 面对张寔大军的推进，曹祛派麹晁在黄阪一线设防，试图抵抗张寔的进攻。然而，张寔巧妙地选择了一条隐秘的小道通过浩亹地区，在破羌与曹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最终，张轨的军队取得了胜利，成功斩杀了曹祛及其牙门将田嚣，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
         光兴二年，即公元311年，汉军成功攻陷洛阳，晋怀帝以及众多宗室官员被俘。在这一历史变局中，北宫纯转而投靠了南阳王司马模，并随其据守长安。然而，不久之后，刘粲再次发动对长安的进攻，兵锋直逼下邽。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司马模派遣部队出城迎战，但最终未能抵挡住对方的强大攻势，被迫投降，随后遭到刘粲杀害。北宫纯听闻司马模之死，悲痛万分，痛哭不已。之后，北宫纯被押解至平阳。 在汉赵政权中，北宫纯官职升至尚书，成为朝廷中的重要官员。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凉州，太府主簿马鲂向张轨进言：“如今天下动荡不安，天子仍处于困境之中无法脱身。明公若能率领凉州之兵直捣平阳，定能所向披靡，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知明公因何顾虑而不采取这一行动？”张轨听后深有感触，说道：“这正是我心中所想之事。” 尽管局势复杂多变，张轨依然坚定地支持西晋王朝。当晋怀帝被掳至平阳后，张轨曾计划调动凉州全部力量进攻平阳，以解救怀帝。然而，就在此时，秦王司马邺进入了关中地区。张轨迅速作出反应，发布了一道檄文，传至关中各地。檄文内容如下： “当今圣上遭遇危难，沦落于贼寇之手，致使天下分崩离析，举国上下士气低落。秦王司马邺天赋异禀，圣明仁德，具备非凡的智慧与果断的决策力，顺应天命之时局。作为世祖之孙，秦王如今已是长者，理应继承大统。凡我大晋臣民，皆应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为此，我们应当选择吉日，尊奉秦王登基继位，重振大晋江山。 同时，为护卫天子并击退敌军，现决定派遣前锋督护宋配率领两万步兵与骑兵，直奔长安，确保天子安全，扫清左右之敌。此外，西中郎将张寔将率领三万中军，武威太守张琠则带领两万胡骑相继出发，预计于仲秋中旬在临晋会师，共同完成此次壮举。” 这份檄文不仅展现了张轨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彰显了他坚定维护晋室的决心和行动力。
       在中原地区陷入战乱之际，为了避祸，关东与关中地区的众多世家大族、宗室子弟、豪门望族、宫廷技师、天师高僧以及商贾百姓纷纷迁徙至凉州。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凉州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张轨在姑臧西北设立了武兴郡，并从西平郡划分出晋兴郡以安置这些流民，同时还将部分世家大族迁往晋昌郡，以促进当地的开发与稳定。 此外，张轨还铸造了“凉造新泉”货币，在凉州境内广泛流通，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缓解了因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也为凉州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文化交融。 嘉平二年（公元312年）九月初三日，阎鼎等人拥立司马邺为皇太子，并举行了隆重的登坛祭天仪式，建立了宗庙社稷，宣布实行大赦政策。在此期间，凉州名士贾诩之后裔贾疋被授予征西大将军称号，而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则被任命为大司马。随后，贾疋率军讨伐贼寇张连，不幸遭遇杀害。得知此消息后，张轨立即派遣凉州大将宋配前往洛阳协助京师守卫工作，展现了其对中央政权的支持与忠诚。 嘉平三年（公元313年）四月初一，凉州方面收到了晋怀帝驾崩的消息，随即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哀悼祭奠仪式。四月二十七日，司马邺正式即位成为皇帝，颁布诏令大赦天下，并改元为建兴。他任命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使持节、领军将军兼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綝为尚书右仆射。同年五月十八日，司马邺又册封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及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同时任命大司马、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及大都督陕西诸军事。 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当时的西晋皇室与世家大族逐渐从京师洛阳南迁至江南地区，标志着西晋王朝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仍然记录了中华文明在动荡时期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适应能力，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治理经验。
      张轨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为凉州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马邺再次提升了张轨的官职，任命他为司空，然而张轨秉持着谦逊的态度，坚决推辞了这一荣誉。 太府参军索辅向张轨进言时提到，古代以金贝皮币作为交易媒介，避免了用粮食布帛进行度量交换所带来的损耗。两汉时期铸造五铢钱，极大地促进了贸易流通。然而，在泰始年间，河西地区因战乱而荒废，货币使用被中断，人们开始用割布分段的方式来计数交易。这种方式不仅破坏了绢布本身的价值，还使得交易变得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女工的正常作业，也影响了布帛制作成衣服的功能，成为一大弊病。鉴于此，索辅建议，在如今中州虽战乱频仍，但凉州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应当恢复使用五铢钱，以畅通买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刘曜对北地发起侵犯，直逼长安。面对严峻形势，张轨派遣参军麹陶率领三千精锐兵马前往京都长安进行保卫，展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高度责任感。

         嘉平四年（314年），司马邺派遣大鸿胪辛攀授予张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的高位，但张轨依旧保持一贯的低调作风，坚决谢绝了这些荣誉。同年五月，张轨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之际，他留下遗言，表达了自己一生对他人恩惠不多的感慨，并预感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嘱咐文武将佐要忠诚守义，务必安抚好百姓，上以报效国家，下以安定家庭。他还要求自己死后用普通棺木简朴安葬，墓中不得藏有金玉等贵重物品。同时，他希望部下能好好辅佐自己的儿子安逊（张寔的字），听从朝廷的旨意。五月己丑日，张轨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他被安葬于姑臧建陵，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太尉，赐予武公的谥号，后来又追谥为武王，庙号定为太祖，以表彰他的卓越功绩。 在此期间，凉州长史张玺等人上表推荐张寔代理父亲张轨的职务。张轨的亲信部下及后嗣共同拥立张寔继任凉州牧之职。十月，司马邺下诏正式任命张寔为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凉州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彰显了张氏家族对凉州地区的深远影响。
            建元元年（公元315年）的冬季，兰池县长赵奭手下的上军士张冰偶然获得了一方玉玺。这方玉玺上刻有“皇帝玺”三个字，他将这一珍贵之物献给了当时的凉州刺史张寔。张寔收到玉玺后，僚属们纷纷前来祝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然而，张寔却淡然说道：“我常常对袁绍当年举印向肘的行为感到不齿，诸位为何还要提及这样的事情呢？”于是，他决定将这方玉玺送往长安，以示自己并无称帝之心。 到了建元二年（公元316年）四月，张寔发布了一道命令，鼓励所属的官吏和百姓积极指出自己的过失，并承诺给予布帛、羊和米等奖赏作为回报。同年八月，刘曜率领军队逼近长安，局势十分危急。张寔立即派遣将军王该率兵前去救援京城。司马邺对张寔的忠诚和勇敢大加赞赏，授予他都督陕西诸军事的重任。 当司马邺准备向刘曜投降时，他特意下诏给张寔，言辞恳切地说道：“国运衰微，灾祸降临到晋室之上，导致京城沦陷，先帝不幸在敌寇手中离世。朕流离失所，辗转于宛、许之地，最终到达旧都。”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司马邺正式向汉赵大司马刘曜投降。在投降之前，他再次下诏给张寔，写道：“面对苍天，我深感愧疚；俯瞰宗庙，心中满是悲痛。您世代忠贞贤良，功勋卓著于西夏地区，备受天下敬仰，也是朕所依赖的柱石。如今，朕特晋升您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授权您按照制度行事。琅邪王身为宗室亲贤，虽远在江南，但朝廷如今已陷入困境，社稷岌岌可危。朕希望您能辅佐琅邪王，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若能不忘君主，宗庙或许还能有所依靠。” 张寔得知天子蒙尘的消息后，内心充满悲愤，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没有接受这些封号。他的行为展现了对晋室的忠诚以及高尚的品格，赢得了后人的广泛敬重。

迅速崛起

         建武元年，也就是麟嘉二年（公元317年）的正月，张寔得知刘曜强迫司马邺进行迁徙的消息后，深感悲痛与忧虑。他召集众人，共同为这一不幸的消息哀悼，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聚哭告哀仪式，以表达对局势的深切关注和对司马邺处境的同情。 在哀悼之后，张寔迅速采取行动，积极组织力量应对当前的危机。他派遣了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以及前锋督护阴预，率领一万精锐的步骑兵，向东进发，以解救国家面临的危难。同时，他还命令讨虏将军陈安、前太守贾骞以及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率领所属郡兵，作为韩璞等人的先锋部队，共同护卫司马邺的安全。 到了同年三月，司马睿在建康正式称晋王，并改年号为“建武”。在此背景下，张氏家族继续坚守凉州，效仿东汉时期窦融的做法，长期沿用中朝晋愍帝的“建兴”年号，以此表明他们对晋室的忠诚以及对中原正统的认同。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张氏家族的政治立场，也彰显了他们在乱世中维护地方稳定与文化传承的决心。
         麟嘉三年（公元318年）三月，焦崧与陈安率军进犯陇石地区。当时，他们在东方与刘曜的军队形成对峙之势，战事持续不断。这一时期，雍州和秦州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十之八九因战乱而丧生，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 随后，焦崧与陈安继续向西推进，直逼上邽。南阳王司马保见形势危急，立即派遣使者四处求援。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他任命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并由其统领威远将军宋毅、和苞、张阆、宋辑、辛韬、张选、董广等将领率领步兵和骑兵共计两万人前往救援。然而，当部队行至新阳时，传来了晋愍帝司马邺被杀的噩耗。全军上下闻讯后悲痛万分，随即换上孝服举行哀悼仪式，连续三天聚集哭泣以表达对故主的深切怀念。 在此背景下，南阳王司马保萌生了称帝的想法。然而，破羌都尉张诜对此持有异议。他对凉州刺史张寔说道：“南阳王司马保在国家面临巨大耻辱之际，却妄图自立为帝，这显然不符合天命所归。他既未得到上天赋予的符命瑞兆，也缺乏足以担当大任的德行。相比之下，晋王司马睿德才兼备，且深得先帝倚重与信任。我们应当立即上表称颂他的圣德，劝请他登基称帝，并将此意昭告天下各藩镇，同时附书相府以表明立场。如此一来，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便会打消争强之心，尚未集结的党羽也会随之瓦解。”张寔听从了张诜的建议，随即向全国发布檄文，正式尊奉晋王司马睿为皇帝，并派牙门蔡忠携带表章前往江南，敦促司马睿早日登基。 同年三月，司马睿于建邺正式称帝，改元“大兴”，开启了东晋的新篇章。然而，张寔并未采用司马睿的大兴年号，而是沿用“建兴六年”作为纪年方式。这一举动标志着张寔已彻底脱离司马家族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建立政权，史称“前凉”。 就在同一年，汉国发生内乱，靳准弑杀隐帝刘粲，自立为汉天王，导致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北宫纯趁机召集汉人，在东宫筑堡固守。然而，最终他却被靳准的堂弟靳康所杀，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尽管北宫纯英年早逝，但他的英勇事迹却广为流传。不久之后，洛阳城中开始传唱一首著名的童谣：“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贼寇消；鸱苕翩翩，怖杀人。”这首童谣不仅彰显了北宫纯的威名，还赢得了司徒王衍和晋怀帝司马炽的高度认可与赞扬，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公元319年，即光初二年正月，南阳王司马保得知晋愍帝司马邺遇害的消息后，在陇右地区自立为晋王，改元建康，并依照朝廷规制设置百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派遣使者前往凉州，册封张寔为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并增加其食邑三千户，以示拉拢与倚重。 然而局势并未因此稳定下来。不久之后，陈安背叛了司马保，转而联合氐族和羌族势力共同对抗司马保。氐、羌诸部纷纷响应陈安的号召，使得司马保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在敌军的强大压力下，司马保被迫撤离上邽，迁往祁山暂避锋芒。面对此危急关头，张寔展现出了盟友间的责任与担当，迅速派遣部将韩璞率领五千步骑兵奔赴救援。韩璞的到来暂时遏制了陈安的攻势，迫使陈安退守绵诸。然而，当司马保返回上邽时，却再次遭到陈安的猛烈攻击。无奈之下，司马保只得再度派遣使者向张寔求援。 张寔接到求救信息后，派遣宋毅率军支援。在宋毅军队的压力下，陈安最终选择撤退，从而解除了对司马保的直接威胁。然而，正当局势稍显缓和之际，司马保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前赵皇帝刘曜的军队开始逼近，迫使司马保不得不继续迁移，最终抵达桑城。此时，司马保萌生了投奔凉州张寔的想法，试图借助张寔的力量重整旗鼓。 然而，张寔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考量。他认为，司马保作为西晋宗室中颇具声望的人物，一旦进入凉州，极有可能引发内部动荡，甚至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张寔表面上派部将阴监迎接司马保，声称是为了护卫其安全，实际上却是为了防范司马保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然而天意难测，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司马保突然病逝，结束了他短暂而充满波折的称王生涯。 随着司马保的去世，其麾下的残余势力逐渐瓦解，大量士兵及随从纷纷散逃。其中，有两万余人最终选择投奔凉州，成为张寔势力的重要补充。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同时也彰显了凉州在乱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战略价值。

          建兴八年，即公元320年，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弘的京兆人。他以擅长旁门左道之术而闻名，并选择在凉州的天梯山隐居修行。据传，刘弘会在山中的洞穴里点灯悬挂镜子取光，以此营造神秘氛围，吸引众多百姓信奉他。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跟随他学习道术的人多达千余人。 张寔身边的一些人对刘弘极为崇敬，甚至将其视为精神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张寔帐下的将军阎沙（《资治通鉴》中记载为阎涉）和牙门赵仰（《资治通鉴》中记载为赵卬），与刘弘是同乡关系。正是这种地缘联系，使得刘弘有机会向他们灌输自己的野心。他对二人声称：“上天赐予我神玺，预示着我将在凉州称王。”阎沙和赵仰深信不疑，进而秘密联合张寔身边的十余人，密谋杀害张寔，意图拥立刘弘为君主。 然而，张寔的弟弟张茂察觉到了这一阴谋，迅速向张寔报告并请求采取行动，诛杀刘弘以绝后患。张寔随即命令牙门将史初前往拘捕刘弘。然而，在史初尚未抵达刘弘住处时，阎沙等人已怀藏凶器潜入张寔的住所，并在张寔的外寝将其杀害，时年五十岁。 当刘弘得知史初前来抓捕自己时，试图为自己辩解，他对史初说道：“张使君已经死了，为何还要来杀我？”史初听后大怒，认为刘弘罪无可恕，不仅割掉了他的舌头，还将他关押起来。随后，刘弘被押解至姑臧城的街市，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车裂的酷刑。此外，刘弘的数百名党徒也被一并处决，以肃清余孽。 张寔遇害后，左司马阴元等人考虑到张寔的儿子张骏年纪尚幼，难以承担重任，于是决定推举张寔的弟弟张茂继位。张茂继任后，自称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并在辖区内颁布赦令，宽恕罪犯以稳定局势。同时，他任命张骏为抚军将军，为其日后接班做好铺垫。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地方势力的复杂斗争，也展现了政治阴谋与宗教迷信交织的社会背景，深刻影响了凉州地区的政治格局。
        汉赵光初六年，也就是公元323年，张骏亲自前往藉田进行耕种仪式。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晋元帝驾崩的噩耗。得知消息后，张骏下令聚集众人举行哀悼仪式，并为晋元帝守丧三日以表哀思。恰在此时，有黄龙出现在胥次的嘉泉，这一祥瑞之兆引起了右长史氾祎的注意。氾祎对张骏说道：“回溯建兴年间，那是少帝开始兴起的年号。如今皇帝不幸去世，理应更换新的年号。然而朝廷远在江南，与我们音讯隔绝。值此黄龙出现之际，不如借此吉祥之兆改换年号，以彰显天降祥瑞之意。” 到了光初七年（公元324年），汉赵政权册封张茂为凉王，这也标志着前凉正式进入称王的时代。张骏及其子张重华在位期间，是前凉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境内被划分为凉、沙、河三州，并且在海头设立了西域长史一职，同时于现今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郡。前凉的统治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今天的甘肃、宁夏西部以及新疆的大部地区。史书曾记载其疆域范围为“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可见其势力之强盛。

         东晋太宁三年五月十四日（公元325年6月22日），张茂因病去世。临终前，他紧紧握着侄子张骏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我们的先祖以孝顺和友爱闻名于世。自汉朝初年以来，家族世代忠诚于朝廷，顺从天命。即便华夏大地历经大乱，皇上被迫四处漂泊迁徙，你也应当谨慎地遵循为人臣子的节操，不可有所懈怠或丧失。我生逢乱世，凭借先人的余德得以执掌此州，只是为了保全性命。在上，我希望无愧于晋室；在下，我力求保护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然而我的官职并非由朝廷正式任命，而是出于私下的推举，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谈不上什么荣耀。待到我去世之日，请用白色便帽入殓，切勿穿着朝服，以此表达我的心志。”张茂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五年，谥号为“成”。前赵皇帝刘曜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并追赠张茂为太宰，赐予谥号“成烈王”。由于张茂无子嗣，因此由其侄子张骏继任凉王之位，继续治理前凉。

     汉赵 光初八年（公元325年），张骏已经完全占据了陇西地区，其兵马十分强盛。虽然名义上向东晋称臣，但实际上并未采用东晋的历法。他在礼仪制度上也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例如跳六佾之舞、树立豹尾之旗，所设置的官僚机构和府邸几乎与君王无异，只是在名称上稍有差异。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张骏又将州西部边境的三个郡划出设立沙州，东部边境的六个郡则设立为河州。这两个府邸中的官员无不以臣子自居。 此外，张骏还在姑臧城南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新城，并建造了谦光殿。这座宫殿装饰奢华，不仅用五彩描绘，还以金玉镶嵌，极尽奇巧华丽之能事。谦光殿四周还分别建有四座配殿，每座配殿都按照四季方位和颜色命名：东面是宜阳青殿，用于春季三个月居住，其礼服器物皆依东方青色而设；南面是朱阳赤殿，供夏季三个月居住；西面是政刑白殿，专为秋季三个月而设；北面是玄武黑殿，作为冬季三个月的居所。这些配殿旁均设有当值内官的公署，且建筑风格与各自方位的颜色相呼应。然而到了晚年，张骏渐渐不再严格遵循四季分居的习惯，而是随心所欲地选择居住之所。

          后赵(羯)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张骏册封世子张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及凉州刺史，以示对继承人的重视。当时酒泉太守马岌向张骏进言说：“酒泉南山乃是昆仑山的一部分，相传周穆王曾在此会见西王母，因流连忘返而留下佳话。此山中据说还有石屋玉堂，装饰着珍珠与美玉，宛如神宫一般壮丽辉煌。因此建议在此修建西王母祠，祈求保佑国家永享无边福祉。”张骏听从了这一建议，遂下令修建西王母祠，以彰显对神灵的敬仰并祈求国运昌隆。
          后赵（羯）建武十二年，即公元346年的五月丙戌，张骏不幸逝世。他一生在位共计二十二年，终年四十岁。在其去世之后，人们私下给予了他“文公”的谥号，以表彰他的功绩与德行。后来，晋穆帝为了表达对他的敬重，追赠并赐予了“忠成公”这一谥号。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张骏被安葬于姑臧的大陵。 随着历史的进程，在张祚继位之后，为了纪念张骏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进一步追谥他为“凉文王”，并将他的庙号定为“世祖”。这一系列的尊号不仅体现了后人对张骏的高度评价，也彰显了他在当时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等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称号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更是对其家族地位的一种巩固与提升。
          晋穆帝曾下诏派遣侍御史俞归，授予重华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的职位，并赐予假节之权。当时，石季龙的西中郎将王擢驻守在陇上地区，却被苻雄击败，被迫投奔重华。重华对王擢极为礼遇，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并同样赐予假节之权。随后，重华派遣张弘与宗悠率领一万五千步骑兵配合王擢，共同讨伐苻健。然而，在龙黎之战中，王擢等人惨遭失败，仅以单骑逃回，而张弘和宗悠则不幸战死。这一失利让重华深感痛惜，他身着素服，为阵亡的将士举哀号恸，并派人前往其家属家中进行吊唁慰问。 尽管遭遇挫折，重华并未气馁，他再次授予王擢兵权，令其进攻秦州，并最终成功攻克。重华随即派遣使者向朝廷上疏，奏报战况并表达忠诚之心：“石季龙已亡，其残余势力犹如游魂一般。对于混乱之局，我们应果断出击，把握时机。臣如今派遣前都锋督裴恒率领七万步骑兵，远赴陇上，以待圣朝彰显赫赫威名。山东地区的纷扰不足挂怀，而长安乃富饶之地，理应迅速平定。臣虽身处西荒，山川阻隔，但始终心系朝廷，渴望参与六军誓师，共襄盛举。无奈因距离遥远，未能亲聆教诲；猛将虽奋勇向前，却无缘见证功成之时。每每仰望云天，不禁感慨孤愤，弹剑慷慨之际，内心郁结难舒。” 康献皇后收到奏疏后，特地下诏答复，并派遣使者进封重华为凉州牧。此时，御史俞归抵达凉州，而重华正密谋自立为凉王，因此拒绝接受诏书。他指派亲信沈猛对俞归说道：“我家主公世代忠于晋室，却未得到应有的尊崇。朝廷加封慕容皝为燕王，而对我家主公仅授大将军之职，这如何能够激励有功且忠诚的臣子？明公如今应当转道河右，与众臣共同劝进，尊我家主公为凉王。大夫出使，若有利于社稷之事，专断亦无不可。” 俞归听后反驳道：“根据王者之制，异姓之人不得称王；九州之内，最高爵位不得超过公。汉高祖曾一度封异姓为王，但不久之后便将其诛灭，此乃权宜之计，并非旧例可循。故而王陵曾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必共伐之。’至于戎狄部落，则不在此列。春秋时期，吴楚两国虽自称王，但中原诸侯并未视其为非者，因其被视为蛮夷之属。倘若齐鲁等国也自称王，其他诸侯岂会坐视不理？因此，圣上鉴于贵公忠诚贤能，特赐以上公之爵、方伯之位，鲜卑与北狄怎能相提并论？您的疑问实属不当。况且我闻，若有殊勋绝世之人，方可获不世之赏。若今日即封贵公为王，试想，若贵公日后率河右之众南下平定巴蜀，东进扫荡赵魏，修复旧都，迎回天子，届时天子又将以何种爵位、何等荣誉加以奖赏？还望三思而后行。”沈猛将俞归的话详尽转述给重华，重华听后方才作罢。

中后时期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张祚趁着张重华去世、继位的张曜灵年幼之际，发动了一场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他自立为凉公，并随后进一步称凉王。在位期间，张祚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还追加庙号与谥号给从张轨开始的历代君主，以此强化其正统性。 然而，张祚对掌握重兵的族人张瓘心存猜忌，于是派遣军队试图除掉张瓘。但这一举动引发了张瓘的强烈反抗，他迅速组织兵力进行反击。

         公元355年，张祚最终战败被杀。随后，张瓘拥立张玄靓为新的凉王，延续了前凉的统治。

         公元376年，前秦苻坚率领十三万步骑兵大举进攻前凉。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张天锡不得不选择投降，至此，前凉宣告灭亡。苻坚封张天锡为归义侯。然而，随着淝水之战中前秦的失败，张天锡抓住机会投奔东晋，并在那里获得了一官半职。直到桓玄篡位作乱时，张天锡离世。 纵观整个前凉历史，张氏政权一直依赖于凉州地区的世家大族作为支撑力量。同时，他们始终对外宣称效忠东晋，以此赢得民心的支持。除了张祚之外，其他历代统治者皆以晋朝刺史或州牧的身份自居，并接受东晋授予的封号。为了加强与东晋的联系，张骏甚至不惜向成汉皇帝李雄称臣，以求通过其领土建立沟通渠道。 张氏家族世代守护着凉州这片土地，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为稳定且富有文化气息的区域之一。都城姑臧更是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地区原本就是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要道，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农业与畜牧业也相当发达。 西晋灭亡之后，大量来自中原的流亡民众纷纷涌入凉州，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经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凉州不仅是中国北方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接受西域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带。它享有“南有建康，北有姑臧”的美誉，彰显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

复国余烬
       张大豫是前凉王张天锡的次子，被立为世子。在张天锡投靠东晋之时，由于情况紧急，张大豫未能及时随父前往，同时他又深恐被前秦君主苻坚加害，因此在无奈之下选择投奔了长水校尉王穆。后来，在河西地区，他得到了焦松、齐肃、张济等人的拥戴，并占据阳坞作为根据地。 公元386年，张大豫自立为凉王，自称抚军将军，并确立年号为“凤凰”。这一时期的张大豫试图延续前凉的统治，然而他的政权很快便面临严峻挑战。不久之后，吕光奉苻坚之命前来征讨张大豫。在双方首次交锋中，吕光的军队一度遭受惨败。然而，张大豫并未采纳其智囊王穆的建议，反而因一时胜利而骄傲自满，决定亲率精锐部队主动进攻吕光。 尽管在此过程中，张大豫得到了建康太守李隰和祁连都尉严纯的支持，但吕光善于抓住战机，迅速组织反击，成功攻破了张大豫的兵营，导致其军队全面溃败。战败后的张大豫仓皇逃往广武，却不幸被当地居民抓获并交给了吕光。同年，张大豫被吕光斩首于闹市，至此，前凉正式宣告灭亡。此后，凉州地区由梁熙等地方大姓势力接管，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疆域范围】

       在西晋成功统一天下之后，凉州被重新规划为八郡四十六县。与此同时，凉州刺史继续兼任戊己校尉一职，负责守护西域地区的安宁与稳定，这一传统得以延续。 凉州刺史的管辖范围极为广阔，东起金城，向西延伸至西域，并一直抵达西海，涵盖了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域。这片区域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战略意义深远，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纽带。 前凉时期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其疆域包括了现今的甘肃省、青海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同时还涵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根据史书记载，前凉的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充分展现了其辽阔的版图和强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凉州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郡县制
1.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在此基础上小作调整后，将凉州重新划定为九郡四十八县。
2.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郡），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
3.张寔时期，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
4.张茂分武兴、金城、西平、安故为定州。永昌初，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
张骏以秦州陇西郡狄道县立武始郡，分属凉州。
【前凉的郡县如下】
01，武威郡，辖七县，即姑臧、宣威、揖yī次（揟次）、仓松、显美、骊靬、番禾。治姑臧。
02，武安郡。
03，西平郡，辖四县，即西都、临羌、长宁、安夷。
04，金城郡，辖五县，即榆中、允街、金城、白土、浩亹（浩亹简化为浩门）。
05，张掖郡，辖三县，即永平、临泽（汉昭武）、屋兰。
06，西郡，辖五县，即日勒、删丹、仙提、万岁、兰池。
07，酒泉郡，辖八县，即福禄、会水、安弥、骍马、乐涫、表氏、延寿、玉门。治福禄。
08，敦煌郡，辖七县，即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新乡、乾齐。
09，西海郡，统一县，即居延。
10，晋昌郡，辖八县，即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沙头、会稽、新乡。
11，武兴郡，辖八县，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
12，晋兴郡，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主要十县。
13，广武郡，辖三县，令居、枝阳、永登。
14，安定郡，设立安定太守。
15，陇西郡，设立陇西太守。
16，姑臧郡
17，建康郡
18，湟河郡
19，北地郡，设立北地太守。
20，兴晋郡
21，武始郡，治狄道县。
22，南安郡
23，永晋郡
24，大夏郡
25，武成郡
26，汉中郡
27，天水郡
28，高昌郡
29，西域都护
30，戊己校尉
31，玉门大护军
32，龟兹郡
33，广源郡
34，乐都郡
35，三河郡
36，浇河郡
37，护羌校尉
【军府制】
西域都护府，西域三十六国，护羌校尉府，吐谷浑，乙弗勿敌国

【前凉.群臣】
    北宫纯（羌胡贵胄）、谢艾、耿访、李弇、拓跋思复鞬、唐辉、慕容吐谷浑、李柏（辽东襄平人）

   贾摹（武威贾氏）、韩璞、阴兴、唐瑶、李柔、张阆、刘弘、阎沙、阴鉴、陈珍、乞伏傉大寒、窦涛（武威窦氏）、宋辑、张淳、阴据、泛祎、马谟、马岌、索遐、张璩、张瓘、张踞、宋混、宋澄、宋熙、

    宋林宗、赵长、尉缉、杨秋胡、索孚、丁琪、刘霸、张芳、王擢、易揣、张玲、张嵩、王鸾、和昊、马基、牛霸、杜逸、杨和、张邕、张钦、刘肃、郭增、赵白驹、纪端、马建、掌据、席仂、沮渠鞠粥、陈宇、徐虓、华驭、江琼、江式、杜耽、杜骥、常珍、常爽、阳成远

        冯忠（赵郡冯氏）、令狐亚、令狐浏、氾腾、阎曾、马岌、氾祎、陈珍、韩璞、吴绍、刘庆、王骘、张阆、李贵丑（辽东李氏）、辛岩、李柏、独孤屠、傅颖、张淳、黄斌、魏纂、赵贞、孙述、贾陵、王丰、麹护、陈宇、徐虓、华驭

        乞伏司繁、赵奭、张冰、崔隗瑾、张肃、田齐、张阆、阴预（东汉阴丽华家族后裔）、陈安、司马纂、贾骞、吴绍、麹允、阴元、宋毅、和苞

       莫折连狄、张阆、宋辑、辛韬、独孤伏俟、张选、董广、张诜、孙伏、裴恒、张耽、刘浑、乙弗家族、张悛、宋修、张弘、辛挹、郭普

       李伟（赵郡李氏）、张瑁、索遐、王擢、张弘、宗悠、俞归、沈猛、索振、赵长、尉缉、丁琪、张瓘、易揣、张玲、索孚、张璹、彭姚、卫綝、郭勋

        张姚、王国、张邕、郭增、刘肃、纶骞、纶骞、索商、杨遹、阿史那氏（来自柔然）、张统、梁景、席仂、马达、辛章、彭知正、赵疑、常据、史景

       郭丰（西平郭氏）、郭平、郭嘏、彭和正、彭济、田瑶、郭勋（郭皇后家族后裔）、郭护、杨钦、孙玢、北宫萌（羌胡贵胄）、卢水胡族。

【文化领域】

北方佛都
     前凉时期，佛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发展。早在张轨执政期间，就已经开始铸造铜佛像，为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到了张骏继位后，更是大力推动佛像的建造，使得凉州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具体来说，在前凉太清四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前凉僧人在途经三危山时，突然看见金光四射，宛如万佛现身的神圣景象。受到这一奇景的启发和感召，乐尊决定在此地的岩壁上开凿出第一个洞窟，从而拉开了莫高窟建设的序幕。此后，包括法良禅师在内的众多僧人陆续加入到这一伟大的工程中来，他们在此地开凿洞窟、修行禅定，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漠高窟”，寓意着它位于“沙漠的高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漠”字逐渐与“莫”字通用，最终这个地方被改称为“莫高窟”。 这一历史渊源在《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也有所记载，为我们了解莫高窟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莫高窟不仅见证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与繁荣，更成为了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社会学术
社会状况
      自东汉至魏晋时期，与关中、关东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尤其在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受命出任凉州刺史并兼任护羌校尉，为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政权之一——前凉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一割据政权以凉州著姓和世家大族为核心，其政治结构在建立初期便高度依赖豪强大族以及武力支持。 根据史料记载，西晋时期推行了占田与课田制度。这种土地分配方式并非基于国有土地的直接授予，而是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并明确了按照土地面积缴纳赋税的标准。然而，这种制度并未提供国家层面的土地保障，导致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到豪强地主手中。加之当时中原战乱频仍，人口大规模向西部迁移，许多避难迁入河西地区的西晋官吏也顺势加入豪强地主行列，成为新的土地兼并者。 面对这些复杂的民生问题，前凉历代执政者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成功化解了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在张轨执政时期，由于政权初建，财政问题成为前凉面临的首要难题。赋税、徭役及兵役等负担直接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如果无法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赋税、徭役和兵役的征收将变得极为困难。若采取强制手段，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百姓的贫困化，甚至引发农民破产流亡。这种局面不仅会阻碍前凉社会经济的正常启动与运行，还会导致民怨四起、社会动荡不安。 鉴于此严峻形势，张轨及其后继者从民生与国计两个角度出发，继承并延续了晋朝“以经济政策为治国之本”的理念，将土地与赋税问题视为治国兴邦的根本。他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力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为前凉政权的巩固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了前凉统治者的远见卓识，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自晋惠帝永宁元年起，中原地区便陷入了连绵的战乱之中。而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匈奴与羯人起兵作乱，黄河中下游的广袤大地成为战场，无数百姓惨遭屠杀、蹂躏，家园被毁，生灵涂炭。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大量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他们背井离乡，四处寻找安宁之地。西北地区因其相对远离战乱，逐渐成为中原流民心中的一片希望之地。 张轨到凉州任职后，深入了解到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他心系百姓疾苦，深知若不妥善安置这些流民，不仅会加剧社会动荡，还会使本已脆弱的民生雪上加霜。于是，他向西晋政府上表陈情，建议在姑臧城的西北方向划出一大片土地，专门设立侨郡县，将流民组织起来，分配土地让他们耕种，以安定生活、恢复生产。 在奏表中，张轨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他写道：“恳请朝廷将秦雍地区的流民迁移至此，在姑臧城西北设置武兴郡，并下辖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秋、司监等多个县。此举旨在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让流民能够获得稳定的居所和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逐步恢复社会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张轨的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百姓深切的人文关怀，也为当时处于动荡中的西北地区注入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他的智慧与担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张轨的这招一举两得，首先是解决了流民在土地占有和利用方面的冲突，其次还让这些流民逐渐过度成前凉国赋税和徭役的承担者。
         嘉平四年（314年）的五月，张轨卧病在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向文武百官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出自《资治通鉴·第九十九卷》）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轨依然心系凉州百姓，时刻不忘为他们减轻负担。这种以民为本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 张轨去世后，他的儿子张茂继任西平公。然而，张茂即位不久便开始劳役百姓，修建灵均台。这一举动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一天深夜，一名自称来自武陵的男子阎曾突然出现在王宫门前，高声喊道：“武公派遣我来问：为何要劳苦百姓修筑高台？”这里的“武公”正是指已故的张轨。张茂听闻此言，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父亲遗志，最终放弃了这项工程。 到了前凉第四任统治者张骏时期，凉州百姓对他的评价极高，称其为“积贤君”。在他的治理下，前凉表面上呈现出刑罚清明、国家富足的繁荣景象。然而，天灾人祸却屡屡发生，饥荒问题时常困扰着这片土地。据《晋书·张轨传》记载：“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有虚耗。”这些关乎民生疾苦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重视。 为了改善现状，张骏萌生了一个大胆而宏伟的想法——改造沙漠，以此扩大耕地面积，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于是，在一次朝会上，他与群臣商讨如何实施“治沙田”的计划。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大臣索孚的强烈反对。索孚慷慨陈词道：“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不可强行改变天地之道。 面对索孚的反对意见，张骏并未采纳，而是选择将这位直言进谏的大臣调往边疆伊吾担任都尉，专门负责当地的屯戍事务。尽管如此，这次争论也从侧面反映出前凉统治者在探索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与思考。 张骏及其先辈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们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怀，也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的智慧与局限性。这些历史片段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张重华即位之后，秉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进一步施惠于百姓。他的施政方针主要包括“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在这几项政策中，“省园囿”尤其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怀与重视。 前凉时期的园囿建设始于张茂修建灵均台，止于张骏筑谦光殿。这一时期内，大量用于装饰和娱乐的台榭工程相继兴起。这些工程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加剧了土地占有方面的矛盾，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此外，园囿的存在使得当政者容易沉迷于酒色园林之乐，忽视军政要务，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张重华采取了开放园囿的举措，将原本封闭的园囿区域提供给百姓耕种。这一措施不仅解决了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还减轻了百姓因土木工程建设而被征发劳动力的负担，使民众能够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充分体现了张重华对民生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张重华还实施了“除关税”的政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废除关税制度。自张骏成功经营西域以来，中西贸易日益活跃，关税和市税逐渐成为前凉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因此，张重华推行“除关税”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前凉的政治统一，同时减轻胡汉商贾的经济负担。据史书记载，虽然前凉政府取消了关税，但由于通商活动的增加，市税收入大幅增长，确保了政府财政收入不受影响。 张氏家族世代守护的凉州地区，在当时是中国北方最为安定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繁荣的中心。其都城姑臧更是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枢纽。凉州地处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要道，商业发达，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水平较高。西晋灭亡后，大量内地流亡人口涌入凉州，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凉州不仅是中国北方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的地方，也是最早接受西域文化的地区之一。它享有“南有建康，北有姑臧”的美誉，彰显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张重华的施政举措，不仅巩固了前凉政权的稳定，也为凉州地区的长治久安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思想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教育始终被看作是国家兴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正如古语所言：“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前凉政权而言，教育同样是一项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的关键政策。从其创立之初到发展壮大，前凉历代统治者都将教育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策略之一，这一传统贯穿始终。 早在张轨执政时期，他就明确提出以教育和教化作为治理凉州的核心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轨设立了“崇文祭酒”这一重要职位，并赋予其与别驾同等的地位，以此彰显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从九个郡县选拔了五百名贵族子弟，建立学校进行系统教育，并定期举行春秋乡射之礼，通过礼仪活动强化学子们的道德修养和文化认同。这些举措不仅记录在《晋书·张轨传》中，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张轨对教育的坚定信念以及他希望通过文教振兴国家的宏伟抱负。 随着前凉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到了张骏时期，他进一步强化了教育体系，任命右长史兼任国子祭酒，全面负责国家教育事务。而至张祚时代，尽管面对诸多挑战，他依然坚持尊师重道的传统，曾以隆重的礼节邀请郭荷担任博士祭酒，虽然郭荷最终婉拒了这一任命，但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前凉统治者对学术人才的尊重与渴求。 纵观前凉的教育政策，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文治兴邦”与“教化齐俗”展开。这种以文化人、以德服人的教育目的，紧密契合了当时的政治需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还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在前凉的精心治理下，河西地区逐渐摆脱了战乱的阴影，迎来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河西文化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前凉的影响并未因自身的消亡而终止。当北魏攻灭北凉后，将沮渠牧犍家族及其三万户百姓迁徙至平城。这批移民中包含了众多饱学之士，如索敞、刘昞、阴兴等人，他们凭借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能力，迅速赢得了北魏统治者的高度认可并被委以重任。正是由于前凉长期推行的儒学教育政策，使得河西地区即便地处边陲，却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原文化氛围。因此，北魏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凉州虽地处戎域，然自张代以来，号有华风。” 前凉之所以能够在十六国这样一个纷争不断的特殊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并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历经九主，共75年）的政权之一，其成功秘诀离不开对民生教育问题的妥善解决以及慎刑息兵的明智政策。正如后世史学家所评价的那样，张轨及其子孙们通过“内抚遗黎，外攘逋寇”的努力，在西北地区开创了一个安定富足的局面，为河西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深入分析前凉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其安定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得益于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前凉统治者始终坚持儒家名教治国的思想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在社会上升阶段，儒家思想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前凉以儒学为主导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上： 首先，教育被视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环节，通过建立健全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其次，注重道德教化，强调以礼治国，塑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再次，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了河西文化的繁荣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通过实施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复苏与社会和谐。 总之，前凉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范例，展示了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坚定有力的执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社会上升时期，儒家思想的优越性是显然的，前凉以儒学为主导的治国方略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继承了前代崇尚文教的传统，河西地区在文化发展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这一举措不仅显著提升了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还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民族融合进程。自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并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以来，凉州便成为了汉族与西北各民族直接接触、交流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地带，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与新朝末年窦融统治雍州（河西）时期的情形颇为相似。因此，凉州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和繁荣。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乃至西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在处理游牧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对丝绸之路经营的不当管理，导致该地区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各族间的战争频繁爆发。例如，东汉末期的羌人起义以及以西北鲜卑为主的凉州之乱，都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可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是确保凉州安定和发展的重要关键。 前凉政权的创立者张轨，作为一位出身于凉州的杰出政治家，在平定“凉州之乱”的过程中展现了深刻的洞察力。他担任凉州刺史期间，精准把握问题核心，积极倡导儒学之风，并通过宽松的文教政策吸收和容纳各民族文化，逐步构建起以儒学为主导、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体系。

       2.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恢复货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为凉州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轨所推行的崇尚儒学政策，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参与政务，使得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文化中心逐渐向地处西北的河西地区转移。在那个战乱频仍、血雨腥风的时代，前凉政权犹如一片净土，远离纷争，继续传承和保存着华夏文化的精髓。张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了许多因战乱而流亡至此的北方世家大族，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难之所。这种无私的帮助，不仅挽救了许多士族的生命，也为后来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时期世家大族对凉州的深厚情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历史积淀，让凉州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国家统治秩序的巩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哲学体系，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力量。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是儒学的一大优良传统。在前凉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许多“中州人士”因战乱而避难于凉州，前凉政权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兴办学校，同时大力鼓励私人讲学，使得凉州地区的学术氛围空前浓厚。 由于汉魏以来，学术逐渐呈现出地域化和家族化的特征，那些迁徙至凉州的世家大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将各自地域与家族所独有的学术流派带到了西北地区，极大地推动了凉州本土文化的发展。以下是一些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世家代表：

      陈留江氏家族， 原籍为陈留的江氏家族，在江琼时期迁居武威郡。江琼曾师从魏晋书法大师卫觊，擅长虫篆与训诂，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和古文字学家。其家族成员因避乱而迁居河西地区，并世代相传这一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因此，江氏家族堪称西北地区的学术世家。

      京兆杜氏家族， 京兆杜氏家族中的杜耽因避乱而落籍武威郡，他是著名经学家杜预的后人。杜氏家族中有许多成员流落凉州，他们致力于传播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杜氏一脉后来涌现出许多名流，如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杜牧等，均出自这一家族。

      广平程氏家族 ，广平程氏家族以法学见长。程骏因避乱而落籍凉州，之后侍奉北魏。他的后代中，程元继、程公达、程公亮、程公礼等人虽未入仕，但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程公义曾担任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及沛郡太守，而程公称则官至给事中、尚书郎，学术成就斐然。 ### 河东裴氏家族 河东裴氏家族是著名的文学家族，与琅琊王氏齐名。裴慬因避乱而迁居凉州，其子孙大多在凉州为官，被称为“西眷”。裴茂之子裴徽的后代也多有成就。裴氏家族分为两支，一支居住在解县洗马川，称为“洗马裴”，另一支则留在河西地区。这两支裴氏家族在学术领域均有卓越贡献。

         陈郡谢氏家族， 陈郡谢氏家族是六朝时期的著名世家大族。谢艾本出自陈郡谢氏，他不仅著书立说，还常自比诸葛亮，作战勇敢且富有谋略。谢氏家族在东晋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诗文成就同样令人瞩目。

        弘农杨氏家族 ，弘农杨氏家族的杨和、杨钦在落籍武威郡后，为前凉张氏政权效力良多。他们博通经史，其后裔杨叉仕于北魏，官至凉州大都督、金城及魏兴二郡太守，并被封为清水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追赠淅州诸军事、淅州刺史。

       河内常氏家族， 河内常氏家族是著名的学术世家。常珍因世乱而迁居凉州，其后裔世代以武威郡为望族。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精通五经百家，多次拒绝州郡的征召。常氏家族历经后凉、南凉、西凉、北凉，最终归附北魏，对复兴北魏都城平城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阳阴氏家族， 南阳阴氏家族的阴常是东汉阴纲（阴丽华家族）的孙子，落籍武威郡。其后裔阴预、阴袭父、阴兴、阴充、阴澹等一直追随前凉政权，皆通晓五经百家，成为西北地区的显赫家族。其中，阴铿以文才受到陈文帝的高度赞赏。

        河内司马氏家族， 河内司马氏家族中，西晋司马顺因遭晋武帝贬斥而被流放至武威郡。这一支的后裔仕于北魏，另一支司马保在晋乱时出奔凉州，定居武威郡。北魏平定姑臧后，两支司马氏家族迁居云中。司马兴龙曾任魏鲁阳太守，而司马子如则拜太尉。

       赵郡李氏家族 赵郡李氏家族中的武威李氏源自前凉李伟之后，其中北凉后妃李氏是沮渠牧犍的嫂子。李伟与赵郡李系同宗，李顺因与崔浩不睦而被追赠为凉州刺史。

       彭城刘氏家族 ，彭城刘氏家族的武威刘氏源自楚元王刘交之后。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刘肃、刘浑、刘眪，南北朝时期的刘璋，以及北魏贾思伯夫人刘氏，均为这一家族的杰出代表。隋末大凉政权的刘意、刘和亦出自此脉，展现了这一家族的源远流长。 除了上述迁徙至凉州的世家大族外，凉州本地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段承根、宋纤、郭荷、郭瑀、祈嘉、索绥、宋庆、阴兴等，可谓人才济济。前凉推行的尚儒政策，结合西北地区敦厚的民风和尚武精神，孕育了一批“兼资文武”的将领和门阀世家。

       晋昌唐氏家族 晋昌唐氏家族中的唐熙是前凉张轨的女婿，曾任前凉晋昌太守及驸马都尉。其子唐郓任前凉凌江将军，后发展为唐姓历史上最大的郡望。唐郓的曾孙唐瑶任北凉晋昌太守、永兴侯，而唐瑶之孙唐褒则侍奉北魏。这一支便是唐朝名称唐俭的祖上，唐俭的后裔中最著名的是唐寅，他常以“晋昌唐寅”落款，正是源于此。

      休屠独孤氏家族，休屠独孤氏家族的独孤伏俟是武威郡休屠人，曾侍奉前凉张氏。其后裔迁往武川，成为独孤信的祖上。独孤氏家族在北周时期声名显赫，独孤信的长子独孤罗曾任凉州总管，其子独孤纂继承爵位为赵国公，其他子孙如独孤武都、独孤开远、独孤开明、独孤开彻等也分别担任重要职务，分封各地。 这些家族和学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凉州的文化内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3.因地制宜，前凉在推行儒学的过程中并不教条，体现“近于现实，远于宗教”的人文精神，能够积极吸收各少数民族乃至外来民族的文化思想，在宗教和艺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从新疆到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窟寺的绘画、建筑、雕塑等都明显带有中外融合的过渡特征，这反应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前凉的建立是十六国时期华夏文化中心西移的开端。前凉在儒学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不但对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北魏乃至隋唐制度都有直接影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可见前凉在开启西北文化氛围的重要核心之地位。
          4.前凉作为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在其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政治与社会秩序。然而，这种以儒、法治国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基础，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 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在于宗法理论，这一理论从“亲亲”和“尊尊”出发，逐渐演化出五伦关系，进而形成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一系列政治道德规范。从根本上讲，这些规范的核心是血统纽带，强调家族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了宗法制度下家庭、国家与天下的紧密联系。同时，《孟子》还提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由此可见，宗法统治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强宗大族、世家豪门的支持与利用。 张轨入主凉州后，为了稳固政权，也不得不采取拉拢西北大族的策略。在他的核心团队中，诸如宋配、阴充、氾瑗、阴澹等人，均出身于西北地区的望族。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汉魏以来家族门第观念对政权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前凉政权需要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难免会触动部分本土世家大族的利益，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张镇、张越兄弟曾密谋赶走张轨，而张茂则诱杀了凉州大姓贾摹（贾诩的后人）。这些事件正是家族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它们不仅揭示了前凉政权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如何平衡不同家族利益的难题。 综上所述，前凉以儒、法治国的实践，既体现了宗法制度对古代政权的深远影响，也暴露了其在实际运作中的局限性。通过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生态。

后世影响
    北魏消灭北凉之后，不仅在军事上完成了统一，更在文化与人才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为了推动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治理体系建设，北魏将大量学者迁徙至平城，这些学者中包括来自武威的阴兴（其后代为著名文人阴铿）、宗钦、段承根；敦煌的刘昺、阚骃、索敞；以及金城的赵柔、程骏、程弘、常爽等人。他们汇聚于平城，共同著书立说、修撰史籍，并投身于教育事业，成为北魏儒学发展的核心力量。尤其是在修史方面，崔浩广泛采纳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北魏的历史编纂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北魏的儒学风气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史书评价称“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意指北魏的学术文化因吸纳了凉州地区的优秀人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北魏皇帝拓跋焘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时，也特别参考了北凉和南凉的经验。这一点从他对源贺家族和沮渠家族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源贺家族与沮渠家族作为凉州地区的豪族代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重用，还通过与北魏皇室、司马金龙家族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种联姻现象反映了北魏拓跋氏在文化基因上的多元化吸收。一方面，他们接纳了北凉和南凉这种以武力见长的豪族文化，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以琅琊王司马氏为代表的南朝文化豪族的传统。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为北魏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以及文化传承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凉州僧团
佛图澄、竺法护、竺佛念、僧伽跋澄、昙摩难提、昙曜、师贤、玄高、道朗、昙嵩。

【外交】
       在建兴年间，敦煌的计吏耿访前往长安。然而，在途中遭遇了战乱，无法返回，于是辗转来到汉中，并最终于大兴二年（公元319年）抵达东晋京都。在此期间，耿访多次上书朝廷，提到凉州地区尚未知晓晋室已在江表复兴的情况。他建议朝廷派遣一位正式的大使前往凉州，并主动请缨担任向导。 当时东晋内部正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虽然朝廷认可了耿访的建议，但由于内忧外患，此事迟迟未能付诸行动。

         多年之后，朝廷才正式任命耿访为治书御史，并派遣陇西人贾陵等十二位西方人士随行。他们被委以重任，踏上回凉州的征程。然而，由于沿途驿道不通，耿访在梁州（今汉中一带）滞留了整整七年。最终，朝廷决定将其召回。 临行前，耿访将朝廷的诏书交付给贾陵，并嘱咐他以商人的身份伪装前行。贾陵携带诏书抵达长安后，因局势动荡，不敢贸然深入，直到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才成功到达凉州。张骏收到诏书后，立即派遣部曲督王丰等人前往东晋报谢，并安排贾陵返回复命。同时，张骏虽在奏疏中自称臣属，但实际上并未遵奉东晋的正朔制度，仍沿用“建兴”年号，称其为建兴二十一年。

      咸和九年（公元335年），东晋再次派遣耿访随同王丰等人携印信及封赏文书前往凉州，正式加封张骏为大将军。自此之后，双方往来频繁，每年均有使者互访。 然而，随着北方局势的变化，张骏后来派出的使者大多被后赵石季龙所俘获，导致信息无法顺利传递至东晋。

      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张骏派遣护羌参军陈宇、从事徐虓、华驭等人成功抵达京师。当时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朝廷，称赞陈宇等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前来，理应受到适当提拔。随后，朝廷下诏，任命陈宇为西平相，徐虓等人为县令。同年，张骏还立世子张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并兼任凉州刺史。

         从上述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前凉与东晋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建立较晚，大约始于公元333年或334年。在此之前，无论是张寔、张茂还是张骏早期统治时期，均未接受过东晋的正式册封。尽管张寔曾短暂臣属于右丞相、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但这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的政治联盟。这一系列复杂的外交互动反映了当时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及区域割据的现实状况。

【建筑风格】
王都建筑
      西晋末年，中原大地饱受战火洗礼，长安与洛阳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这两次浩劫中几乎化为废墟。尤其是汉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宫廷建筑，在战乱中被摧毁殆尽，令人痛惜。随着司马睿率领皇室南迁，北方士族则纷纷北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张轨凭借这批人才与技术力量，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大兴土木，重建了一座规模宏大、气势非凡的城市，其中尤以汉代风格的大型宫廷建筑最为引人注目。 根据《周礼》对都城规划的严格要求，开篇即明确指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这一理念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核心原则。都城的方位布局不仅体现了严谨的秩序感，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强调将宫殿置于城市中央，以此彰显帝王之尊及国家权威。正如《荀子·大略篇》所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由此可见，“辨方正位”以及以“中”为尊的理念是礼制的重要体现。 作为前凉政权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谦光殿不仅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场所，也是国家盛典的重要举办地。其设计与建造严格遵循了上述礼制思想，成为当时东亚地区宫廷建筑中的杰出代表。据《晋书·张骏传》记载，张骏在姑臧城南筑造新城，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谦光殿。这座宫殿以五彩绘饰，金玉镶嵌，极尽奢华与巧思。为了进一步强化其象征意义，张骏还在谦光殿四周各建一座宫殿，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 - 东侧为宜阳青殿，用于春季三个月居住，服饰与器物皆依东方青色； - 南侧为朱阳赤殿，用于夏季三个月居住，装饰与陈设均以南方红色为主； - 西侧为政刑白殿，用于秋季三个月居住，色调与风格则取自西方白色； - 北侧为玄武黑殿，用于冬季三个月居住，整体氛围契合北方黑色。 此外，每座宫殿周围还设有相应的内官寺署，与所在方位的颜色相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到了张骏晚年，他逐渐不再拘泥于四季轮换而居，而是随心所欲地选择居住地点。 谦光殿及其附属的四时宫不仅展现了前凉时期高超的建筑技艺，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通过建筑表达礼制的精神追求。这些成就使谦光殿和四时宫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宫廷建筑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后世研究古代建筑与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对象。
       姑臧城的建造不仅严格遵循了中国传统礼制，还巧妙地融入了天象理念，并且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这种独特的规划与设计风格，与张氏家族作为儒学世家的传统密不可分。据史书记载，张氏祖上张耳的叔叔张苍曾师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荀子，这一渊源直接影响了姑臧城的文化底蕴和建筑理念。 《三辅黄图》中提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灵，用以正定四方；历代王者在营建宫阙殿阁时皆取法于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青、红、白、黑四种颜色分别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因此，从张骏在谦光殿四周所建造的四座宫殿——四时宫的命名方式可以看出，姑臧城的建设与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此外，姑臧城内还有许多以天象为主题的建筑，例如天龟观（“天龟”一词源于《周礼·春官·龟人》，意指一种神圣的龟类，名为“灵属”。同时，《星经》卷下也记载，“天龟六星位于尾南汉之中”）。类似的建筑还包括神雀观、飞鸾观等，这些名称均与天象密切相关，进一步彰显了姑臧城对天文现象的尊崇。 值得一提的是，神鸟观的命名与藏地的苯教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表明，姑臧城的营造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藏地建筑的独特元素，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姑臧城的建筑设计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多种文明智慧的创造性整合。
        姑臧城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在东亚都城的宫与市布局上开创了全新的“宫北市南”格局，这一创举堪称城市规划史上的里程碑。《周礼·考工记》中有云：“面朝背市。”这句话的意思是，宫殿位于城市的正中位置，朝堂在其南侧，而市场则设置在宫殿的北侧。然而，根据王隐《晋书》的记载：“及张氏之世居业，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由此可见，张氏在增筑的北城内修建了大量的王宫，因此无法再在此区域内设立市场。同时，这种布局也与传统经典中所提到的王宫“背市”的理念不符。于是，姑臧城大胆突破传统束缚，开创了东亚王都建造的新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模范城市。 这一独特的城市布局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初，它影响到了北魏初期都城平城的营造，随后又对北魏都城洛阳、北齐邺城、南朝建康以及隋唐长安城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启发。甚至日本首都奈良的建城规划也深受其影响。从现存的日本奈良古城建筑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姑臧城的独特风韵。在这个过程中，凉州工匠群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参与营造北魏平城的北凉沮渠氏、凉州移民，北魏的源贺家族，负责北魏洛阳城建设的李冲和李承，以及主持北魏云冈石窟工程的师贤、玄高、昙曜等杰出匠人。此外，还有北魏段连家族以及北齐邺城的段荣家族，他们共同为东亚建筑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匈奴修筑的姑臧城原本呈现南北长、东西窄的形态，张骏在此基础上增筑的东西城范围相对较小，而增筑的南城面积则较为广阔。因此，在张骏统治时期，姑臧城的市场被安置在增筑的南城区域，这实际上是基于前七城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建。正是由于地形的原因，姑臧城不得不打破《周礼》中强调了数千年的“面朝背市”传统布局，转而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史上“宫北市南”的新格局。这一变革不仅是对传统礼制《周礼》的一次大胆挑战，同时也确立了姑臧城在东亚建筑史上的显赫地位，使其成为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典范。
       太延五年（439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攻占姑臧城。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北魏对河西走廊地区的进一步控制。同年冬季，北魏将姑臧城的三万户官民迁徙至平城，这一举措不仅充实了平城的人口规模，也极大地促进了平城的发展。《南齐书·魏虏传略》对此有详细记载：“什翼圭最初定都于平城时，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状态，没有固定的城郭。直到木末时期，才开始固定居住并构筑土著居所。佛狸（即拓跋焘）攻破凉州（指北凉沮渠氏政权）与黄龙（指北燕冯氏政权），并将赵郡的居民迁徙至此，大兴土木修建城郭，截取平城西部作为宫城。”因此，“平城的新制仿效凉州都会”的说法得以成立。同时，赵郡的布局和发展也受到了武威郡的影响。 到了太和十七年（493年）冬十月，北魏孝文帝下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以及将作大匠董爵共同负责修筑京都洛阳。根据《魏书·李冲传略》的记载：“李冲机敏且富有巧思，在洛阳初建之时，无论是确定郊祀的位置，还是新起宫殿堂室的设计，皆依赖于李冲的智慧与规划。”由此可见，洛阳新都的整体规划与营建工作主要出自李冲之手。而李冲作为前凉李弇之孙、李暠之曾孙，深受姑臧城营建思想及方位布局的影响。在设计洛阳城时，他特意将市场布局在城南，这一创新性布局为后世所称道。 牛津大学的陈寅恪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提到：“北魏洛阳都城的建设一反汉代制度的因袭传统，开创了隋代城市规划的先河。”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了北魏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创新精神，也为隋唐时期的制度与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姑臧到平城，再到洛阳，这一系列城市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传承与演变。

前凉时期，姑臧城内的主要建筑物有：

池坛类：
灵渊池、闲豫池。

宫殿类：
谦光殿、赤乌殿、未央宫、桂宫、明光宫、南宫、北宫、东宫、宜阳青殿、朱阳赤殿、政刑白殿、玄武黑殿、高昌殿、东苑（讲武场）、玄武圃、西苑、北苑、鹿苑、永训宫、北宫、宁宫、永寿宫、永元宫、正德殿、平章殿。（《资治通鉴》胡注：“谦光殿，张骏所起；自以专制河右而世执臣节，虽谦而光，故以名殿。”《读史方舆纪要》：太元初，苻秦灭凉，改谦光殿曰宣德。十年，吕光据有姑臧，复曰谦光）、宣德殿。

堂观类：
云母堂、金华堂、闲豫堂、辟雍明堂、鸾鸟堂、宾遐观、天龟观、神雀观、飞鸾观、紫山观、神鸟观。（辟雍明堂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圆形像辟。“张骏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

台阁类：
灵均台、万秋阁、凤凰台、东岳台，紫阁、春秋阁。

城门类：
端门、角门、西昌门、青角门、广夏门、宣阳门、洪范门、凉风门、青阳门、广莫门、朱明门、永丰门、永和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朱雀门、广德门、广阳门。

前凉陵墓
前凉十陵：建陵、宁陵、文陵、大陵、显陵、平陵、愍陵等。

【帝王世系】

【一】
庙号：太祖
谥号：晋愍帝赐谥武公，张祚追谥武王，
姓名：张轨
生卒：254年～314年，字士彦【前凉开国君主】
年号：
1，301-313年（使用西晋纪年）
2，313-314年（使用西晋建兴纪年）
陵墓：建陵

张祚，（327年～355年），字太伯，安定郡乌氏县（今甘肃省平凉市）人，凉武王张轨曾孙，凉明王张寔之孙，凉文王张骏之子，凉桓王张重华之兄，前凉第七位君主（353年～355年在位）。建兴四十一年（353年），废前君主张耀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建兴四十二年（354年）称帝，废弃晋愍帝年号，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和平二年（355年），宋混、宋澄兄弟与张瓘等里应外合进入都城姑臧，宋混等攻入宫门，张祚被斩首示众，暴尸在路边，同时还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其弟张天锡继位后，葬于愍陵，谥号为威。
【家庭成员】
父亲：前凉文王张骏
（弟弟：）

1.前凉明王张重华

2.前凉悼王张天锡
妻子：皇后辛氏

（儿子：）

1.太子张泰和

2.建康王张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