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曜~东晋第九任皇帝（372年9月12日—396年11月6日在位）
晋孝武帝司马曜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东晋
全名：司马曜
别名：晋孝武帝
字：昌明
谥号：孝武皇帝
封号：会稽王(即位前)
庙号：烈宗
年号：
1.宁康（373年2月9日--376年2月8日正月初二
2.太元（376年2月9日.正月初三-396年11月6日.九月二十二）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丹阳郡建康县（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
生卒：362年~396年11月6日
逝世地：清暑殿（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
在位时间：372年9月12日--396年11月6日
前任：太宗简文帝司马昱
继任：安帝司马德宗
主要成就：在谢安辅佐下取得淝水之战胜利；收回皇权
主要作品：《孝武帝集》《谯王帖》
陵墓：隆平陵
个人简介
晋孝武帝司马曜（公元362年—396年11月6日），字昌明，是东晋的第九位皇帝（在位时间为372年9月12日至396年11月6日）。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六子，母亲为李陵容。 司马曜四岁时被封为会稽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晋简文帝驾崩前夕，年仅十一岁的司马曜被立为皇太子，并顺利继承皇位。在他即位初期，国家事务主要由大司马桓温辅政。
宁康元年（公元373年），随着桓温的去世，崇德太后褚蒜子开始临朝听政。直到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太后归政，此时实权逐渐落入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手中。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在谢安等人的精心辅佐下，东晋成功击败前秦大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还极大地巩固了司马曜的统治地位。 司马曜在位期间，充分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契机，致力于打破当时门阀政治的格局，努力恢复司马氏家族的皇权。为此，他选择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从而成为东晋开国以来江左地区最具权力的君主之一。然而，司马曜本人耽于享乐，沉湎于酒色之中，同时与司马道子争权夺利，形成了“主相相持”的局面，这使得朝政日益昏暗腐败。最终，在一次酒后戏言中，司马曜触怒了宠姬张贵人，导致张贵人一怒之下命令心腹宫人将熟睡中的司马曜用被子捂死。为了掩盖真相，朝廷对外宣称司马曜是在睡梦中因魇而崩。司马曜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他死后被尊庙号为烈宗，谥号为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与争议外，司马曜在文化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他擅长书法和文学创作，曾有文集两卷流传于世，但如今已散佚无存。其书法作品《谯王帖》被收录于著名的《淳化阁帖》之中，成为后人研究东晋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生平经历】
登基过程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出生于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他出身显赫，祖父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母亲则是李陵容（谥号孝武文太后）。在司马昱的七个儿子中，前五个不幸早逝，唯有司马曜与他的胞弟司马道子得以存活下来。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琅邪王司马奕继位成为东晋皇帝。随着司马奕登基，司马昱被改封为琅邪王，而当时年仅四岁的司马曜则继承了其父的爵位，成为会稽王。
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权臣桓温率军进入京城，发动了一场深刻影响东晋历史的宫廷政变。他通过崇德太后褚蒜子颁布命令，废黜司马奕为东海王，并拥立琅邪王司马昱为帝，即晋太宗简文帝。至此，司马曜的身份也从会稽王转变为皇子。 自东晋建立以来，皇权一直受到士族门阀的强烈制约，形成了独特的门阀政治格局。除了晋元帝司马睿和晋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外，其余皇帝大多沦为士族手中的傀儡。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期，这种皇权衰微、士族专权的局面达到了顶点。桓温不仅全面掌控了朝廷大政，甚至直接将自己凌驾于其他士族之上，连当时的名臣谢安都尊称他为“君”。史书形容当时的局势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充分体现了桓温对朝政的实际控制力。他的野心昭然若揭，试图迫使简文帝“禅位于己”，以实现篡夺东晋江山的目的。 简文帝即位仅八个月便因病重卧床不起。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二十三日，他接连发出四道诏书，催促尚在姑孰的桓温入京辅政。然而，桓温却故意拖延时间，迟迟未到。五天后，简文帝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册封会稽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留下遗诏，要求“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同时提出：“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一遗诏无疑为桓温提供了合法篡位的借口，使得东晋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关键时刻，侍中王坦之站了出来。他当着简文帝的面撕毁了这封遗诏，迫使简文帝修改内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随后，简文帝驾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部分朝臣仍畏惧桓温的权势，提议应等待大司马的指示再行决定。但尚书仆射王彪之态度坚决，他正色说道：“天子驾崩，太子理应继位，大司马怎可干涉？若事先征求其意见，反而会被责备。”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皇太子司马曜顺利登基，成为新一任皇帝，即晋孝武帝。 然而，桓温的威胁并未因此消失。崇德太后以司马曜年幼且正在为先帝服丧为由，再次建议桓温仿效周公实行摄政。但王彪之再次挺身而出，指出此举属于非常之事，必定会引起桓温的推辞，导致国家政务停滞，甚至耽误先帝的葬礼。在他的坚持下，这一命令未能施行。正是在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士族门阀的共同努力下，桓温篡位的阴谋才得以阻止，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以及东晋王朝的延续。 司马曜的登基标志着东晋皇权的一次重要转折，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他即位时年仅十岁，但在众多忠臣贤士的辅佐下，逐步巩固了皇权，开启了东晋后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孝武帝司马曜继位仅三个月，东晋便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乱。道教徒卢悚率领三百余人攻入建康殿庭，抢夺武库中的兵器，意图复辟海西公司马奕的统治。这场变乱表面上看似针对朝廷稳定，但实际上其矛头直指权臣桓温。这一事件在客观上增强了王、谢等士族对桓温势力的抵制效果。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自姑孰入京，传言他计划铲除王、谢两大家族，并取代晋室建立新政权。然而，面对王坦之、谢安等人的严阵以待，桓温最终只能集中精力处理前一年冬季发生的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的案件。 不久之后，桓温病重，在病榻上仍坚持要求朝廷为其加授九锡之礼。然而，王坦之与谢安等人拖延此事，直至同年七月桓温去世。至此，孝武帝继位初期所面临的危机终于得以平稳度过。
谢氏秉政 ：尽管桓温已死，但东晋的门阀政治格局并未因此改变。由于孝武帝年幼，为防止桓温之弟桓冲等人继续专权，谢安在桓温死后请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历史记载：“当时天子年幼且外有强臣，谢安与王坦之尽忠辅政，最终安定晋室。”由此可见，谢安与王坦之在拥立孝武帝及匡扶晋室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因此，东晋的实际权力依然掌握在士族门阀手中，只是从谯国桓氏逐渐转移到了太原王氏与陈郡谢氏。
宁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去世，谢安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与桓冲分别掌控朝内与地方，形成了东晋权力结构的新平衡。同年八月，孝武帝举行大婚，迎娶太原王氏名士王濛的孙女王法慧为皇后，而其弟琅琊王司马道子也迎娶了王坦之的从侄女为王妃。这一系列联姻不仅巩固了太原王氏在东晋朝廷中的地位，也为孝武帝后期主相之间的复杂政局埋下了伏笔。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举行了加冠仪式，正式亲政，崇德太后归政于君。谢安被任命为中书监并录尚书事，成为东晋实际上的宰相。然而，谢安掌权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为了应对内部桓冲在荆州的潜在威胁以及外部日益强大的前秦政权，陈郡谢氏急需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障自身与国家的安全。
太元二年（377年），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担任兖州刺史，驻守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两年后，谢玄又兼任徐州刺史，驻扎于北府（今江苏省镇江市）。在此期间，谢玄招募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将领，如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和孙无终等人，并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建了一支威名赫赫的“北府兵”。这支军队以其极强的战斗力不仅稳固了陈郡谢氏的政治地位，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抗秦战争
自孝武帝登基以来，东晋便始终面临着来自氐族政权前秦的严重威胁。在宁康元年（373年）冬季，东晋西部的重要地区益州与梁州不幸被前秦攻陷。而到了太元年间，随着前秦天王苻坚相继灭掉前凉与代国，成功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其对东晋的觊觎之心也愈发强烈。自此，秦晋两国交界的江淮一带局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太元三年（378年）四月，前秦派遣苻丕率军攻打襄阳，荆州刺史桓冲随即组织防御。与此同时，孝武帝下诏命谢玄征调徐州、兖州、青州三地的人丁，并派遣彭城内史何谦率领军队在淮泗一带游动策应。这是北府军首次正式出战，从此桓、谢两支军队开始上下游配合，彼此策应以分散前秦的军事压力，这一战略特点为东晋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同年七月，秦军亦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布局，秦将彭超请求攻打彭城，与进攻襄阳的苻丕遥相呼应。苻坚采纳了彭超的策略，并从西线分派俱难、毛盛等将领率军从襄阳向东进击淮阴、盱眙，与彭超所部合势。自此，东晋在下游地区也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压力。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失守，东晋守将朱序被俘。随后，彭城、下邳、淮阴、盱眙等地相继落入前秦之手，建康面临严峻威胁，形势对东晋极为不利。然而，同年六月，北府兵在君川大败秦军，成功将前秦势力驱逐至淮河以北，建康的紧急状态得以解除。尽管西线局势仍然不容乐观，但君川之战的胜利使北府兵得到了充分锻炼，士气大幅提升，为日后主战场东移以及淝水之战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次年，幽州爆发了苻洛、苻重之乱，苻坚忙于平定叛乱，暂时无暇南侵，东晋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公元381年，即东晋太元六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队频繁交战。他时而防守，时而进攻，虽规模不大，但取得了一些战果。彼时，前秦任命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积极筹划对东晋的进攻。
公元382年太元七年十月，苻坚正式向群臣宣布了大规模攻晋的计划。然而，此计划遭到了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东晋的谢安、桓冲都是江南杰出的人物，君臣和睦，内外齐心，难以攻克。然而，苻坚却一意孤行，不仅志在必得，还提前安排好了东晋孝武帝担任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为他们修建了府邸。
太元八年五月至七月，桓冲率领十万大军反攻襄阳，同时派遣刘波等人攻打沔北各城，杨亮进攻蜀地，郭铨攻打武当。前秦方面，苻睿和慕容垂率五万大军救援襄阳，张崇救援武当，张蚝和姚苌则前往涪城救援。这是桓冲为了减轻建康方面的压力，在淝水之战前夕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得苻坚的南侵部队疲于奔命。与此同时，谢玄部下的广陵相刘牢之也派遣宣城内史胡彬率军前往寿阳，声援桓冲的军队，展现了当时东晋内部桓、谢两大门阀在面对外敌时的团结。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桓冲推荐王荟出任江州刺史，而谢安则推出了谢輶。双方因此产生冲突，最终谢氏让步，由孝武帝任命桓冲自领江州刺史。这一事件反映了门阀之间的潜在矛盾，为表面同仇敌忾的局面增添了不和谐的因素。
同年八月，前秦天王苻坚下诏，决定大举进攻东晋，企图统一中国，从而引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苻坚亲自率领六十万步兵、二十七万骑兵以及三万羽林郎（禁卫军），共计九十万大军从长安出发，队伍绵延数千里，水陆并进，仅运粮船只就达万艘。此外，苻坚还命令梓潼太守裴元略率领七万水师从巴蜀顺流而下，直逼建康。苻坚狂妄地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便是“投鞭断流”典故的由来。 相比之下，东晋北上抗击秦军的总兵力仅有八万。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东晋任命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以北府兵为主力，迎击秦军。当时，秦军前锋苻融率领三十万大军率先抵达颍口，初战告捷，迅速攻占寿阳，并截断了东晋派来增援的胡彬军的退路，将其围困在硖石。苻坚接到捷报后十分高兴，他留下大军于项城，亲率八千轻骑赶到寿阳，并派遣在襄阳俘获的东晋将领朱序去劝降晋军。 然而，朱序心怀故国，将秦军的部署全盘托出，并建议晋军趁秦军尚未完全集结时迅速出击。谢石原本打算坚守不出，听了朱序的话后改变了作战策略，决定主动出击。
十一月，谢玄派遣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强渡洛涧，成功击败秦军五万兵马，斩杀梁成等十名将领，取得了重大胜利。洛涧之战极大地鼓舞了晋军士气，谢石随即指挥晋军水陆并进，抵达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 鉴于双方力量悬殊且形势不容许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谢玄派遣使者前往秦营，要求秦军稍向后撤，空出一块地方，以便双方决战。苻坚认为可以让军队稍微后撤，在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从而取得胜利，于是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然而，秦军一旦后撤便失去了控制，阵脚大乱。谢玄立即率领八千多骑兵抢渡淝水，向秦军发动猛攻。此时，朱序在阵后高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本就是强征入伍，由多个民族组成，人心不稳。朱序这一喊，导致秦军以为真的失败了，开始争相逃命，几十万大军顷刻间溃散。谢玄等人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此役中，前秦名将苻融战死，苻坚身中流矢，单骑北逃，朱序则乘乱投奔晋营。淝水之战以东晋的胜利告终。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留下了诸如“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和成语。 淝水之战后，东晋抓住北方大乱的机会，收复了巴蜀及山东河南大片失地，甚至一度推进到黄河北岸的邺城。然而，由于翟魏、后秦、后燕等胡族政权的反攻，加上东晋朝廷内部的纷争，到孝武帝末年，东晋在淝水之战后收复的淮北土地大多再度丧失。
主相相持
淝水之战的胜利，为东晋王朝续写了生命篇章，然而这场胜利并未带来长久的和平与稳定。战后，东晋内部的权力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内讧。在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孝武帝司马曜早已隐忍许久。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九月，在前秦南侵之际，他以胞弟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为开端，逐步削弱谢安的权力。 陈郡谢氏作为淝水之战的主要功臣，却陷入了功高不赏的尴尬境地。这一困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长江上下游的桓、谢矛盾虽因淝水之战后不久桓冲的去世而暂时化解，但潜在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其二，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代表的司马氏皇权对士族门阀发起了挑战，这是导致谢氏面临危机的核心原因。当时，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等人通过谗言离间孝武帝与谢安的关系，加之谢安自身具有的名士情结，不愿卷入权力争斗，最终选择退让。
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八月，谢安自请北征，并于次年四月移居广陵，同年八月病逝。随着谢安的离世，司马道子顺理成章地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谢安被排挤及去世后，谢玄也难以在北府军中安心任职。受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影响，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正月，谢玄主动解除兵权，退居会稽内史之职，一年后不幸去世。其所节制的徐、青、兖三州随后被司马道子（兼领徐州刺史）和谯王司马恬（青、兖二州刺史）两位皇室成员瓜分。谢玄的引退标志着陈郡谢氏在门阀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式终结，同时也宣告了孝武帝成功收回皇权。 尽管孝武帝实现了亲政，“威权己出”，但他显然并非一位称职的君主。他与弟弟司马道子沉溺于酒色之中，将宫廷弄得乌烟瘴气，又过度信奉佛教，宠幸僧尼，致使朝政日益昏暗。然而，在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看似以“酣歌为务”的表象之下，兄弟二人之间却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太元后期“主相相持”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直接体现在外戚太原王氏内部的冲突上，即孝武帝王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与琅邪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兴起，但既缺乏杰出人才，也无显著功绩，无法有效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平衡，只能分别依附于司马氏家族以谋取门户利益，这与此前的门阀政治格局已大相径庭。 司马道子成为宰相后，权势逐渐扩大。袁悦之建议司马道子专揽朝政，引发王恭不满，遂请求孝武帝处死袁悦之。孝武帝借其他罪名将袁悦之斩首于市中，此举使得朋党之争的声音迅速蔓延至朝野上下。 相之间的矛盾因袁悦之的被杀而公开化，这一事件发生在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六月和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正月，荆州刺史桓石民驻守的江陵以及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镇守的京口相继发生刺史去世的情况，这使得上下游的争夺成为主相相持的焦点。江陵与京口两地的藩镇分别落入王忱和王恭之手。到了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八月，司马道子任命其同党庾楷为豫州刺史。
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王忱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病逝，这一事件激发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司马道子打算让王国宝接替其弟出任荆州刺史，但孝武帝显然不愿看到荆州这块肥沃之地落入司马道子手中。他迅速采取行动，绕过司马道子控制下的吏部铨选程序，通过“中诏”直接任命心腹近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与此同时，孝武帝还任命郗恢代替因年老体弱而退位的朱序担任雍州刺史，驻守襄阳。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孝武帝在主相相持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戏言被弑
晋孝武帝的皇后是王法慧，她以“嗜酒骄妒”著称。太元五年（380年），王法慧离世，此后孝武帝并未再立皇后，而是将宠爱集中在淑媛陈归女和张贵人身上。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日（公元396年11月6日），孝武帝在后宫清暑殿中与张贵人一同饮酒作乐。酒酣耳热之际，孝武帝因醉意上头，随口对张贵人开了个玩笑：“你已将近三十岁了，容貌远不如从前，而且没有为我生育子嗣，徒占贵人之位。明天我就废掉你，另寻年轻美貌的女子。”此时的张贵人听后内心满是愤恨与嫉妒，而醉得不省人事的孝武帝却毫无察觉，继续说着戏谑之语。这更加激起了张贵人的杀机。她先让周围的宦官们也喝得酩酊大醉，待所有人都沉睡过去后，便召唤自己的心腹宫女，在孝武帝熟睡之时，用被子将其活活闷死于睡梦之中。 事后，张贵人谎称皇帝是在睡梦中突发疾病而亡（即“魇崩”）。当时中书令王国宝深夜前来，试图叩开禁宫大门为皇帝撰写遗诏，却被王恭之弟、时任侍中的王爽拦下。而此时的司马道子（已被徙封为会稽王）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朝政实际由其子司马元显掌控。司马道子父子本就与孝武帝存在矛盾，长期受到压制，因此对于孝武帝的突然死亡不仅未加追究，反而暗自庆幸。随后，皇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成为晋安帝。然而，晋安帝的智力水平甚至低于晋惠帝，自然也不会追查父皇的死因。 史学家吕思勉对此事件提出质疑，认为孝武帝因酒后戏言被张贵人所弑的说法可能是真凶散布的谣言。但他同时也指出，孝武帝确系被宫人所弑，暗示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场由司马道子父子及其党羽王国宝等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 晋孝武帝驾崩后，被谥为孝武皇帝，庙号烈宗，与他的皇后王法慧合葬于隆平陵（今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钟山之梅花山）。
【为政举措】
政治
孝武帝的执政时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最大的政绩便是成功地恢复了皇权，结束了长期以来士族门阀对朝政的掌控。自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以来，与琅琊王氏“共天下”的局面便逐渐形成。东晋皇帝虽有南面称尊的名分，却无实际的统治权力。宰相执掌大权，政策多出多门，皇室权威旁落，这种现象最终演变成了所谓的门阀政治。 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士族轮番登场，操控朝政，使得皇帝形同虚设。甚至到了孝武帝的父亲简文帝司马昱临终时，还曾萌生将天下让给桓温的想法，这足以证明司马氏的皇权已经跌至谷底。孝武帝即位后，当时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依然把持朝政，年轻的孝武帝也只能听命于人。 淝水之战之后，孝武帝开始积极伸张皇权。短短几年间，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排挤了陈郡谢氏，成功实现了皇权独揽的局面。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完全依赖孝武帝个人的能力和才干，而是因为当时的士族门阀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人才匮乏。正如史学家祝总斌所言：“东晋政治军事大权曾由王导、王敦、庾亮、庾冰以及桓温等人掌握，然而到了孝武帝时期，再也没有能够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的人物出现。”坐镇荆州的桓冲缺乏其兄长桓温的能力与威望，且在淝水之战后不久便去世；谢安虽然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战后屡遭谗言诋毁，处于功高震主的尴尬境地。加之谢安本人仍保持名士风骨，不愿诉诸武力，因此主动交出了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武帝抓住机会，成功恢复了皇权。 孝武帝在伸张皇权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他的弟弟琅琊王司马道子。他任用司马道子取代了谢安的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皇权。此外，他还重用谯王司马恬，并大力提拔儒学寒士，以排挤玄学士族。徐邈、范宁、王雅、车胤等人成为这一政策的代表人物。孝武帝的这些举措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范弘之在致司马道子的信中提到：“自从晋朝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大多出自强臣。元帝、明帝都不得不向王敦低头，而先皇简文帝也受制于桓氏。如今主上亲自处理政务，明公辅佐百官，政令出自王室，人们无不心悦诚服……”刘波在上疏孝武帝时也说道：“过去先帝以玄风治理天下，将责任交给群臣，自己则顺应天命，随化委顺。如今礼乐征伐皆出自天子，相王贤能俊杰，协和百官，天下承风，震动四方……”由此可见，孝武帝确实达到了“亲览万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目标。 然而，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在获得权力后，并未能妥善运用，反而因沉溺于享乐、酒色而导致朝政日益昏暗。
史书曾记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玩弄朝权，其所扶持的党羽买卖官职，私设监狱，烈祖（孝武帝）沉迷不清醒，未能察觉违法之事，导致晋朝纲纪大乱。”另一方面，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双方争相依靠自己的亲信争夺地盘，形成了“主相相持”的局面。尽管如此，在太后李陵容的调解下，孝武帝并未废黜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未危及孝武帝，二人维持了一种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正是当时局势虽然复杂动荡却未引发内战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孝武帝突然遇刺身亡，继位的晋安帝是一位智障人士，权力迅速落入司马道子父子手中。孝武帝遗留下来的矛盾迅速升级，加上以桓玄为代表的士族门阀重新崛起，以及以孙恩为代表的道教势力勃然兴起，很快引发了东晋末年的一系列内乱与混战。最终，司马氏皇权与士族门阀在战乱中同归于尽，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经济
在东晋孝武帝时期，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赋役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不仅调整了税收制度，还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西晋时期，就已经实施了一种名为“占田课田制”的税收政策。根据这一制度，无论个人实际拥有多少土地，一律按照每户五十亩的标准来计算税额，每年需缴纳四斛田租。然而，到了东晋成帝年间，税收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以实际田亩数量为依据进行征税。当时，政府丈量百姓的土地，并按每亩三升的标准征收田赋。这种做法更加注重实际土地的占有情况，力求公平合理。 时间推进到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东晋政府再次调整赋税政策，恢复了西晋时期以人丁为基础的征税方式。具体而言，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每人需缴纳三斛税粮，而在服役期间的人则免除赋税义务。这样的政策调整，既考虑到了人口的实际分布情况，又兼顾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 为了确保税收来源的稳定，孝武帝在太元年间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通过详细核查户籍和人口，整顿民间赋役秩序。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三吴地区，政府加强了对户籍的清理和检查，重新整理了里伍编制，使税收管理更加规范和透明。 经过这一系列赋役制度的整顿与优化，东晋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据史书记载，到了太元末年，天下安定，风调雨顺，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粮食和布帛等物资十分充裕，几乎达到了家家户户都丰衣足食的理想状态。这充分体现了孝武帝时期赋役改革的成功，也为东晋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
东晋孝武帝在文化政策上与他的父亲简文帝有着明显的不同。简文帝倾向于提倡玄学，而孝武帝则以儒学为旗帜，大力推动儒家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宁康三年（公元377年）九月，孝武帝亲自开讲《孝经》，这一举动成为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在讲经过程中，尚书仆射谢安侍坐一旁，尚书陆纳负责伴讲，侍中卞耽担任伴读，黄门侍郎谢石和吏部郎袁宏手执经书，而中书侍郎车胤与丹阳尹王混则负责选取文句进行讲解。这种隆重的仪式不仅彰显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朝廷上下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此外，孝武帝还亲自主持释奠礼，并尝试恢复明堂郊祀之礼，进一步巩固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
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尚书谢石上奏请求恢复国学，与已有的太学并立。此建议得到了孝武帝的批准。随后，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二月，国学（即国子学）正式设立，公卿子弟被要求入学接受教育。同时，孝武帝还在国学西侧修建了“夫子堂”，开创了庙学合一的先河。这一举措使得国学得以延续，并最终演变为国子监，成为中国历代最高学府之一。
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八月，孝武帝加封孔子后裔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并创建“宣尼庙”供其奉祀孔子。这是在曲阜阙里之外首次建立孔庙，标志着儒家文化在更广泛地域内的传播和发展。孝武帝推崇儒学、振兴教育的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皇权的恢复。然而，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国子祭酒殷茂曾上疏指出：“自国学建立多年以来，却未见显著成效。许多人因畏惧学业或逃避劳役而不愿就学，真正坚持学习的人寥寥无几；更有甚者，有人假借亲人患病的理由请假，真伪难辨，导致声名与实际严重不符。”为此，殷茂请求孝武帝采取措施加以整顿。虽然孝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并未见到具体的改进举措。 除了积极推行儒学外，孝武帝还实施了一系列弘扬佛教的文化政策。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他派遣使者邀请高僧竺法义到京城讲经说法。
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正月，孝武帝开始信奉佛法，于宫殿内建造精舍，邀请众多沙门居住其中。从《高僧传》、《广弘明集》等文献中保存的《俸给释道安诏》、《诏赙竺道潜》、《诏赙竺法汰》以及《与朗法师书》等文书可以看出，孝武帝与当时的高僧大德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还修建了皇泰寺，并将自己昔日的潜邸捐献出来改建为本起寺。由于孝武帝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佛教势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一些佛教徒甚至受到宠幸，进而参与朝政，史书中记载：“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
【历史评价】
房玄龄等《晋书》的评价是：
①“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陨。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
②“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贻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蔡东藩《两晋演义》中的评价是：
①“恶习都由骄纵成，家无贤弟咎由兄。尊亲尚且难施法，假手群臣乱益生！
②“家无贤子弟，家必败，国无贤子弟，国必亡。……彼晋孝武帝之纵容道子，弊亦相同。道子固同母弟也，然爱弟则可，纵弟则不可。道子不法，皆孝武帝酿成之，委以大权，与之酣饮，迨至道子贪婪骄恣，宠昵群小，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监制之，何其谬耶！而王国宝辈更不值评论也。
宋明帝刘彧所撰《文章志》的评价是：“帝聪惠，推贤任才。
魏收等《魏书》的评价是：“昌明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诌邪。于时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对话：“公子曰：‘（东晋）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司马道子），栋梁已挠，殷（仲堪）、王（恭）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指“晋祚尽昌明”），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晋明帝），其何远乎？
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是：“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肇致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史学家田余庆的评价是：“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王夫之评价司马曜为“昏湎之主”，并认为“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
【轶事典故】
降生奇闻
据史籍记载，司马曜的降生颇具灵异色彩。其说法有不同版本，《晋书》记载会稽王司马昱已年过四十，他的世子司马道生被废黜，司马郁也夭折，其他儿子都早死，为此非常着急，想尽种种办法生儿子。最后让相士给诸妾看相，结果相士看中了皮肤黝黑的婢女李陵容，司马昱乃召其侍寝。李陵容多次梦见双龙枕膝，日月入怀，后来果然生了司马曜兄弟及鄱阳长公主。 据说生司马曜的前夕，李陵容在怀孕时梦见有神仙对她说：“汝生男，以昌明为字。”等分娩的时候东方已明，便以昌明为字。司马昱曾看见“晋祚尽昌明”的谶语，等司马曜出生后果然以昌明为字，不禁流下眼泪说：“没想到我们司马氏的昌明就这么出现了！”
《太平经》则记载有一个叫濮阳的道士，会稽王司马昱曾请他作法求嗣，当天中夜有黄气起自西南，远远坠入室内，随后李陵容怀上了司马曜。
《真诰》卷八《甄命授》则记载升平五年（361年）六月二十三日司马昱求嗣时，一连有四位真人降诰，其中紫薇夫人所作之诰是：“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后来孝武帝之名“曜”及字“昌明”，均见于紫薇夫人诗中。
拒绝哭临
简文帝司马昱驾崩后，十一岁的司马曜登基。当时还在为简文帝服丧，司马曜到晚上却仍不哭临，左右禀告：“按惯例该哭临了。”司马曜说：“哀痛到位了自然会哭，哪有什么惯例可言！
精于玄理
司马曜“幼称聪悟”，《世说新语》将他的事迹列入“夙慧”目下，记载司马曜十三、四岁的时候，正值冬天，他白天不穿夹衣，只穿着五六层的绢衣，晚上却盖着两床被子。谢安劝谏道：“圣上应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规律，现在白天过冷，晚上过热，恐怕不是养生的办法。”司马曜只回答道：“昼动夜静。”谢安出来后赞叹道：“圣上对玄理的掌握不比先帝差啊！
杯酒劝星
司马曜嗜酒如命，常为“长夜之饮”。 太元末年，天空出现长星，司马曜认为这是凶兆，非常厌恶，晚上在华林园喝酒解闷，向天举杯说道：“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认为此星为蓬星，非长星。
宠信僧尼
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都信奉佛教，许多僧尼出入宫禁，备受宠信，史称“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最著名的是比丘尼支妙音，她“权倾一朝，威行内外”，太元十七年（392年）十月，荆州刺史王忱病死，孝武帝欲趁机以自己心腹王恭接任，借以牵制司马道子的势力。当时桓玄以南郡公居于荆州，他虽然对王忱不满，但也惧怕王恭，遂派人入京贿赂妙音尼，让孝武帝任命被视为“弱才”的黄门侍郎殷仲堪当荆州刺史，果然孝武帝听从妙音尼的意见，以殷仲堪出刺荆州。从此事足见僧尼对孝武帝时东晋朝政的影响力。
异国献佛
孝武帝司马曜崇尚佛教的名声远播异域，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王听说后派沙门昙摩向孝武帝进贡玉佛，途中历经十多年，抵达中国时已是安帝义熙年间。 [53]据说此玉佛像巧夺天工，“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被世人视为“三绝”之一。
【个人作品】
孝武帝司马曜生逢东晋书法艺术兴盛之时，他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家，擅长行草书。唐人评价其书法说：“真率孝武，不规不矩。气有余高，体无所主。若露滋蔓草，风送骤雨。宋代《淳化阁帖》收录了他的《谯王帖》，但只残存了首行，这也是孝武帝唯一传世的书法作品。
孝武帝亦善于属文，有《孝武帝集》二卷，可惜已亡佚。 清严可均《全晋文》辑有其诏三十五通，书、帖各一。孝武帝还喜爱作诗，在宴会之后经常乘酒兴作诗赐侍臣，但诗歌内容低级趣味，所以他的近臣徐邈先把这些诗收集起来，加以删改润色，经孝武帝过目后再颁赐侍臣。 [5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辑其《示殷仲堪》残句一则，即“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家庭成员】（家族情况）
父亲：晋简文帝司马昱
母亲：孝武文太后李陵容
（兄弟）
1.会稽思世子司马道生
2.司马俞生
3.临川献王司马郁
4.司马朱生
5.司马天流
6.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同母弟）
（姐妹）
1.鄱阳公主，生母李陵容， 嫁王恭、王法慧兄弟王熙 [61]
2.新安公主司马道福
3.武昌公主
4.寻阳公主
（后妃）
1.孝武定皇后王法慧
2.贵人张氏（张贵人）
3.淑媛陈归女，死后追封为德皇太后，生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
（子）
1.晋安帝司马德宗
2.晋恭帝司马德文
3.司马楚之，字德秀，《隋代司马融墓志》载：“孝武皇帝第三子也”，但史书多载其为曹魏太常司马馗之后，其父名司马荣期。
（女儿）
1.晋陵公主（嫁谢安之孙、谢琰之子谢混）
2.鄱阳公主（嫁王导曾孙王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