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古代游牧民族

【前燕】（337年 - 370年）

【后燕】（384年—407年）

【西秦】（385年—400年）

【南凉】（397年—414年）

【南燕】（398年—410年）

【基本信息】

时代范围：汉初~唐朝

中文名：鲜卑族
部落构成；拓跋、慕容、宇文、段氏、乞伏、秃发等

慕容部建：慕容氏诸燕、吐谷浑等）
拓跋部建：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鲜卑概述】

        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重要古代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属于东胡族群，并且归类为蒙古语族。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鲜卑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追溯到秦汉时期，东胡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分裂成两部分，分别退守乌桓山和鲜卑山，并以山脉的名字作为各自部落的名称，从而形成了乌桓和鲜卑两个部落。由于长期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鲜卑的一些风俗习惯与乌桓、匈奴存在相似之处。

        公元45年，鲜卑对边境发起了侵犯行为，而东汉王朝则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使得鲜卑受到极大的震动。

        公元49年，东汉朝廷任命偏何担任鲜卑大都护，促使鲜卑不断出击北匈奴。在此之后，各个鲜卑部落的大人都纷纷归附东汉，在明帝和章帝执政期间一直为东汉保卫边疆。

        公元91年，北匈奴被迫向西迁移，鲜卑趁机占据了蒙古高原。

        公元95年，汉和帝册封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并设置丞相辅佐，将鲜卑视为汉朝的郡县进行管理。然而在和帝之后，鲜卑时而叛乱时而归降。 到了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了鲜卑各部，但他在去世后，各部落又重新独立发展。三世纪早期，曹操将南匈奴安置在中原地区，鲜卑人则占据了南匈奴原来的土地。三世纪前半段，轲比能再次统一东部和中部的鲜卑部落，与曹魏交好，但在他死后，各部落又恢复了独立发展的状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时而和睦时而战争。

       在十六国时期，鲜卑各个部落建立了慕容氏诸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多个政权。公元386年，拓跋部建立了北魏政权，并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公元557年，北周取代了西魏。此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从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直到公元663年被吐蕃吞并。鲜卑拓跋部的后裔还建立了西夏国。

         根据历史记载，鲜卑历史上共建立了十一个国家：

鲜卑汗国（檀石槐统一时期，156-181年）‌

代国（315年拓跋猗卢建立）‌
前燕（337年慕容皝建立）‌
后燕（384年慕容垂建立）‌
西燕（384年慕容泓建立）‌
南燕（398年慕容德建立）‌
南凉（397年秃发乌孤建立）‌
西秦（385年乞伏国仁建立）‌
北魏（386年拓跋珪建立）‌
吐谷浑（西迁慕容部建立）‌
宇文周（北周前身，宇文泰家族）。

         当鲜卑人南下建国后，他们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城镇生活和定居农业，并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部分鲜卑人融入了藏族。关外的鲜卑拓跋部中有一支后来被称为锡伯族。而慕容部的一支建立了吐谷浑，另一部分成为了土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鲜卑历史发展】
民族起源
       对于鲜卑的民族起源，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基本认为鲜卑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转化而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东胡说>>
      鲜卑源于东胡是最广泛的说法。《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均说鲜卑就是东胡的余部。晋代王沈编纂的《魏书》与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史籍也提到，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史记索隐》引东汉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更证明鲜卑来源于东胡。

东夷说>>
     三国韦昭在《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一条注解为：“鲜卑，东夷国。”很多学者据此论证，详细解读了鲜卑起源于东夷。比如李德山认为鲜卑是东夷支系邾娄族；黄烈认为鲜卑应是九夷之中的白夷等等。1960年夏，考古工作者在今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额罗木河东岸发现了鲜卑早期墓群。这座大型的古墓群考证约为2900年前至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墓地，出土遗物300余件。墓葬中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和陶器、铜器、骨器、木器、贝壳等随葬品，其中袋形三足陶铜器和头北单茔墓葬方式都说明了墓群主人与黄河流域文明悠久的联系，木器和贝壳等随葬品的出土更让人猜测他们与东夷文化的渊源。

山戎说>>
《史记集解》引东汉服虔云：“山戎、北狄，盖今鲜卑。”

逃亡汉人说>>
《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奉上奏汉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引以为号。”
《翰苑集》引《汉名臣奏》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塞外。鲜者，少也。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

西汉时期
       西汉初期，强大的匈奴击败了东胡部落。战败后的鲜卑族退保至鲜卑山一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逐渐强盛，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并取得胜利。此时，为了巩固边疆稳定，汉朝政府将乌桓部落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以及辽东这五个郡的塞外地区。与此同时，鲜卑人也开始逐步向南迁移，进入乌桓人原先居住的饶乐水流域，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在此之前，由于鲜卑部落位于乌桓以北较为偏远的位置，所以一直未能与中原王朝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种地理上的隔离使得鲜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随着南下迁徙，他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中原文明，为日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

东汉都护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鲜卑与匈奴、赤山乌桓频繁联手入侵边塞，对东汉的官吏和百姓进行烧杀抢掠。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光武帝果断下诏，任命襄贲令祭肜为辽东太守，肩负起抵御外敌、保卫边疆的重任。 祭肜是一位英勇善战且富有谋略的将领。每当北方的敌人侵犯边境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率军冲锋陷阵，多次成功击退来犯之敌。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季，鲜卑出动了一万多名骑兵大举进犯辽东。面对强敌，祭肜毫不畏惧，率领数千士兵迎击。在战斗中，他亲披铠甲，奋勇杀入敌阵，给鲜卑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最终，鲜卑军队大败而逃，许多士兵甚至慌不择路地跳入水中溺亡。祭肜乘胜追击，迫使鲜卑人丢弃武器装备，赤裸着身体仓皇逃窜。此役，祭肜斩首三千余级，缴获战马数千匹。这场胜利让鲜卑人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易侵犯东汉边境。 为了防止鲜卑、匈奴和乌桓三个部落再次联合起来威胁边境安全，祭肜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他派出使者前往鲜卑部落，用丰厚的财帛作为诱饵，表达了东汉愿意接纳他们归顺的诚意。鲜卑首领偏何深受感动，派遣使者向东汉朝廷献上贡品，表示愿意归附东汉。祭肜热情接待了这些使者，并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从此，鲜卑部落开始亲近并依附于东汉，东汉朝廷也授予偏何“鲜卑大都护”的称号，让他负责招降其他鲜卑部落的豪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鲜卑部落选择归顺东汉，纷纷表示愿意为汉朝效力。 然而，祭肜深知真正的忠诚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对归顺的鲜卑部落提出了一个考验：如果真心想要立功，就去攻打匈奴，将他们的首级送来作为凭证。偏何等人听后，纷纷仰头向天发誓，手按胸口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随后，鲜卑部落果然出兵攻打匈奴左伊秩訾部落，斩首两千余人，并带着这些人头来到辽东郡向东汉请功。此后，鲜卑每年都对匈奴发起攻击，并将俘获的人头送到东汉以换取赏赐。这一系列行动使得匈奴逐渐走向衰落，东汉北部边境也因此得以安宁。同时，鲜卑和乌桓也开始定期向东汉进贡，表示臣服。 到了公元54年，鲜卑部落中的满头、於仇贲等重要首领更是率领部众前往洛阳向东汉朝廷朝贺。光武帝对他们进行了隆重的接见，并册封他们为王侯，进一步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时期，东汉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东汉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巩固了边疆的稳定与安全。这一年，祭肜派遣鲜卑大都护偏何率军征讨盘踞于赤山地区的乌桓部落。此次战役中，东汉军队取得了辉煌战果，成功击败乌桓人，并斩杀其首领。这一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乌桓势力，更对周边各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从西起武威郡到东至玄菟郡的广阔地域内，众多异族部落纷纷选择归附东汉王朝。而鲜卑各部的大人们也相继臣服，他们共同前往辽东接受东汉朝廷的赏赐。在明帝、章帝两朝期间，鲜卑人积极维护东汉边疆的安全，使得边境地区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到了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朝廷再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骑都尉来苖与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来自各郡的士兵以及乌桓和鲜卑组成的联军共计一万一千骑兵，浩浩荡荡地从平城塞出发，目标直指北匈奴。当这支联军抵达匈河水域时，面对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北匈奴人望风而逃，不敢迎战。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彰显了东汉王朝的强大国力与军事威慑力，为边疆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鲜卑联合乌桓、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各国，对北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北匈奴遭受了重创，其势力逐渐衰弱。到了公元87年，鲜卑再次对北匈奴发起猛烈攻击，不仅大获全胜，还斩杀了北匈奴的优留单于，并且带回了象征胜利的战利品——单于的皮。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北匈奴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到了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政府与南匈奴携手合作，在战略上取得了一定优势，成功击败了北匈奴。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至中亚地区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在永元五年（公元93年），北匈奴於除鞬单于得知东汉名将窦宪去世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于是率领部众返回北方。但好景不长，在任尚等将领的追击下，北匈奴单于遭遇惨败，而此时鲜卑已经占据了蒙古草原，吞并了匈奴余部十余万落，势力迅速扩张，开始走向强盛之路。 永元六年（公元94年），原本归降汉朝的十五部二十几万北匈奴人突然叛变，他们胁迫前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儿子奥鞬日逐王逢侯成为新的单于，导致匈奴内部再度分裂。为了平定这场叛乱，任尚调遣了鲜卑大都护苏拔廆的军队进行镇压，最终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共斩首一万七千余人。次年，即永元七年（公元95年）正月，汉和帝刘肇正式册封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并设置丞一职辅佐其管理，将其领地视为汉朝的一个郡县进行治理。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东汉与鲜卑之间的关系，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在东汉安帝永初年间，鲜卑部落的重要首领燕荔阳不远千里来到了东汉的京师洛阳进行朝贺。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鲜卑与东汉之间的外交往来，也彰显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邓太后对燕荔阳的到来非常重视，特地赐予他象征身份地位的王印和绶带。同时，还下令让鲜卑部落前往护乌桓校尉所驻扎的上谷郡宁城地区，在那里开展与胡人的贸易活动，并且修建了南北两座质馆。这些建筑物不仅是商贸往来的场所，更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鲜卑部落共有120个邑落，每个邑落都派出了代表前来参与这些重要的活动。 到了永初三年，即公元109年，南匈奴突然发起了叛乱。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邓太后迅速作出反应，下达诏书命令辽东太守耿夔率领由鲜卑士兵和其他各郡兵力组成的联军共同出征讨伐叛军。在这场战役中，联军成功击破了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的部队，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展现了东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体现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应对危机的良好局面。

叛汉自立
       公元121年，鲜卑部落的首领其至鞬发起了对汉朝的叛乱。这一举动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引起了汉朝政府的高度关注。 到了公元123年，事态进一步升级。万氏尸逐鞮单于率领鲜卑部落的大人其至鞬，带领着超过一万骑兵，在曼柏（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部）与汉军展开激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鲜卑军队遭受重创，数千名士兵阵亡，其中包括重要的军事将领奥鞬日逐王也在战场上英勇战死。这场战役不仅标志着鲜卑部落对汉朝的一次重大失利，也显示了汉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和防御能力。 在公元140年，南匈奴内部出现了反叛势力。句龙吾斯与句龙王车纽联合起来反对汉朝统治，他们率领三千骑兵攻打了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县东南），并成功诱使右贤王加入他们的行列。随后，两支力量合兵一处，兵力达到了七八千人之众，包围了美稷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同年五月，这支联军被汉朝度辽将军马续以及乌桓、鲜卑、羌胡等各族联军击败。九月，反叛者拥立车纽为新的单于，并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向东联合乌桓部落，向西集结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集数万人马，攻破了京兆虎牙营，杀害了上郡都尉及军司马，同时对并州、凉州、幽州、冀州四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 直到公元156年，鲜卑部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檀石槐成功地统一了鲜卑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他将整个鲜卑领地划分为三个区域：从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到上谷之间为中部；上谷以西则为西部。每个区域都设有专门的大人负责管理，直接听命于檀石槐本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水草”、“刍禾”和“盐地”是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檀石槐深知这一点，在成为鲜卑大人后，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在弹汗山仇水上建立了自己的宫廷，距离高柳北部约三百余里远，以此为中心，鲜卑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东西部的大人们纷纷归附。 在他的领导下，鲜卑军队不仅向南侵扰汉朝边境，还向北抵抗丁零部落，向东驱逐夫馀国，向西攻打乌孙国，最终占据了原属匈奴的广袤土地，东西跨度达一万四千余里，南北延伸七千余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山脉、河流、湖泊和盐池。随着领土的扩张，人口迅速增长，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畜牧业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檀石槐亲自考察了乌侯秦水域，发现这里拥有广阔的水面，但因水流停滞而富含鱼类资源却难以捕捞。听说楼人擅长捕鱼技术，于是他率军东征俊人国，俘获了一千多户居民，并将他们迁徙到秦水流域定居，教授当地居民捕鱼技能，从而补充了粮食供应。 在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部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治实体，频繁地对东汉边境构成威胁。
         公元177年，东汉灵帝时期，为了巩固边疆稳定，他命令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以及匈奴中郎将臧旻各自率领一万多名骑兵，分别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东北部）和雁门郡（今山西省代县西北部）出塞，兵分三路对鲜卑族进行进攻。汉军深入塞外两千多里，鲜卑首领檀石槐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迅速组织应对策略，命令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部落的首领率领各自的部众迎战。 到了公元181年，随着檀石槐的去世，鲜卑内部失去了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逐渐走向分裂。其中，西部的鲜卑部落率先脱离联盟，而漠南地区自云中以东则分化为三个主要集团：步度根集团拥有数万之众，占据了云中和雁门一带；轲比能集团分布在代郡和上谷等地；还有原来联盟中的“东部大人”所统领的一些较小的部落集团，则散居在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在这三个集团中，轲比能集团的实力最为强大，逐渐成为鲜卑各部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到了公元216年，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控制，将其分为左、右、南、北、中五个部分，并安置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等地。这一举措使得南匈奴原本占据的领地出现了权力真空，鲜卑人抓住这个机会，顺势占据了这些地区，进一步向漠南推进，逐步取代了南匈奴的地位，与中原地区的距离也更加接近。这不仅改变了北方民族分布的格局，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国时期
       在三国时期，轲比能怀揣着统一鲜卑各部的伟大志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采取了对刚刚建立的曹魏政权表示恭顺的态度。 公元220年，轲比能向魏文帝曹丕进献马匹，以表达自己的诚意与臣服之意。次年，也就是221年，轲比能展现出了更大的善意，将留居在鲜卑境内的500多户汉族人家交还给汉人，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曹魏的尊重，也彰显了他宽广的胸怀。 到了222年，轲比能再次展现出非凡的行动力。他率领着3000多名骑兵，驱赶着7000多头牛马，前往与魏国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又送回了上千户汉人家庭返回上谷等地。通过这些举措，轲比能成功地与曹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随着与曹魏关系的稳固，轲比能开始积极地展开对其他部落的兼并活动。到了228年，他成功吞并了东部鲜卑的各个部落。到了233年，他又进一步吞并了步度根部落，最终实现了漠南地区的统一。然而，随着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这也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曹魏边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公元231年，诸葛亮在进行第四次北伐之际，派遣使者与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取得联系。诸葛亮的意图是希望借助轲比能的力量对曹魏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接到诸葛亮的信息后，轲比能率领部队到达石城（今甘肃省皋兰县），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以防范鲜卑部落向南进犯。

      公元235年，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为了消除轲比能带来的威胁，派出了刺客韩龙。韩龙成功地将轲比能刺杀，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鲜卑内部的动荡不安。鲜卑各部落开始四分五裂，互相之间展开征伐，从此进入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 公元237年，曹魏派遣名将毋丘俭率领幽州地区的多支部队联合鲜卑和乌桓等部族共同出兵讨伐。当时担任侍中的卫臻曾提出反对意见，但魏帝并未采纳。结果，公孙渊逆向而行，与毋丘俭展开战斗。由于种种不利因素，毋丘俭最终战败撤退。随后，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并设立百官制度。他派出使者携带符节，利用鲜卑单于的王印，给边疆北方的民族加封晋爵，同时引诱鲜卑人去侵扰魏国的北方领土。 在曹魏时期，当魏国发动灭燕之战时，慕容鲜卑因协助司马懿、乌桓、高句丽以及流星联军共同击败公孙氏所建立的燕国，得以占据辽西地区。此时，东部鲜卑逐渐分化形成了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三支主要力量，它们各自盘踞在辽西一带。与此同时，拓跋部在拓跋力微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来到了云中（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附近）。此外，秃发部从拓跋部中分离出来，由塞北迁移到了河西地区；而在西晋建立之前，乞伏部就已经大规模地迁入雍州和凉州这两个重要的区域。

两晋时期
西晋
        西晋建立之后，对于周边的鲜卑各部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安抚政策。朝廷不仅授予一些部落首领相应的官职称号，还通过联姻、赏赐等手段来巩固这种隶属关系，以期实现对边疆的有效统治。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内仍不时有鲜卑部落发生反叛行为。例如，慕容涉归及其子慕容廆曾多次侵扰边境地区，而秃发树机能也发起了反对西晋政权的起义。然而从整体上看，西晋与鲜卑之间仍然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隶属关系。 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西晋王朝陷入了严重的内部纷争之中，国力迅速衰弱，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鲜卑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试图在中原这片土地上争夺更多的利益。其中，辽西地区的鲜卑部落表现得尤为活跃，段部和拓跋部成为了这一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两支力量。 段部鲜卑起源于辽西走廊一带，其始祖为段日陆眷。他原本是乌桓大人的一名家奴，在遭遇饥荒时，于辽西郡附近流浪乞讨。凭借着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他逐渐吸引了一批流亡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当八王之乱爆发后，段部鲜卑选择跟随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南下中原参与战事。他们成功地攻克了邺城，并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作为奖励，西晋朝廷正式册封段部首领段务目尘为辽西公，赋予其对辽西郡的管辖权。 拓跋部则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地区。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的嘎仙洞遗址证实了这一点。该部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南迁，并积极参与到了檀石槐所组建的部落联盟当中。公元310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威胁，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决定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石勒。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色，西晋朝廷先后册封拓跋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等重要职位。到了公元315年，他又被进一步加封为代王，并建立了完整的官僚体系，标志着拓跋代国正式成立。

东晋
       在东晋时期，鲜卑各部落在北方地区掀起了建国的高潮。从公元337年到420年间，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以及北魏等众多政权。 其中，“四燕”是辽西地区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权。早在东晋之前，鲜卑慕容部在慕容廆的带领下，一直保持相对独立，未直接参与中原地区的混战，而是专注于自身实力的培育与发展。慕容廆率领部众先后击败了扶余、高句丽以及宇文部和段部等其他鲜卑部落，逐渐成为辽西地区最为强大的势力。

      321年，东晋朝廷为了表彰慕容廆的功绩，封他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并授予车骑将军和平州牧的官职，同时封为辽东郡公，赐予丹书铁券，允许他在平州地区自行选拔官员。慕容廆去世后，其子慕容皝继位。慕容皝即位之初，首先平定了国内的叛乱，随后又相继击败了段部和宇文部，进一步巩固了慕容部的地位。

       337年，东晋朝廷再次册封慕容皝为燕王，正式确立了前燕政权。352年，前燕攻灭了冉魏政权。同年，慕容皝之子慕容儁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称帝，随后迁都邺城。然而，前燕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370年，前燕被前秦所灭。 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各部再次崛起，分别建立了后燕、西燕和南燕三个政权。

      394年，后燕吞并了西燕；

       410年，东晋将领刘裕攻破广固城（今山东青州），南燕随之灭亡。 后燕政权也未能长久维持。

       407年，后燕内部发生政变，冯跋与张兴等人推翻了慕容宝的统治，拥立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又称高云）为天王，建立新政权。

       409年，冯跋平定内乱，自立为天王，建立了北燕国。尽管《魏书》中将北燕的冯氏描述为汉人，但这一说法实际上源于冯太后编纂《燕志》时对冯氏血统的汉化处理。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出，鲜卑慕容部在北方地区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虽然最终未能统一北方，但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推动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秦

      乞伏鲜卑是陇西鲜卑中最为重要且强大的一支。在东汉中后期，他们南迁至阴山地区，并与当地的高车部落逐渐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与势力。 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自立为大将军、大单于，并兼任秦州和河州的州牧，正式建立了西秦政权。这一时期的乞伏鲜卑迅速崛起，在北方诸族中崭露头角。388年，乞伏国仁去世后，其弟乞伏乾归继承了王位，称河南王，并将都城迁至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基础。 394年，随着前秦主苻登的败亡，乞伏乾归趁机扩展领土，最终占据了整个陇西地区，改称秦王，标志着西秦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400年时，西秦在与后秦姚兴的交战中失利，被迫降附成为后秦的属国，将都城迁至苑川（今甘肃省榆中县）。 407年，乞伏乾归被姚兴扣留在长安，两年后才得以返回苑川，重新复称秦王，恢复了部分自主权。412年，乞伏乾归去世，其子乞伏炽磐继位，继续称河南王，并再次迁都至临夏（今甘肃省临夏市）。414年，乞伏炽磐攻灭南凉，十月改称秦王，使西秦的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431年，西秦最终被新兴的夏国所灭，结束了其在历史舞台上的辉煌篇章。尽管如此，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政权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研究古代民族融合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北魏

       北魏的前身是拓跋猗卢所建立的代国。公元338年，首领拓跋什翼犍继承了代王之位，定都于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这一时期，代国逐渐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过渡，迈入了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并且随着内部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逐渐强大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公元376年，前秦对代国发动了猛烈进攻。在这一场战争中，代国领袖拓跋什翼犍战败。次年即公元377年，拓跋什翼犍又被其子拓跋寔君杀害。前秦抓住机会乘势进军，最终导致代国灭亡。 但历史的车轮并未就此停止转动。公元386年，作为拓跋什翼犍之孙的拓跋珪开始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拉木伦河）召开部落大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即代王位。由于牛川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和统治，因此即位不久后，他便决定将都城迁回盛乐。同年四月，拓跋珪正式改国号为“魏”，自称为魏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王朝的开端。

南凉

     秃发鲜卑是拓跋鲜卑的一支，与北魏有着相同的起源。在历史的长河中，秃发鲜卑书写了独特而重要的篇章。 公元397年，秃发乌孤自立为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这一政权被史书称为南凉。次年的十二月（即公元398年末至399年初），他改称自己为武威王。同年，乌孤将都城迁到了乐都（现今的青海省海东市）。然而，在这一年里，乌孤不幸去世，他的弟弟秃发利鹿孤继承了他的位置。 利鹿孤继位后，将都城迁到了西平（今天的青海西宁）。到了401年，他又改称河西王。402年，利鹿孤逝世，其弟秃发傉檀接替王位，并改称自己为凉王，随后又把都城迁回了乐都。 404年，由于后秦的强大压力，傉檀向姚兴表示臣服。当时，姚兴灭掉了后凉，考虑到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威）难以有效控制，便任命傉檀为凉州刺史，镇守姑臧。408年，傉檀与姚兴决裂，再次恢复了凉王的称号。从此，南凉为了争夺河西走廊的主导权，开始了连年的征战。 在此期间，夏国出兵侵犯南凉北部边境，掠夺人口和牲畜，给南凉带来了沉重打击。尽管傉檀率军追击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南凉元气大伤。之后，傉檀率领五万骑兵攻打北凉，却遭遇惨败，不得不放弃姑臧，于410年再次迁都回到乐都。最终，在414年，傉檀向西秦投降，南凉就此灭亡。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秃发鲜卑部族的兴衰起伏，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复杂的政治格局与激烈的军事斗争。

吐谷浑

       吐谷浑部落是公元四世纪初，在其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从东北地区西迁至甘肃、青海一带。这个民族与慕容鲜卑有着共同的起源，属于鲜卑族的一支。在西迁过程中，吐谷浑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并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到了公元四世纪中叶，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成为新的首领。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他模仿汉族的制度，以父王的名字为姓氏，正式确立了“吐谷浑”这一国号，标志着吐谷浑政权的正式建立。尽管当时的吐谷浑控制的地域相对贫瘠，但通过与其他势力的互动和外交手段，吐谷浑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它先后臣服于南方的刘宋、南齐等政权，同时也与北方的北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431年，吐谷浑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击败了夏国的残余势力，俘虏了夏国末代君主赫连定，并将其交由北魏处置。这一胜利不仅扩大了吐谷浑的领土范围，还使其获得了原属西秦和夏国的部分土地、财物以及大量人口。至此，吐谷浑的疆域涵盖了今天的青海东部、陇南地区东部、武威地区东部以及敦煌和安西等地，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随着唐朝的建立，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然而，进入7世纪50年代后，吐谷浑逐渐被崛起的吐蕃所吞并，结束了其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尽管如此，吐谷浑在其存在的数百年间，始终在西北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当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时期

         在拓跋鲜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神元皇帝力微率领部落迁徙至盛乐地区这一举措成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拓跋鲜卑如同一颗新星，在与曹魏政权、西晋政权以及北方诸多民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的互动交流之中逐渐崭露头角，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他们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积极吸收各方先进文化与政治经验，最终成功建立了雄踞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与此同时，在拓跋鲜卑向西南方向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对于中原地区的曹魏、西晋政权采取了一种和睦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促使拓跋鲜卑走向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神元皇帝力微与曹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聘问交市，往来不绝”，双方使者频繁互访，贸易往来十分活跃。曹魏对拓跋氏也给予了慷慨的支持，每年赠送大量的金币和缯絮等珍贵物品，数量以万计，这不仅加强了双方之间的联系，也为拓跋鲜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
       公元261年，也就是魏景元二年，力微派遣自己的儿子沙漠汗，也就是后来的文帝前往魏都洛阳。此行名义上是“且观风土”，实际上是作为质子留在魏都。在洛阳期间，沙漠汗积极接受汉人文化的熏陶，他不仅学会了穿着汉服，还掌握了弹丸等武艺，深入地了解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礼仪制度。 到了魏晋禅代之时，沙漠汗依然留在晋朝担任质子。每次当沙漠汗北归时，晋朝都会以周全的礼节护送他安全返回，这体现了当时两国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 在拓跋珪建立北魏之后，他深刻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开始对拓跋鲜卑传统的部族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制度原本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具有浓厚的部落色彩。拓跋珪推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使得各个民族都能够成为北魏正式编制下的平民百姓。这一举措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让国家权力更加集中稳固。 同时，拓跋珪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立屯田。这一系列措施不仅稳固了北魏的经济基础，也加速了拓跋鲜卑向封建社会转型的进程。为日后魏王朝逐步走向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北魏逐渐成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强大政权。
        公元395年，后燕对北魏发动了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北魏首领拓跋珪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率领北魏军队在参合陂（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东南方向）成功地重创了后燕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乘着此次胜利的余威，北魏军队继续向南推进。 到了公元397年，北魏军队攻破了后燕的都城中山（现今的河北省定县）。随着这一战事的发展，后燕最终走向了灭亡的道路。紧接着，在公元398年，拓跋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将都城迁至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并在此称帝，被历史称为道武帝。 当拓跋珪击败后燕，逐渐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他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增强国力，他大力鼓励农业生产，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原本处于奴隶主地位的鲜卑贵族们也逐渐适应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习俗，开始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变。此外，拓跋珪还积极招纳汉族大地主加入到统治集团当中，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统治阶层的力量，同时也加速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时间流转至公元422年，此时已是拓跋珪的儿子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期间。这一年，趁着刘宋王朝内部出现动荡——宋武帝刘裕病逝的机会，北魏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沿着黄河一线全面展开了与刘宋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激烈的争夺中，北魏成功夺取了黄河以南多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包括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洛阳以及滑台（现为河南省滑县东部）等关键区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范围。
          公元423年，拓跋焘正式登基成为北魏的君主，史称太武帝。他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才能和军事谋略的帝王，不仅精通兵法，还拥有非凡的领导力。在一系列重要的战争中，拓跋焘常常亲自率领军队出征，身先士卒，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例如，在公元431年，他成功地击败了夏国，使得夏国的残余势力又遭到吐谷浑的打击，最终夏国末代君主赫连定被俘虏，并于次年被送至北魏处决；公元436年，他又一举灭亡了北燕；到了公元439年，北凉也被纳入北魏的版图，从而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 拓跋焘去世后，他的后代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以及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即位。这些继任者们继续推动着国家的发展，逐步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促使社会经济从传统的游牧模式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型。特别是孝文帝即位后，在冯太后的辅佐下，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些改革包括实行俸禄制度，确保官员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推行均田制，使农民可以获得土地耕种；建立三长制以加强基层管理；迁都洛阳等重大举措。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同时也为后来隋唐两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大部分鲜卑贵族纷纷迁居到洛阳地区定居，并且改用了汉姓，此后他们就以河南洛阳作为自己的籍贯。当他们去世时，也选择葬在洛阳，这标志着鲜卑族与汉族之间已经深度融合，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随着北魏统治的延续，后期的统治者逐渐变得腐朽不堪。官僚体系日益腐败，吏治败坏，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苦之中，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公元523年，积聚已久的民怨终于爆发，六镇起义如汹涌的波涛席卷而来。尽管这次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北魏的统治根基已经摇摇欲坠，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稳固。 公元528年，契胡族领袖尔朱荣发动了河阴之变，一举掌控了朝政大权。然而好景不长，到了530年，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为了摆脱尔朱荣的专横跋扈，果断将其诛杀。此举引发了更大的动荡，尔朱荣的弟弟尔朱兆随即展开报复，不仅杀死了孝庄帝，还拥立元恭为新帝，政权再度落入尔朱氏手中。 公元532年，高欢崛起，成功消灭了尔朱氏势力，处死元恭后另立魏孝武帝元修为傀儡皇帝。不甘心受制于人的元修试图逃离高欢的控制，他从洛阳出逃，投奔了驻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宇文泰的祖先源自辽西的宇文部鲜卑，这一举动成为了北魏分裂的关键转折点。 自此，北魏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权：高欢在邺城拥立元善见为帝，建立了东魏；而宇文泰则在长安拥立元宝炬为帝，建立了西魏。这一历史性的分裂标志着北魏帝国的彻底瓦解，也为后续的历史演变埋下了伏笔。

【后世发展】
周齐时期
        宇文氏建立的北周，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东部鲜卑时期的宇文部。这个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根据历史记载，宇文部的祖先原本是北匈奴的一部分，在北匈奴向中亚迁徙后，留在漠北地区的部众向东迁移并与鲜卑人混居，逐渐被同化，成为具有匈奴血统的族群。 在首领宇文莫那的带领下，宇文部从阴山地区南迁至辽西，并与当地强大的慕容部发生了多次冲突。然而，在这些争斗中，宇文部大多以失败告终。最终，在公元344年，宇文部遭受了来自慕容部毁灭性的打击，部众四散各地，几乎丧失了原有的势力范围。 直到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登基为帝，建立了新的政权——北周，历史上称为北周孝闵帝（生前被称为天王，这是他的谥号）。同年，由于孝闵帝年幼，实际的大权掌握在他的堂兄宇文护手中。不久之后，即当年九月，宇文护发动政变杀害了孝闵帝，拥立宇文毓为新帝，也就是北周明帝（最初也被称为天王）。到了公元560年，宇文护再次采取行动，毒死了明帝，改立宇文邕为帝，即北周武帝。 周武帝宇文邕亲政后，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使得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东边的邻国北齐在高纬的统治下，朝政腐败，民众不满情绪高涨。这种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北周武帝统一北方的决心。 公元576年，北周发起了对北齐的进攻，首先占领了战略要地晋阳（今山西太原），随后继续向东推进。次年，即公元577年，北周军队攻陷了北齐都城邺城，俘虏了北齐后主高纬和他的儿子高恒，标志着北齐的灭亡。尽管此后还有营州刺史高宝宇等人试图延续北齐的抵抗，但北方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 随着北齐的覆灭，以鲜卑文化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政权从此不再存在。而北周不仅成功统一了北方，还进一步将势力扩展到南方，夺取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范围，为后来隋朝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宣告了北周的结束。至此，曾经以鲜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权彻底消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成为了民族融合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至公元583年，由高宝宇统领的最后一支北齐残余势力也被隋朝平定，标志着这一段历史的彻底落幕。

隋唐外族
       关陇集团是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统治集团，它也被称为关陇六镇集团、六镇胡汉关陇集团或武川镇军阀。这个名称最早源自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在其著作《廿二史箚记》卷十五中的记载，他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深入阐释了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性。 关陇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宇文泰所建立的八柱国制度。该集团主要由北魏六镇的武将、代北武川镇的鲜卑贵族以及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强组成，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和敦煌令狐整等。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且他们的后代往往拥有鲜卑姓氏，因此鲜卑族成为了隋唐皇帝的外族（即母系家族）。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精辟地指出：“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一时期，超过10个少数民族的一千多万人口融入了汉族，对中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这些民族的融合，隋唐两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特别是在六世纪，鲜卑人成为唐代汉人的祖先之一。隋唐政权继承了北朝多元文化的传统，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结构上，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隋文帝杨坚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中间，并娶了匈奴化的鲜卑独孤氏为妻；而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娶独孤氏为妻，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李世民本人则娶鲜卑长孙氏为妻。这种跨民族婚姻关系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包容性和多元性。朱熹曾评论说“唐源流出于夷狄”，郑思肖也提到“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 在唐初，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都非常倚重来自关陇地区的贵族集团，这些人大多是西魏、北周以来的世家大族或胡汉混血的世族。这些家族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文化和思想上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基石。

隋唐以后
      隋唐以后，鲜卑族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而存在。在安史之乱之后，晚唐至两宋时期的中原地区与漠北地区的鲜卑后裔因地域相隔甚远，逐渐失去了联系。一部分生活在漠北的鲜卑族人，在历史进程中先是经历了汉化，后来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胡化。 尽管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鲜卑后裔已经不再拥有隋唐时期的荣耀地位，但他们仍然以自己是李唐王朝外戚（即李唐皇室的母系亲属）为荣。《元史》中记载了一位名叫速哥的人物，他属于蒙古怯烈氏家族，其家族世代相传为李唐外戚。速哥的父亲怀都曾效力于成吉思汗铁木真，并跟随他在班术尼河畔参与过重要活动。 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周慧教授通过古代人类遗骸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现代锡伯族人群很可能是古代拓跋鲜卑的直系后裔。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为鲜卑族的后裔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揭示了该族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语言和文化变迁。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的语言认同经历了从鲜卑语到汉语、再到蒙古语以及满语的多次转换过程。这不仅是语言的演变，更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

【内部分类】
鲜卑族分类有两种。
   鲜卑族的分类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历史话题。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鲜卑族进行不同的划分。

       一种常见的分类方法是基于部落起源的地区以及与其他部落融合的情况。依据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将鲜卑族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东部鲜卑主要指的是那些起源于鲜卑山以东地区的部落群体，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而拓跋鲜卑则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部落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部落联盟，这一支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另一种分类方法则是按照鲜卑各部落的分布地域不同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方式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各个部落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根据这种分类，鲜卑族大致可以分为西部鲜卑、中部鲜卑和东部鲜卑。 其中，西部鲜卑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陇西地区。这一区域包括了吐谷浑部、乞伏部和秃发部等重要部落。这些部落在历史上与周边民族有着广泛的交流互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的风貌。 中部鲜卑涵盖了更广阔的区域，主要包括拓跋部和柔然等部落。拓跋部作为其中最为著名的部落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柔然部落也在当时的草原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部鲜卑则主要集中在今天的东北地区，包括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等。这些部落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表现，在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 通过对鲜卑族不同分类方式的学习和了解，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感受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族称族源】
族名来历
    《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等古籍都明确记载，鲜卑族的名称由来是“依鲜卑山，以山为号”。而在《魏书》中的记载则表述为“大鲜卑山”。 经过众多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详细考证，可以确定鲜卑山的位置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的蒙格罕山。这座山脉见证了古老鲜卑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至于《魏书》中提到的大鲜卑山，则被认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具体是在大兴安岭北段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发现了著名的嘎仙洞。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史书的记载，更为研究鲜卑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大兴安岭北段作为鲜卑族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对鲜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遗迹与文化记忆。

族名释义
        关于“鲜卑”一词的起源和含义，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著名学者王国维与白鸟库吉均提出，“鲜卑”即为“犀毗”，也称作“师比”，这指的是古代胡人所使用的一种带钩。这种带钩最初起源于东胡地区，并在战国时期传入了赵国等地。 根据《史记索隐》中引用张晏的说法：“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其中，“郭落”表示兽类的意义，而“鲜卑”则寓意祥瑞或神灵，二者合起来可以理解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习惯将鹿等被视为祥瑞的兽类形象铸刻在带钩上，这种带钩便被称为“鲜卑郭落带”，也可以解释为“瑞兽带”或“神兽带”。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鲜卑”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祥瑞之意。以“鲜卑”作为族名，符合古代游牧民族命名的习惯方式。他们倾向于选择具有吉祥、神圣意义的词汇来象征自己的部落。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鲜卑”可能包含有动物的含义，可能是作为部落图腾的动物，或者是被尊崇为神兽的存在。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理解鲜卑文化及其历史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血缘种族
     鲜卑族中的一些部落成员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晋明帝的生母荀氏身份较为特殊，她最初是宫中的宫女。《晋书·后妃传》并没有详细记载她的出身背景，但《晋书·明帝纪》提到她是“燕代人”。根据《晋书·地理志上》的描述，“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而《晋书·刘聪载记》也提到“鲜卑之众星布燕代”，这表明燕代地区是鲜卑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因此可以推测荀氏很可能是鲜卑族的一员。 《世说新语·假谲》中记载了王敦对晋明帝的称呼：“黄须鲜卑奴”，并特别提到了晋明帝的外貌特征——“黄须”。同时，《永嘉行》也有类似的描述：“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据《异苑》所引，王敦曾称晋明帝为“黄头鲜卑奴”，并解释道：“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这里的“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则是指黄色的胡须，这些特征明显带有白种人的典型相貌特点。 此外，《晋书·明帝纪》中也明确记载了王敦对晋明帝的称呼：“黄须鲜卑奴”，并且进一步说明了晋明帝的外貌与他母亲家族相似，尤其是他的头发和胡须颜色偏黄。这不仅证实了晋明帝的外貌特征，也暗示了他的母系血统可能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 综上所述，从晋明帝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的事实来看，结合其生母荀氏的地域背景，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荀氏很可能是鲜卑族的一员，且她的家族成员很可能具备白种人的某些外貌特征。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为研究古代民族迁徙和混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在东晋时期，社会上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晋明帝因其母亲为鲜卑族人，所以在外貌上具有一定的鲜卑人特征。当时的人们称晋明帝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这一称呼表明，在那个时代，“黄头”或“黄须”被认为是鲜卑人的典型外貌特征之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将鲜卑人与白种人联系起来的观点并不准确。虽然金发确实是部分白种人群体的显著特征之一，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鲜卑人具备白种人的所有特征。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游牧民族，他们独特的外貌特征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遗传演变形成的，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种学的概念来定义。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鲜卑人的外貌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其所属地域和种族背景的独特性，而这些特征既不同于典型的东亚人群，也不同于欧洲的白种人群。因此，在探讨古代民族的外貌特征时，我们应该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去理解和分析，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误解。

【民族文化】
语言文字
    鲜卑语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有着多种称谓，如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胡言。这是中国与蒙古历史上鲜卑族所使用的一种独特语言，主要流行于公元2至3世纪交替时期直至7世纪中叶。 在东晋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段历史长河里，随着鲜卑族大举入主中原，鲜卑语逐渐成为他们本民族的重要交流工具。作为当时统治阶层的语言，鲜卑语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到了北魏时期，孝文帝与冯太后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迁都洛阳以及全面改用汉语取代鲜卑语，并且要求将鲜卑人的姓氏改为汉字姓氏。这些政策使得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急剧缩小，极大地影响了其传承与发展。 尽管如此，在六镇之乱后，一些深受胡化影响的将领重新提倡使用鲜卑语，从而引发了一波短暂的鲜卑化热潮。不过，这种趋势并未持续太久，最终到了隋朝末期，鲜卑语还是不幸失传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姓氏转换，官方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发音相似来进行转写；另一种则是依据意义相近的原则直接翻译。前者为现代语言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使我们得以了解部分鲜卑语的语音特征；后者则相当于构建了一份鲜卑语与汉语之间的对义词汇表。例如，“拓跋”被改为“元”，“独孤”变为“刘”，“贺赖”简化为“贺”，“步六孤”对应“陆”，“吐奚”转写成“古”。此外，像“可汗”对应“皇帝”，“可孙”表示“皇后”，“莫贺”意指“父亲”，“么敦”代表“母亲”，“阿干”则是“兄长”的意思等。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正是通过对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之间关系的研究，才逐步揭开了鲜卑语神秘的面纱。 关于鲜卑文字，《隋书·经籍志》中有记载，曾经有人用鲜卑语翻译过大量中国传统汉文书籍，包括《集解论语》《集注论语》在内的108部图书，共计447卷。除此之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到另有135部、569卷已经亡佚的图书。遗憾的是，这些鲜卑语文献至今无一本流传下来，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考证其文字形态。但即便如此，这些记录仍然为研究鲜卑语及其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物产食源
     贝加尔湖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拥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从于家屯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是由不同材质制成的镞、锥和网坠等工具。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狩猎、捕鱼等活动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水平。 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包括鹿、狗、牛、熊、野猪、狍子、兔、鼠、鱼、河狸、蚌以及鸟类等种类繁多的动物。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该地区生物资源的多样性，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人们主要依靠渔猎为生的生活方式。此外，在房址中还出土了山核桃、山杏、橡子和菱角等植物果实，这表明采集也是当时人们获取食物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出现了铁制工具以及石磨棒和石斧。这些工具的出现标志着原始农业已经在这一地区萌芽。然而，由于这类农具的数量相对较少，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仍然处于辅助地位，渔猎和采集仍然是当地居民主要的生存方式。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单纯的依赖自然资源逐步向主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转变的过程。

风俗习惯
        早期的鲜卑族保留了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鲜卑与乌桓同源，并且曾经受到匈奴的影响，因此其风俗习惯与乌桓、匈奴有诸多相似之处。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鲜卑族也是东胡的一支分支，他们依傍着鲜卑山居住，因此得名。鲜卑人的语言和习俗都与乌桓人相同。不过在婚姻习俗方面，鲜卑人有着独特的传统：在婚前，男方需要剃光头；每年春季三月，他们会聚集在饶乐水畔举行盛大的集会，在欢宴之后才会进行婚配仪式。此外，鲜卑地区还栖息着一些中国中原地区少见的动物，例如野马、原羊以及角端牛等。其中，角端牛的角被用来制作特殊的弓，这种弓被俗称为‘角端弓’。鲜卑地区还盛产貂、豽、鼲子等动物，这些动物的皮毛柔软珍贵，因而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上等的裘衣材料。” 鲜卑的社会组织结构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三个层级，从小到大依次组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后期，鲜卑与汉族的交流日益频繁，逐渐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生活习性也慢慢向汉族靠拢。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隋唐时期的人群已经不同于汉帝国时期的人群，应该被称为“隋唐人”。在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胡汉通婚现象，最终使得胡人和汉人逐渐融合为一体，这是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胡族逐渐汉化，同时汉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胡化。传统的汉帝国式的胡汉分类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代的人群区分标准。

宗教信仰
         鲜卑族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独特的风俗习惯、特定的经济活动形式以及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长期保留着一种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这种原始状态深深影响了鲜卑族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在这些领域中，萨满崇拜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气息十分浓厚。 萨满教是中国北方蒙古语系民族所信奉的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的原始多神信仰体系。在这一信仰体系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对各种鬼神的信仰都能被包容其中。当时鲜卑族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们对于各种知识的认知也极为有限，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处于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容易引发人们的敬畏感和神秘感。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鲜卑族不断向南迁徙，逐渐深入到中原腹地。在这个过程中，鲜卑族与汉族的杂居交流日益加深。同时，高僧大德们不遗余力地弘扬佛教教义，再加上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使得佛教和道教逐渐成为鲜卑族宗教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萨满教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根据史书记载，慕容部是最早接触佛教的鲜卑部落之一。公元342年，慕容皝将都城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之后出现了两龙相飞的祥瑞景象。慕容皝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在山上建立了龙翔佛寺。这是已知最早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佛寺，也是慕容部倾心于佛教的重要证据。从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慕容燕内部广泛传播，佛教信仰逐渐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对慕容鲜卑产生了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相比之下，拓跋鲜卑与道教的接触则更早一些。早在代国时期拓跋沙漠汗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奉道的迹象。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对道教也表现出极大的热衷，在天兴年间设立了道教仙牌，并进行白药的煮炼。到了太武帝时期，由于出身于奉道世家的司徒崔浩大力推举，道教更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实际上，在道武帝平定后燕之时，就已经下令大力弘扬佛法。明元帝时期，佛法开始在拓跋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广泛传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相继开始修建。然而，在这一时期，萨满教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重大政治、军事决策过程中，仍然有神巫参与其中；在拓跋鲜卑的祭祀活动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原始色彩；在民间，萨满巫师依旧备受民众欢迎。 然而，道教和佛教在鲜卑族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佛教先后遭遇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期的两次灭佛运动；另一方面，在大力举荐道教的崔浩被杀后，道教也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如此，这段历史见证了鲜卑族宗教信仰的变迁与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现代遗存】

汉藏遗存

        自秦汉以来，鲜卑民族一直是对中华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北方游牧民族。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鲜卑民族始终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政治舞台上，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 十六国时期是鲜卑各部族政权最为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以鲜卑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慕容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创建了西秦；秃发氏建立了南凉；吐谷浑氏则在青藏高原东部建立了吐谷浑国；拓跋氏更是先后建立了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等重要政权；宇文氏则建立了北周；还有鲜卑化的高氏所建立的北齐。这些政权的存在时间跨度近三个世纪，充分显示了鲜卑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强大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宇文鲜卑“别种”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持续统治了近两个世纪。辽国灭亡后，其残余势力向西迁徙，建立了西辽国，并一直延续到被蒙古汗国征服，又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从北宋至清朝期间，还有拓跋鲜卑的一支——党项羌拓跋部所建立的西夏国，同样存续了近两个世纪。由此可见，自十六国以来，鲜卑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持续了大约一千年之久。 南下的鲜卑人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经历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当时，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融合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旋律。随着胡汉两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双方的共同点逐渐增多，差异性则不断减少，最终实现了水乳交融般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北方各民族相继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逐步融入华夏文明体系。 以北魏为例，在北魏全盛时期，国家掌握的人口总数据估算不超过两千万，但其中非汉民族人口却多达数百万，这表明当时的北方并非汉族一家独大，而是多民族并存的局面。此外，在北朝、隋唐时期，我们还能看到大量非汉族出身者及跨种族混血儿活跃于政治舞台，正所谓“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鲜卑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鲜卑人在推动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鲜卑拓跋氏。北魏太和年间的冯太后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汉化改制”，将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加速了鲜卑族自身的汉化进程，也为整个北方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许多汉族人的祖先实际上就是鲜卑人，但他们早已在文化认同上完全融入汉族，并以汉族身份记录在户籍中，这种认同的基础正是汉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文化底蕴。 另外，鲜卑慕容部的一支曾建国吐谷浑，663年为吐蕃所灭后，部分鲜卑后裔融入了藏族，因此，鲜卑先民也是青海-甘肃地区藏族的重要先祖之一。同时，由于鲜卑人曾经在广袤的地域活动，还有一部分可能融入了其他民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锡伯族遗存
      锡伯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民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东胡系的拓跋鲜卑部。根据历史记载，锡伯族最初活动于中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了他们的早期文明。自汉代前后，锡伯族的先民逐渐南迁，历经漫长的历史变迁，最终在明末清初时期，分布于嫩江中游及其支流的适宜农耕区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清朝初期，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制度，成为满洲统治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时期，锡伯族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文化、语言等方面与满族和其他民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尽管如此，锡伯族始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认同感。 关于“锡伯”这一名称的由来，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文史籍对锡伯族的称呼也有所不同，如须卜、犀毗、悉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等，这些都是“xiwe”的同音异写。直到明末清初，才正式定名为“锡伯”。对于“锡伯”一词的含义，学界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它是鲜卑带钩的名称，即所谓的“黄金犀毗”；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它是一种瑞兽的名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是由地名演变而来；另有学者认为，“锡伯”是鲜卑的音转。综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锡伯族发源于汉代以前的东胡系，经历了东胡——鲜卑（拓跋部）——室韦（失韦）——锡伯的演变过程。 鲜卑作为一个庞大的部族群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鲜卑族内部包含多个分支，其中以拓跋、慕容、宇文等最为著名。而锡伯族的起源，正是源自鲜卑族中的拓跋部。拓跋鲜卑作为鲜卑族中较为强盛的一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孕育出了锡伯族这一独特的民族。 锡伯族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传统。无论是在语言、习俗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锡伯族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土族遗存
        土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民族，其起源与古代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史书记载，吐谷浑在藏族中被称为霍尔人，他们在历史上曾建立过一个重要的政权。随着历史的变迁，吐谷浑的一部分后裔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土族。 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文章《土族》介绍，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强大的吐蕃王朝吞并，部分吐谷浑人选择继续留居在青海地区。从地理分布来看，现今土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湟水流域沿岸，而这一区域正是当年吐谷浑人的活动范围。特别是在互助县和大通县等土族聚居地，当地十几个村庄的名字在土语中被称为“吐浑”，而汉族居民则将其讹称为“土观”或“托红”，这些名称实际上都是“吐浑”的音转形式。 综合历史文献记载，吐谷浑灭亡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入了汉族社会；归顺于吐蕃的吐谷浑人后来则融入了藏族；而留在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以及河湟地区的吐谷浑人，则成为今天土族的主要先民。 此外，在互助县的土族民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蒙古人，相传成吉思汗麾下的大将格日利特（又名格热台）曾率领部队驻扎在索卜滩（即今日的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后，格日利特病逝，他的部下便在此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的霍尔人通婚，经过世代繁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土族。 土族的历史不仅体现了多民族融合的特点，也见证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共同发展的历程。今天，土族人民以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增添了绚丽多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