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胡[dōng hú]~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乌桓、鲜卑的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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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



商朝

【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代.西汉

名称:东胡

社会结构:部落联盟

社会地位:东北四大民族之一(汉族、东胡、濊貊、肃慎)

活动区域:燕国(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部落发展:乌桓、鲜卑


概述

        东胡,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游牧民族。从商代初年一直到西汉时期,东胡民族大约延续存在了1300年之久。在古代东北的历史舞台上,东胡与东北汉族、濊貊、肃慎一同被称为四大主要民族,对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胡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一语言特征也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和民族属性。作为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东胡实际上是由许多族属相同但名号各异的大小部落所组成的。这些部落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下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东胡这一重要的民族群体。这种部落联盟的形式不仅增强了东胡民族的整体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各部落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名称来源】
     《辞海》中对东胡的记载如下:东胡是古代的一个民族名称,因其居住地在匈奴(古称“胡”)以东而得名。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东胡与南边的燕国相邻。后来,燕国将领秦开击败东胡,迫使他们迁徙至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了防御东胡的侵袭,燕国还修筑了长城。秦朝末年,东胡逐渐强盛起来,其首领曾向匈奴提出索要名马、阏氏(匈奴单于之妻)以及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最终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战败后,东胡的一部分退居乌桓山,被称为乌桓;另一部分则退居鲜卑山,被称为鲜卑。 史学家普遍认为,“东胡”一词源于古阿尔泰语中的一个词语——Toung-gu(s),其正确的读音应为“通古(斯)”。这表明,“东胡”实际上是“通古(斯)”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阿尔泰语的蒙古语系中,t与d、h与g常常不分,因此“通古”被误读为“东胡”是有一定语言学依据的。“通古”的含义颇为有趣:“通”意指柳树丛,“古”代表河流,因此“通古”的直译即为“柳条河”或“河岸长满柳树的河”。加上表示多数意义的词尾“s”后,这个词就演变为一个族群的族称——“通古斯”,意思是居住在河岸长满柳树的河流边的族群,也可以理解为“住在柳河流域的人们”。

       事实上,这一称谓最初是指生活在辽河上游柳河流域的族群。早在匈奴东进之前,这个称谓就已经存在,很可能是东胡人的自称,意为“住在柳河边的人”。直到匈奴东进并成为东胡的近邻后,东胡才被纳入匈奴的历史叙述中,并最终被匈奴所灭。值得注意的是,“东胡”这一名称并非单纯因为其地理位置位于匈奴之东而得名。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东胡”至少包含两个语族的族群:一是蒙古语族,二是通古斯语族。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东胡部落逐渐分化为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现代民族,其中包括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以及满族。在近代以后,“通古斯”(即“东胡”)一词则专指现代的鄂温克民族,鄂温克族也可称为通古斯族。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同,而是由部分语言学家提出的假设。 实际上,“东胡”一名最早出现在成书年代可能为先秦时期的《逸周书》中。《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表明东胡是一个活跃在滦河中上游及其东北部的较大部落联盟。该联盟涵盖了众多族属相同但名号各异的大小部落,与匈奴一样,同属北方游牧民族。需要强调的是,“东胡”并非东胡族人自创的名称。

        由于《逸周书》记录了从周文王到东周周景王时期的历史事件,其成书时间最早可追溯至东周。而在东周时期,匈奴人自称为“胡”,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将活动在匈奴(胡)之东的部族统称为“东胡”。因此,《逸周书》的作者自然将当时人们对东胡的称呼写入书中。 尽管东胡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但由于《逸周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在写作时采用了当时的称呼,故称之为“东胡”。至于在此之前东胡究竟叫什么名字,或者这个部落群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目前尚无确切考证。未来若有新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


【历史脉络】
        在商朝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已有东胡活动的记载。"东胡"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成书年代可能为先秦时期的《逸周书》中。《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经近代学者考证,认为早在商初,东胡便活跃于商王朝北方地区。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出的东胡人墓葬,被视作对上述说法的有力旁证。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东胡自历史文献记载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燕国和赵国往来频繁。春秋时期,东胡居住于燕国北部区域,与燕国和赵国接触密切。燕国东北部,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区域,常遭受东胡的侵扰。同时,东胡与赵国之间也战事不断。战国时期,东胡主要分布于燕国和赵国以北,这一时期是东胡最为强盛的阶段,号称拥有“控弦之士二十万”。燕国曾重创东胡,迫使东胡后退一千余里。

          随后,燕国沿着从今河北怀来到辽宁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用以防御东胡。同时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防止东胡南下。赵国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也曾战胜东胡。 到了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走向衰落。匈奴兴起之初,也曾受到东胡的勒索。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凭借实力向匈奴索要宝马和美女,冒顿单于采取麻痹敌人的策略,满足了东胡的要求。之后,冒顿单于抓住东胡王轻敌的时机,发动进攻,大败东胡。自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其各部沦为匈奴的种族奴隶。然而,东胡各族并未完全消亡,如后来迁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迁居鲜卑山的鲜卑族,便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从此,东胡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消失。19世纪20年代,法国汉学家连萨提出东胡即是通古斯语族的观点,英国学者巴克尔与法国学者沙畹也有类似看法,认为通古斯民族起源于东胡。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东胡主要活动于当时燕国(现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族系】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
1,东胡、乌桓、鲜卑。
2,鲜卑又分化出~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
3,另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后裔去向】
        柔然这一民族,其根源可以追溯至鲜卑。在《魏书·蠕蠕传》中明确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这表明柔然是东胡后裔的一支重要分支。 同样出自鲜卑的还有库莫奚与契丹。根据《魏书·库莫奚传》的记载,库莫奚“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而契丹的历史发展脉络则更为独特。最初,契丹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共同游牧生活,后来从鲜卑体系中分离出来,自称为“契丹”,并在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至于室韦,《北史·室韦传》中有相关记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这说明室韦与契丹有着密切的关系。 “蒙古”一词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室韦传》中,该书中将其称为“蒙兀室韦”。这是指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也是室韦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在《辽史》的记载中,所描述的契丹语与蒙古语十分相似。清末著名的蒙古史学者沈曾植通过将鲜卑语与蒙古语进行比较后指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 从地域分布来看,鲜卑起源于现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室韦的活动区域也在额尔古纳河附近。因此,无论是从语言特征还是地理分布的角度分析,都可以得出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落文化】
      在东北老哈河流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众多东胡遗址。通过对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随葬品和兵器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为青铜制品。这一现象表明,东胡社会正处于青铜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其形制与中原地区的铜器有显著区别,展现了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征。专家认为,这种短剑是东胡早期遗物中的典型代表。此外,在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定为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 1958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的一批铜器出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批铜器中最具特色的是一件青铜短剑。虽然它依然保留了双侧曲刃的特点,但部分剑刃已呈现出直线型,而这种特征在匈奴的剑中较为常见。这表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语言方面,东胡使用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这种语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后来生活在大漠南北的民族都使用了源自东胡的语言体系。例如,蒙古族的语言就起源于东胡语言。由此可见,东胡不仅在物质文化上有着独特的贡献,在语言传承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许多语言的源头之一。

【经济】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发现了猪、狗、羊、马、鹿、兔等多种动物的遗骸。这一发现充分表明,当时东胡地区的畜牧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且其生活方式还兼具狩猎活动。从这些骨骼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可以推测出东胡人不仅依靠畜牧业维持生计,同时也通过狩猎来补充食物来源,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此外,从该地区出土的农业工具如石锄、石铲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生产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结合整体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农业可能并未占据核心地位,而是作为辅助性生产方式存在,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部分粮食供应。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胡活动区域出土了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货币。这一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证明了东胡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联系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商品交易,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对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地区间的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争议】

      东胡起源的多种学说 关于东胡的起源,历史记载相对简略且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使得东胡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充满挑战,能够清晰阐述其来源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以下是对几种主要争议学说的详细探讨。

     1,先为屠何:  唐代学者尹知章在注解《管子》时提到:“屠何,东胡之先也。”然而,这一说法与《逸周书》《管子》等古籍中的记载存在矛盾。这些文献中,东胡与屠何是并列出现的两个独立族群,并非前后继承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屠何位于今天的辽西地区,而东胡则分布于现今的东蒙一带。因此,可以明确的是,屠何与东胡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民族,屠何不可能是东胡的祖先。

       2,先为山戎: 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东胡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山戎”。张博泉在其著作《东北历代疆域史》中提出:“东胡在春秋时为山戎,进入战国后统称为东胡。”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东胡”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根据《逸周书》的记载,东胡的称呼早在周初就已经存在;同时,《山海经》也表明东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而非仅仅局限于战国。此外,《史记·匈奴列传》和《逸周书》都将东胡与山戎并列为两个独立的族群。从地理分布上看,山戎主要活动于大凌河流域上游,而东胡则集中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击败山戎后,东胡曾一度南下占据山戎的部分领地,但后来因秦开击败东胡,东胡被迫向北退却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尽管部分山戎人可能融入了东胡,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山戎是东胡的祖先。

          先为土方:  还有一种较少提及的说法认为,东胡的祖先可能是“土方”。然而,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土方的具体位置尚未有定论,也没有更多史料能够直接证明土方与东胡之间的联系。因此,这一说法仅能作为参考存档。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东胡一族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学术界普遍认为,东胡的文化特征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涵盖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区域,甚至一度扩展至更西南的地方,这与东胡的活动范围高度一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存在时间大约从周初延续至战国时期,这也与东胡活跃的时间段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有人错误地认为东胡的记载始于战国时期,但实际上,史料已明确显示东胡在周初及春秋时期便已见诸史册。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习俗中,殉犬现象十分普遍,这与文献记载中乌桓人以犬殉葬的传统相符。此外,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的铜版上的人形图案均呈现秃顶形象,不蓄发,这也与东胡各族“以髡头为轻便”的特点相一致。

       4,富河文化的渊源: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被认为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其历史可追溯至约五千三百年以前。富河文化的显著特征包括:陶器器形简单,纹饰多为几何形纹路;石器以大型打制砍砸器为主,细石器数量较多。这种文化特征明显体现了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富河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东胡先民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长期活动的事实。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们当时的名称,但从现有考古资料推断,东胡这一称谓应是在战国时期由中原地区对其的称呼逐渐形成的。

        5,东胡的强盛时期:  在东胡最为强盛的阶段,其“控弦之士”(即弓箭手)数量达到十余万。按照每户五人中出一名弓箭手的比例计算,东胡鼎盛时期的人口规模至少达到一百余万。这一百多万人口的分布范围大致为:东至辽河,南达赤峰附近,西抵泺河,北至乌力吉木仁河。

        6,富河文化与东胡的民族成分:  从考古文化的角度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富河文化,被广泛视为东胡文化的代表。富河文化的陶器器形简单,纹饰多为几何形纹,石器以大型打制砍砸器为主,箭镞类细石器数量众多。这些特征与呼伦贝尔地区的扎赉诺尔文化和哈克文化表现出高度一致性。扎赉诺尔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14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哈克文化则处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间。由此可以推断,富河文化是哈克文化的直接传承,而哈克文化又是扎赉诺尔文化的延续。因此,东胡人实际上是扎赉诺尔人的后裔。 从民族成分上看,东胡不仅包括现代蒙古族的祖先,还涵盖现代通古斯语族的先民。总体而言,东胡是一个由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它首先是一个古代氏族部落国家的名称,其次才成为一种民族称谓。

          综上所述,东胡的起源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但通过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东胡的历史脉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东胡自身的文化发展,也为探索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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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2日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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