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赵（304—329），亦称汉赵，十六国之一，西晋晚期由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政权

【基本信息】

中文名：前赵
外文名：Han Zhao

所属洲：亚洲
别名：匈奴汉国、汉国、汉赵
时间范围：304年 至 329年
首都：左国城、平阳、长安
主要城市：长安、洛阳、邺城、太原、襄国、平阳
官方语言：中古汉语（洛阳雅言）
货币：汉五铢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政体
国家领袖：刘渊、刘聪、刘粲、刘曜
人口数量：315 万
主要民族：汉族、匈奴族
主要宗教：儒教、佛教
国土面积：239000 km²

概述

       前赵（公元304年—公元329年），又称汉赵，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割据政权之一。它由匈奴贵族刘渊在西晋末期所建立，成为当时历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公元304年11月，刘渊以复兴汉室为名，在左国城正式登基称汉王，并改元“元熙”，定国号为“汉”。至公元308年10月，刘渊正式称帝，改元“永凤”，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公元309年，刘渊将都城迁至平阳。然而，仅仅一年后，即公元310年，刘渊病逝。随后，其长子刘和继位，但很快便被庶弟刘聪篡夺皇位。 刘聪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公元313年，他成功攻占洛阳，俘虏并杀害了晋怀帝；到了公元316年，他又消灭了退守长安的西晋残余势力，标志着西晋王朝的终结。 然而，前赵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公元318年7月，刘聪病故，太子刘粲继位。同年8月，靳准发动政变，杀死刘粲，局势陷入混乱。此时，镇守长安的中山王刘曜迅速发兵讨伐靳准。同年10月，刘曜行军至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市赤石川）时自立为帝，改元“光初”。次年，他更将国号改为“赵”。 与此同时，原本臣服于汉赵的石勒也起兵反叛，自称赵王，导致汉赵失去东部领土，仅存西部地区由刘曜统治。为了区分这两个政权，史学家将刘氏建立的政权称为“前赵”，而石勒建立的政权则被称为“后赵”。 此后，刘曜与石勒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由于刘曜在关中地区对各民族实施高压政策，加之治理无方，一味追求对外征战，使得国力日渐衰弱。相反，石勒则逐渐掌控了河北的广大区域，实力不断增强。 公元329年初，前赵与后赵在洛阳城西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在这场战役中，刘曜因饮酒过量而丧失战斗力，最终被后赵军队擒获并杀害，前赵主力随之瓦解。 同年，后赵军队乘胜追击，向西推进。九月，后赵将领石虎攻克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杀死了前赵太子刘熙及其文武百官，至此，汉赵政权彻底灭亡。这一事件标志着前赵历史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后赵更为强势的统治时代。

国号

     （一）刘渊自认为是南单于的后裔，并且与汉朝宗室刘氏约为兄弟。他自称汉王，立志要像汉朝一样统一天下，因此将国号定为“汉”。由于他的姓氏为刘，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刘汉。此外，因其统治区域位于中原北方，有时也被称作北汉。不过，这一称呼容易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汉相混淆，因此在实际使用中较少出现。又因统治者为匈奴人，该政权还被别称为匈奴汉国。唐代编修的《晋书》中，则将其称为“伪汉”。

   （二）刘曜继位后，考虑到自己的发迹之地属于战国时期赵国的旧地，于是决定更改国号为“赵”。为了与石勒建立的后赵相区别，历史上通常称其政权为前赵或汉赵。这一更名不仅体现了刘曜对自身起源地的认同，也反映了他对政权正统性的进一步塑造。

【历史背景】
（汉赵前史）
匈奴五部，质留中原
    刘豹与刘渊父子，乃是南匈奴单于的后裔。追溯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前来朝贺，却被扣留在邺城。借此机会，魏王曹操巧妙地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并挑选汉人担任司马进行监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豹成为了左部的首领，居住于新兴（现今山西省忻州市以北地区）。 刘渊出生于嘉平年间（公元249年至253年）。在魏元帝咸熙年间（公元264年至265年），他被送往洛阳作为人质。在那里，他受到了晋王司马昭的厚待。进入西晋泰始年间之后，来自并州的人士王浑多次向晋武帝举荐刘渊。晋武帝也曾打算让刘渊参与到平定吴国的事务中去，但因孔恂的劝谏而未能成行。到了公元279年，刘豹病逝，刘渊继任父亲的职位，成为左部的新一代首领。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西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进一步赋予其职责与权力。

八王内讧，密谋叛晋
      在西晋时期，朝廷有意削弱刘渊与他所统领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此，曾两次将刘渊调任为离石地区的将兵都尉。然而，刘渊却巧妙地利用这一职位赋予的权限，在暗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西晋惠帝即位初期，由杨骏负责辅佐朝政。为了拉拢刘渊，杨骏在其刚刚掌权时便册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且授予其汉光卿侯的爵位，还将统率匈奴五部军事的大权交予了刘渊。 十年之后，西晋爆发了内战，李特一家率领益州的流民揭竿而起，使得西晋王朝迅速走向衰败。此时，在并州居住的匈奴五部也正在酝酿反抗西晋的行动。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联合出兵讨伐齐王司马冏，成功攻占洛阳。不久之后，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攻打邺城，在荡阴之战中，司马颖击败了司马越，进而将晋惠帝留在邺城。 在此背景下，成都王司马颖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势力，极力拉拢刘渊，上表推荐刘渊担任“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从而进一步巩固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地位，并命令刘渊驻扎在邺城，以便于掌控。与此同时，原北部都尉、右贤王刘宣与各部贵族经过商议后，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随后派遣呼延攸前往邺城与刘渊取得联络。 刘渊以返回部落参加葬礼为借口，试图离开邺城，但成都王并未应允。于是，刘渊派遣呼延攸返回，告知刘宣等人召集匈奴五部以及杂胡，对外宣称是为了辅助司马颖，实际上是在为反抗西晋做准备。

托名援邺，离石起兵
      公元304年八月，东海王司马越所领导的政治派系中的司马腾与王浚，联合段部鲜卑和乌桓等少数民族势力，发动了一场针对邺城的军事进攻。当时驻守在邺城的左贤王刘渊察觉到局势的变化，迅速抓住时机，再次向成都王司马颖提出请求，希望能够返回左国城，并承诺调集匈奴五部的力量来援助司马颖。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司马颖别无选择，只能采纳刘渊的建议，同意其返回西部，并正式册封刘渊为北单于。刘渊以此为借口，顺利返回并州离石。而早在背后默默筹备多年的刘宣等人，随即推举刘渊为大单于。

       刘渊公开起兵反叛西晋政权（主要目标是反对以东海王司马越为代表的势力）。短短二十天内，他便集结了五万大军，将根据地设在离石，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 得知这一情况后，东嬴公、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向鲜卑拓跋部寻求支援。拓跋猗迤与其弟拓跋猗卢共同出兵，在西河地区对刘渊展开猛烈攻击。经过激烈交战，刘渊的军队遭到挫败。随后，拓跋猗迤与司马腾在汾东结成军事同盟，双方约定共同对抗刘渊势力之后，拓跋兄弟才率领部队班师回朝。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军事格局，也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左国城称王
        永兴元年，即公元304年的十一月（也有史书记载为十月），刘渊从离石迁都至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这一时期，大量胡人与晋人纷纷归附于他，使得其势力迅速壮大。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并争取更多胡人的支持，刘渊以“兄亡弟绍”、复兴汉室为名义，在南郊筑坛举行隆重仪式，正式登基称汉王。 在典礼上，刘渊宣布大赦境内，并将晋朝永兴元年改元为元熙元年，同时确立国号为“汉”，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正式建立。此外，他还追谥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此表达对汉室血脉的尊崇与继承之意。为进一步彰显对汉文化的认同，刘渊还设立了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主进行祭祀，以此强化自己作为汉室正统传人的形象。 在政权建设方面，刘渊册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并着手设立百官制度，构建完整的行政体系。其中，任命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他官员也根据各自才能被授予相应职务，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治理框架，为后续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年十二月，也就是按照公历计算已进入305年初的时候，晋朝并州刺史司马腾派遣军队进攻汉国。双方在大陵（今山西省文水县以北地区）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激烈战斗。在这场战役中，刘渊率领的汉军表现出色，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乘着这股胜利的气势，刘渊迅速派遣刘曜等将领进一步攻占上党、太原以及西河等地的多个郡县。 当时，在青州与徐州一带活跃的王弥，魏郡地区的汲桑和石勒，还有来自上郡的四部鲜卑首领陆逐延，以及氐族的重要领袖单征等人，纷纷响应刘渊的号召，承认其为共同的领袖。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巩固了刘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 随后，刘渊下令让王弥、石勒等麾下得力干将向河北各郡县发起猛烈攻势。他们的战线不断推进，甚至一度攻陷了西晋的重要军事重镇许昌。更为震撼的是，汉军的兵锋还逼近到了西晋首都洛阳城下，对西晋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震动。这一连串军事行动不仅彰显了刘渊卓越的战略眼光，也标志着汉国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刘渊称帝
        永嘉二年，即汉永凤元年（公元308年），十月甲戌这一天，刘渊于左国城正式登基称帝。他宣布大赦境内所有罪犯，并改年号为“永凤”。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同时也展现了刘渊对国家治理和权力分配的初步构想。 在新建立的政权中，刘渊进行了重要的人事任命：任命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爵梁王；尚书令刘欢乐被授予大司徒之职，同时封为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则出任大司空，封为雁州郡公。此外，刘渊还根据宗室成员与皇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分别赐予他们郡王或县王的封号。而对于非皇族的功臣，则依据其功劳和谋略的不同，分别封赐为郡公或县侯。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刘渊的统治基础，也体现了他对内部势力平衡的深刻考量。通过将权力合理分配给宗室成员和有功之臣，刘渊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为后续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正月，太史令鲜于修之向汉主刘渊进言道：“根据天象推算，不出三年，我们必定能够攻克洛阳。然而蒲子地势崎岖险峻，难以作为长久安居之地。而平阳的天象显示其正处于昌盛时期，因此建议将都城迁往平阳。”刘渊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迁都至平阳，并宣布大赦天下，同时改年号为“河瑞”。 同年四月，晋朝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汉国。他向刘渊详细陈述了洛阳守备薄弱的情况，并劝说刘渊趁机发兵攻打洛阳。于是，刘渊任命朱诞为前锋都督，命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统领大军攻下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随后，刘景又与晋将王堪在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展开激战，并将其击败。然而，在此过程中，刘景下令将三万多男女投入黄河淹死。当刘渊得知此事后，愤怒地质问：“刘景有何脸面再来见朕！况且天道岂能容许如此暴行！我所要铲除的是司马氏，百姓何罪之有！”最终，刘渊将刘景降职为平虏将军。 与此同时，刘渊派遣第四子刘聪进攻并包围洛阳。

        同年夏季，刘渊任命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以及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与楚王刘聪联合进攻壶关。石勒则被任命为前锋都督。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刘琨派遣护军黄肃和韩述率兵前往救援壶关。然而，刘聪在西涧击败了韩述，而石勒则在封田击溃了黄肃，二人均战死沙场。 晋太傅司马越迅速作出反应，派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和曹超带领军队抵御刘聪等人。王旷率领部队渡过黄河后，计划长驱直入，快速推进。然而，施融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敌军凭借地形优势，可能会从小路突然出击。尽管我军兵力众多，但孤军深入仍面临极大风险。不如暂时以黄河为屏障，等待形势转变后再图谋进攻。”然而，王旷听后勃然大怒，质问道：“你是想动摇军心吗？”施融无奈退出营帐，叹息道：“敌军善于用兵，而王旷却完全不了解战场形势，我们今日恐怕难逃一死了。”果然，王旷等人翻越太行山后，与刘聪遭遇，双方在长平地带展开激战。最终，王旷所部惨败，施融和曹超皆战死。刘聪乘胜追击，接连攻陷屯留和长子，斩杀敌军一万九千人。上党太守庞淳献出壶关投降。晋并州刺史刘琨随即任命都尉张倚遥领上党太守，驻守襄垣，继续抵抗汉军的攻势。

【石勒崛起】
投汉建功
         公元307年，即晋朝元熙四年，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风云变幻，各方势力轮番登场。马牧帅汲桑在此时自称大将军，与石勒联手再次起兵，公然反对当时掌握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集团。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给前一年被杀害的成都王司马颖复仇。 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汲桑任命石勒为先锋，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由于石勒的英勇表现和卓越指挥才能，多次取得胜利。基于此，汲桑正式授予石勒“讨虏将军”以及“忠明亭侯”的官职与爵位。

        随后，石勒跟随汲桑进攻邺城，在这场战役中担任前锋都督一职。他率先突破敌军防线，成功击败冯嵩所率领的守军，并且一路势如破竹，于同年五月攻陷了邺城。进入邺城后，汲桑下令屠杀了包括司马腾在内的万余名士兵和平民，同时焚烧了宫室建筑，掠夺了大量的妇女和珍宝，然后才撤出邺城。 之后，石勒又随同汲桑向幽州刺史石鲜发起进攻。在乐陵地区，石勒成功击杀石鲜，紧接着又击溃了由乞活军将领田禋率领、前来救援石鲜的五万大军。此后，石勒与苟晞的军队在平原、阳平一带对峙数月之久，期间爆发了三十多场大小战斗，双方互有胜负。这种僵持局面迫使太傅司马越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官渡，为苟晞提供支援。然而到了九月，石勒和汲桑最终还是惨败于苟晞之手。战败后的他们收拾残兵，打算投奔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但在途中经过赤桥时，又被冀州刺史丁绍击败。无奈之下，石勒只好独自逃往乐平，而汲桑则不幸在乐陵被晋军斩杀。 在经历了重重挫折之后，石勒终于投靠了汉赵政权。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凭借自身的威望和能力，成功说服了据守上党的督将和冯莫突归降汉赵。刘渊见状，立即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和平晋王，以示嘉奖。然而，占据乐平地区的乌桓部落首领张伏利度却拒绝加入汉赵阵营。为了瓦解这一障碍，石勒巧妙地利用计谋，假装得罪了刘渊，从而赢得张伏利度的信任并与其结拜为兄弟。随后，石勒联合张伏利度及其麾下的胡人士兵四处劫掠，所到之处无人能挡，赢得了部下的敬畏与忠诚。当石勒确信已经牢牢掌控住这些人心时，便趁一次宴会的机会突然控制住了张伏利度，并促使众人推举自己为首领。最后，石勒释放了张伏利度，带着他的部众重新归附汉赵。刘渊对此非常满意，随即晋升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并允许那些胡人部众继续跟随石勒征战沙场。

侵扰河内
            公元308年，即元熙五年，刘渊派遣石勒率领大军向东进发，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同年九月，石勒的军队成功攻陷邺城，晋朝征北将军和郁见势不妙，仓皇逃离战场。十月，刘渊正式登基称帝，并授予石勒“使持节”与“平东大将军”的重要职位，以表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贡献。 不久之后，石勒再次率三万精兵向魏郡、汲郡及顿丘发起猛烈进攻。沿途由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五十多座堡垒纷纷望风归附，表示臣服于石勒麾下。为巩固这些新归附的力量，石勒向各堡垒首领颁发了“将军”与“都尉”的印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与责任。随后，石勒又接连攻克魏郡太守王粹和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同时在战场上击败并消灭了乞活军将领赦亭和田禋等人。鉴于石勒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绩，刘渊再度提拔他，授予“安东大将军”与“开府”之职。 次年，石勒继续扩大战果，挥师南下，对巨鹿和常山两地展开猛烈攻势。随着战斗的推进，他的部众迅速扩充至十余万人。在此期间，不少文士慕名而来，加入石勒阵营。为了更好地管理这支日益壮大的队伍，石勒特别创立了“君子营”，将这些文人墨客纳入其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与才华。与此同时，石勒任命汉人张宾为主谋，刁膺和张敬则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共同辅佐他处理军政事务。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在石勒派遣张斯进行游说后，许多并州的胡羯部落也纷纷选择投靠石勒，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实力。

       后来，刘渊决定亲征壶关，石勒被委任为前锋都督，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在他的带领下，汉赵联军成功击溃了刘琨派来救援壶关的部队，最终攻陷壶关，取得了这一关键战役的胜利。然而，到了九月，晋朝司空王浚派遣祁弘联合段务勿尘在飞龙山对石勒发动突然袭击。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石勒不幸遭遇惨败，被迫撤退至黎阳驻扎。尽管如此，他依然展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迅速派遣手下将领前往各地平定尚未叛变的部众，成功收降了三十多个堡垒，并设置了守宰予以安抚。 十一月，石勒转而进攻信都，斩杀了冀州刺史王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王浚命令裴整与王堪领兵讨伐石勒，但石勒反应迅速，果断回军抵御。当他抵达黎阳时，敌方主将裴宪因恐惧而抛弃军队逃往淮南，王堪则退回仓垣据守。鉴于石勒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刘渊再次对他予以嘉奖，授予“镇东大将军”之职，并封其为“汲郡公”。然而，石勒却表现出谦逊的态度，婉言谢绝了这一封爵荣誉。
          公元310年，即河瑞二年，石勒率领大军南渡黄河，迅速攻陷白马城。随后，他与王弥联袂进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徐、豫、兖三州，声威大震。不久之后，石勒继续扩大战果，成功攻下了鄄城和仓垣，并率军北渡黄河，向冀州各地的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在这场战役中，投降石勒的平民数量高达九万多人，充分显示了他在乱世中的强大号召力。 同年，石勒协助刘聪等人攻打河内地区，同时对冠军将军梁巨展开攻势。晋怀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援军前去救援。然而，尽管有援军相助，梁巨仍因兵力不支而战败，最终被迫请降。然而，石勒并未接受他的投降，而是下令将一万多名降卒活埋，并亲手处死了梁巨。晋军见此情形，不敢恋战，随即撤退。这一事件使得河北地区的各个自守堡垒深感震惊，纷纷选择向石勒示好，派遣人质以表诚意。 就在这一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为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刘聪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刘和，并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刘聪任命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及汲郡公，以表彰他的功勋。然而，石勒却婉言谢绝了“征东大将军”这一职位，展现了他对权位的谨慎态度。 此后，石勒与刘粲、刘曜、王弥等人的联军共同发动了对洛阳的进攻。他们一路长驱直入，抵达洛川，给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当石勒转而进攻仓垣时，却遭遇了挫折。驻守仓垣的将领王赞凭借坚固的城防和顽强的抵抗，成功击退了石勒的进攻，使其无功而返。 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石勒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当时北方最具影响力的一方势力。

南攻荆州
         石勒在军事战略上展现了非凡的才能。早前，荆州地区发生了叛乱，雍州流民王如、侯脱和严嶷等人趁机起事。当石勒决定改攻南阳时，这些叛军首领深感不安。为了抵御石勒的进攻，他们紧急调动了一万兵力驻守襄城，意图阻止石勒的推进。 然而，石勒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抵达襄城后迅速击溃了守军，并将对方部众全部俘虏。随后，石勒顺利进驻宛城以北，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当时，侯脱占据宛城，而王如则驻守穰县。面对石勒的威胁，王如选择用珍宝贿赂石勒，试图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化解危机。与此同时，由于王如与侯脱之间关系紧张，他甚至主动劝说石勒攻打侯脱。 严嶷得知石勒进攻宛城的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救援。但石勒的攻势迅猛，在短短十二天内便攻陷了宛城。严嶷来不及解救侯脱，只能被迫向石勒投降。石勒随后杀死了侯脱，并囚禁了严嶷，成功吞并了两人所率领的部队，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此基础上，石勒继续向南推进，发起了对襄阳的进攻。他的军队沿汉水一路挺进，接连攻破了三十多个位于长江以西的堡垒，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占领襄阳后，石勒留下刁膺镇守此地，自己则率领三万精锐骑兵回师北上，准备再次攻打王如。 考虑到王如的实力较为强大，石勒调整了战术，转而先攻襄城。得知这一消息后，王如派遣弟弟王璃率兵出击，声称是犒劳石勒的军队，实则是计划偷袭。然而，石勒早有防备，最终成功击溃了王璃的部队。 此时，石勒已经萌生了占据长江、汉水一带的雄心壮志。尽管谋士张宾多次劝谏他返回北方，但他并未采纳建议。石勒希望通过巩固南方的战略要地，为未来的扩张奠定基础。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彰显了石勒卓越的指挥才能，也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平元年，即公元311年，当时镇守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面对石勒南侵荆州的严峻局势，果断派遣王导率领精锐部队进行讨伐。然而，石勒军队在进犯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后勤问题，军粮供应不足，同时又因疫病流行而损失了大半兵力，实力大为削弱。 在此危急时刻，石勒采纳了谋士张宾的建议，决定采取战略性撤退与反击相结合的策略。他下令焚毁笨重的辎重物资，以减轻行军负担；同时收集沿途可得的粮食，并将盔甲轻便化，从而实现轻装上阵。随后，石勒率军迅速渡过沔水，进攻江夏地区，成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军事行动后，随即北归。 在返回途中，石勒先是对新蔡发动猛攻，一举攻克新蔡并斩杀了新蔡王司马确，进一步巩固了战果。接着，他又乘胜追击，攻陷了许昌，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展现了石勒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张宾精准的战略眼光。

兼并王弥
     嘉平元年（公元311年）十月，石勒于己吾县设下一场盛大的宴席，邀请王弥前来赴宴。然而，在这场表面上看似和睦的宴请之中，却隐藏着巨大的杀机。宴席之上，石勒亲自动手，将王弥杀害，并迅速兼并了王弥的军队。随后，石勒向汉赵政权的皇帝刘聪上表，诬陷王弥意图谋反。 这一举动令刘聪极为震怒。他派遣使者前往质问石勒，严厉指责其“擅自杀害朝廷重要辅佐官员，毫无君臣之义”。然而，尽管对石勒的行为感到不满，刘聪为了稳定局势，仍授予石勒“镇东大将军”的职位，并让他兼任督管并州与幽州诸军事事务，同时还被任命为并州刺史。这些封赏显然是为了安抚石勒的情绪，避免其进一步叛乱。 与此同时，苟晞与王赞私下密谋脱离石勒的掌控。然而，他们的计划最终败露，石勒得知后雷霆大怒，不仅处死了苟晞和王赞，还波及苟晞的弟弟苟纯，将其一并斩杀。通过这一系列残酷的手段，石勒彻底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展现了他冷酷无情的一面。

陷京灭晋
（永嘉之乱、宁平城之战、荥阳之战）
       刘聪继位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派遣其族弟刘曜以及东莱公王弥等人，率领四万精锐大军向洛阳周边的郡县发起猛烈攻势。这一战略旨在切断洛阳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在公元311年，石勒于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一举歼灭西晋主力部队十余万人，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军事力量。 同年夏季，刘曜与王弥成功攻破洛阳，将晋怀帝囚禁于端门，并对晋朝羊皇后实施了侮辱行为。在这场浩劫中，数万名公卿贵族和普通百姓惨遭屠戮，伤亡人数高达三万余人。随后，他们将晋怀帝掳掠至平阳。在丁未之日，刘聪颁布大赦令，并改年号为“嘉平”。不久之后，晋怀帝被杀害。 得知晋怀帝遇害的消息后，晋秦王司马邺于公元313年在长安登基称帝，是为晋愍帝。此时，西晋的疆域已大幅缩减，仅剩长安及其周边的一小片区域，堪称弹丸之地。

        公元316年，刘聪再次派遣刘曜攻打长安，最终成功攻克该城。晋愍帝被迫投降，标志着西晋王朝的正式灭亡。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晋怀帝被杀才是西晋灭亡的真正标志，而司马邺所建立的政权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罢了。在此期间，汉赵政权基本掌控了关中与关东地区，奠定了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基础。

平阳政变
      汉昌元年（公元318年）七月，汉赵帝国的局势因皇帝刘聪病情加重而陷入动荡。临终之际，刘聪颁布遗诏，命刘曜与石勒辅佐朝政，并进一步提升二人的官职：刘曜被任命为丞相，兼任雍州牧；石勒则被封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然而，石勒以谦逊之态推辞了这一任命，不敢轻易接受。 癸亥日（318年8月31日（农历318年七月十九）），刘聪病逝。

        次日，甲子日（318年9月1日（农历318年七月二十）），太子刘粲继位为帝，正式登基称帝，并立靳氏为皇后，其子刘元公为皇太子，同时改年号为“汉昌”。靳准因其女深受新帝刘粲宠爱，在朝廷中逐渐积累权势，暗怀异心。 随后，靳准借机煽动刘粲对朝廷重臣采取行动，导致太宰景、大司马骥、车骑大将军吴王逞、太师顗、大司徒齐王劢等多位重要大臣被诛杀。朱纪与范隆见势不妙，仓皇逃往长安避难。

      八月，刘粲在上林苑检阅军队，谋划讨伐石勒。他任命丞相刘曜为相国，总督中外诸军事，继续镇守长安；同时提拔靳准为大将军，并赋予录尚书事的权力。然而，刘粲沉迷于后宫享乐，将国家大事全然交由靳准裁决。靳准趁机伪造诏书，任命自己的堂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进一步巩固自身势力。

       同月，靳准在汉都平阳发动了一场惊天政变。他率兵直入皇宫，登上光极殿，命令甲士逮捕刘粲，历数其罪状后将其处死，追谥为“隐帝”。随后，靳准下令将居住于平阳的刘氏宗室成员，无论老幼，全部斩首于东市。他还挖掘了永光、宣光二陵，拖出刘聪的尸体斩首焚毁，并彻底摧毁了刘氏宗庙，意图铲除汉赵皇室的根基。 政变成功后，靳准自封为大将军、汉天王，派遣使者前往晋朝，向时任司州刺史李矩通报政变详情，并向东晋表示臣服，希望获得支持。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汉赵政权的覆灭，也为东晋与北方各势力之间的博弈增添了新的变数。

【刘石靖难】
      刘曜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当时，他身居高位，担任相国一职，并且统领着中外诸军事，负责国家的重要防务工作，其职责之重可见一斑。他所镇守之地为长安，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然而，正当局势看似平稳之时，靳准却突然发动了叛乱，这一突发状况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秩序。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刘曜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和责任感。他没有选择坐视不理，而是果断采取行动，亲自率领军队从长安出发，奔赴平阳，以期迅速平定叛乱，恢复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与此同时，石勒也率领军中的五万精锐部队参与到此次平乱行动之中。他们占据了襄陵北原这一关键地形，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靳准多次试图发起挑战，但石勒却始终保持冷静，坚守壁垒，通过稳固的防御策略成功挫败了对方的进攻企图。这一系列精心部署的战术安排，充分体现了石勒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

赤壁称帝，延续汉祚
   公元318年十月，刘曜率军行进至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的赤石川）时，遇到了从平阳逃亡前来投奔的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这两位重臣见到刘曜后，极力劝说他登基称帝。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刘曜正式即位为帝，并改年号为光初。 在新建立的政权中，刘曜对功臣进行了封赏与任命。他命朱纪兼任司徒一职，呼延晏担任司空，而太尉范隆等人则恢复了他们原本的官职。此外，刘曜还对石勒予以重用，授予他大司马、大将军的高位，同时赐予九锡之礼，增封十郡，连同之前的封地共计十三郡，进而晋封其爵位为赵公。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刘曜自身的统治地位，也为后续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刘曜是刘渊的族侄，同属于冒顿单于之后的匈奴刘氏家族。追溯其家族谱系，刘曜的高祖为刘亮，曾祖父名为刘广，祖父叫刘防，而他的父亲刘某早逝，史书中未记载其名字。由于幼年丧父，刘曜自小便被刘渊收养。在刘渊的悉心培养下，刘曜自少年时期便展现出聪明好学的特质，深受刘渊的赏识与器重。 刘曜跟随刘渊多年，在此期间，他不仅熟读汉文经典，还精通骑射之术，逐渐成长为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他从小就胸怀大志，具备雄才大略，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刘渊建立汉国后，刘曜因其卓越的能力和忠诚的表现，历任多个显要职务，成为刘渊父子极为信任和倚重的核心人物。他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汉国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勒讨逆，劫夺法器
         318年的战乱与纷争无疑是一段充满戏剧性和转折性的篇章。这一年，石勒展开了对平阳小城的战略进攻，这一行动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当时，巴人以及羌、羯等部族纷纷归降于石勒，其规模达到了十余万之众。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归附的势力，石勒将他们迁徙安置到了自己所辖的郡县之中（主要是司州诸县），从而稳固了后方基地。 与此同时，汉主刘曜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命令征北将军刘雅与镇北将军刘策驻扎于汾阴（现今山西省万荣县西部地区）。此地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可以与石勒形成掎角之势，共同围剿叛军首领靳准。然而，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同年十一月，靳准派遣侍中卜泰携带象征皇权的车驾、服饰等物品前往石勒处求和。然而，石勒并未接受这份示好，而是将卜泰囚禁起来，并将其转送给了流亡在外的汉主刘曜。石勒此举的目的十分明确：让刘曜知晓城内并无投降之意，以此打击对方士气。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曜向卜泰表达了自己对于靳准的看法。他认为，在先帝统治末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混乱问题。而靳准则行使了类似于古代伊尹、霍光那样的非常权力，帮助自己登上皇位，功不可没。如果靳准能够早日迎接自己回朝，则会委以重任，又何止是免除死刑那么简单！于是，刘曜希望卜泰能回到平阳城内，详细传达自己的这番心意。然而，由于靳准曾杀害过刘曜的母亲和兄长，因此即便听了刘曜的话，他也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响应。

       同年十二月，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人联合起来杀掉了靳准，并推举尚书令靳明为新的领导人。随后，他们通过卜泰向汉政权献出了传国六玺，表示愿意投降。这一举动自然激怒了石勒，他随即调动军队全力攻打靳明。双方交战的结果是靳明大败，只能退守城池，试图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抵御敌军。 另一方面，石勒集中主力部队加紧对平阳城的猛攻。在此危急时刻，靳明向刘曜求救。刘曜派遣征东大将军刘畅前去救援，但不幸的是，刘畅的军队被石勒击败。无奈之下，刘曜再次调整战略，派出了将领刘雅、刘策等人接应靳明。最终，平阳城内的约一万五千名百姓跟随靳明投奔了刘曜。完成任务后，刘曜撤退至粟邑（西晋时期属于冯翊郡管辖，大致位于今天陕西省白水县西北七十五里范围之内）暂作休整。 不久之后，石勒成功攻占了平阳城。他下令焚烧皇宫建筑，同时派人修复了渊、聪二陵，收集并安葬了包括刘粲在内的百余具尸体。此外，他还把浑仪、乐器等珍贵文物搬运回了自己的都城襄国，并妥善安排了当地的官员进行治理，然后凯旋而归。这一系列动作不仅彰显了石勒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粟邑诛靳，刘石交恶
        刘曜下达命令，诛杀了靳明，并且对靳氏家族实施了残酷的灭门政策，无论男女老少，皆未能幸免。同时，刘曜派遣大臣刘雅前往平阳迎接其母胡氏的灵柩，随后将胡氏安葬于粟邑，该陵墓被命名为阳陵。为了表达对母亲的追思与尊崇，刘曜追赠胡氏谥号为“宣明皇太后”，并在陵墓前修建了光世殿，后方则建起紫光殿，以此彰显皇家威严与孝道。 在此局势下，刘曜与石勒之间的关系已趋于紧张，双方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然而，由于刘曜在关陇地区的统治尚未稳固，存在诸多后顾之忧，因此他暂时不敢与石勒公开撕破脸面。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刘曜决定授予石勒太宰、领大将军的高位，并给予特殊的礼遇。此外，他还计划将河内二十四郡划归石勒所有，封其为赵王，以示笼络之意。这一举措表面上是拉拢，实则暗藏权谋，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利益纠葛。
        光初二年，即公元319年的二月，大司马、赵公石勒派遣左长史王脩前往汉朝献捷报。汉帝刘曜得知后，随即派遣郭汜前去授予石勒太宰之职，并兼任大将军，同时晋升其爵位为赵王，增加封地七郡，连同之前的二十郡，总计二十七郡。此外，刘曜还给予石勒诸多特殊的礼遇，仿效当年曹操辅佐汉室的先例，彰显对石勒的高度信任与尊崇。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如刘曜所愿。当王脩完成使命返回襄国时，随行的舍人曹平乐却向刘曜进谗言道：“大司马派王脩等人前来，表面上极为虔诚，实际上是在暗中窥探陛下兵力的强弱。他们打算等王脩回去后，趁机轻率袭击陛下。”此时的刘曜，因种种原因实力已大不如前，听到此话不禁心生恐惧。他担心王脩会将汉朝的虚实尽数报告给石勒，于是迅速召回郭汜和王脩，并在粟邑将王脩杀害。原本计划授予石勒的官职与爵位也因此被搁置。 到了三月，石勒返回襄国。而王脩的副手刘茂则只身逃回，详细讲述了王脩的死因。石勒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愤愤不平地说道：“我兄弟二人侍奉刘氏家族，尽心尽力，早已超出了作为臣子的本分。他们的基业几乎全是由我一手打下的，可如今他们得志了，竟然还想算计于我！赵王也好，赵帝也罢，我自己就能加封自己，又何必等待他们的恩赐！”随后，石勒下令诛灭曹平乐的三族，以示惩戒。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石勒在此之后设置了太医、尚方、御府等诸多机构，并任命参军晁赞负责修建正阳门。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石勒与汉赵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石勒反刘
    光初二年，即公元319年的十一月，石勒在襄国正式登基，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兼任冀州牧及赵王之位。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石勒所建立的政权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随即宣布即位为赵王，并将这一年定为赵王元年。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家的基础建设，石勒还下令建立了社稷坛以祭祀天地，设立了宗庙以供奉祖先，并营建了东西两座宫殿，以此彰显其统治的正统性与权威性。 由于石勒所创立的政权采用了“赵”作为国号，因此在后世的历史记载中，为了区分其他同样使用“赵”为国号的政权，史学家们通常将其称为“后赵”。这一称呼不仅方便了历史研究中的辨别，也体现了石勒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影响。

征战平乱
（赵平大秦之战）
       刘曜在改朝换代之后，对关陇地区以及并州一带仍然存在的晋朝残余势力展开了长期而艰苦的征服战争。同时，他还针对羯、氐、羌、巴等多个少数民族部落进行了相应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刘曜将数十万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迁徙至赵国的都城长安，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和统治力度。 在其执政期间，刘曜推行了一种汉胡分治的政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民族融合。实际上，刘曜还积极采取了民族融合与文化同化的策略。他自封为皇帝，以此表明自己是北方汉人与胡人各族的正统统治者。与此同时，他让自己的儿子刘胤担任大单于一职，专门负责管理胡人事务。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也兼顾了胡人的利益。 在赵国境内，刘曜大力倡导儒学的发展。他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和小学，邀请当时著名的学者前来教授儒家经典文化。这一举措使得长安成为了一个学术繁荣之地，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学生人数一度多达1500余人。

       刘曜还建立了租赋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封建制度体系。通过这些措施，刘曜的赵国相较于之前的汉国，在汉化程度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由匈奴刘氏建立的前赵政权，实际上是一个汉胡结合的中国封建政权，不应该因为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而对其轻视。 值得一提的是，刘曜的军事才能同样不容小觑。他曾率领大军长驱直入河西地区，军队规模达到了二十万五千之众。当部队抵达黄河岸边扎营时，百余里的范围内，钟鼓之声震天动地，其声势浩大，堪称空前绝后。凉州地区的张茂对此深感震撼，于是献上牛羊、金银、女妓、珍宝、珠玉以及凉州特有的土产等贡品，向刘曜表示臣服并称藩。刘曜则任命张茂为西域大都护、凉王等重要职务，随后便班师回朝。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刘曜的强大军力，也展现了他在处理边疆事务时的智慧与手腕。

两赵开战
          公元322年，也就是光初五年，张宾不幸病逝。这位曾为石勒出谋划策、立下赫赫功勋的谋士离世后，石勒每每在与身边的谋臣商讨大事时，意见若出现分歧，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张宾当初的卓越见解和非凡智慧。他常常感慨万千地说道：“右侯已经离我而去，如今让我只能和这些人一起谋划国家大事，这难道不是太残酷了吗？”尽管痛失一生中最得力的助手，石勒依然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先后消灭了幽州的段匹磾和青州的曹嶷等强敌。同时，他还趁着东晋豫州刺史祖逖病逝的机会，一举攻占了淮北地区，包括豫州、兖州和徐州等地，最终与东晋以淮河为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至此，石勒终于腾出手来，将目光投向了他真正的劲敌——刘曜。

         光初七年（公元324年）正月，一场关键战役拉开了帷幕。当时，后赵的司州刺史石生率领大军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所驻守的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尹平最终战败被斩首，而石生则成功俘虏了五千余户百姓凯旋而归。这场胜利标志着二赵之间的全面战争正式爆发。此后，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互相攻伐，尤其是在河东郡和弘农郡一带，战火连绵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后赵的西夷中郎将占据并州后，选择投降前赵，这一变故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和紧张程度。 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石勒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反映了当时中原大地上的纷争与动荡。每一次战役的背后，都是无数百姓的血泪与牺牲。正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石勒逐步奠定了自己的霸业基础，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赵光初八年，即公元325年五月，后赵将领石生驻守洛阳，频繁侵犯并劫掠黄河以南地区。这一时期，东晋司州刺史李矩与颍川太守郭默的军队屡遭挫败，同时因战事持久而面临军粮短缺的困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李矩和郭默决定派使者向当时的前赵请求援助，并表示愿意归附。 前赵皇帝刘曜得知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派遣中山王刘岳率领一万五千精兵奔赴孟津，同时命令镇东将军呼延谟带领荆州、司州的士众从崤山、渑水一线向东挺进。刘曜的战略意图是联合李矩、郭默的部队，共同对石生发动攻势。 战斗伊始，刘岳率先攻克了孟津戍和石梁戍，斩敌首级达五千余，并乘胜追击，将石生围困于金墉城内。然而，后赵方面并未坐视不理。中山公石虎随即率领四万步骑兵从成皋关出发，进入战场。石虎与刘岳在洛水以西展开激战，最终刘岳不敌，被流箭射中受伤，不得不撤退至石梁据守。 石虎乘胜追击，在石梁周围挖掘沟壕、设立栅栏，将前赵军队团团围住，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由于长期被困，刘岳的部队陷入严重饥荒，甚至不得不宰杀战马充饥。与此同时，石虎继续扩大战果，进攻呼延谟并将其击杀，进一步削弱了前赵的力量。 此次战役不仅展现了后赵的强大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当时各方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这场战争的结果对当时的中原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
         刘曜与石虎之间的交锋无疑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篇章。当时，刘曜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救援刘岳，而石虎则迅速集结三万精锐骑兵迎击。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前赵的前军将军刘黑率先发难，他果断出击，成功攻击了驻守八特阪的石虎部将石聪，并取得了辉煌战果，大败石聪所率部队。 然而，战争的局势瞬息万变。刘曜虽然屯兵于金谷，但夜间却发生了意外状况——军中突然无故陷入混乱，士兵们惊慌失措，四处奔逃溃散。无奈之下，刘曜只得下令退军，暂时驻扎在渑池。然而，祸不单行，到了夜晚，军营再次发生惊乱，士气低落的军队再度溃散。面对如此困境，刘曜只能选择返回长安重整旗鼓。 时间来到六月，石虎乘胜追击，一举攻取石梁，擒获刘岳以及其麾下将佐八十多人，同时俘虏了包括氐族、羌族在内的士众三千余人。这些俘虏随后被押送至襄国，而其中九千名士兵更是惨遭坑杀。石虎并未就此停歇，他随即挥师进攻驻守并州的王腾，最终将其擒获并处死，同时坑杀了七千多名士兵。 当刘曜回到长安时，他身着素服停留在郊外，为死去的将士哀悼哭泣。整整七天后，他才踏入城内。然而，连番的挫折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懑，最终因此染病。与此同时，郭默也在与石聪的交战中失利，不得不抛弃妻儿向南逃往建康。而李矩的军队内部也出现了问题，部分将士密谋背叛投降后赵。由于无力镇压叛乱，李矩最终决定率领众人南归。途中，他的手下士卒纷纷逃离，最终只有郭诵等一百多人追随左右，李矩本人也在鲁阳不幸去世。李矩的长史崔宣则率领剩余的二千士卒投降了后赵。 至此，司州、豫州、徐州、兖州等地尽皆落入后赵之手，东晋与后赵以淮水为界，形成了对峙之势。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刘曜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永安王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并改封其为南阳王。为了巩固政权，刘曜还在渭城设立了单于台。左、右贤王以下的重要职位，均由匈奴、羯、鲜卑、氐和羌等各民族中的豪杰之士担任。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刘曜对多民族联合治理的重视，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以上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当时政治军事格局的真实写照，更反映了那个时代英雄豪杰的壮志与无奈。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复杂，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光初十年，即公元327年的五月，前赵的武卫将军刘朗率领着三万名精锐骑兵，对仇池地区的杨难敌展开了猛烈的攻袭。然而，此次军事行动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面对杨难敌的顽强抵抗，刘朗最终未能攻克目标。在无功而返之际，刘朗的部队劫掠了当地三千多户民众后撤退。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也揭示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前凉犯境
            前凉张骏的故事充满波澜壮阔。当时，后赵击败了前赵，这一消息传到张骏耳中，他果断地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前赵所授予的官职和爵位，重新自称晋大将军、凉州牧。 随后，张骏派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以及扬烈将军宋辑等人率领数万大军，与东边的韩璞军协同作战，目标是攻掠赵国秦州的各个郡县。面对这样的局势，昭文帝曜迅速反应，派遣自己的儿子南阳王胤带领军队前往抵御敌人，并在狄道城驻扎下来。 枹罕护军辛晏因情势危急而告急。到了入秋时节，张骏命令韩璞、辛岩前去救援。韩璞率军进抵沃干岭。此时，辛岩主张速战速决，然而韩璞却冷静分析：“从夏末开始，天象多次发生变化，预示着不可轻举妄动。况且曜与石勒正在相互攻击，胤必定无法长久与我们相持。” 于是，双方隔着洮水对峙了七十多天，直到军粮耗尽。

     光初十年（公元327年）十月，韩璞派遣辛岩前往金城督运粮草。南阳王胤得知此消息后兴奋不已，说道：“韩璞的部队数量远超我们十倍之多。我们的粮食有限，难以持久作战。如今敌方分兵运粮，这简直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只要能够打败辛岩，韩璞的军队自然会溃散。”随即，胤整顿部队亲自率领三千骑兵，在沃干岭发动奇袭，成功击溃了辛岩的部队。 紧接着，胤继续向前推进，逼近韩璞的大营，导致韩璞的军队大败。胤乘胜追击，渡过黄河，攻克了令居县（这是张寔设立广武郡时所属的一个县），斩杀了两万名敌军，进而占据了振武之地。 面对如此惨重的失败，韩璞等人自缚归降请罪。张骏感叹道：“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让将军们蒙羞！”于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河西地区的民众大为震惊。最终，张阆、辛晏率领数万部下投降了前赵，张骏也因此失去了河南地区（特指河西的河南地带）的控制权。这段历史成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篇章，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英雄豪杰们的智慧与胆略。

刘曜亲征被擒
          光初十一年，即公元328年，历史的风云在中原大地再度掀起波澜。这一年，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大军从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向西进发，直逼前赵的河东地区。此次军事行动迅速展开，沿途有五十余个县纷纷响应石虎，归顺后赵势力。乘胜追击之下，石虎挥师进攻蒲阪（今山西永济县）。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前赵主刘曜果断采取应对措施。他命令河间王刘述调集氐族与羌族的精锐士众驻扎于秦州，以防范张骏和杨难敌可能的威胁，同时亲自统领水陆两军精锐部队，从卫关北渡黄河，前往救援蒲阪。 石虎见前赵主力部队来势汹汹，心生畏惧，遂率军撤退。然而，刘曜并未因此罢手，而是立即展开追击。到了八月，刘曜终于在高候（今山西闻喜县境内）追上了石虎的军队，并与之展开激烈交战。此役，石虎惨败，其麾下大将石瞻阵亡，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绵延达二百多里。刘曜在这场战役中缴获了价值上亿的军需物资，可谓大获全胜。而石虎仓皇逃窜，一路奔回朝歌（今河南淇县）。 取得胜利后，刘曜继续推进攻势。他自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出发，乘胜进军，直抵金墉（今河南洛阳以东），对驻守在此的石生产生巨大压力。为削弱敌方防御，刘曜下令开决千金堨蓄水，用水淹灌敌军阵地。与此同时，他还派遣诸将分头出击，分别攻打汲郡和河内郡。而后赵方面的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刘曜。这一连串的胜利让后赵都城襄国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整个国家的局势岌岌可危。
          张骏精心筹备军队，意图趁虚而入偷袭长安。然而，理曹郎中索询却极力劝阻道：“刘曜虽然东征在外，但其子刘胤留守长安，实力不可小觑。即便我们能有所斩获，一旦刘曜放弃东线战事回师与我们对抗，那时所面临的灾祸将难以预料。”张骏听取了这一建议，最终放弃了此次行动。 同年十一月，石勒准备亲自率领大军前往解救洛阳之围。他的幕僚程遐等人极力劝阻道：“刘曜孤军深入我境达千里之遥，必然无法持久作战。大王不应亲自出征，因为一旦出动就难以确保万全。”石勒听后勃然大怒，手按剑柄厉声呵斥程遐等人离开。此时，徐光正被囚禁，石勒下令赦免其罪过，并召他前来商讨对策。石勒说道：“刘曜凭借一场胜利便围困并占据洛阳，可那些平庸之辈竟都认为前赵军队势不可挡。刘曜率十万精兵攻城百日却未能攻克，部队疲惫且懈怠。以我军高昂的士气和精锐的力量进攻他们，定能在一战中将其擒获。如果不去救援导致洛阳失守，刘曜必定会全力夺取冀州，从黄河北岸席卷而来，这恐怕会使我的千秋大业毁于一旦。程遐等人不让我去，爱卿你怎么看？”徐光回答说：“刘曜虽乘着高候大败石虎的良机，却没有进一步逼近襄国，而是固守金墉，由此可见他并无太大作为。凭借大王您的威武雄略进逼他，对方必定会闻风丧胆。平定天下的机会就在这一刻的决断上，绝不能错过。”石勒听后满意地笑道：“徐光所言极是啊。”于是命令内外戒严，再次劝谏者斩首。随后命石堪、石聪以及豫州刺史桃豹等人各自统领现有兵马在荥阳会合，又令中山公石虎进军占据石门。石勒亲率四万步骑兵赶赴金墉，由大堨渡过黄河。他对徐光说道：“刘曜若驻军成皋关，此为上策；其次当在洛水设防。若是坐守洛阳，则无异于束手待毙。” 十二月初一，后赵各路大军在成皋会师，共计步兵六万人，骑兵二万七千人。石勒见前赵并无兵力防守，心中大喜，指天拍额道：“这是天意助我！”随即命令士兵卸下重甲，马匹衔枚噤声，沿着隐秘的小道昼夜兼程，从巩县与訾城之间穿出。
         刘曜沉迷于与宠信的嬖臣饮酒作乐，沉溺于博戏之中，完全不顾及士兵们的疾苦。身边的大臣们看在眼里，忧心忡忡，于是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劝谏。刘曜听后大为震怒，认为这些劝谏之言是妖言惑众，竟将进谏者斩首示众。直到后来得知石勒已经成功渡河的消息，他才慌忙召集众人商议加强荥阳戍守力量，并下令关闭黄马关。 不久之后，巡逻于洛水的士兵与后赵军队的前锋发生了交战，俘获了一些羯族士兵并将他们押解至刘曜面前。刘曜亲自审问俘虏：“石勒本人来了吗？他带来了多少士卒？”俘虏回答道：“大王亲自率领大军而来，军势浩大，不可抵挡。”听到这个消息，刘曜的脸色骤然一变。他立即命令军队解除对金墉城的围困，在洛水西岸布下阵势。此时，刘曜麾下的将士多达十多万，队伍从南到北绵延十余里。 石勒站在远处观望，看到刘曜军队的部署后，非但没有感到畏惧，反而更加欣喜。他对身边的侍从说道：“这真是天赐良机，值得祝贺啊！”随后，石勒率领四万步骑兵进入洛阳城。为了击败刘曜，石勒精心策划了一场夹击战：他命石虎率兵从洛阳城北向西进攻刘曜的中军，同时让石堪带兵自城西向北攻击刘曜的前锋部队，而他自己则亲自出城，从阊阖门出击，与两路兵马形成合围之势。最终，前赵军队在这场战斗中全面溃败。

         在撤退过程中，刘曜的坐骑不慎陷入石渠，导致他从马上摔落并滑倒在冰面上，全身多处受伤，伤势极为严重。趁此机会，石堪成功生擒了刘曜。石勒大获全胜，斩杀了五万多前赵士兵。他随即发布了一道命令：“我此次出征的目标只有一个，如今这个人已经被擒获，特此敕令将士停止追击，为敌人留下一条归顺投降的道路。” 被押解到石勒面前时，刘曜试图唤起旧日的情谊，他对石勒说道：“石王，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重门结下的盟约吗？”然而，石勒并未直接回应，而是让徐光代为传话：“今日之事，乃是天意所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十二月十一日，石勒班师回朝，命令其子征东将军石邃带领军队护送刘曜返回襄国。由于伤势过重，刘曜只能乘坐马车，随行的还有医师李永。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抵达襄国，石勒安排刘曜居住在永丰小城内，虽然为他提供了妓妾以供消遣，但也派出了重兵严密看守。 为了羞辱刘曜，石勒特意安排了刘岳、刘震等刘曜家族中的男女老少穿上华丽的服饰去见他。面对这些久别的亲人，刘曜感慨万千，说道：“我以前常常提及你们，以为早已化为灰土。没想到石王仁慈，竟然一直保全你们至今！至于杀害石佗一事，确实让我深感愧疚。今日遭遇这样的祸难，也算是我的宿命吧。”宴请了一整天后，石勒才允许这些人离开。 之后，石勒要求刘曜写信给他的太子刘熙，劝说其投降。然而，刘曜并没有按照石勒的意思去做。他在信中写道：“希望你能与大臣们共同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不要因为我个人的缘故而改变初衷。”得知这一情况后，石勒果断下令处死了刘曜。

弃都亡国
      刘曜生有九子，均被封王：刘胤封南阳王，刘熙封皇太子，刘袭封长乐王，刘阐封太原王；刘冲封淮南王，刘敞封齐王，刘高封鲁王，刘徽封楚王，刘俭封临海王。
     太和二年（329年）正月，刘熙在得知其皇父刘曜被敌军擒获的消息后，内心充满了恐惧。他随即与南阳王刘胤展开商议，计划向西撤退至秦州以稳固防线。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尚书胡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尽管当前我们失去了君王，但国土尚且完整，将士们也未有叛离之心。此时应当集中所有力量抵御敌军的进攻，只有在确实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再考虑撤退也不算迟。”然而，刘胤对胡勋的建议感到愤怒，认为他的言论动摇了军心，于是下令将其斩首。随后，刘胤率领文武百官仓皇逃往上邽（现今的甘肃天水）。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地的军事长官纷纷放弃原本镇守的城池，追随刘胤一同撤离，导致关中地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在此局势下，将军蒋英与辛恕率领军士数十万人坚守长安，并派遣使者向后赵请求投降。而后赵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派遣石生率领驻扎于洛阳的军队奔赴长安进行支援。随着后赵军队从洛阳挥师入关，他们成功攻占了长安。 到了八月，南阳王、大单于刘胤集结数万兵马，从上邽出发，意图夺回长安。刘胤的军队驻扎在仲桥，而后赵的石生则采取婴城自守的策略。面对这一局势，石虎率领两万骑兵前往救援。九月，后赵的大军在义渠与前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胤在战败后仓皇逃回上邽。然而，石虎的军队并未停止追击，一举击溃了上邽的守军，成功活捉了包括刘熙、刘胤在内的三千余名文武官员，并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石虎还在洛阳残忍地坑杀了五千多名来自五郡的屠各人。 此次事件对匈奴刘氏家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惨重，几乎濒临灭族，而且也让这一曾经显赫的家族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淡出。

【汉赵疆域】
  1，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汉实际控制地区“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疆域范围包括陕西的渭水流域以及山西、河南、甘肃黄河以东一带。
 2，在刘渊、刘聪时期，其范围控有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然而实际控制范围不大，刘聪时期，只局限在山西的一角（其余部分在刘琨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河北一带由石勒所有，王弥的部将曹嶷控有青州、兖州、徐州一带，鲜卑的势力更是向南推进，布满燕、代一带。

【行政区划】
《十六国疆域志》：雍州、幽州、冀州、青州、司州、豫州、荆州、并州、秦州、凉州、朔州、益州、殷州、东梁州、北兖州、西河阳州（33郡国，193县，名称待考）

【都城】
1.离石晋并州西河国离石县，今山西离石
2.左国城，晋并州西河国离石县，今山西方山县
3.黎亭，晋并州上党郡境内，今山西壶关
4.蒲子，晋司州平阳郡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史载《晋书·刘琨传》：刘元海时在离石，（晋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5.平阳，今山西临汾
6.长安，今陕西西安

【政治】

（胡汉分治；九品中正制）
政治制度
    汉赵政权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在继承汉魏以来传统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了部分旧俗而形成的。自公元304年刘渊称汉王并建立政权起，汉赵便开始采用汉朝的官制体系，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以及六卿等中枢要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架构。

       军事，汉赵设置了大司马、太尉、大将军等一系列高级军职，并辅以杂号将军，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军事指挥系统。而在地方治理上，则沿袭了魏晋时期的州郡制度，同时推行胡汉分治政策，以适应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结构。其中，大单于一职拥有极高的权力，仅次于皇帝，成为汉赵政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刘聪嘉平四年（314年），这一政治体制已趋于完善，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在刘渊统治时期，汉赵设立了单于台这一特殊机构，其最高长官为大单于，负责统领六夷部落。单于台的设置，实际上是沿袭了匈奴的传统制度，体现了对游牧民族治理经验的借鉴与传承。到了刘聪时期，汉赵进一步细化了地方行政管理，在统治区域内划分左、右司隶两个区域，各管辖二十余万户人口。为了更好地进行基层管理，每万户设置一名内史，总计有43名内史负责具体事务。

         在大单于之下还增设了单于左辅和右辅两个职位，分别掌管六夷十万部落，每万部落则配备一名都尉，以此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 刘曜继位后，继续沿用并完善了汉赵原有的政治制度，同时进行了适度改革。他一方面延续胡汉分治的策略，任命自己的儿子刘胤为大司马兼大单于，并在渭城（今陕西省咸阳市）重新设立单于台。单于台下的各级职务，如左贤王、右贤王等，均由少数民族中的豪强首领担任，从而确保了对少数民族势力的有效整合。

         另一方面，刘曜也注重对汉族士族阶层的拉拢与利用，他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设立学校、肯定士族特权等方式，与汉族豪门望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维系政权的稳固运行。此外，刘曜还效仿刘渊、刘聪的做法，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大规模迁徙至长安周边地区，以便对其进行直接控制和有效管理。 在汉赵全盛时期，其军队总兵力达到二十八万余人，领土范围涵盖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的部分区域。当时，关陇地区的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纷纷归附，甚至连前凉的张茂也派遣使者前来进贡。这表明汉赵政权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更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实现了多民族的广泛认同，为其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僚属】
汉国时期

一【一般僚属】
屠各人40：

呼延翼（雁门郡公）

呼延颢、呼延朗、呼延攸（宗正）

呼延晏、呼延寔、呼延瑜、呼延青人（呼延青）

呼延谟（呼日逐王，弘农太守）

呼延那鸡（冠军将军）

卜豫、卜珝（平北将军）、卜抽、卜崇、卜干、卜泰、卜休、乔晞、乔智明（司隶校尉）

乔豫（安昌子，侍中）、乔诗、乔泰、乔属、乔度、乔嵩、乔琮、靳准（大将军、录尚书事）、靳冲（镇北将军）、靳陵（望都公，将作大匠）、靳明、靳康、綦毋豚、綦毋达、綦毋刿、陈元达、李景年、郝述、王石武（秦州刺史，酒泉王）、兰阳（荡晋将军）、黑匿郁鞠（忠义大将军、左贤王）；
汉人：王育（大司空、太保）、王彰（骠骑将军，定襄郡公）、王腾（右车骑将军）、王翼光、王鉴、王沈、王皮、王琰、王延（金紫光禄大夫）、王平（刘粲党）、王儁、王忠（晋阳太守，安平侯）、王犷（光国中郎将）、王广（西河阳州刺史）、崔懿之、崔岳（大司徒、赠辽东公）、傅纯、傅粹（给事中）、傅虎（讨虏将军，赠幽州刺史）、傅询（黄门郎）、朱诞（大司农）、刘五斗、刘惇（庞淳，卫军司马）、刘岳（汉人，将）、刘绥（平昌公）、刘均（司空）、刘终（奉瑞大夫）、刘贡、刘干（右军将军）、刘黑、刘儒、刘敏元（太尉长史）、张寔（巨鹿太守）、张师（博士）、张阆、张平（将）、梁芬、梁胥（太常）、梁勋、曹嶷（王弥长史）、曹恂（中书令，赠大司空、南郡公）、曹光、曹平乐、田密（尚书）、田歆、田崧（益州刺史）、尹安（弘农太守）、尹车、尹平（河内太守）、鲁[ping]（呼延寔长史）、鲁徽、鲁繇（冀州刺史）、辛宾、辛晏、辛恕、胡元（将作大匠）、胡崧、胡勋、韦忠（平羌校尉）、韦谀[yu]、任（大司徒）、任义（太史令）、康相（汉属康居人）、康平、范隆、范龛、朱纪（大司空、太傅）、台产（太子少傅，关中侯）、支当（汉属月氏人、都水使者）、马景（大司空）、宣于修之（汉属丁零人，太史令）、公师彧（左国史）、平先、裴整、陈休（少府）、浩衍（诸衍，御史中丞）、周置（平阳大尹）、吕逸、殷凯（段凯，将军、御史中丞）、荀裕（东宫舍人）、宣怀、郭猗、俞容、陵修、丘中伯、苏铁、赵染（安南大将军）、赵慎、邢延、李弘（大鸿胪）、周振（赵固长史）、马忠、郭汜（兼司徒）、弁广平（[bian]太史令）、解虎、游子远（大司徒）、董景道、杨韬、韩广、徐邈（侍中）、黄秀（将，后赵有同名者）、蒋英、杜广（殷州刺史）、柳纯、帛成（汉属龟兹人）、简令；
其他族属15：蒲洪（率义侯）、冯莫突、单征、张伏利度（乌丸）、陆逐延、单冲（光禄大夫）、彭荡仲、彭天护、、梁伏疵（镇远将军）、虚除权渠（羌人，西戎公）、姚弋仲（平襄公）、盆句除（羌，北羌王）、句徐（巴人）、库彭（巴）、句渠知（巴，归善王）

二【临阵投降，战俘身降】
        刘殷（西晋新兴太守，太保、大昌文献公）、郝聿（晋并州别驾）、赵染（司马模牙将）、庾珉、崔玮（晋太子右卫率，汉太傅）、卢志（汉太弟太师）、许遐（汉太保）、高乔（晋太原太守，汉武卫将军）、令狐泥（汉武卫将军）10人

三【落魄来归】
汉人4：王弥（青州牧，东莱公、齐公）、王桑（平北将军）、刘灵（冀州刺史）
其他族属3：石勒（陕东伯、汲郡公、赵公）、张㔨督（亲汉王）、杨难敌（武都王）

四【不仕】
崔游、辛勉、辛谧、杨轲4人

五【叛亡起义】
赵固（安北将军）、北宫纯、卢谌 （粲参军）、陈安（大将军）3人

（以上为汉国时期）

==========

【赵国时期】

一般僚属
汉人7：羊献容、和苞（侍中，平舆子）、宋恕、宋始、刘朗（武卫将军，汉赵宗室有同名者）

附庸
张茂（侍中、太师、大司马、凉州牧、凉王）1人

        说明：先仕汉国后仕赵国者，且纳入汉国时期，用黄色底纹表示；赵国建立后出现的人物则归入赵国时期。汉赵僚属合计193人。

【家族世系】

单于刘羌渠>于扶罗(持至尸逐侯）>刘豹>刘延年>刘雄
单于刘羌渠>于扶罗(持至尸逐侯）>刘豹>刘渊>刘恭>刘和>刘裕>刘隆>刘乂
单于刘羌渠>于扶罗(持至尸逐侯）>刘豹>刘渊>刘聪>刘粲>刘元公
单于刘羌渠>于扶罗(持至尸逐侯）>刘豹>刘渊>刘聪>(19子，刘易、刘翼、刘悝、刘敷、刘骥、刘鸾、刘鸿、刘权、刘操、刘持、刘逞、刘朗、刘皋、刘旭、刘京、刘坦、刘晃、刘衷（康）、刘约)
单于羌渠>于扶罗>去卑》诰升爰>刘虎>刘务桓>刘卫辰
单于羌渠>呼厨泉

刘亮>刘广>刘防>？>刘曜>(9子，刘俭、刘胤、刘熙（毗）、刘袭、刘阐、刘冲、刘敞、刘高、刘徽)
刘亮>刘广>刘防>？>刘曜>安定公主（石虎皇后）→石世）
   其它：

宗亲关系有载：刘畅（刘聪从弟）刘宣（渊从祖）；

宗亲关系无载：刘宏（左于陆王）、刘钦、刘景、刘欢乐、刘洋、刘俊、刘厉、刘贤、刘安国、刘盛、刘璇、刘锐、刘乘、刘丰（镇北将军）、刘雅（太宰，中山王）、刘参、刘策、刘丹（大司马）、刘勋、刘顗（昌国公）、刘颉、刘岳（中山王、征东大将军）、刘咸、刘昶、刘述、刘遵、刘震、刘厚、刘摅、王摅（左都水使者，襄陵人）

【经济】
（徙民）
           汉赵政权通过多种手段掌控了大量劳动力，其统治者将荒地与无主之地分配给从事农业生产的流民，并定期向他们征收赋役。在刘曜即位后，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减免百姓一半的租税，以减轻民众负担，激发生产积极性。此外，汉赵政权还设置了专门管理农业事务的官员，如大司农和都水使者。大司农主要负责掌管国家的钱粮、金帛以及各类货币事务，而都水使者则专注于陂池灌溉工程，确保水利设施的维护与河渠的正常运行。

          在汉赵社会中，除了自由民外，还有不少奴隶参与农业、手工业及牧业生产。这些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其次是因犯罪被贬为奴的官吏。与此同时，国内还存在大量从事游牧及畜牧业的“六夷”部落。随着归降或被征服的“六夷”部落数量逐渐增加，汉赵政权设立了单于台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这些部落进行有效管理。 总体而言，汉赵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汉魏以来内地的封建体制。其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导，辅以畜牧业；生产方式也继承了汉魏时期的传统模式。然而，在政治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汉赵政权与其他势力之间的互动也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 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攻打邺城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荡阴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司马颖成功击败了司马越，进而将晋惠帝留在邺城控制。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成都王司马颖积极拉拢刘渊，向朝廷上表推荐刘渊担任“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的职务。这一任命不仅巩固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地位，还要求他驻扎在邺城，便于司马颖对其进行直接掌控。 与此同时，原北部都尉、右贤王刘宣联合各部贵族经过商议后，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遣呼延攸前往邺城与刘渊取得联系。然而，刘渊试图以返回部落参加葬礼为由离开邺城，却未能获得成都王的批准。于是，刘渊派遣呼延攸返回，指示刘宣等人召集匈奴五部及其他杂胡力量，对外宣称是为了支持司马颖，实际上则是秘密筹备反抗西晋的行动。这一系列复杂的权力博弈与战略布局，展现了当时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与斗争态势。

【民族】

         民族融合与变迁 随着汉赵政权的覆灭，匈奴刘氏经历了两次惨烈的劫难。在这场浩劫中，大部分族人不幸遇难，仅有少数幸存者为躲避灾祸而流散各地。他们有的向东迁徙至辽东地区，有的向南迁移至河南以及中原各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入了汉族之中。 部分族人选择向西迁徙至陇右地区，也有一支向北退入大漠深处，更有一些远走他乡，抵达中亚乃至欧洲。然而，大多数族人仍然留在华北地区，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内蒙古、山西、河北一带。他们继续在当地担任少数民族的首领或酋长，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到了隋唐时期，匈奴刘氏后裔已经发展成为东郡、河南、雕阴等地的名门望族。这一时期的刘氏家族人才辈出，不仅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还涌现出一位担任宰相的杰出人物，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深远意义。

【国号说明】
          刘渊以汉朝宗室刘氏后裔自居，自称汉王。他立意仿效汉朝，统一天下，因此将国号定为“汉”。由于其姓刘，历史上称为刘汉。因其统治区域位于中原北方，又被称为北汉。不过，这一称呼容易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汉混淆，所以在历史文献中较少使用。

        此外，由于刘渊的民族身份为匈奴人，这一政权也被称为匈奴汉国。 汉主刘曜认为自己的发迹之地是战国时期赵国的旧地，于是改国号为赵。为了区别于石勒建立的后赵，历史上称刘曜的政权为前赵或汉赵。

        公元319年，赵国分裂为两个独立政权：一个是关中的刘氏“赵帝”，另一个是关东的石氏“赵王”。为了区分这两个政权，历史学家将关中的刘氏赵国以及刘渊所建立的汉国，即稍早时期的屠各刘姓政权，统称为前赵；而将随后建立的石姓赵国称为后赵。

【前赵（汉赵）年号】

1.高祖光文帝刘渊--在位六年（公元304年至公元310年在位），

年号：

元熙304——308   
永凤308——309
河瑞309——310（ 陵墓：永光陵）

2.刘和，310（在位6天），年号：河瑞310

3.烈宗昭武帝刘聪--刘渊之子，在位八年（公元310至公元318年在位）

年号：

光兴310——311    
嘉平311——315
建元315——316
麟嘉316——318（陵墓：宣光陵）

4.隐皇帝    刘粲    318年（在位22天）    年号：汉昌318年

5.景皇帝    刘亮

6.献皇帝    刘广

7.懿皇帝    刘防

8.宣成皇帝    刘绿

9.襄宗昭文帝刘曜--刘渊从子，在位十一年（公元318年至公元329年在位），

年号：光初318年至公元3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