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中国西晋开国皇帝（266年2月8日--290年5月16日在位）

【晋朝】

【东晋[dōng jìn]】【东晋皇帝】

【西晋[xī jìn]】【西晋皇帝】

【西晋历史事件】

【西晋参战的战役】

所处时代：西晋

全名：司马炎
字：安世

庙号：世祖
谥号：武皇帝

在位时间：266年2月8日 至 290年5月16日 
年号：
1.泰始：266年2月4日-274年
2.咸宁：275年-280年四月
3.太康：280年四月-289年

4.太熙：290年正月-290年四月
民族：汉族

生卒：236年~290年5月16日

籍贯：河内温县（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出生地：洛阳（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逝世地：洛阳含章殿（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前任：（父亲.司马昭）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前任：魏元帝曹奂
继任：晋孝惠帝司马衷
主要成就：建立晋朝，南伐灭吴，统一中国（咸宁六年（280年）），统治期间出现太康之治灭东吴

陵墓：峻阳陵

个人简介

        晋武帝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是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作为中国西晋王朝的开国皇帝（266年2月8日至290年5月16日在位），他是晋宣帝司马懿之孙、晋文帝司马昭的嫡长子，其母为文明皇后王元姬。 司马炎出身于显赫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末年的政治动荡中，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以及父亲司马昭相继掌控了朝政大权。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被立为晋王世子，继承了家族的政治遗产。翌年，随着父亲司马昭的去世，他继任相国，并袭封晋王。同年十二月（即266年2月），司马炎正式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登基为帝，建立了西晋王朝，改元泰始，开启了西晋一朝的历史新篇章。 即位之初，司马炎深刻反思了曹魏政权因宗室无力屏藩而导致孤立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他大力分封同姓诸王，委派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要地，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司马炎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颁布了《晋律》，这部法典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文献，也为后世法律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方面，司马炎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咸宁五年（279年），他果断发兵南下，次年成功灭吴，实现了全国统一，结束了三国纷争的局面。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使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司马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式等政策，有效促进了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西晋初期呈现出“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 然而，随着天下的安定，司马炎逐渐懈怠于政务，沉迷于游宴享乐，导致朝廷奢侈荒淫之风盛行。更为严重的是，他执意立智力低下的司马衷为继承人，并在统一前后命诸王就国、废除州郡武备，这些决策为西晋王朝的短暂统治埋下了深刻的隐患，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加速了西晋的覆亡。 尽管如此，司马炎在父祖开创的政治基础上，建立并巩固了晋朝的统治，完成了三国统一的伟大历史使命。由他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律法制度，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世王朝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病逝，终年五十五岁，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葬于峻阳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人物生平】
坐享基业
       魏青龙四年（236年），司马炎诞生于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河内郡温县的司马氏家族。这个家族在东汉时期就已经非常显赫，家族中许多人曾担任过朝廷的重要官职。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先后辅佐了曹操、曹丕、曹叡和曹芳四位君主，在朝中历任要职，最终官至太傅。特别是在“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逐步掌握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权。在他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继承了他的权力，继续掌控朝政。特别是司马昭，在咸熙元年（264年）三月被封为晋王，标志着司马家族对曹魏政权的完全掌控。而司马炎正是司马昭与妻子王元姬所生的长子。 在嘉平年间（249年—254年），司马炎开始崭露头角，获封北平亭侯，并先后担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等重要职务，同时还兼任散骑常侍。随着资历的积累，他的官职不断升迁，最终担任了中护军并授予假节的权力。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魏帝曹髦遇害，这一事件成为了司马家族进一步巩固权力的关键时刻。司马炎受父亲司马昭之命，前往东武阳县（今山东莘县莘城镇南段屯村一带）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即位。凭借此次行动的成功，司马炎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因此获得了晋升，被任命为中抚军，并进封新昌乡侯。 这些经历为司马炎日后建立西晋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炎，作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据说他拥有“发委地，手过膝”的奇异体貌特征，这在古代被视为一种非凡之相，预示着他不同寻常的命运。同时，作为司马昭诸子中的嫡长子，他在家族继承序列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他的弟弟司马攸，因被过继给司马师而成为司马师的继承人，其性格孝顺友爱、多才多艺，并且为人处世清和平允，深得司马昭的喜爱。司马昭曾明确表示，天下是兄长司马师打下来的，因此将来的王位理应归属司马攸。 在这种复杂的继承权争夺局势下，司马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积极拉拢父亲身边的重臣。他成功争取到了山涛、贾充、何曾、裴秀等一众朝廷要员的支持，这些人对他的继承权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羊琇等人在背后为他出谋划策，助他一步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在司马昭去世前三个月，即咸熙元年（264年）十月，司马炎正式被确立为晋王世子，这一决定标志着他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 与此同时，在同年稍早的时候，魏帝曹奂也先后授予了司马炎一系列重要的职权，包括抚军大将军、开府以及“副贰相国”等职位。这些头衔赋予了他几乎等同于摄政的地位，象征着他已经具备了实际掌控国家事务的能力。这种安排也被后人解读为“鲁公拜后之义”，意指像鲁公伯禽一样，继承了父亲周公辅佐君王的地位与责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司马炎的政治地位，也为他日后建立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篡魏建国
     咸熙二年（265年）五月，曹奂为司马昭加赐殊礼，尊崇有加，将司马昭的王妃进封为王后，并且册立司马昭的世子为太子。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成为晋王太子，为其日后登基奠定了基础。 同年八月，司马昭去世，作为其长子的司马炎顺利继承了父亲的相国职位以及晋王爵位，总揽全国军政大权，掌控着国家的命运与走向。 到了咸熙二年（265年）底，曹奂在朝臣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禅让帝位给晋王司马炎。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即将开启。十二月十七日（即公元266年2月8日），在满朝文武官员的一再劝进之下，司马炎最终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晋”，并宣布次年起改元为泰始元年。随着新君主的登基，曹魏末代皇帝曹奂被降封为陈留王，从洛阳金墉城迁往邺城居住，这也宣告了统治中原近五十年的曹魏政权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年，司马炎正值而立之年，他将以全新的姿态带领这个新兴的帝国迈向未知的未来。

锐意变革
      司马炎登基称帝后，深刻总结了前代王朝覆灭的教训。他敏锐地意识到，曹魏政权之所以最终走向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宗室成员过度防范和限制，导致皇帝在面临危机时孤立无援。为了确保皇权稳固，司马炎决定调整政策，大力推行五等爵制，广泛分封同族子弟为王。 在他即位之初，一次性就册封了二十七位宗室成员为王，此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宗室的信任，更旨在通过广布亲王于各地，形成拱卫中央的强大屏障。这些受封的诸王被允许自行选拔王国中的重要官员，并且部分宗王还被委以重任，统率重兵镇守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直接拱卫首都洛阳的安全。这种宗王出镇制度成为西晋初期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司马炎也没有忘记那些支持他登上皇位的朝臣与士族。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他仿照古代典章制度并结合当代实际情况，设立了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八大官职，合称“八公”。这些职位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权力的核心所在。此外，他还大范围地对文武百官进行分封，前后共有五百多位异姓功臣获得了公侯爵位。按照规定，这些封爵者可以享有其封地内民户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俸禄，后来这一比例甚至提高到了三分之一。这一系列措施既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彰显了新朝气象。
      西晋开国之初，正值壮年的司马炎心怀壮志，意气风发，决心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泰始元年（265年）至泰始二年（266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革除前朝弊政、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为新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司马炎下令撤销了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军事监视，并宣布解除对他们长期以来的禁锢政策。这一措施不仅缓和了与前朝宗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展现了他对天下人心的重视和包容态度。 其次，他废除了曹魏政府针对出镇、出征将士所实施的人质法令。这项法令曾是曹魏政权用以确保将领忠诚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家庭的分裂与痛苦。司马炎果断废止这一制度，体现了他对军民和谐共处及社会稳定的追求。 再次，司马炎恢复了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将傅玄、皇甫陶、崔洪等一批清正廉明、敢于直言且才华出众的官员委任为谏官。此举不仅拓宽了朝廷的信息来源，也为臣下提供了畅所欲言的机会，从而促进了政治决策的透明度与合理性。 此外，司马炎大力提倡节俭之风。他将御府中珍贵的珠玉玩物分赐给臣下，自己却丝毫不留。同时，他还下令削减各郡国向皇室进贡的数量，禁止乐府排演耗费巨大的奢华百戏，并停止制作用于游乐田猎的各种器具。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更树立了勤俭治国的良好形象。 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展现出极大的胸襟与智慧。他不计旧怨，大胆起用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员。例如，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帝废黜司马师的密谋而遭流放致死，但司马炎仍认为许奇有才，不顾他人反对，将其提拔为祠部郎。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延揽蜀汉旧臣，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谯周、文立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等人。通过广纳贤才，无论出身如何，只要具备真才实学，皆能获得重用，这使得西晋初期的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综上所述，司马炎在西晋立国之初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既体现了他对治理国家的深刻思考，也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明君的卓越眼光与魄力。这些政策不仅巩固了西晋的统治基础，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泰始四年，即公元268年正月，司马炎正式批准并颁布了新的法典——《泰始律》。这一法典的出台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为晋朝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世法律体系的重要参考之一（具体内容可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创制晋律”部分）。然而，在推行新律的同时，司马炎却未能采纳杜预所提出的考课制度——“六年黜陟法”。这一制度原本旨在通过更为科学和公正的方式考核官员的政绩，从而提升行政效率。但出于对士族集团利益的考虑，以及为了稳固司马氏家族的统治基础，司马炎最终选择放弃实施该制度，以避免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此举虽在短期内维护了政权稳定，但也为后续治理埋下了隐患。

【一统全国】
筹划灭吴
           泰始四年（268年）九月，晋武帝司马炎成功解除了长期镇守淮南、威名显赫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并开始着手制定更为长远的战略规划。当时，位于江东的吴国正处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内政腐败、社会动荡，国家危机四伏。这一局势为西晋消灭吴国、实现全国统一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 基于此，司马炎决心进一步强化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积极筹备灭吴的各项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年），他任命才华出众、见识卓越的尚书左仆射羊祜为荆州诸军事的都督，驻守襄阳这一战略要地；同时，将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并改派自己的叔父司马伷担任徐州诸军事的都督，负责镇守下邳。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充分体现了司马炎对于灭吴战争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布局。 羊祜虽然并非司马氏宗室成员，但他与西晋皇室有着深厚的姻亲关系——他是司马师的内弟，也是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之一。在晋国初建时期，羊祜曾与荀勖共同掌管机密事务，后又担任中领军一职，在朝廷内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司马炎登基后，羊祜以尚书左仆射兼卫将军的身份继续执掌军政大权，成为连接朝堂与边疆的关键人物。 羊祜到任襄阳后，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他注重安抚民心，减轻百姓赋税负担，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从而不断提升荆州地区的综合实力。在他的治理下，晋吴之间的对峙局面逐渐向有利于西晋的方向转变，为日后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羊祜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为西晋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河西之乱与朝内斗争
（秦凉之变）
           在汉魏交替之际，鲜卑族中的拓跋部落中的一支，在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的率领下，从遥远的塞北地区迁徙至河西走廊一带。这支特殊的鲜卑族群在历史上被称为河西鲜卑。 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开国君主司马炎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其中，河西鲜卑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地区，司马炎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边疆稳定。他精心规划，从雍州、凉州和梁州三大行政区中划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以及阴平六个重要郡县，组建了新的秦州行政区划。同时，任命在西部地区享有盛誉且能力出众的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一职，期望通过他的卓越领导力来达到安抚地方、稳定局势的目的。 然而，河西鲜卑的反叛并非无端而起，而是源于长期遭受统治阶层的歧视与不公对待。特别是在灭蜀之战中，来自凉州的士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论功行赏之时，五千名英勇善战的鲜卑健儿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激起了鲜卑人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六月，在其领袖秃发树机能的带领下，他们毅然决然地举起反抗的大旗，发动了针对晋朝的起义。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胡烈迅速组织力量进行镇压。不幸的是，此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胡烈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更令人震惊的是，秃发树机能不仅成功击退了敌人，还吓退了坐镇长安的扶风王司马亮派遣前来支援秦州的大军，使得河西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当河西地区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晋武帝司马炎感到十分震惊与恐慌。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意识到西部边疆局势的严峻性。 为了应对危机，司马炎迅速做出调整，决定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汝阴王司马骏前往关中镇守，肩负起维护当地稳定的重要使命。同时，他任命尚书石鉴为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族引发的动乱。 然而，石鉴到达秦州后，并未采取稳妥的策略。他与新任秦州刺史杜预之间存在矛盾，却强行要求杜预出兵作战。面对石鉴的命令，杜预拒绝了，因为他深知贸然出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杜预向石鉴提出了一个较为稳妥的攻战方案，但石鉴并未采纳他的建议。不仅如此，石鉴还逮捕了杜预，随后亲自率领军队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如人们所料，石鉴大败而归，这一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随着战事的发展，秃发树机能的势力逐渐壮大。他的胜利鼓舞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纷纷响应，举兵反抗晋朝。到了泰始七年（271年）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也加入了反晋的行列，他们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在这场战斗中，凉州刺史牵弘被诱骗至青山并遭杀害。之后，秃发树机能又在金山（今甘肃山丹南）杀死了凉州刺史苏愉。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晋朝在河西地区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随着西方边境的战事日益紧张，局势逐渐失控，这使得晋武帝司马炎深感忧虑与不安。此时，侍中任恺向司马炎进言，提出应当委派像贾充这样既有威望又富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出征，如此一来，或许能够平息这场战乱，稳定西部边疆的局势。 司马炎采纳了任恺的建议，随即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负责开赴西部战场指挥作战。当时，贾充身兼数职，他官居侍中、尚书令以及车骑将军，在朝中手握重权，是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 然而，任恺等人对贾充的行为和为人非常厌恶，他们推荐贾充前往西部边疆，并不是真心希望他去平定战乱，而是另有目的——想要借此机会让贾充远离朝廷权力中心。贾充深知此行充满危险，也并不愿意前往，于是他向荀勖寻求解决办法。 荀勖给贾充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与太子司马衷结成亲家关系。于是，贾充等人一方面买通了皇后杨艳，让她在皇帝面前美言；另一方面又在司马炎面前大肆宣扬，营造舆论氛围。最终，司马炎答应了将贾充的女儿贾南风许配给太子司马衷为妃。这样一来，碍于亲家的情面，司马炎就不再提让贾充挂帅出征的事情了，贾充也因此免去了西征之苦。 当时，由于任恺和贾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朝廷内部逐渐分化成了两派，形成了朋党之争的局面。为了维护朝廷的团结稳定，司马炎试图调解二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和好相处。表面上看，任恺和贾充互相敬重，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对彼此极度不满，“结怨愈深”。 后来，贾充得到一个人给他出谋划策，他故意在司马炎面前称赞任恺，说任恺处理选官事务的能力很强，还推荐任恺担任吏部尚书。这一职务十分繁忙，任恺上任后，忙于各种事务，很难有机会见到司马炎。而贾充和他的党羽则趁机多次诬陷和中伤任恺，导致任恺屡次被免去官职，难以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在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河西地区的局势愈发严峻，动荡不安。当时，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势力逐渐壮大，对西晋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危急时刻，勇猛善战的将领文鸯临危受命，肩负起稳定河西局势的重任。 文鸯率领军队，统辖凉州、秦州和雍州三地的兵力，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击败了秃发树机能的军队，给鲜卑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秃发树机能重整旗鼓，派遣部将若罗拔能在武威地区大败晋军，导致凉州刺史杨欣不幸阵亡。自秃发树机能起兵以来，历时九年，他连续斩杀秦州和凉州四位刺史，其威名震撼天下。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朝廷中的仆射李憙建议立即发兵征讨，但朝中大臣们却认为出兵是一件大事，不应轻举妄动，普遍认为鲜卑势力不足为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秃发树机能乘胜追击，一举攻陷了凉州治所武威城，使得河西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一变故让晋武帝司马炎深感后悔，他在朝堂上叹息道：“谁能为我讨伐这个叛乱的胡人？”此时，在宫中担任宿卫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请求领命前往。司马炎当即任命马隆为武威太守兼讨虏护军，并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马隆精心挑选了三千五百名勇士，亲自挑选武器装备，率领这支精锐之师踏上了西征之路。他们渡过温水后，与数万敌军展开激战，历经千余里的艰苦跋涉，最终在同年十二月的关键战役中，成功斩杀了秃发树机能，彻底平定了凉州的叛乱，恢复了河西地区的安宁与秩序。这次胜利不仅彰显了马隆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展现了西晋王朝维护边疆稳定的决心和能力。

诸王就国与南征平吴
（晋灭吴之战）
        在凉州发生动乱的同时，远在南方负责荆州军事事务的羊祜也遭遇了强劲的对手。此时，东吴西线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已由吴国名将陆逊之子陆抗担任。 陆抗上任后不久，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果敢的决心。他成功攻破了战略要地西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并果断处理了献城投降晋朝的步阐，将其击退。在这场战役中，陆抗还击败了前来救援的羊祜所率领的援军。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羊祜深知，想要彻底消灭东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目标。因此，他采取了一种更为长远的战略规划。一方面，羊祜不断积蓄军事力量，确保军队的训练、装备和补给都达到最佳状态；另一方面，他积极推行信义政策，对东吴边界的军民施加影响。通过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羊祜耐心等待着最有利的战机，以期在未来能够一举扭转局势，为最终统一江南奠定坚实的基础。
           泰始十年（274年），东吴名将陆抗病逝，这一事件对东吴的国防力量造成了重大影响。陆抗在世时，一直是东吴西部防线的重要支柱，他的离世使得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显著下降。此时，镇守襄阳的西晋名将羊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开始积极筹划针对东吴的南进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羊祜向晋武帝司马炎上表，正式提出伐吴的战略构想。他认为，相较于当年攻灭蜀汉时的情况，如今西晋攻灭东吴的条件更为成熟。无论是从国力、兵力还是战略态势来看，只要司马炎能够下定决心，平定东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然而，羊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的一致支持。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官员表示赞同，但以贾充、荀勖、冯紞为代表的大臣们却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尚未平定为由，认为此时出兵东吴并非良机，极力劝阻司马炎同意羊祜的提议。尽管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重要性，但最终仍未获得司马炎的认可。 事实上，司马炎迟迟未能下定决心伐吴，除了西部边境动乱的因素外，还与他分封诸王以巩固皇室统治的计划尚未完全落实有关。自泰始年间起，司马炎推行分封制度，意图通过分封宗室子弟来加强中央集权，但在此过程中并未严格要求各宗王就国，导致多数宗王留在洛阳任职或居住，只有部分宗王出任地方都督。直到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在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下，司马炎才开始着手命令诸王前往各自的封国就任（关于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可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章节）。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当时西晋内部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也深刻影响着对外战争决策的制定。
          在西晋的历史长河中，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六月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羊祜因病重而请求入朝面圣，向晋武帝司马炎陈述灭吴的战略大计。考虑到羊祜的身体状况，司马炎特别恩准他可以乘车入殿，并且免去参拜之礼，充分展现了对这位老臣的尊重与信任。羊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司马炎都虚心听取并认真思考。 随着病情日益加重，羊祜仍心系国事，在病榻上接见前来探望的张华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当今吴主孙皓暴虐无道，百姓离心离德，此时出兵定能一举成功。若待孙皓去世，吴国另立明君，则即便我军拥有百万雄师，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这番话不仅体现了羊祜对时局的精准判断，更深深触动了司马炎的心弦，使他对伐吴之事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决心。 为了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司马炎要求羊祜即使卧病在床也要继续统领诸将，但羊祜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可能无法胜任指挥重任，于是推荐了杜预作为替代人选。遗憾的是，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未能亲眼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然而，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全权负责荆州地区的军事事务。 杜预抵达襄阳后，迅速采取行动，巧妙运用离间计，成功促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构成威胁的西陵总督张政。这一举措使得吴国在临战前出现了严重的指挥混乱，为晋军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一系列精心部署，到了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立即发动伐吴之战。尽管司马炎最初打算次年再出兵，但在杜预的力劝之下认识到，此时东吴西部防线空虚，正是绝佳的进攻时机。如果拖延不决，一旦给孙皓喘息之机，可能会导致功亏一篑。 与此同时，在益州积极筹备多年的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强调当前形势不容错过。面对两位重臣的一致建议，司马炎逐渐倾向于尽快伐吴。不过，当贾充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他又陷入了犹豫之中。关键时刻，中书令张华挺身而出，坚定支持伐吴决策，最终说服了司马炎。当贾充等人再次试图阻挠时，司马炎果断表态，坚决推行伐吴计划，这才平息了争论，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
           公元279年，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统治下的咸宁五年十一月，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事行动即将拉开帷幕。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晋武帝做出了重要的人事任命，他命令张华担任度支尚书这一要职，负责主持灭吴大局，并全面掌管军队所需的漕运粮饷等后勤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晋武帝颁布了一道意义深远的诏书，决定以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大举进攻吴国。

        这六路大军及其行军路线分别是：

      第一路，由镇东将军司马伷率领部队从涂中出发，涂中位于今天的安徽滁河流域；

      第二路，安东将军王浑率军从江西出征，这里的江西指的是如今安徽省长江以西地区；

      第三路，建威将军王戎则奉命从武昌出发；

      第四路，平南将军胡奋的部队从夏口出兵；

      第五路，镇南大将军杜预将从江陵出师；

      第六路，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统领巴蜀水军，他们将顺流而下直指吴地。 在主帅的人选上，晋武帝做出了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选择了重臣贾充出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然而，贾充一直以来都是反对此次军事行动的。面对如此重任，贾充心中充满了担忧，他害怕伐吴之战不利，因此多次以自己年事已高、难以胜任为由上表推辞。但晋武帝态度坚决，甚至以“君不行，吾便自出”来表明决心，最终贾充只得接受任命。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晋朝对吴国的灭国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的年初，晋军南下攻吴的军事行动势如破竹。杜预成功攻克江陵后，迅速横扫沅、湘流域以及交州、广州等地区，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王浑则率部渡过横江天险，而胡奋亦顺利拿下江安重镇。与此同时，由王濬统领的水师更是屡建奇功，他们突破了吴国精心布设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锥防线，一路摧毁沿江的关隘要塞。在与胡奋、王戎等多路大军的协同作战中，夏口和武昌相继失守。随后，王濬率领部队长驱直入，向东推进，目标直指吴国都城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而王浑的大军也已抵达长江北岸，对吴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面对晋军的强大攻势，孙皓派出的军队节节败退，丞相张悌等人更是在战斗中英勇捐躯。到了这年三月，王濬的部队成功攻入石头城，将吴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瓦解。走投无路的孙皓只得采取古代最高规格的投降仪式——“面缚舆榇”，亲自绑缚双手，并将棺材置于车上，向晋军表达完全屈服之意。至此，吴国宣告灭亡，三国鼎立之后长期存在的吴、晋两国对峙局面终于画上句号，中华大地再次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 当孙皓投降的消息传至洛阳时，整个朝廷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晋武帝司马炎手持酒杯，不禁回想起羊祜为筹划平定东吴所付出的心血，感念至深，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道：“这一切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 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为国家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远离前线的朝堂之上，却上演了一场截然不同的戏码。主帅贾充不仅没有支持此次伐吴行动，反而多次上表声称东吴不易征服，甚至要求司马炎下令班师回朝，还一度提议将力主伐吴的张华处以极刑。荀勖等人也随声附和，试图动摇朝廷的决心。然而，就在贾充等人还在坚持己见之时，平定东吴的捷报已然传到京城，使贾充的种种言行显得格外荒谬可笑。尽管如此，司马炎并未对贾充加以责备，而是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安抚，显示出一位帝王的胸襟与气度。
        在成功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巩固刚刚统一的江山，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来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他特别优待了前吴国君主孙皓，封其为归命侯，并赐予了大量的衣物、车马、钱币和粮食等丰厚赏赐，以示宽宏大量。同时，还妥善安置了一些随同投降的吴国朝臣和世家大族，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职，使他们能够继续为国家效力。 对于从江南北渡而来的吴国官员和普通百姓，司马炎也展现出了极大的仁慈与关怀。他颁布诏令，对这些新归附的民众给予免除十年或二十年赋税徭役的特殊优待，这不仅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更体现了新政权的包容与开放态度。

         在处理平吴功臣的封赏问题上，司马炎却遭遇了一个棘手的局面。王濬和王浑两位将领因为争功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得朝廷内部气氛紧张。按照实际战功来看，王濬在平定东吴的过程中立下了首功，理应得到重赏。可是王浑在朝中势力庞大，且他的儿子王济还是皇帝的女婿，因此在最终的封赏决定中占据了优势，被晋封为京陵公，而王濬仅被封为襄阳县侯。 这一结果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广泛议论，许多人都认为王濬的功劳与其所获的赏赐并不相称，感到十分不平。为了安抚人心，司马炎随后又晋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和后军将军等重要职务，以此来弥补之前封赏上的不足，同时也彰显了他对有功之臣的认可与重视。

【怠惰与盛世】
太康之治
         平定东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他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州县，要求各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所辖军队，以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推行了占田制、课田制以及户调制度等经济政策，旨在规范土地占有与税收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 司马炎初登帝位之时，鉴于曹魏末年政治苛刻、社会风气败坏、生活奢靡的状况，大力倡导仁政与节俭之风。对于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贫困百姓，朝廷赐予每人五斛粮食予以救济，并免除其长期拖欠的债务。同时，他还命令各郡国守相定期巡视所属各县，倾听民意，关注民生。司马炎注重听取直言劝谏，展现出开明君主的形象。此外，他对法律建设极为重视，亲自为民众讲解由贾充等人修订完善的律令条文，并且亲临司法现场参与案件审理，确保公正执法。 然而，在平定东吴、国家实现大一统之后，天下安宁的局面让司马炎逐渐放松了对政务的关注。他开始沉迷于游乐宴饮之中，生活变得愈发奢侈腐化。在这种上行下效的氛围下，朝中大臣如何曾、王济、王恺、石崇等人竞相炫耀财富，追求奢华享乐，整个西晋统治阶层因过度奢侈荒淫而声名狼藉。 尽管如此，由于全国实现了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的经济依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达到了三百七十七万户，相较于平吴之初增加了百余万户。这一增长不仅包括通过清查发现的隐匿人口和逃亡户，同时也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史书将这一时期誉为“太康之治”，标志着西晋初期经济复苏和社会繁荣的阶段。
 

立嗣风波
         太康三年（282年）年底，晋武帝司马炎做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将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往青州担任都督。这一决策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在司马昭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之位的主要对手。此时，随着司马炎计划明确皇位继承人，司马攸的存在再次成为他将皇位传给太子的一大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身体状况和智力水平存在明显缺陷，近乎白痴的低能儿，甚至闹出了“何不食肉糜”的荒唐笑话。面对太子的种种不堪，不少朝臣深感忧虑。尚书令卫瓘曾借酒醉之际，委婉地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的能力问题，直言其不堪为嗣。而另一位博学多才、声望卓著的重臣张华，也受到了司马炎的器重。当司马炎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时，张华坦诚地表示：“论才干、德行以及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选了。”这些意见引起了司马炎的强烈反感。 为了验证太子的能力，司马炎故意将一份公文交由东宫处理。太子妃贾南风不甘心权力旁落，便安排他人代笔作答，并让太子亲手誊写清楚后呈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回应卫瓘的担忧。同时，他还决定将张华调离朝廷，派往幽州任职，以削弱反对声音。 与此同时，司马攸也在积极争取继承皇位的机会。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王国的吏属衣食皆由国家供给，但司马攸却上表表示自己的租秩足以维持所需，无需御府开支。他不仅将部分租税收入分配给部属和士卒，还在遇到水旱灾荒时，主动用粮食赈济王国内的饥民，在丰年归还时仅收取原数额的十分之八。无论是上表奏事还是当面议论军国大事，司马攸的表现都十分得体，因此赢得了众多朝臣的支持与拥戴。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司马炎因病重，一度引发了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激烈讨论。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司马攸是最适合继位的人选。河南尹夏侯和甚至直接向贾充进言，公开表达了“立人当立德”的观点。而贾充作为司马衷与司马攸共同的岳父，面对这样的提议却选择了沉默不语。 与此同时，与司马攸关系不佳的荀勖和冯紞敏锐地察觉到，司马炎内心倾向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们开始密谋，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司马攸的地位。他们建议司马炎让司马攸离开中央，前往封国就任。这一提议正中司马炎下怀，他虽然心中认同，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仍然对司马攸以及贾充进行了加官晋爵，以示尊崇。 然而，荀勖和冯紞并未停止他们的行动。他们继续煽风点火，向司马炎进谗言道：“如今朝中大臣都一心支持齐王司马攸。陛下若是驾崩，太子司马衷恐怕难以顺利继位。如果您对此有所怀疑，不妨尝试让齐王外出任职，必然会引起满朝反对。”果不其然，当司马炎下达诏书，调派司马攸前往青州时，许多大臣纷纷上表劝阻，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司马炎见状，又气又恼，遂下令贬斥了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司马炎更是将几名上表反对的博士交付廷尉治罪。幸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及时出面辩解，这些人才得以免除死刑。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当时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残酷，也反映了司马炎在处理继承问题上的艰难抉择。
         太康四年（283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催促齐王司马攸立即启程前往封地。当时，司马攸因内心愤懑而积郁成疾，他向朝廷请求宽限一些时日以调养身体。然而，司马炎派遣御医前去查看病情时，御医却谎报称齐王并无大碍。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敦促司马攸尽快动身。在这样的压力下，司马攸不得不强忍病痛上路，结果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呕血身亡。 直到此时，司马炎才意识到齐王确实不是装病。为了平息众怒和推卸责任，他惩办了几位御医。实际上，司马炎一直对司马攸有所忌惮并极力排斥他，这种做法虽然表面上巩固了太子司马衷的地位，但却为日后留下了隐患。在他去世后，司马衷由于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掌控政局，从而引发了诸多动荡不安的局面。有观点认为，司马炎选择立司马衷为太子，是出于对未来局势的考虑，希望将来能够传位给被他视为“当兴我家”、与司马懿相似的皇孙司马遹。 此外，在泰始三年（267年）十月、泰始六年（270年）正月及十月期间，司马炎曾三次亲自前往辟雍行礼。他不仅打破了古代礼制惯例，还多次让皇太子司马衷以皇帝身份“临辟雍”，并且亲自参与原本只属于士族阶层的大礼——乡饮酒礼。这些举措表明，司马炎希望通过此举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与认同，确保他们在自己身后继续辅佐和支持司马衷，稳定朝政。
 

贻患于后
      太康末年，晋武帝司马炎因长期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太康十年（289年）年底，他的病情愈发严重，已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只能卧病在床。 此时，控制朝政的外戚杨骏及其女儿、现任皇后杨芷（杨芷是在原皇后杨艳去世后继位为后的），利用侍奉皇帝的机会，逐渐掌控了局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禁止百官直接觐见司马炎，使得皇帝与外界隔绝。杨氏父女担心一旦司马炎康复或重用其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将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势。因此，他们极力劝说病中的司马炎，将司马亮调离京城，前往豫州任职。这一举动不仅削弱了司马亮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巩固了杨氏家族对朝政的控制。
          太熙元年（290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已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之中。此时，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大多已经离世，朝中大臣们面对这样的局面显得十分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然而，在这紧张的局势下，杨骏却看到了权力更迭的机会。他悄悄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试图掌控朝廷大权。偶尔，当司马炎短暂恢复意识时，发现了杨骏的这些小动作，意识到他任用的人并不合适。司马炎严肃地对杨骏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并且立即下令让原本未被召见的司马亮参与到辅政之中，以制衡杨骏的势力。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诏书却被杨骏截留了下来，外界对此毫不知情。 仅仅过了两天，司马炎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杨皇后向他请示，希望由杨骏来辅佐朝政。虚弱的司马炎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杨皇后迅速召集了中书监华廙和中书令何劭，口述了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起草遗诏。遗诏完成后，杨芷亲自将这份文件呈现在司马炎面前，而此时的司马炎虽然已经非常虚弱，但仍坚持亲自过目，只是他已经无力开口说话。 四月二十日（即公元290年5月16日），这位伟大的帝王最终在洛阳的含章殿永远闭上了双眼，享年五十五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牵挂着是否汝南王已经到来。司马炎逝世后，被尊称为武皇帝，庙号为世祖，并安葬于峻阳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南蔡庄村北部）。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的政治格局即将形成。
        司马炎去世后，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史称晋惠帝。当时，杨骏掌握了朝廷的实权，总揽朝政事务。然而好景不长，在短短一年之后，皇后贾南风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政变，成功将杨骏铲除。 这一事件成为了西晋王朝动荡不安的开端。随着杨骏的倒台，多位手握重兵的宗室王爷开始觊觎最高权力，纷纷卷入了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这些王爷们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不惜大动干戈，最终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这场持续多年的内乱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 到了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前赵皇帝刘聪派遣军队攻陷长安城，俘虏了西晋最后一位皇帝司马邺。从司马炎驾崩算起，仅仅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曾经辉煌一时的西晋王朝便走向了覆灭。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也揭示了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为政举措】
（政治）
初步确立三省制度
       西晋取代曹魏，如同当年曹魏取代东汉一样，都是通过王朝禅让的方式和平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在曹魏时期就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显贵家族成员，顺利地成为了新朝西晋的开国元勋。 为了有效避免功臣们因官职高低而产生纷争，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后的政治稳定，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项特别的措施。他借鉴了上古时期的官制以及汉代“三公”的制度，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多个品级极高的职位。这些职位包括：太宰（由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傅（由郑冲担任）、太保（由王祥担任）、太尉（由义阳王司马望担任）、司徒（由何曾担任）、司空（由荀顗担任）、大司马（由石苞担任）和大将军（由陈骞担任）。这八个职位被统称为“八公”，他们共同辅佐君主，形成了“八公同辰，攀云附翼”的独特政治格局。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司马炎对功臣们的尊重与信任，更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案例。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为西晋初年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自汉魏以来，尚书机构的权力逐渐上升，在西晋时期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掌握朝廷大政决策权的核心部门。作为中央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台（后改称尚书省）在西晋的政治架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最高长官为尚书令与尚书仆射，二人共同主持尚书台的工作。 在西晋初年，尚书台下设六个主要部门，分别由六位尚书负责管理，这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和屯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务需求的变化，后来又对这些部门进行了调整，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和左民六个新的尚书职位。这六个尚书分管三十五个具体事务部门（称为“曹”），每个“曹”由郎中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通过这样的组织架构，尚书台能够高效地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 在名义上和实际职权上，尚书台的两位长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已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核心人物，相当于真正的宰相角色。有时，为了加强某些权臣的地位或满足特殊需要，皇帝还会特别设置“录尚书”一职，赋予其全面管理尚书台事务的权力。太常等九卿以及地方各级官员，均需遵循尚书台发布的命令行事，这进一步巩固了尚书台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也得到了显著增强。中书省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充当皇帝的顾问机构；门下省则承担审核和监督职责，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随着这三个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权力的不断提升，它们逐步取代了汉代传统的三公九卿制度，成为皇帝之下最高的中央权力机构。这种新的三省制不仅标志着中央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也为后世王朝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巩固门阀制度，维护勋贵、士族利益、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巩固门阀制度
        曹丕取代汉朝建立魏国时，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了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起初，这项制度旨在通过评定人物的品德与才能来选拔官员，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负责评定人物的各级中正官逐渐被士族大族所掌控，使得这一制度演变为士族阶层操纵选举的重要工具。 到了司马炎受禅建立西晋后，九品中正制继续得以实施。此时，评定人物的标准已经不再依据个人才能，而是完全以家世背景为唯一衡量标准。各级中正在评定品级之前，仅仅关注候选人的籍贯和门第高低。先辈官职的大小直接反映出门第的尊卑，而其中尤其重视的是“当代轩冕”，即当前在朝中担任高官的家族。因此，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全被功臣勋贵及其后代所垄断，从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袭、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针对九品中正制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项“权时之制”，不仅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反而带来了诸多弊端。他在奏疏中指出，九品中正制让中正官员可以肆意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不注重考察实际才能，只追求依附党派利益；不公正地评价优劣，只随心所欲地表达爱憎。”这种现象导致了那些被中正偏爱的人即便没有实绩也能获得虚假的成功，而被中正厌恶的人则会被吹毛求疵地打压。长此以往，朝廷吏治腐败，“廉洁谦让之风消失殆尽，苟且偷安之俗日益盛行”。更严重的是，中正官员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使得阿谀奉承者轻易得到提拔，坚守正道者却陷入困顿。于是出现了“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的荒诞局面，真正有才能的人却被埋没，最终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固化格局。 与此同时，与刘毅同朝为官的段灼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今台阁选拔官员，耳目被堵塞，九品访人时只问中正的意见。”因此，能够进入上品的人，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权者的兄弟。这些官僚贵族的子弟凭借上品的身份，轻而易举地步入仕途，并且升迁迅速。他们初入仕途便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闲职却位重的官职，这些职位也因此被称为清官或清职。尽管司马炎在位初期多次下诏征用寒门素族，试图通过加强皇权干预来改变寒门难以晋升的局面，但终究难以扭转现实中的种种弊端。
         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成功平定东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颁布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户调式。这一政策给予士人阶层特殊的优待，在政治上已经拥有实际影响力的士人们，从此在经济方面也获得了重要特权。他们被允许占有人口，并且可以免除徭役负担。 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自汉魏以来逐渐崛起的世家大族的地位。这些世家大族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户调式的实施，他们最终形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即士族门阀。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门阀士族成为东晋南朝时期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之一，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 这种制度不仅体现了统治者对士人阶层的重视与拉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门阀士族作为特权阶层，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资源，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同时，这一制度的确立也为后世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维护勋贵、士族利益，安抚南方士族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司马炎命令当时的名臣杜预草拟一套关于官吏黜陟的制度。杜预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套详尽且具有前瞻性的方案。 杜预建议在各个部门设置专门负责考核的官吏，这些官吏将逐年对官员进行严格的评定。通过六年的任期考察期，依据官员们的工作成绩和表现进行升降级。他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不能过分宽容，必须严格把关，以确保朝廷的用人机制公平公正。 然而，这套考课办法虽然从制度设计上来说非常合理和完善，但却触及到了西晋政权内部复杂的政治生态。西晋政权是由司马氏家族与其他士族共同组成的联合专政体系，杜预提出的改革可能会损害功臣勋贵和士族阶层的利益。最终，司马炎出于维护统治稳定等多方面考虑，否决了这一方案。 事实上，只要这些功臣勋贵和士族不对他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司马炎往往对他们采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例如在前一年，已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以及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达官贵人，曾因强占官田而遭到司隶校尉李憙的弹劾。但司马炎在处理这起事件时，却表现出明显的偏袒态度，仅追究了已经去世的刘友的责任，而对于其他涉案的权贵如山涛等人则一概赦免。 如果真的实施杜预所制定的考课法，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这显然是司马炎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尽管杜预的方案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难以推行。 
        在三国鼎立时期，北方与南方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由于长期的分治状态，南北两地的士人逐渐形成了心理上的隔阂和对立情绪，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仇视。这种局面在西晋统一全国后并未立即消散，反而成为新王朝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于原属吴国的南方人士而言，在西晋建立初期，他们大多滞留在家乡，仕途发展面临重重困难。这一现象引起了晋武帝司马炎的高度关注。为了有效缓解吴国士族以及地方豪强大族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旨在逐步调整治吴政策，积极笼络江南士族，从而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

         首先，对于吴地的官员任命，司马炎决定沿用吴国原有设置，即“牧守已下皆因袭吴所置”。这不仅保留了地方行政体系的稳定性，也避免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可能引发的动荡。

       其次，司马炎多次颁布诏书，征召南方有识之士入朝为官。此举意在打破南北界限，给予南方士人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为朝廷注入新鲜血液，增强统治基础。

       再者，司马炎特别优待吴国亡君孙皓。尽管孙皓曾是敌国之主，但通过对其的宽厚待遇，司马炎向南方士族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新政权愿意包容并接纳曾经的对手，以示诚意与胸怀。 得益于这些安抚政策，到了太康末年，出现了一波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晋统治者与吴地士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后来永嘉之乱后晋室南移、立国江东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但在实际效果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南方士人在仕途晋升方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仕进之路并不平坦。此外，东南地区的儒学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呈现出衰退迹象。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司马炎的这些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制晋律
        司马炎在位期间，最重要的立法成就是编纂了《晋律》，即《泰始律》。这部法律从咸熙元年（264年）开始编修，直至泰始四年（268年）完成，前后历时两年半之久。负责主持修律工作的名义负责人是贾充，而包括羊祜、杜预在内的十四位著名学者也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和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整部律文共计“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总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司马炎对《泰始律》的颁布实施极为重视。他指派尚书郎裴楷进行宣读，并亲自莅临殿堂，为臣下讲解新律的内容。此外，他还采纳了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中涉及死罪的条款抄录出来，张贴于各地的亭舍，以便让百姓了解并知悉。 《泰始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典，对汉魏时期的旧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与整理，使其更加简明且完备。这部法律不仅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还对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体例严谨，虽然篇目较旧律有所增加，但条目却减少了两千余条，有效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复的问题，具有简便易行的优点。 此外，《泰始律》在内容上较前代律令有所放宽。它取消了枭首、斩首、族诛以及连坐等严苛条款，并对女性犯罪的判罚体现出从轻从宽的倾向。更重要的是，《泰始律》首次明确区分了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并且注重界定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对于加减刑、累犯加重及数罪并罚等制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明确规定。这些改进使得《泰始律》相较于汉魏旧律更加完善准确，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
        司马炎深刻吸取了曹魏宗室力量薄弱，皇室孤立无援最终导致灭亡的惨痛教训。为了巩固晋朝的统治根基，他决定大力分封同姓王作为藩屏，以此来制衡日益强大的士族势力。 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马炎刚刚即位称帝，便立即着手对分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他将从祖父司马懿以下的宗室子弟广泛分封为王，并根据所辖户数分为不同等级： - 大国：食邑两万户，以重要郡国为封地，设有上、中、下三军，配备五千名士兵； - 次国：食邑一万户，设有上军和下军，配备三千名士兵； - 小国：食邑五千户，配备一千五百名士兵。 其中，司马炎特别优待他的叔父、兄弟等近亲。例如： - 叔父司马干被封为平原王 - 叔父司马伦被封为琅琊王 - 叔父司马亮被封为扶风王 - 弟弟司马攸被封为齐王 上述四位均被列为大国。而司马炎的叔祖、德高望重的安平郡王司马孚更是受到破格优待，其食邑多达四万户，远超常规制度。 此次大规模分封涉及面极广，仅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等直系亲属中，就有27人同时受封为王。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加强了皇室宗族的力量，也奠定了西晋初期的政治格局。 通过这种分封方式，司马炎试图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求平衡，既确保了皇室宗族的利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为新建立的晋王朝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西晋建立之初的泰始元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对宗室诸王进行了分封。然而，这些被分封的宗室诸王都留居在京城洛阳，并没有前往各自的封国就任，因此按照制度规定应设立的王国军队也尚未建立。 到了咸宁三年（277年）七月，晋武帝司马炎采纳了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颁布命令要求各宗室诸王前往自己的封国就位。同时，他重新制定了分封食邑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封国的等级和管理机制。 根据新的分封制度，司马宗室诸王的封国分为大国、次国和下国三个等级。其中，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五地被列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六地为次国；其余封国则为小国。每个三等王国都设有中尉来统领王国军队。对于大国诸王而言，除了嫡长子可以世代继承王爵之外，其他儿子也会因推恩而各自受封为公。功臣若被封为公，其封国制度与小国王相同，同样由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设置一支一千一百人的军队。 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许多宗室诸王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封国。然而，由于他们习惯了京师的奢华生活，将离开京城视为一件痛苦的事情，史书上记载他们“皆涕泣而去”。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宗王在后来的政治事变中表现得懦弱无能，未能发挥出司马炎所期望的巩固政权的作用。 为了平衡权力分配，司马炎还特别规定，对于担任都督职务的宗室诸王，会将其封国迁至与其都督区域相近的地方。这部分宗王不仅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还能影响中央朝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野心逐渐膨胀，开始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并引用难以进入仕途的寒族士人，形成了一个个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凭借自身的王国军队争取利益，最终导致了司马炎去世后“八王之乱”的爆发。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司马炎试图通过分封制来巩固司马氏的统治，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长远影响，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划定州县，罢州郡兵
        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在成功平定东吴、实现国家统一后，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他将全国重新划分成十九个州，并在州之下设立了共一百七十三个郡和国。根据当时的统计，政府所管辖的在籍人口达到了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为了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大一统局面，同年，司马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政令，旨在改革地方军事制度，防止汉末以来州刺史既管民政又握军权的弊端重现。他下令各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所辖军队，并明确规定：刺史仅负责监督地方行政事务，不再拥有将军头衔，也不再兼任掌管军队的校尉职务；而都督与校尉则专门负责军事管理，刺史和太守则专注于民事治理。这一举措意在通过兵民分治的方式，避免地方势力坐大，确保“天下为一”，防止再次出现“四海分崩”的混乱局面。 在裁撤州郡武装力量的同时，司马炎也考虑到地方治安的需求，因此规定：大郡可设置一百名武吏，小郡则设置五十名武吏，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然而，这项政策在当时就引发了争议，尚书右仆射山涛和交州刺史陶璜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此举会削弱地方自卫能力，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各地州郡由于缺乏足够的武备力量，根本无力应对动荡局势。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废除州郡武备的措施对“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这一结果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提醒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既要着眼当前稳定，也要兼顾长远发展。

【经济】
制定户调式，颁布品官占田荫客制
        在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土地和税收制度，其中包括占田制、课田制以及户调制。这些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晋朝初期对社会经济秩序的重新规划与规范。 首先，法令对人口年龄进行了详细的分组：男性和女性从十六岁至六十岁为正丁，即主要劳动力；十三岁至十五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为次丁，这部分人群虽然劳动能力稍弱，但仍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十二岁以下为小，属于未成年人；六十六岁以上为老，不再参与生产活动。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朝廷制定了具体的土地占有标准：每一名正丁男可占有七十亩土地，而正丁女则可以占有三十亩土地。此外，对于税收方面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每名正丁男需要向国家缴纳相当于五十亩地的税款，具体数额为四斛粮食；正丁女需缴纳二十亩地对应的税款；次丁男则只需缴纳二十五亩地的税款，而次丁女则免于纳税。 考虑到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差异，朝廷还特别规定了针对边远郡县和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边远地区的居民仅需缴纳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户调；少数民族不实行课田制度，但每户需缴纳三斛“义米”，更偏远的地方只需缴纳五斗作为象征性的贡品，最远的地方甚至只需交纳二十八文钱，称为“算钱”。 在户调方面，普通家庭需缴纳绢布一匹，而对于地处偏远的家庭，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至一丈。 为了确保税收公平合理，朝廷还根据各户的经济状况将纳税人分为九个等级，按照不同的户等征收相应的税额，这一政策被称为“九品相通”。通过这样的分级征税制度，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照顾到了不同阶层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体现了晋朝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所追求的公正与平衡。
         司马炎推行的占田制有着两个主要目的。其一，通过设定最高占田限额，有效遏制私人大量兼并土地的现象，确保土地分配相对均衡，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豪强手中，从而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其二，规定了课田的最低限额，使得耕种土地的农民依据固定的课田数量缴纳相应的租税，这不仅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还便于政府对税收进行管理。 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当时，所谓的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申报土地时所允许登记的最大面积。但是，政府并不关心农民是否真的能够拥有足额的土地，而是强制要求农民必须按照规定的足额课田来缴纳田租。西晋时期的田租相较于曹魏时期增加了整整一倍，而户调也提高了二分之一。这种过重的剥削导致许多农民难以承受，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政府的管控，投奔到豪强士族门下，成为依附于豪强士族的部曲或佃客。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对国家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在推行上述制度的同时，晋武帝司马炎还为官僚士族制定了依据官职品级占有土地、庇荫宾客以及亲属的种种特权规定。 具体而言，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一品级递减五顷，直至九品官员可占田十顷。同时，按照官品高低来庇荫亲属，高者可庇荫至九族，低者也能庇荫三世。此外，对于衣食客的占有也有明确规定，六品以上官员可以占有三人，第七品和第八品官员可以占有二人，第九品官员则可以占有一个人。至于佃客的数量，第一品和第二品官员可以占有五十户，第三品官员可以占有十户，第四品官员七户，第五品官员五户，第六品官员三户，第七品官员二户，第八品和第九品官员各占有一户。“宗室成员、国宾、先贤之后代以及士人的子孙也同样享有这样的特权。” 这些被庇荫的人口，他们只归属于大户人家的私人家籍，并不会出现在政府的户籍登记中，因此也不需要承担国家的租税赋役等义务。他们与主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主人的剥削和奴役。这一系列制度的规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官僚士族阶层的利益进行了极大的保障，深刻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人际关系格局。
         这一规定确保了官僚士族能够合法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尚未达到占田和荫客规定数额的家族可以借此机会补足差额。这是政府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了官僚士族在人口和土地占有方面的特权，同时也对士族地主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反映了西晋政府与士族地主之间存在的激烈博弈。 然而，尽管司马炎颁布了限令，士族官僚们并未真正遵守。他们不仅在合法占有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还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重臣王戎广收园田，水碓遍布各地；强弩将军庞宗拥有田产超过二百余顷；曾任多个地方要职的石崇更是拥有三十多处水碓、八百多名仓头，其田宅数量难以计数，仅一处田庄就占地十顷之多；宗室成员司马睦则霸占官府稻田，在自己的封国内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高达七百余户。 这种现象表明，尽管政府试图通过法令来规范士族地主的行为，但实际效果有限，士族势力的强大使得他们能够轻易规避法令，继续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晋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司马炎登基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制度。例如，在羊祜镇守襄阳期间，他巧妙地将所统领部队的一半兵力投入到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中，开垦了800多顷的土地。仅仅一年时间，这片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就足够军队使用十年之久，充分体现了屯田政策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增加屯田的劳动力，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果断地取消了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限制，使他们得以成为自由的屯田兵，积极参与到新城的水稻种植中去。这一举措不仅解放了劳动力，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在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司马炎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与智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为灭吴和平定江南储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积极倡导重视农业。为此，司马炎即位之初便连续颁布诏书，鼓励各地官员和百姓大力发展农桑产业。对于那些不遗余力地推动农业发展的郡县长吏、守相，司马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赐予每人一匹马作为奖励，以此激励更多官员投身于劝农事业。 紧接着，司马炎又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指令，要求各级地方官必须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严禁游食商贩扰乱市场秩序。为了树立榜样，司马炎还亲自参与耕种藉田活动，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泰始四年（268年），他又设立了“常平仓”，通过调节粮食储备来稳定市场价格，确保人民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同时，司马炎多次下诏命令郡县官吏要减轻徭役负担，专注于农业生产，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行为。对于那些在劝农开荒、关心民众疾苦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司马炎给予了丰厚的奖励。例如，汲郡太守王宏以“抚百姓如家”的态度，成功督导该郡开垦了五千余顷荒地。即便遇到荒年，该郡也没有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因此，司马炎对他进行了表彰，赏赐谷物千斛，并向全国发布通告，将其树立为学习的典范。 为了强化劝农工作的落实，司马炎专门指派司徒石苞负责明确劝课工作，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每年都会对各地官员的劝农成绩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将劝农成效作为奖惩和晋升的重要依据。此外，西晋政府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编制，确保各项农业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司马炎推行的劝农政策未能完全彻底地贯彻实施，但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有效地招抚了大量流亡人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得广大农民能够在安居乐业的环境中辛勤耕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司马炎统治时期，他高度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与修复，积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众多水利工程项目，这些工程不仅包括新开凿的渠道，也涵盖了对旧有设施的修缮和改进。 例如，在荆州地区，杜预镇守期间，成功修复了西汉时期邵信臣所修建的重要灌溉设施——钳卢陂和六门堰。这两项工程有效引导滍水、淯水等河流水源，灌溉了超过一万顷的土地，极大提高了当地农田的产量。淮南国相刘颂也在其辖区内修复了芍陂这一重要水利工程，赢得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誉，他们以歌声表达对刘颂公正仁慈的感激之情。 此外，司马炎还特别关注北方地区的水利建设，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潞河车箱渠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和整修。这项工程使得一万多顷土地受益，惠及周边四五个县，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了防范水涝灾害，他还下令修缮兖州、豫州两地的旧陂塘及私家小型水利设施，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一系列创新性的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杜预发明的“人排新器”，这种新型灌溉设备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同时，以水力驱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如水碓、连机碓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除了大力发展水利事业外，司马炎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人口增长和社会劳动力的增加。泰始九年（273年），他颁布法令规定，凡满十七岁的女子若未能及时出嫁，则由地方政府负责为其挑选合适的配偶。此举旨在鼓励婚育，从而实现人口的稳步增长。 为了分化吴国势力并开发北方荒地，司马炎在灭吴后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于愿意北上的原吴国居民，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手工业者，均可享受长达二十年的徭役豁免待遇。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南方地区的人口压力，同时也促进了北方荒地的有效开发。 针对遭受自然灾害或受到鲜卑部落侵扰的地区，司马炎政府实施了减免赋税等扶持政策。这些举措有效地减轻了受灾民众的经济负担，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为整个西晋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司马炎通过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灌溉技术、出台人口增殖政策以及提供灾后援助等一系列积极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西晋时期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为1616.3863万人，共计2459840户，平均每户人数约为6.57人。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太康年间实现统一之后，编户数量达到了260余万户。有观点认为，这一数据反映的是太康二年（281年）的统计结果。 到了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总数已增长至377万户，相较于太康元年的数据增加了130多万户。这种显著的增长标志着“太康繁荣”景象的出现。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当时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晋武帝司马炎在经济恢复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此外，废除屯田制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政策调整使得原本不属于正式户籍管理的大量人口被纳入编户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统计数据的显著提升。

【民族】
（解决周边民族的政策与措施）
西北边务
    自汉末以来，西北地区的匈奴、氐族、羌族、鲜卑等少数民族势力逐渐壮大。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军政建设，确保中原政权的安全与稳定。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少数民族事务，司马炎设立了一系列重要官职和机构。首先，在长安设置了护西戎校尉一职，此官职通常兼任雍州刺史，主要负责管理关中地区氐族、羌族以及杂胡的事务；其次，在晋阳设立了护匈奴中郎将，专门负责管理匈奴、杂胡及北部鲜卑等民族的事务；此外，在姑臧设立了护羌校尉，专门管理陇西、河西地区的羌族、杂胡和鲜卑等民族的事务。同时，还新设了晋昌郡，并将其划归凉州刺史管辖。除此之外，还设立了西戎校尉、护羌中郎将、护戎中郎将等一系列职务，以实现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 对于镇守关中、陇右这两个中原政权防御西北少数民族的核心区域，司马炎极为重视将帅的人选。他先后派遣宗室成员司马泰、司马骏驻守关中，抵御来自陇西鲜卑和羌人的侵扰。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又新设秦州，并任命重臣胡烈担任刺史，凭借其威望来震慑“羌戎”。当胡烈不幸战败身亡后，司马炎曾考虑让权臣贾充前往长安镇守边疆，尽管最终未能成行，但这充分体现了他对用重臣镇服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 除了军事防御外，司马炎还非常注重政治安抚政策。例如，授予氐族首领杨飞龙平西将军的头衔；对于那些在边境立下功劳的羌人，也会给予封侯的奖励。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既巩固了边防，也赢得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支持，为晋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西晋立国以来，一直沿袭曹魏时期的旧制，在西域地区设置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重要职位。这两个职位分别驻守在高昌与海头两地，主要负责西域地区的军事防务、屯田事务以及对当地各个城郭政权的监护工作。这种制度设计严谨，组织架构清晰，能够确保中央政令迅速且准确地传达至西域各地，从而加强了西晋王朝对这一广阔区域的有效治理。 在西晋初期的咸宁年间，戊己校尉马循曾率领军队成功平定了周边鲜卑部落发动的叛乱，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高效的指挥能力。与此同时，西晋朝廷还积极维护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外交手段巩固彼此间的联系。例如，焉耆、龟兹、大宛、鄯善、康居等诸多国家纷纷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进贡，以示忠诚与敬意。作为回应，西晋朝廷也慷慨地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授予各种尊贵封号，以此彰显双方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发生在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当时大宛国的统治者蓝庾被晋武帝司马炎正式册封为王，确立了两国间更为紧密的政治纽带。而在蓝庾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摩则继续延续这一传统，特意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的汗血宝马前来朝贡，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友谊。 进入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了一块极为重要的木简文献。该木简上刻写着“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兹龟（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的文字内容，明确揭示了当时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这五个西域国家与西晋王朝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从属关系。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西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西晋政府在西域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上述努力，西晋成功维持了与西域各国的良好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一成果不仅促进了中亚商路的畅通无阻，使得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日益繁荣，还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融合，为中国古代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部及东北边务
       在中国晋朝时期，北部及东北边疆地区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包括鲜卑、夫馀、挹娄和高句丽等。其中以鲜卑族势力最为强大，在北方有拓跋鲜卑，在东北方向则有慕容鲜卑、宇文鲜卑以及段部鲜卑等分支。 为了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宁与稳定，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策略。他积极与拓跋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建立友好关系，并善待其在洛阳担任人质的长子沙漠汗。当沙漠汗请求返回故乡时，司马炎不仅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还允许他回国。然而，时任征北大将军的卫瓘担心沙漠汗回国后可能对晋朝构成威胁，因此建议将其继续留在洛阳。但司马炎坚持诚信原则，拒绝了这一提议。最终，卫瓘设计离间拓跋力微与沙漠汗的关系，导致拓跋力微误杀了沙漠汗，使拓跋部落内部出现分裂，从而暂时缓解了对西晋的压力。 与此同时，慕容鲜卑部落在魏晋交替之际逐渐壮大。其领袖慕容廆多次率兵袭扰北方边境，但屡遭晋军重创。意识到得不偿失后，慕容廆于太康十年（289年）派遣使者向晋朝投降，被任命为鲜卑都督，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针对复杂的东北边疆局势，司马炎沿用了曹魏时期的制度，在幽州设立都督区，选派卫瓘、张华、唐彬等能臣干吏负责戍守和安抚工作，成功维持了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外，晋朝还在襄平设立了护东夷校尉府，专门管理东夷各民族事务；同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职，通常由幽州刺史兼任，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有效治理。 通过这些积极有效的防御措施，西晋不仅稳固了东北边境的安全，还促进了与东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仅在司马炎统治期间，肃慎等东夷各国就多次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带来了珍贵的地方特产和文化瑰宝，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

南方各民族事务
   自汉魏以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活动频繁，当地的大姓家族在地方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魏灭蜀的战争之后，蜀汉政权南部的南中地区，在大姓霍弋的领导下向魏国投降。当时执掌魏国政权的司马炎基本沿袭了蜀汉的政策，继续任命霍弋及其子霍龚为庲降都督，确保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和平共处。 随后，晋朝延续了蜀汉旧有的制度，在南中地区设立了四个新的郡县，并废除了庲降都督一职，将这些地区划归益州刺史管辖。然而，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南中的控制，泰始七年（271年），司马炎决定设立宁州，将云南、兴古、建宁和永昌四郡从益州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新成立的宁州管理。尽管如此，由于南中地区的豪族势力强烈反对这一举措，司马炎不得不在太康三年（282年）撤销宁州，各郡重新归属益州管辖。直到太康五年（284年），为了巩固对原宁州地区的统治，晋朝政府设置了南夷校尉一职，任命李毅担任此职，负责统领军队驻守南中，逐步收回大姓家族手中的权力，将其收归朝廷所有。 与此同时，在荆州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复杂，境内不仅有广大的平原地带，还有众多山区，因此居住着大量的蛮族和蜑族等少数民族。晋朝占领荆州之初，便设立了南蛮校尉一职，通常由荆州刺史兼任，专门负责管理荆州境内的“蛮”族事务。例如，晋初时期的荆州刺史兼南蛮校尉杜预，在军事上积极抵御外部威胁，成功击破了山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并建立军事据点以保卫边疆安全；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大力发展当地生产，开凿航道改善交通条件，使得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能够安居乐业。随着生产和交通的发展，原本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荆蛮”逐渐与当地汉族居民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该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晋灭吴之后，岭南地区的交州与广州共十七郡归入晋朝版图。晋廷依然任命原东吴的交州刺史陶璜继续担任该职务，以维持地方稳定。此后，晋朝廷推行了一项裁减州郡军队的政策，旨在优化军事资源配置并减轻财政负担。然而，由于交州地势偏远、局势复杂且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陶璜向朝廷提出了两项重要请求：一是希望保留交州的州郡军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二是希望能够免除当地百姓因采集珍珠而需缴纳的赋税，从而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晋武帝司马炎对这两项请求均表示同意，体现了他对边疆治理的灵活性与远见。 总体而言，司马炎在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时，采取了因地制宜、军政结合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南北各方的民族危机，还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抚，还是对内迁民族的管理，司马炎都展现出了较为开明的态度和务实的策略。然而，由于周边民族势力的强大以及民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仍然未能完全解决，这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具体到对待内迁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措施方面，司马炎及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方针。一方面，他们通过设置专门的官员和机构来加强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确保其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则注重通过经济支持、文化融合等手段促进民族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综合治理模式，为后世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魏晋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迁徙至中原内地，这一历史现象被史学家称为“五胡内迁”。尤其是在魏末晋初，大量少数民族归附中原政权，据史书记载，当时归附的人口竟达八百七十余万之多。 在司马炎统治时期，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内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些内迁的“五胡”主要分布在北方和东北、西北地区，尤其集中在关中和平阳（并州）等地，逐渐形成了胡汉杂居的社会局面。当时的形势正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关中地区人口约有百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西北诸郡几乎都被少数民族占据”。 为了有效管理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司马炎在继承汉魏时期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完善。针对内迁的匈奴部落，他继承和发展了曹魏时期的“五部分治制”，既保留了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结构，任命其内部的贵族为部落首领，又选派汉人官员担任司马，负责监督和管理。对于迁入关中的氐族，由于其势力相对较小，因此允许他们继续保留部落组织，由部落豪帅进行管理，但同时也必须接受郡县的管辖。 这种双轨制的管理模式不仅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秩序，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在西晋开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武帝司马炎对于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采取了积极而谨慎的安抚政策。这一策略不仅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也对当时的社会和谐与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南匈奴为例，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曾在洛阳担任侍子，期间他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在礼仪、制度和思想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汉化程度。在洛阳期间，他还结识了出身于太原王氏家族的重要大臣王浑，并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注意的是，大臣李憙曾经向司马炎举荐刘渊，认为他有能力统领军队平定秦凉地区发生的叛乱。虽然司马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他也没有听从齐王司马攸的意见除掉刘渊，而是选择继续观察和培养这位有潜力的少数民族贵族。 当刘豹去世后，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左部帅（后来又改任北部都尉），这不仅是对刘渊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希望通过给予重要职位来增强少数民族上层对新政权的信任和支持。此外，西晋君臣还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重要人物如刘宣、刘聪、慕容廆、李特等采取了羁縻政策，即通过笼络、拉拢等方式将他们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体系中，以此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 在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下，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开始广泛接触并接受汉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与汉族趋同，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朝时期，朝廷根据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接受统治的程度，将他们划分为“远夷”和“近夷”两类。对于“远夷”而言，他们生活在远离中原核心区域的地方，因此政府对他们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远夷”不需要承担正常的田赋，而是以“户”或“人”为单位向政府缴纳少量的“义米”和“算钱”。这种负担相较于汉人来说要轻得多。 而“近夷”，即那些已经迁入中原地区并逐渐融入汉族社会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地位与普通汉人编户齐民相差无几，但即便如此，他们在赋税和劳役方面的负担仍然比汉人要轻一些。这反映出当时晋廷试图通过减轻少数民族的经济压力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融合。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一帆风顺。汉族地主往往强迫这些少数民族充当佃农，甚至将他们掠夺为奴隶或婢女，使他们陷入更加悲惨的生活境地。同时，政府也经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参与军事行动，为晋廷作战。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满足了军事需求，但却加深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不满。 泰始、太康年间（公元265-289年），大臣傅玄、郭钦等人提出了著名的“徙戎”建议，主张将内迁的少数民族迁回原住地，以减少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这一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得统治者失去大量宝贵的劳动力和军事力量来源。因此，晋武帝司马炎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提议。 为了改善少数民族的处境，司马炎在登基之初便颁布诏书，禁止豪强招募客民，并限制佃客的数量，旨在打击豪强对少数民族的剥削行为。尽管如此，晋朝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偏见，官吏们继续欺压和剥削他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司马炎去世后不久，长期积累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爆发，北方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五胡十六国纷争割据局面。这一时期的动荡不安，深刻反映了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轶事典故】
围棋定策
        司马炎嗜好围棋，常在宫中与中书令张华、侍中王济下棋。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捧讨吴奏章入宫时，司马炎正与张华下棋。杜预递奏章，陈利害，而司马炎仍埋头于棋局，不做定论。棋盘对面的张华见状，起身拱手呈词：“陛下圣明神武，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国家富有兵力强大，号令一出莫不敢从。而吴国国主荒淫无度，滥杀贤能之才。两相对比，灭吴根本不需要费多大力啊。”司马炎当即拍板，定下伐吴的计划。

焚裘示俭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雉头裘”（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此事被收录进明代的《帝鉴图说》中，作为后世帝王学习的事例。 

宽仁大度，宽待孙皓
          吴国灭亡后，末帝孙皓与其他投降的吴人入朝觐见司马炎。孙皓上大殿向司马炎叩头，司马炎说：“朕设此座位来等待卿，已经有很久了。”孙皓反驳道：“臣在南方，也设下此座以等待陛下。”还有一次，司马炎问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你能作一首吗？”孙皓正在喝酒，乘机举着酒杯劝司马炎喝酒说：“从前和你是近邻，现在给你做小臣。献给你一杯酒，祝你寿长享万春。”司马炎听后，非常后悔让他作诗（用“尔汝”称呼对方是失礼的，更何况君臣之间。司马炎让降臣以“尔汝”称呼自己，是自取羞辱），但也没有进一步怪罪。

容纳谏言
      司马炎曾在南郊祭天。祭礼完毕后，他喟然感叹，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与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汉桓帝、汉灵帝相比。”司马炎说：“朕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吴会，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司马炎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是不同的。”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谈论将陛下比作汉文帝，人心还多有不同者。昔日冯唐答汉文帝，说文帝不能用廉颇、李牧，而文帝发怒，如今刘毅直言冒犯而陛下欢愉。以此相比，陛下的圣德超过文帝了。”司马炎说：“朕平定天下而不封禅，焚烧雉头裘，行布衣之礼。卿当初不加评论，今天为这个小事，为何这样褒扬过甚？”邹湛说：“臣听闻猛兽在田野，凡人都能持矛戈出而击之；蜂蝎刺于怀袖，勇夫也会为之惊骇，这是因为出于意外的缘故。君臣有天然的尊卑之别，言语自然有逆顺之差。刘毅开始说那些话时，臣等莫不惊骇变色。陛下发举世罕有之诏，出于常人思虑之外，臣等喜庆赞扬，不也是适宜的吗？”

内宫趣事，羊车望幸
          司马炎在位时，后宫妃嫔众多。尤其是在平吴之后，他收纳吴帝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使内宫的嫔妃人数近万。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了让司马炎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舔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 后人常以这一命为“羊车望幸”的故事表示嫔妃渴求得帝王的宠幸；以羊车降临表示宫人得幸，以不见羊车表示宫怨。

屈意贵嫔
         泰始九年（273年）七月，司马炎广泛选择良家女子来充实内宫，自己从中挑选漂亮的女子用红色的丝绢系在其手臂上，表示入选。当时将军胡奋（胡奋自少以白衣随司马懿出征辽东）的女儿胡芳在入选之后，下殿后号哭，左右的人制止说：“陛下听到哭声不吉利。”胡芳说：“死都不怕，还怕陛下吗！”司马炎闻言，派洛阳县令司马肇册封胡芳为贵嫔。胡芳入宫之后，在众多宠妃中最受司马炎喜爱，几乎有专房之宠，其侍奉和服饰等待遇仅次于皇后。司马炎曾经和胡芳玩摴蒱，在争夺箭的过程中，胡芳抓伤了司马炎的手指。司马炎非常生气，讽刺道：“果然是将种！”胡芳回答说：“北伐公孙，西抗诸葛（指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抵御蜀汉诸葛亮的战功），不是将种，还能是什么（意指司马氏也属将门）？”司马炎听后，甚有惭色。
对司马炎“羊车游宴”、广纳后宫的行为，有研究者视之为“拉拢门阀士族，为皇太子即位铺平道路之举”。如日本学者安田二郎指出：“（此举）不过是仿效吴国孙皓在此之前所实施的强化权力政策，即为了辅翼不慧的下届新帝，扩大‘外戚’阵营所采取的一种政治联姻的扩大形式。”

【历史评价】
两晋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何曾：
①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②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

刘毅：“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陆云：“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南北朝
谢灵运：“世祖受命，祯祥屡臻，苛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诸礼律，未能定正，而采择嫔媛，不拘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以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点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唐宋
房玄龄等在《晋书·武帝纪》中作总评道：“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以“制”的形式评论道：“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在唐初“公子”（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李世民）与虞世南的问答中，“公子”问：“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虞世南答道：“晋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于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于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紞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于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

徐惠：“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濬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濬，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濬不存首领。”

沈佺期：“汉文宜惜露台费，晋武须焚前殿裘。” 
高适：“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 
周昙：“汉贪金帛鬻公卿，财赡羸军冀国宁。 晋武鬻官私室富，是知犹不及桓灵。”

司马光《资治通鉴》：
①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②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

苏辙：“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 
邓林：“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凭仗皇孙聪慧早，不知祸在夕阳亭。”
陈普：“宫中掷戟又飞刀，谢玖兢兢命若毛。 岂是君王轻社稷，天教炽业谢芳髦。”
胡三省：“（就司马炎优容王濬一事评论道）晋武之量，弘于隋文（杨坚）。”

明清
孙承恩：“帝资弘裕，明达好谋。纂述先志，混一九州。礼优三恪，忠厚之道。贻谋弗臧，识者所少。” 
张居正：“（就‘焚裘示俭’之事评论）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观法所系，不可不慎也。晋武禅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后，欲矫以节俭，故不焚于他所，而焚于殿前，要令众庶共见之耳。然其意不出于至诚，故未久即变，孽后乱政，五王僭侈，而晋室南迁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
①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怀、愍陷没，琅邪复立国于江东者几百年，则晋为愈矣。……晋武之不终也，惠帝之不慧也，怀、愍之不足以图存，元帝之不可大有为也；然其后王敦、苏峻、桓温相踵以谋逆，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迟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饥饱，而刘裕功勋赫奕，莫能夺也。
②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訿；是以彊宗妒后互乱，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③晋诏诸王大国置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惩魏之亏替宗室，而使权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 [73]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近现代
蔡东藩：
①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②武帝既知太子不聪，复恨贾妃之奇悍，废之锢之，何必多疑，乃被欺于狡吏而不之知，牵情于皇孙而不之断，受朦于宫帟而不之觉，卒至一误再误，身死而天下乱，名为开国，实是覆宗，王之不明，宁足福哉？ 

郭沫若：“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士族门阀集团，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的腐朽性。晋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卖官鬻爵，贪得无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张傧生：“武帝以平通之才，当开国之运，优柔寡断，贻误实多。然平心论之，固不失为守成令主。”
王仲荦：“从皇帝司马炎起，就卖官鬻爵，……所以西晋初期的繁荣，正如县花一现，瞬息即行萎谢。
韩国磐：“而他本人（司马炎）却贪财好利，追求逸豫和荒淫的生活。……晋武帝君臣都是优游逸乐，豪华相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 
朱绍侯：“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就是一个荒淫君主。”

朱子彦：
①晋武帝奋三世之余烈，扫平六合，统一天下后，“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政权迅速走向崩溃，确实令人扼腕痛惜。
②史家往往评论司马炎坐享先人遗产与祖宗给他打下的基业，似乎是晋朝的守成之主，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晋朝开国之君，有晋一代的政治、经济、律法制度都是在晋武帝时代制定的。……虽然史家对有晋一代评价不高，但其所创建和实施的各项政治与经济制度却不容忽视，其既继承了汉魏时期的各项制度，但也根据时代的变化予以增损因革、除旧布新，其中不少制度为南北朝所奉行，甚至深刻地影响了隋唐以降直至明清的政治体制。

【亲属成员】
曾祖父：司马防，骑都尉
祖父：司马懿，晋宣帝（其孙司马炎追尊）
祖母：张春华，宣穆皇后
父亲：司马昭，晋文帝
母亲：王元姬，文明皇后
外祖父：王肃，兰陵侯
外祖母：羊氏，平阳靖君
【妻妾】
武元皇后：杨艳~生 【司马轨，司马衷，平阳公主，新丰公主，阳平公主】
武悼皇后：杨芷
中才人：王媛姬~生【司马炽】
贵嫔：左棻【左思之妹】
贵嫔：胡芳~生【武安公主】，胡芳是胡奋之女
夫人：诸葛婉，【诸葛冲之女】
夫人：李氏~生【司马允，司马晏】
贵人：公孙氏
淑妃：刘媛
淑媛：臧矅
淑仪：芳
修华：逵粲
修容：陈修容
修仪：左嫔
婕妤：邢兰
容华：朱华
充华：赵粲【赵虞之女】
美人：审氏~生【司马景，司马玮，司马乂】

才人：徐氏~生【司马宪】

才人：匮氏~生【司马祗

才人：赵氏~生【司马裕

美人：赵氏~生【司马演

保林：严氏~生【司马该

美人：陈氏~生【司马遐
才人：程氏~生【司马颖
          某氏~生【司马谟

【儿子】（儿子多了理不清，顺序有点乱）
司马炎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其中第十八子.第二十子.第二十一子.第二十二子.第二十六子早殇无名。
长子：毗陵悼王，司马轨，生卒年不详，二岁夭折【晋惠帝司马衷同母兄，母为武元皇后杨艳。】
次子：晋惠帝，司马衷（259年－307年）
三子：秦献王，司马柬（262年－291年）

四子：城阳怀王，司马景【？－270年司马炎之子，审美人所生，继叔父城阳哀王司马兆后。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五子：楚隐王，司马玮（271年－291年），审美人所生，八王之乱参与者之一

六子：司马乂，长沙厉王（277年－304年）审美人所生

司马宪，城阳殇王（约260－271年9月10日），晋武帝司马炎第五子。泰始六年（270年），兄城阳怀王司马景度去世，司马宪过继给城阳哀王司马兆，封城阳王。
东海冲王，司马祗（271年－273年）

始平哀王，司马裕（271年－277年）

淮南忠壮王，司马允（272年－300年）

代哀王，司马演,生卒年不详，赵美人生

新都怀王，司马该（272年－283年）

十三子：清河康王，司马遐（273年－300年）

十四子：汝阴哀王，司马谟（276年－286年）
六子：长沙厉王，司马乂（277年－304年），八王之乱参与者之一
十六子：成都王，司马颖（279年－306年），八王之乱参与者之一
二十三子：吴孝王，司马晏（281年－311年）

十七子：渤海殇王，司马恢（283年－284年）

十八子：早殇无名

二十一子：早殇无名

二十二子：早殇无名

二十五子：晋怀帝，司马炽（284年－313年）

二十六子：早殇无名
  嗣子（过继者）：晋元帝，司马睿，晋宣帝司马懿之曾孙，琅琊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后建立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