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 大亨 争议（402年）

 年号争议

      公元402年，东晋确立了“元兴”这一年号。然而，在同年三月，桓玄成功进入建康，随即废除了“元兴”年号，重新恢复使用“隆安六年”。他自掌百揆之权，废黜了会稽王司马道子，并杀害了其子司马元显等人。不久之后，他又改立新年号为“大亨”。 到了大亨二年（即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正式称帝，建国号为“楚”，同时改元为“永始”。他将晋安帝司马德宗废黜为平固王，并将其迁往寻阳。 关于这段历史的年号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李崇智先生认为，在元兴元年三月，桓玄入主京师后，以诏书形式自立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并且改元为“大亨”。此时晋安帝尚未被废黜，因此“大亨”应当视为晋安帝的年号。而易风先生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大亨”是桓玄自立的年号。此外，方诗铭先生提出，“大亨”确实是晋安帝的年号，因为在公元402年三月时，虽然一度沿用“隆安六年”的称呼，但很快便改用了“大亨”作为新的年号；而次年又再次更改，称为“元兴二年”。 以上这些学术争论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年号使用的不确定性，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落款时间是“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

    “大亨”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导致年号使用极为混乱。这种混乱也使得像《爨宝子碑》这样的历史文物在落款时间上显得扑朔迷离。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方诗铭版）记载，东晋时期的年号体系中，“大亨”这个年号的存在尤为特殊。具体来看，从公元397年至401年，东晋的年号为隆安元年至五年；到了公元402年，则改为元兴元年。然而，在该书的注释部分可以看到，元兴元年的三月曾短暂恢复为隆安六年，随后又改称为大亨元年。而到了次年，即公元403年，年号再次被更改回元兴纪年，称为元兴二年，并延续至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之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和义熙二年（公元406年）等相继出现。因此，《爨宝子碑》中提到的“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实际上对应的是公元405年。按照东晋官方正式的说法，这一年应该是义熙元年，而非“大亨四年”。事实上，“大亨”这个年号不仅没有持续到第四年，甚至连第二年都未曾存在过。 那么，为何会出现公元402年和403年如此混乱的局面呢？这与当时桓玄叛乱事件密切相关。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初），桓玄起兵反叛东晋朝廷。同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后，废除了元兴年号，重新恢复为隆安六年。然而，仅仅过了几天，他又将年号更改为大亨元年。按常理推算，接下来的一年应为大亨二年，但实际上，到了公元403年，年号又被改回元兴纪年，称为元兴二年。同年十二月初三，桓玄自立为帝，建立“楚”国。次年（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五月，桓玄兵败被杀，晋安帝得以复位。然而，局势并未完全稳定，桓玄的部下再度攻占江陵，并俘虏了晋安帝。直到半年后的元兴四年正月（公元405年），刘裕收复江陵，成功迎回晋安帝。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并将元兴四年改称为义熙元年。 由于东晋中央政权在这一时期的动荡不安，地方官员往往难以及时获取准确的信息。作为建宁太守的爨宝子身处云南边陲，信息闭塞，可能并未意识到年号的频繁变更。因此，他沿用了“大亨”这一年号，并按照大亨元年壬寅、大亨二年癸卯的方式逐年排列，直至乙巳年时误以为是大亨四年，从而将其刻写于碑文中。这也反映了当时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沟通不畅以及历史环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