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中国东晋开国皇帝（317年4月6日-318年4月26日称帝-323年1月3日在位）

【晋朝】【317年】

【东晋[dōng jìn]】【东晋皇帝】

【西晋[xī jìn]】【西晋皇帝】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两晋时期.十六国

全名：司马睿
别名：晋元帝
字：景文

庙号：中宗
谥号：元皇帝
封号：琅琊王、晋王（即位前）
年号：

1.建武（317年三月-318年三月初九）帝前

2.太兴（318年三月初十-321年），或作太兴.东晋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第二个年号

3.永昌（322年--322年1.3日~323年二月）322年闰十一月初十元帝病逝~明帝司马绍沿用至323年二月，三月改元）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河南郡洛阳县（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生卒：276年~323年1月3日 
逝世地：建康宫内殿（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
在位时间：（317年4月6日-318年4月26日称帝-323年1月3日在位）
前任：晋孝愍皇帝司马邺
继任：晋肃宗明皇帝司马绍
主要作品：《改元大赦诏》、《讨石勒檄》等 
籍贯：河内郡温县（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主要成就：在江南重建晋朝，开创东晋，在王导等人辅佐下讨平江南各反抗势力

陵墓：建平陵（存疑）

墓址：位于‌今南京市北极阁（存疑）

个人简介

       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年1月3日），字景文，出生于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他是中国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同时也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作为一位在乱世中崛起的帝王，司马睿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挑战，他的统治不仅奠定了东晋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南朝的政治格局。

         早年经历与南下之路 ：司马睿十五岁时继承爵位，成为琅邪王。在八王之乱后期，他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并被任命为平东将军，负责监督徐州诸军事事务，留守下邳。然而，随着永嘉之乱的爆发，北方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原大地陷入战乱和动荡之中。在此背景下，司马睿采纳了谋士王导的建议，决定南下发展，以图开辟新的基业。

        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移镇建邺（今南京）。在他的治理下，江南地区逐渐恢复了秩序与稳定。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他们帮助司马睿优待南北士族，安抚流民，消灭地方反抗势力，从而稳固了东晋政权在南方的根基。 即位称帝与“王马共天下” 晋愍帝被汉赵军队俘获后，司马睿于建兴五年（317年）自称晋王。随后，在太兴元年（318年），得知晋愍帝去世的消息后，司马睿正式即位为帝，建立了东晋王朝。新政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等广袤区域，定都建邺，史称东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琅邪王氏家族尤其是王导和王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司马睿本人出身并不显赫，加之当时高门大族势力强大，因此形成了“主弱臣强”的政治局面。时人甚至用“王与马，共天下”来形容这种特殊的关系——即司马氏皇室与王氏家族共同掌控国家命运。 尽管如此，司马睿并未甘心完全屈从于权臣的控制。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强化皇权，包括推行依法治国、调整中央机构职能、清查户籍人口以及增强军事力量等政策。这些举措旨在削弱王氏兄弟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引发了双方矛盾的加剧。

         王敦之乱与忧愤而逝：  永昌元年（322年），野心勃勃的王敦以清除刘隗为借口，在武昌发动叛乱，率军攻入建邺。此次事件导致朝廷多名重臣如戴渊被杀，而司马睿本人则遭到软禁。虽然王敦最终撤回武昌，继续遥控朝廷事务，但这次政变对司马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他深感无力改变“君弱臣强”的现状，最终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终年四十七岁。司马睿去世后，被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中宗，葬于建平陵。

         历史评价 ：司马睿能够在群雄割据的时代成功登上皇位，离不开高门大族的支持。然而，也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得他在位期间始终受到权臣掣肘，难以实现真正的集权统治。这种“君弱臣强”的格局贯穿了整个东晋历史，并对后来的南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司马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东晋基业，为中华文明在南方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所面临的复杂政治环境也注定了其统治充满艰辛与遗憾。

【人物生平】
皇室疏属
   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其家族在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他的祖父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庶出之子，在西晋建立后被封为琅邪王，并在平定东吴的战役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继承了琅邪王的爵位，但一生并无特别突出的事迹。 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司马睿诞生于洛阳。到了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其父司马觐离世，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按照惯例继承了琅邪王的爵位。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因愚钝无能，难以掌控复杂的政局。自此，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持续十余年的“八王之乱”。在这动荡不安、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身为帝室疏族的司马睿采取了谦恭节俭、退让自守的策略，以求在乱世中保全自身。据说，当时以忠诚正直著称的侍中嵇绍对司马睿颇为赏识。 在洛阳期间，司马睿担任员外散骑常侍一职，官职并不显赫。然而，他与琅邪人王导结为挚友，关系密切。王导出身于北方著名的士族“琅邪王氏”，拥有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局势判断力。他曾多次劝说司马睿返回自己的封国，以便在未来施展更大的抱负。虽然司马睿认同王导的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实现这一计划。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七月，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追随东海王司马越，参与了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军事行动。然而，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朝廷军队在荡阴（今河南汤阴）遭到重创，司马越逃回了自己的封地，而司马睿则与晋惠帝以及其他王公大臣一同被俘，押往邺城。不久之后，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触怒司马颖而惨遭杀害。面对可能的牵连，司马睿心生恐惧，秘密逃离邺城，奔回洛阳。途中，他险些被黄河岸边的关卡官员抓获，幸亏随从机智应对，才得以脱险。回到洛阳后，司马睿迅速安排家眷离开，返回了琅邪封国，暂时避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谋划南渡
       永兴二年（305年）七月，司马越的实力逐渐恢复。为了掌控朝政大权，他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合山东地区的各方镇势力，共同讨伐占据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在出征之前，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并授予其监徐州诸军事之职，负责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其稳固后方。司马睿上任后，延请王导担任平东将军司马一职，并将所有涉及军事谋略和机密策略的事务都交由王导全权规划。 然而，这一时期，司马越的行为愈发专横跋扈，甚至到了弑君篡权的地步，其暴虐程度令人震惊。面对如此局势，王导等人敏锐地察觉到天下即将陷入大乱之中。于是，他们竭力劝说司马睿前往建邺（今江苏南京）建立据点。王导凭借自己兼任东海王军事参军的身份，成功争取到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

       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司马睿被正式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之江南诸军事，并被授予“假节”之权，得以顺利南下镇守建邺。 回顾历史，自西晋灭吴之后，南方士族长期受到排挤，仕途受阻，对北方人充满敌视情绪。就在司马睿准备南下之前，南方士族刚刚联合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国相陈敏。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皇室远支且缺乏声望与功绩的司马睿，要想在原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核心的政权，就必须全力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派遣王导亲自拜访江南士族领袖贺循和顾荣，二人欣然应召加入阵营。这一举措使得吴地民众纷纷归附，百姓衷心拥戴，“君臣之礼”由此确立。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政权的过程中，王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他极为倚重，甚至将其比作汉初名相萧何。王导长期身处权力中枢，深受朝野上下敬重，被誉为“仲父”。琅邪王氏家族成员更是占据了众多关键职位。

        永嘉三年（309年）三月，王导的堂兄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至此，建邺几乎成为王氏家族的天下。 据说，司马睿初到南方镇守时，仍嗜酒如命。每当看到司马睿饮酒，王导总是痛心疾首，哭泣劝阻。司马睿最终答应了王导的请求，在尽情畅饮一番后，毅然决然地将酒杯扣于桌上，表明了自己戒酒的决心。此后，他采纳了王导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士人，厉行节俭以充实国库，秉持清静无为的理念治理政务，并努力安抚新旧势力。这些原则逐渐成为江东政权的基本国策。在此方针指导下，司马睿先后招揽了纪瞻、卞壸、刘超、张闿、孔衍等名士进入幕府，这些人被称为“百六掾”。由此，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初步形成，为日后东晋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足江南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已经在山西建立了汉赵政权。这一年，他先后两次派遣军队攻打洛阳，对西晋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当时总揽朝政的司马越为了应对危机，征调了出身于吴兴大族的建武将军钱璯以及王敦率军前往救援。然而，当钱璯抵达广陵（今江苏扬州）时，却因畏惧汉赵军队的强大实力而踟蹰不前，不敢继续前进。 面对这一情况，司马睿奉命催促钱璯出兵，并以军法严惩相威胁。此举激怒了钱璯，他愤然反叛，转而进攻王敦。王敦在战斗中失败，被迫逃往建邺。随后，钱璯公开宣布叛乱，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之子为吴王，另立政权，与西晋分庭抗礼。面对钱璯的叛乱，司马睿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讨伐，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政府军始终未能与其正面交锋。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三月，钱璯的势力愈发壮大，他接连取得胜利，大军逼近阳羡（今江苏宜兴），直接威胁到建邺的安全。在此危急关头，义兴豪族周玘挺身而出，召集自己的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协同作战，最终成功击灭了钱璯的叛军。周玘在此之前已先后主导平定了石冰和陈敏的叛乱，加上此次讨伐钱璯，他被誉为“三定江南”，为维护东晋初期江南地区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并擅自设立义兴郡，以此表彰他的功绩。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司马睿对周玘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在地方治理上的独立性逐渐增强。 同年十月，汉赵新君刘聪集结重兵再次进攻洛阳，使洛阳陷入新的危机之中。晋怀帝司马炽紧急发布檄文，请求各地方镇发兵救援，但遗憾的是，没有一路救兵能够及时赶到洛阳。朝廷内部关于迁都以避兵祸的讨论日益激烈。此时，担任镇东将军并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将国都迁至寿春。然而，司马越对周馥的提议极为不满，一面迁居许昌以遥控局势，一面北上调遣周馥，试图削弱其影响力。 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的行为心存不满，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命令。淮南太守裴硕受司马越密令，率军偷袭周馥，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裴硕在败退后逃至东阿，并向司马睿告急求援。司马睿早有吞并周馥势力之心，于是趁机派兵协助裴硕击败周馥，并将其俘获。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司马睿成功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地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割据范围，为日后建立东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西晋权臣司马越在项城病逝。随后，太尉王衍等一众王公重臣护送其灵柩返回东海安葬的途中，不幸遭遇汉赵军队的围剿而全军覆没。这一事件使得洛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并最终于不久之后被攻陷，怀帝亦被俘虏。 在此危难之际，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大将军苟晞以及大司马王浚分别在各地设立行台，各自奉立一位宗室成员以号令天下。其中，荀藩所拥立的秦王司马邺所建立的行台影响力最大。他们发布檄文，号召各方镇出兵勤王。在这股力量中，实力最强的是镇东大将军司马睿，他兼任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盟主。然而，司马睿却无意北上，而是将重心放在经营江南地区。 面对当时北方流民因逃避胡人屠杀而纷纷南下的局势，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积极对他们进行招抚。为此，他在长江南北设立了众多侨置州郡县，妥善安置这些流亡人口。同时，还为这些从北方迁来的侨民特别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优惠政策。对于率领流民南下的流民帅，司马睿则授予他们重要职务，使其为自己效力。例如东晋初期的重要文武大臣郗鉴、祖逖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南下的。通过这些举措，司马睿成功赢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重要支柱。不过，这种做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江南地区的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出现混乱，并为地方大族侵吞户口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对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当时，扬州的西部区域属于江州管辖范围。为了实现向西扩展势力的目标，司马睿必须控制江州。然而，当时的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是受中央朝廷直接任命，因而拒绝服从司马睿的命令，双方关系因此变得十分紧张。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司马睿派遣周访率军前往彭泽（今江西鄱阳湖附近），对江州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施加压力，进而强行要求江州更换长吏。面对华轶的坚决抵抗，司马睿随即命令王敦、甘卓及周访等人联合出兵攻打江州。最终，华轶战败被杀，江州落入司马睿之手。与此同时，豫州刺史裴宪也被司马睿派兵驱逐。凭借这些军事行动，司马睿成功将势力范围扩展至长江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的二月，从北方传来了一个令建邺朝野震惊的消息：汉赵大将石勒正计划兴兵南下。这一消息迅速在建邺城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人们纷纷议论，朝廷也开始紧急部署应对之策。不久之后，石勒果然率领大军南下，一路劫掠豫州诸郡，直至抵达长江岸边方才折返。随后，他选择在葛陂驻扎下来，蓄势待发，似乎有进一步渡过淮河、攻入长江流域，甚至夺取建邺的意图。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司马睿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于寿春，并任命熟悉水文地形的纪瞻为扬威将军，统率各部兵马，严阵以待。然而，天意难测，就在石勒积极筹备进攻之时，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大雨降临，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连绵不断的雨水导致粮草短缺，士兵们不仅饱受饥饿之苦，还因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而疾病蔓延。最终，石勒不得不放弃南进计划，带领军队撤退北上。至此，江东地区的危机才得以解除，局势逐渐恢复平稳。

     永嘉六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历313年1月，司马睿决定对荆州地区进行重新布局。当时，荆州刺史王澄因受到杜弢和王冲起义军的猛烈攻击，被迫撤离至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为了稳定荆州局势，司马睿写信召回王澄，并派遣名士周顗接替其职务，意图通过此举巩固对荆州的控制。然而，由于流民军的顽强抵抗，周顗始终未能成功立足荆州，这一计划也因此未能实现。

无意北伐
          永嘉七年（公元313年）二月，晋怀帝不幸遇害。同年四月，秦王司马邺在长安称帝，即位为晋愍帝。愍帝即位后，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并于一年后进一步升任其为丞相，负责统率陕东地区的军事事务。愍帝期望通过“分陕而治”的策略，让司马睿与右丞相、南阳王司马保分别统领东西两方的军政事务，共同抵御汉赵政权的强大攻势。然而，司马睿以“正在平定江东，暂时无暇北伐”为由，拒绝了愍帝要求其收复洛阳的诏令。 与此同时，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上书请求出师北伐。愍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兼豫州刺史。然而，朝廷给予祖逖的支持十分有限，仅提供少量人员和物资，允许他自行招募士兵进行反击。尽管如此，祖逖仍坚定地踏上了北伐之路，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决心。 司马睿不愿北顾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托词。当时，南方局势异常复杂。荆州地区长期动荡不安，而扬州作为腹心之地，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周玘因不满司马睿对南士的压制政策，联合东莱大族王恢起兵，企图驱逐北方士族，重新确立南士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密谋泄露，周玘不得不杀掉王恢以灭口。随后，司马睿采取了一系列羞辱性的措施对付周玘，最终导致周玘忧愤而死。临终前，周玘嘱咐其子周勰向“诸伧子”复仇。

       周玘去世后，其子周勰于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利用吴人对司马睿的不满情绪再次起兵。他招募地方豪强，声言要讨伐执政的王导和刁协，一时声势浩大。面对这一危机，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派遣时任黄门郎的周莚前往处理事变。周莚以温和的方式成功安抚了吴人，化解了这场冲突。考虑到义兴周氏在三吴地区的深远影响力，司马睿选择不再深究此事，而是继续安抚周勰，并任命其叔父周札为吴兴太守，同时提拔周莚为太子右卫率，以此稳定局势。 就在南方局势逐渐平息之际，远在荆州的刺史陶侃取得了重大胜利。他成功镇压了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并收复了湘州。然而，陶侃的功绩却引发了另一位重要人物——王敦的嫉妒。此时，王敦正担任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的都督，并兼任江州刺史。他不仅自行选派官吏，还逐渐表现出骄横的态度。在陶侃返回荆州治所江陵之前，王敦借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改任其为广州刺史，同时派自己的从弟王廙接替荆州刺史一职。此举引发了荆州将吏的强烈抗议，甚至一度让王敦萌生杀害陶侃的念头。但由于陶侃与豫章太守周访之间存在姻亲关系，王敦担心周访会干涉此事，最终未能付诸行动。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长安城在汉赵军队的重重围困之下，陷入了内外隔绝、兵力疲惫、粮草耗尽的绝境。此时，司马睿却始终拒绝派遣援军前往救援，最终导致愍帝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被迫向敌军投降。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至江南后，司马睿表面上整军宿营，摆出一副准备发动北伐以解救愍帝的姿态。然而，不过数日，这场所谓的“军事行动”便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 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与推卸责任，司马睿竟将怒火转向无辜者，以“漕运稽期”的罪名冤杀了丞相府督运令史淳于伯。这一事件引发了朝野上下部分人士的强烈不满。当时，百姓议论纷纷，士人与妇女聚集围观，皆为淳于伯鸣冤叫屈，认为他的死实属不公。甚至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站出来为淳于伯伸张正义，要求追究与此事相关的责任人。 迫于舆论压力，幕后主谋王导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并请求朝廷将其免职以平息众怒。然而，司马睿并未对任何相关人员进行实质性的处罚，仅以承认错杀行为作为回应。

君臣共治
       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二月，平东将军宋哲（也有记载称其为弘农太守）携带愍帝在临降前所书写的诏书抵达建邺。这封诏书明确表示同意司马睿代行“统摄万机”的职责，同时要求他在称帝之后务必收复旧都长安，洗雪国耻。此外，诏书中还隐约流露出对司马睿未能及时救援长安的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司马睿在获得愍帝许可，并得到众臣的拥戴后，正式接受了晋王的称号，成为晋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表。 同年六月，北方将领刘琨联合一百八十名将领共同上书司马睿，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劝进活动，希望他早日登基称帝。然而，由于愍帝尚在世且中原地区尚未收复，司马睿对此颇为谨慎，始终未敢轻易接受。与此同时，祖逖在北方战场上捷报频传，成功收复了大片失地，并于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击败了石勒的军队。借助这一胜利之势，司马睿发布檄文昭告天下，声称将派遣自己的儿子司马裒率领大军北上增援祖逖。然而，这支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便被召回建邺，具体原因虽未明言，但显然与当时复杂的局势和政治考量密切相关。

        到了年底，愍帝不幸被汉赵君主刘聪杀害。随着愍帝的去世，司马睿称帝的最后一道障碍也随之消除。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太兴元年三月丙辰日（公元318年4月26日），司马睿终于在建邺登上了皇帝宝座，标志着东晋王朝的正式建立。 在登基大典上，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插曲：司马睿多次邀请时任丞相的王导与自己同坐御床接受群臣祝贺，但王导再三谦让，坚决不敢接受，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这一举动看似是对王导的高度尊崇，实际上却深刻反映了东晋政权初期“主弱臣强”的特殊格局。作为司马氏家族建立的江南政权，其根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的支持。兄弟二人一内一外，分别掌控朝政与军权，实际左右着东晋的政治走向。因此，当时的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王与马，共天下”，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皇权与士族势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的关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马睿此举也暗含深意。随着地位逐渐稳固以及建邺政权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他对王氏兄弟的强势干预愈发感到不满，内心萌生出摆脱控制的愿望。通过提出让王导同坐御床这一看似礼遇实则考验的行为，司马睿实际上是在向对方传递一种信号：希望其在未来施政过程中能够适当收敛权力，给予皇权更多尊重与空间。这一微妙的政治博弈，不仅揭示了东晋初年复杂的政治生态，也为后来司马氏与王氏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失驭强臣
     在司马睿登上帝位之后，尽管他仍然对王导、王敦等人加封官职以示恩宠，但内心深处对王氏家族的厌恶情绪却日益加重。这种情绪逐渐体现在他对王氏的态度上，变得愈发冷淡。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司马睿选择绕过王氏家族，转而依赖尚书令刁协以及当时担任丹阳尹但仍兼任侍中的刘隗，与他们秘密商议军国大计。 为了限制士族势力并进一步巩固皇权，司马睿采纳了刁协和刘隗的建议，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刻碎之政”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削弱大族的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央集权。然而，这一举措引起了王氏家族的强烈不满。王导通过公开褒奖吴郡士族顾和“宁使网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的主张，明确表达了自己与司马睿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即倾向于放纵士族势力。与此同时，王敦则直接向朝廷上疏，夸耀王氏兄弟在开国过程中的功绩，为王导在朝中受到的冷遇鸣不平，并借此发泄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暗示，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王敦虽然手握重兵，且一直怀有废立之心，但他迟迟未能付诸行动，主要原因在于他忌惮两位实力强大的藩镇——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这两位将领的存在让王敦如芒在背，始终不敢贸然叛乱。直到太兴三年（320年）八月，周访因病去世，这一消息如同解除了王敦的一块心病。自此，他开始与亲信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之事，准备发动叛乱。 在此期间，司马睿一方面继续排斥王导，逐步削弱其在朝中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则全力加强针对王敦的防范措施。太兴三年（320年）年底，司马睿拒绝了王敦关于任命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转而派遣谯王司马承前往湘州镇守，以此牵制王敦的势力扩张。 此外，为了增强自身力量，司马睿于太兴四年（321年）五月采纳了刁协的建议，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该诏令要求将沦落至扬州地区、沦为大族家奴或门客的北方平民重新编入户籍，并免除其奴客身份，将其纳入军队编制，由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和戴渊统领。为确保这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司马睿还制定了“给客制度”（相关内容详见“为政举措”部分）。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不仅成功扩充了军队规模，也触动了大族的利益。
      太兴四年，即公元321年的七月，司马睿为了防范北方势力的侵扰，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军事部署调整。他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负责镇守合肥；同时任命刘隗为青州刺史，驻守淮阴。这一系列安排不仅是对北方防御体系的加强，同时也是针对内部局势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意在防范王敦可能带来的威胁。 其中，戴渊受命担任都督，统管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其管辖范围涵盖了祖逖所统领的豫州地区。然而，祖逖对此心怀不满。他认为，虽然戴渊才望兼备，但缺乏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自己历经艰辛收复河南之地，却未能得到朝廷应有的信任与支持，这令他深感失望。不久之后，祖逖又得知王敦专横跋扈的消息，加之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加剧，他担心内乱将至，北伐大业恐难实现，最终忧愤成疾，不幸去世。 祖逖逝世后，王敦再无顾忌。永昌元年（322年）正月，他以讨伐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直逼建邺。在王敦列举的众多罪状中，他特别谴责了刘隗征用奴婢为兵的行为，以此争取大族的支持。与此同时，王敦的心腹沈充也从吴兴起兵响应，局势迅速恶化。 同年三月，王敦率军抵达芜湖，并再次上书司马睿，要求严惩刁协。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司马睿一方面命令刘隗、戴渊回师保卫建邺，另一方面发布诏书，正式宣布讨伐王敦。然而，这场危机不仅考验着朝廷的应对能力，也让身处其中的王导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为了保全家族，他每日清晨便带领兄弟子侄前往皇宫门前请罪，以示忠诚。在周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司马睿最终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委派戴渊、周顗、王邃分别统领军队进行防御。 此外，司马睿还特别安排右将军周札与刘隗分别驻守建邺城的两个关键要塞——石头城和金城（位于今江苏南京东北、长江南岸）。同时，他还下令梁州刺史甘卓、广州刺史陶侃分别统领荆、江二州兵力，从后方夹击王敦。然而，当王敦的军队逼近建邺时，周札却献出石头城投降，致使防线瞬间瓦解。尽管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多次组织反攻，但均以失败告终。 最终，王敦成功攻入建邺，其部队四处劫掠，造成极大混乱。面对如此局面，司马睿毫无办法，只能派人向王敦传达口信：“如果你尚未忘却朝廷，就请立即停止战事。若你另有图谋，我愿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当刘隗、刁协等人败退回宫时，司马睿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并亲自准备马匹和人力，催促他们尽快逃离。随后，刘隗投奔石勒，而年迈的刁协则在途中被杀。 随着王敦叛乱的成功，各地反对他的州镇力量相继遭到失败。司马承、甘卓先后遇害，陶侃被迫退回广州，整个局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

忧愤而死
       王敦掌控朝政之后，其行为愈发专横跋扈。他不仅先后杀害了戴渊、周顗等忠臣，还肆意调动朝廷内外的群臣，完全无视朝廷纲纪。更甚者，他将晋元帝司马睿软禁于宫中，剥夺了其人身自由，使皇帝形同虚设。永昌元年（322年）四月，王敦撤军返回武昌，但在临行前，他又在建邺设立了留府，以此牢牢掌控朝廷局势。 不久之后，王敦被加封为宁州、益州二州都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他还将多个军事重镇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彻底掌控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王敦眼中，改朝换代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对皇权的觊觎昭然若揭。 面对王敦的压迫与羞辱，晋元帝司马睿内心痛苦万分，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在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己丑日（公元323年1月3日），司马睿因积劳成疾，在宫中病逝，享年四十七岁。他被追尊为元皇帝，谥号“元”，庙号中宗，安葬于建平陵。根据遗诏，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在临终之际，司马睿深知朝廷危机四伏，于是选择王导作为顾命大臣，希望他能够效仿曹魏时期陈群辅佐魏明帝的故事，成为新帝司马绍的坚实依靠。然而，尽管王敦之乱一时未平，晋明帝即位后，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下，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击败了再次起兵篡位的王敦，成功平定了这场威胁东晋政权稳定的叛乱。

【为政举措】
政治
          在司马睿登基称帝、建立东晋王朝的进程中，琅邪王氏家族功不可没，为其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东晋初年便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流传开来，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皇权与士族势力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司马睿在正式即位之后，对于这种士族权力过大的局面感到极为不满，他深刻意识到若要确保王朝长治久安，就必须重新树立皇权的绝对威严。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司马睿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措施。这些行动旨在削弱士族对朝政的过度干预，同时强化中央集权，使皇室能够更好地掌控国家大局。通过这些努力，他试图在皇权与士族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从而为东晋王朝奠定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

以法御下
       司马睿，作为东晋王朝的奠基者之一，以其独特的治国理念和坚定的政治手腕，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被后世称为“好刑名家”，推崇“用申韩以救世”，即借鉴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政策来治理国家。在其统治期间，通过严惩不守法纪的官员，司马睿不仅彰显了皇权的威严，也向天下传递出以法治国的决心。

       太兴元年（318年），司马睿先后两次颁布诏书，旨在整饬吏治、肃清官场风气。第一次是在三月，诏书中一方面肯定了清静为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要对贪污腐败的官吏进行严厉惩处。而到了同年七月，司马睿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他在诏书中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奉公守法，抑制豪强势力，安抚百姓生活，同时核查户口、鼓励农业生产。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州牧刺史之间应当相互监督检察，若未能举荐贤能、惩罚贪赃枉法之人，则将面临严厉的责罚。这份诏书充分体现了司马睿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以及强化皇权的坚定决心。 为了树立榜样，司马睿亲自下令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了重罚。例如，他的亲信宋典与永康县令胡毋崇因触犯律法而受到严惩；桂阳太守程甫（王敦的亲信）以及徐州刺史蔡豹等多名违制官员也被处决，以此警示百官恪守本分。在此背景下，刘隗根据司马睿的政策方针，弹劾了一批包括王籍之、颜含、王虞、王彬、周嵩、周顗在内的士族官员，有效打击了士族集团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的地位，使得“王氏深忌疾之”。 与此同时，司马睿还积极任用刘隗、刁协等支持振兴皇权的人才作为左膀右臂，共同推动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在选官用人方面，他采纳了尚书陈税提出的建议——逐步恢复旧制，通过经策考试选拔官员，并且明确规定：如果太守或刺史推荐的官员表现不佳，将免除其职务。这一举措旨在打破士族垄断官员任命的局面，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掌控力。 司马睿推行以法御下的策略，重用刘隗、刁协等人，同时逐渐疏远王导，表明他希望摆脱所谓“仲父”式的约束，建立起真正的君臣关系。这种做法既展现了他对权力结构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他对构建稳定而高效的治理体系的不懈追求。

调整中枢
           司马睿在位期间，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对中枢机构及其人员安排的调整，以实现对中央权力核心的全面掌控。这一时期，魏晋时期的中枢机构通常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是负责参谋与决策的系统，另一个是负责行政事务执行的系统。 具体来说，东晋的参谋系统主要包括中书省、门下三省（即散骑省、门下省、侍中省）。这些部门的主要官员包括中书令、中书监、侍中以及散骑常侍等职位。而行政系统则主要由尚书省构成，其关键职位有录尚书事、参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等。 当司马睿登基后，作为北来士族代表人物的王导被委以重任，他身兼骠骑将军、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中书监、录尚书事及扬州刺史等多个重要职务。这使得他在参谋系统和行政系统中均占据核心地位，对司马睿加强皇权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睿开始对中枢机构的人员配置进行调整。 在司马睿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便命令太尉荀组与太保西阳王司马羕共同担任录尚书事一职，以此削弱王导在行政系统中的影响力。而在即位三个月后，他又任命刁协为尚书令，进一步分化了王导的行政权力。 与此同时，在参谋系统方面，司马睿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由于王导在中书省担任中书监一职，拥有极大的权力，司马睿决定将中书省并入散骑省，从而削减王导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这一调整使门下省的职权逐渐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中央决策中的重要环节，被称为“喉舌之要”。通过任命刘隗为门下省长官，司马睿成功地在中央决策中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

侨置郡县

        “永嘉之乱”爆发后，北方的广大民众与士族阶层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方迁移（参见词条“永嘉南渡”）。这些迁徙而来的人民大多选择聚居在一起，并继续沿用他们原本的籍贯标识。自太兴三年（公元320年）起，在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首次侨立怀德县之后，司马睿开始在其统治区域内，广泛采用北方地名设立侨州、侨郡以及侨县，以此来妥善安置从北方迁来的士族群体。 这种做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那些被安置在侨州郡县的移民，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籍贯，并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同时赋予一定的优复特权，使其不受当地普通政府机构的直接管辖。这一政策不仅有效地吸引了更多北方流民南下定居，还鼓励了他们积极登录于户籍管理系统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北士族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
搜括户口
     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户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税收状况，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政府的征兵能力。在东晋时期，士族长期把持国家人口，大量户口沦为封建土地上的佃客，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归士族所有，而无法纳入中央政府的掌控范围。这种情况成为皇权受制于士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若要振兴皇权，元帝司马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士族过度荫庇户口。 在司马睿在位期间，他曾两次发布诏令，旨在搜括和整理户口。第一次是在太兴元年（318年），当时要求地方两千石官员清查并核实户口情况，同时大力发展农业。这一政策显然意在增加国家的编户齐民数量，从而为中央政府带来更多税收收入。第二次则发生在太兴四年（321年），司马睿颁布诏书，试图将流民编入军队，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这一举措虽被《资治通鉴》认为是“刁协之谋”，但事实上，刁协作为司马睿振兴皇权的重要助手，其所提出的建议——例如“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明显是遵循司马睿旨意的结果。 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清查户口以增加财政收入，还是通过编排流民以强化军权，这些措施都反映了司马睿试图摆脱士族控制、重振皇权的战略意图。

给客制度
       为了确保搜括户口诏令能够顺利实施，司马睿在东晋时期颁布了给客制度。这一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东晋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后所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 与西晋旧制相比，给客制度在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上做了较大调整。对于第一、二品官职，其荫佃客户数有所减少；而从第三品以下各品级则均有大幅度增加。例如，第三品官员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官员由七户增至三十户，即便是最低的八品、九品官员，也分别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和五户。此外，给客制度不仅保留了旧制中关于荫衣食客人数的规定，还新增了荫典计人数的相关规定。 该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即被庇护的佃客需登记在主人的家庭户籍之中；“皆无课役”，意味着这些佃客无需承担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徭役；同时规定“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也就是佃客耕种所得的粮食要与主人按一定比例分配。通过这些具体条文，给客制度再次从法律层面确认了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利，这充分体现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势力的强大，以及皇权对他们一定程度上的软弱与依赖关系。 当然，这项制度同样揭示了地主国家和地主个人之间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激烈争夺。司马睿推行给客制度的主要意图在于限制豪强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占有，并将超出规定限额的私占人口强制纳入国家所有，以此增强中央政权的实力。 借助征召客为兵的方式，司马睿成功募集到了大量兵员，仅配给刘隗、戴渊两军府的兵员数量就各自超过了万人。然而，这一举措也让许多大族遭受了经济损失，从而引发了他们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积怨最终在王敦进攻建邺时显现出来，当时不少心怀怨愤的大族成员对王敦的行为采取了默许态度，间接削弱了东晋朝廷的防御力量。

【军事】
         在东晋建立初期，司马睿登上帝位后，国家的局势并不稳固。当时，王敦总揽荆州军政大权，掌控着东晋的核心军事力量，并且凭借长江天险，拥有顺流而下直逼建邺（今南京）的战略优势。这种局面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巩固和振兴皇权，司马睿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首先，司马睿任命宗室成员司马承为湘州刺史，将他作为帝室的重要屏障，以稳定南方局势。其次，他还派遣自己的心腹前往各地驻守，以此分散和制衡王敦的权力。

        在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同时兼任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及司州刺史，驻守合肥；又命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负责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并担任青州刺史，驻扎于淮阴。这些部署表面上是为了抵御北方胡人入侵，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防范王敦可能发动的叛乱。

     《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名为讨胡，实备王敦也。” 除了上述举措外，司马睿还依靠其他地方实权派的支持，共同牵制王敦的力量。例如，豫州的祖逖、梁州的周访（后由甘卓接任）、以及广州的陶侃等人，都是当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地方将领。他们的存在，使得王敦在谋划举兵时不得不慎重考虑各方势力的态度。据史书记载，王敦在决定起兵之前，特意派人向甘卓解释其行动的原因。然而，当王敦正式举兵时，甘卓却并未响应，反而选择保持中立甚至暗中对抗，这一变故让王敦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布局，司马睿成功地削弱了王敦对朝廷的控制力，同时也为后续的政治斗争奠定了基础。尽管最终未能完全避免内乱的发生，但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到来，并为东晋政权争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轶事典故】
牛继马后
     关于司马睿的出身，有所谓“牛继马后”的著名传言。据说曹魏时期，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曹魏权臣司马懿也曾听过这一预言。司马懿手下有名大将叫牛金，为他立下殊勋。司马懿晚年位高权重时，忽然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认为牛金触犯此忌，将对子孙不利，于是设宴毒害牛金。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不解，问道：“牛金可堪大用，奈何杀之？”司马懿训道：“你忘了石瑞中说‘马后有牛’吗？”司马懿原以为自此司马氏子孙便可高枕无忧，殊不知他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邪王后，其妻夏侯氏竟与王府中一位名叫牛金的小吏勾搭成奸。二人生下一子，在司马觐死后承袭了琅邪王位。此人便是司马睿。
这一故事虽属小说家之言，不能得到更多佐证，被人认为“不免于附会”，但却有诸多文献记录。后人因此有所讥讽，如明人李贽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

生平异象~五马渡江
     晋惠帝太安年间（302年－303年），曾出现一种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到永嘉之乱爆发后，西晋宗室大多沦亡，随时为琅邪王的司马睿南渡者只有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正好印证“五马”之说。最终司马睿成功登上帝位，延续晋祚。 [73]据说五王渡江处在幕府山（位于今江苏南京）前宣化津，后人为此地取名为“五马渡”。

践祚之象
      据《太平广记》引《洞林记》记载，司马睿还是丞相的时候，有一只麻雀飞落在了小鸡的背上，将它赶走又回来了。这样来回了好几次。当时有个知晓占卜的人说：“鸡属酉，酉属金。所以麻雀前来，是帝王登基的象征。”又有一种说法称，司马睿任安东将军时，曾有三只麻雀踩在一只雄鸡的背上，三次走进他的将军府。占卜的人由此断言司马睿要连升三级做天子。

调侃殷羡
       皇子司马昱降生时，司马睿很是高兴，遍赏群臣。大臣殷羡谢赏时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臣下没有功劳，却辱蒙重赏。”司马睿笑着说：“这事难道能让你有功劳吗！”

猪颈禁脔
     东晋建立之初，朝廷物资匮乏，猪肉被视为珍膳，其中尤以猪颈上的肉最为肥美。群臣每次食用猪肉，都会把颈肉献给司马睿，不敢私自享用。时人称之为“禁脔”。

【历史评价】

        司马睿的中兴重臣王导在其南渡之初曾指出：“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 
         东晋文学家曹毗在《歌中宗元皇帝》称颂道：“运屯百六，天罗解贯。元皇勃兴，网笼江汉。仰齐七政，俯平祸乱。化若风行，泽犹雨散。沦光更耀，金辉复焕。德冠千载，蔚有余粲。” 
       北齐史学家魏收在以北朝为正统的《魏书》中对司马睿极尽嘲讽说：“司马睿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 
       在唐初“公子”（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李世民）与虞世南的问答中，“公子”说：“中宗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于前代，功德云何？”虞世南答道：“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闻，及建策南渡，兴亡继绝，委任宏茂，抚绥新旧，故能嗣晋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是以王敦纵暴，几危社稷，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
        房玄龄等唐代史臣在《晋书·元帝明帝纪》中作出如下总评：“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昔光武以数郡加名，元皇以一州临极，岂武宣余化犹畅于琅邪，文景垂仁传芳于南顿，所谓后乎天时，先诸人事者也。驰章献号，高盖成阴，星斗呈祥，金陵表庆。陶士行拥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回首朝阳，仰希乾栋，帝犹六让不居，七辞而不免也。布帐綀帷，详刑简化，抑扬前轨，光启中兴。古首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为威福，王之常制，以训股肱。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两京胡羯，风埃相望。虽复六月之驾无闻，而鸿雁之歌方远，享国无几，哀哉！”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帝恭俭有馀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
       宋代理学家范浚说：“昔晋元帝启基江左，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饷稽期，诛督运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终不能成尅复功者，惟无图功之谋而已。”

     宋代理学家胡寅就司马睿听从王导戒酒之谏一事评论道：“晋元名论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国，事以酒废，闻王导一言，铭心自克，其终济大业，百有余年，不亦宜乎？”就辞位期间贬谪周嵩一事评论说：“王之再辞而不许，诚乎？不诚乎？不诚则安用辞，诚则周嵩何罪？史载嵩以直言忤旨，然则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让之文，以美观听而已。一斥周嵩，情实立露，此与前者摄甲出次而杀淳于伯同一意解，于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迟以岁月，义问宣、昭，主晋祀者，舍琅琊而谁乎？或曰：孝文自代来，东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亦伪耶？曰：文帝厚德，礼度可观，岂晋元之比哉？”就司马睿与祖逖的关系评论道：“使元帝有克复旧物之志，仗钺徂征，百六椽中，岂无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并驱争先，石勒虽善用兵，岂得高枕而卧也？元帝既不能然，于逖有功之时，赏秩未充，反使吴士以虚名重位往统临之，致逖怏快，勋业不终。世未尝无才，人主负之者亦多矣，可胜叹哉！”就司马睿抑制王氏一事评论道：“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权者，正心以正朝廷。动无失德，举无过事，所以自正也。自无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择贤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奸凶不忌，恃强而反，而众正在我，不正在彼，其胜负之几已判于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刘二人为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
宋人朱松曾劝谏宋高宗赵构道：“自古中兴之君，惟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赵构也同意其说法，指出：“光武固无可议，若元帝，仅能保区区之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心；肃宗惑于张后、李辅国之谗，而亏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宋代学者李闳祖认为：“晋元帝无意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还。行刑者以血拭柱，血为之逆流。天人幽显，不隔丝毫！” 
       宋代学者张栻：“为国有大畿，大畿一失，则其弊随起而不可禁。所谓大畿，三纲之所存是也。晋元帝初以怀帝之命来临江左，当时之意，固以时事艰难，分建贤王以为屏翰，庶几增国家之势，折奸宄之心，缓急之际，实赖其纠率义旅，入卫王室，其责任盖不轻矣，而琅邪之入建业，考观其规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盖有自为封殖之意，而无慷慨谋国之诚，怀帝卒以蒙尘，迄不闻勤王之举。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诏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击楫渡江，聊复以兵应其请，反从而制之，使不得有为，则其意不在中原也审矣。坐视神州板荡，戎马纵横，不以动其心，不过欲因时自利云耳。愍再蒙尘，惧天下之议己，则阳为出师之势，迁延顾望，终归罪于运饷稽缓，斩一无辜令史以塞责。赤青之异亦深切矣，吾谁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托而坐视其祸变，因时事之艰难而觊幸以自利，三纲沦矣。惟其大畿既失，故其所以建国规摹亦复不竞，乱臣贼子如王敦辈不旋踵而起，盖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怀、愍之难，笃君臣之义，念家国之仇，率江东英俊，鼓忠义之气，北向讨贼，义正理顺，安知中原无响应者？以区区一祖逖，倔强自立于群豪之间，犹几以自振，况肺腑之亲，总督之任，数路之势，何所不济哉？惟其不以大公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叹息也。”
明代大臣孙承恩在《古像赞·晋元帝》中作赞道：“晋失中土，元起江东。皇天眷德，群贤效忠。冲虚性成，恭德纯至。雄武未优，中兴犹愧。”
    明末文学家吴应箕：
①晋元帝之始为丞相也，闻长安不守，即出师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导亦有“戮力中原，克复神州”之语。及即位以后，导为宰辅，遂君臣偷惰，无复有经略远图，以至于强臣见逼，卒于忧愤。此实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单弱，非汉赵之敌，微安静不能保全，其自计不可谓不审矣。然是时大仇未复，人心思奋，乘国家之新造，外有刘琨、慕容之推奉，内因祖逖、李矩等之旧屯，以厉其气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与忧勤震动，惟敌是图，其国可强。国强则主尊，使奸雄有所惮而不敢肆，虽大业未复而臣祸可息，此理也，势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隐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苏峻之属得以窥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岂非自然之势乎？且晋是时亦乌能苟安也？以刘石之强梁崛起，及锋用之，何战不克？幸其战胜而骄，又自相图于君臣骨肉之间，而无暇及晋。向令葛陂之众不退，又赵不背汉而专事东方，不知帝何以御之？即导亦岂能遵养时晦，犹自以其德望晏然处逆臣之右哉？故吾尝谓晋元之得国，悻也。而其主臣之谋国，实有亡道。夫国之存亡，天也。诸葛武侯岂不知汉不可复兴，贼不可即灭？而其言日：“王业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灭贼？”于是连年动举，惟敌是求，而鞠躬尽瘁，至死后已。后之论者犹以国小而数出师为亮病，无怪于谀导者以偷安为有权略，而谓江东再造，导之力也。导者，真所谓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导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与虑亡何？是故晋之主臣无一可为后世法者也。 
②夫元帝即疏属，当其既正王位之后，为群情所向，则承晋统者非元而谁？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司马睿南渡后的行迹多有评述：
①愍帝之立，贾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则琅邪之在江东，南阳之在秦、陇，虽不与争，而坐视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刘琨、慕容廆之在北，张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视其亡而不恤。长安破，愍帝俘，司马子孙几于尽矣，琅邪拥众而居江左，削平内寇，安靖东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别为君者。然而闻长安之变，官属上尊号而不许，固请而不从，流涕而权即晋王之位。已而刘琨屡表陈痛哭之辞，慕容廆、段匹磾且合辞以劝进，豫州苟组、冀州邵续、青州曹嶷、宁州王逊，合南北以协请，江东人望纪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后践阼而改元，于是而元帝之位定矣。无求于天下，而天下求之，则人不容有异志而允安。东晋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极致。其让也，即国之所以立也。 
②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与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导之志亦僭矣。帝乃树刁协、刘隗于左右，以分其权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祸者，非帝之不宜树人以自辅，隗、协之不宜离党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
③王敦之横，元帝惴惴而崩。
清代诗人陈文述在《晋元帝庙》中感叹道：“夕阳回首旧金墉，双阙天开作九重。一帝此间曾渡马，诸臣当日定从龙。江山形胜思京洛，将相功名誓鼎钟。同是偏安更衰弱，临安谁祀宋高宗。” 
近代小说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对司马睿进行激烈的抨击，他说：“元帝实一庸主，毫无远略，始则纵容王敦，使据长江上下游，继则信任刁协、刘隗，疑忌王敦，激之使叛，而外无可恃之将，内无可倚之相，孤注一掷，坐致神京失守，受制贼臣，刁协死，刘隗遁，周顗、戴渊又复被戮，其不为敦所篡弑者，亦几希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黎虎等在《中国通史》“晋元帝”条目中认为：“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家族成员】
曾祖父：司马懿晋宣帝。
曾祖母：伏夫人，生司马亮、司马伷、司马京、司马骏。
祖父：：司马伷 ~琅邪武王。
父亲：：司马觐~琅邪恭王。
母亲：：夏侯光姬 ~琅邪王妃。司马睿继承琅邪王时封王太妃。 
（后妃）
1.虞孟母,元配，琅邪王妃，追封元敬皇后。
2.荀氏，王府宫人，司马绍、司马裒母。因身份低微，常怀怨恨，受到司马睿谴责，渐被疏远。后封建安君。累赠豫章君。
3.郑阿春，夫人，司马昱母。累追封为简文宣太后。
4.石氏，婕妤。生司马冲
5.王氏 ，才人。生司马晞
（儿子）
长子：明皇帝司马绍，荀氏生

次子：琅邪孝王司马裒，荀氏生

三子：东海哀王司马冲，石氏生

四子：武陵威王司马晞，王氏生

五子：琅邪悼王司马焕，郑阿春生

六子：简文皇帝司马昱，郑阿春生

女儿：寻阳公主司马氏，嫁骠骑将军荀羡，母为郑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