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之（十六国）[shí liù guó]~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304年—439年）
五胡十六国
【公元304年】
01【氐，】【成汉】（304年—347年）：347年被东晋将领桓温 灭
02【匈奴】【前赵】（304年—329年）：它灭掉了西晋，被后赵石虎 灭
03【汉，】【前凉】（318年－376年）：376年被前秦名将苟苌灭
04【羯，】【后赵】（319年—351年）：被后赵.将领刘显.杀.末帝石祗. 灭
05【鲜卑】【前燕】（337年 - 370年）：被前秦灭
06【氐】，【前秦】（351年—394年）：被西秦凉州刺史乞伏轲弹斩杀 灭
07【鲜卑】【后燕】（384年—407年）：北燕天王高云所取代
08【羌，】【后秦】（384年—417年）：被东晋太尉刘裕 灭
09【鲜卑】【西秦】（385年—400年）：400年被后秦灭，409年复国，431年被夏国灭
10【氐，】【后凉】（386年—403年）：降于后秦
11【鲜卑】【南凉】（397年—414年）：降于西秦
12【汉，】【北凉】（397年—460年）：降于北魏
13【鲜卑】【南燕】（398年—410年）：归于东晋
14【汉，】【西凉】（400年—421年）：想袭击北凉，结果全军覆灭，国亡
15【汉，】【北燕】（407年—436年）：被北魏 灭
16【匈奴】【大夏】（407年—431年）：431年被吐谷浑军队所俘，后解送北魏，432年被魏太武帝拓跋焘处死，灭
（其他政权）
代国（338-376）鲜卑拓跋什翼犍
西燕（384-394）鲜卑慕容泓
冉魏（350-352）汉族冉闵
西蜀（405-413）汉谯纵
翟魏（388～392）丁零翟辽
【基本信息】
中文名：十六国
别名：五胡十六国
名称出处：《十六国春秋》
时间范围：304年 至 439年
主要政权：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一夏
主要外族：匈奴、鲜卑、羯、氐、羌
主要城市：长安、姑臧、盛乐、邺城、洛阳、龙城、许昌
涵盖范围：汉地中部、东部、西部，最远可达漠北及西域
共历帝王：
概述
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特殊且复杂的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304年，李雄在汉地巴蜀地区建立成国（后改名为成汉），同时刘渊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汉赵（即前赵）。自此，中国北方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割据与混战之中，直至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消灭北凉，统一北方，才宣告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
十六国的起源：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北方进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在这期间，各个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十六国”格局。其中，前秦在景明帝苻健和宣昭帝苻坚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特别是苻坚执政时，一度实现了对北方、西域以及巴蜀等地的统一，周边六十二国纷纷前来朝拜，使得前秦成为十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淝水之战的惨败成为了前秦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后，羌族、鲜卑族、丁零族等民族在关东及关中地区相继叛变，加之东晋的北伐行动，最终导致前秦全面崩溃，北方再次陷入混乱的局面。
北魏的崛起与统一： 北魏的建立为北方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希望。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经过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的持续努力，北魏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成功消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标志着十六国时期的终结，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十六国的地理分布： 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地江南和荆湘地区由东晋控制，而北方和西南部则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割据政权。其中的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十六个国家实力强劲，被称为“十六国”，这一称呼源自北魏史学家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书中提到：“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这些政权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汉地中部、东部、西南部和西部，最远甚至延伸到漠北和西域地区。
主要政权的兴衰 ：在十六国诸政权中，后赵、前秦、前燕、后燕和后秦曾先后占据过北方大部分疆域。后赵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而前秦更是在苻坚统治时期完成了对整个北方及西域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往往十分短暂，北方的战乱几乎贯穿了整个十六国时期，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总的来说，十六国时期虽然充满了动荡与分裂，但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变迁，也展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国名
“十六国”这一名称，源自于北魏末年史官崔鸿私下编撰的《十六国春秋》。这本书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十六国”并非指北方仅有十六个政权，而是从当时北方众多大小不一的政权中，选取了国祚较长、影响力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十六个国家。 十六国时期，是指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华北之间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涵盖了北方（包括巴蜀、云南及西域等地）的政治格局演变。与此同时，南方则处于东晋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的北方，主要由“五胡”所建立的政权主导，“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匈奴的一个分支）、羌和氐等民族。然而，实际上建立北方政权的民族并不限于此，还包括汉族（如前凉、西凉、北燕冯氏）、高句丽族（如北燕高氏）、丁零族（如翟魏）等。 这十六国的主要分布区域集中在华北地区和四川地区，具体包括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以及胡夏等政权。除了这十六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政权值得一提，例如由汉人冉闵建立的冉魏、段部鲜卑在山东建立的段齐、丁零翟氏建立的翟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汉人谯纵在蜀地建立的谯蜀、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及后来的北魏等。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权。 这一历史阶段充满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民族融合，不仅塑造了北方地区的政治格局，也为后续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脉络】
立国前史
匈奴五部，质留中原
刘豹与刘渊父子，皆为南匈奴单于的后裔。追溯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七月，当时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前来朝贺，却被扣留在邺城。借此机会，魏王曹操巧妙地将南匈奴分裂为五部，并挑选汉人担任司马一职加以监督。在此背景下，刘豹被任命为左部帅，其居所位于新兴（现今的山西省忻州市北部）。 刘渊出生于嘉平时期（公元249年至253年）。
魏元帝咸熙年间（公元264年至265年），他作为人质居住于洛阳，却受到了晋王司马昭的厚待。进入西晋泰始年间之后，来自并州的人士王浑多次向晋武帝举荐刘渊。晋武帝曾有意让刘渊参与平定东吴的相关事务，但因孔恂的劝谏而未能成行。到了公元279年，刘豹病逝，刘渊继任父亲成为左部帅。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西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进一步彰显了其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肇始前凉
自东汉后期开始，朝廷时常采取招引或强制的手段，将北方边疆的各个民族迁入内地。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这些民族的监控，同时补充兵源和劳动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政策带来的影响逐渐显现。 到了西晋时期，中国北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胡族与汉族杂居的现象十分普遍。史书曾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地区人口超过百万，“戎狄居半”。这些胡族大多从原住地迁徙而来，除了辽河流域的鲜卑和青海、甘肃地区的氐、羌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已内迁至中原腹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汉杂居的局面对当时的首都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在此期间，胡族内部时常发生举兵反叛的情况，甚至出现屠杀汉人的事件。例如公元270年晋武帝时期，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联合匈奴刘猛率众入侵中原，这场战乱持续了九年才得以平息。到了公元294年晋惠帝时期，匈奴郝散再次发动叛乱，虽然不久后被平定，但两年后其弟刘度元联合齐万年，与西北地区的马兰羌、卢水胡共同起兵反抗。在这场动乱中，晋朝名将周处阵亡，直到公元299年事态才最终平息。 面对频繁的胡族叛乱，当时有官员如郭钦和江统相继提出强制迁离胡族的建议。江统还专门撰写了《徙戎论》，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然而，晋室并未采纳这些建议。随着朝廷实力的削弱，内迁的胡族逐渐抓住机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 八王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使晋廷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此背景下，胡族纷纷趁机叛变。晋惠帝时期，益州地区爆发内乱，巴氐势力借此机会迅速扩张。
西晉司馬衷大安（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自称大将军，宣布大赦，并改元为建初元年。然而，不久之后益州刺史罗尚设计杀害了巴氐领袖李特。李特之子李雄继位后，成功击败罗尚，并于公元304年十月称成都王，颁布大赦令，改元并制定约法七章。公元306年，李雄正式称帝，建立“成”国，史称成汉。 与此同时，匈奴首领刘渊统领着五部匈奴，在晋朝内部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他与成都王司马颖结盟成为外援。公元304年，司马颖遭到王浚围攻，派遣刘渊返回并州召集兵力支援。然而，刘渊却趁机宣布独立，于同年十月（也有记录为十一月）称汉王，自称继承汉朝正统，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并颁布大赦令。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并将都城迁至平阳，国号“汉”，后来被称为前赵。 公元304年，成汉与汉赵的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平息之后，晋朝内部元气大伤，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趁机崛起。其中，匈奴贵族刘渊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派遣其子刘聪进攻洛阳，同时命大将石勒与王弥分别率军掠夺关东各州。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标志着北方局势进一步动荡。
公元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并迅速铲除异己，杀害了新立的皇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率领大军南下，经宛城、襄阳一路攻掠江汉地区，次年才班师北返。然而，当时关东地区正值蝗灾肆虐，粮食匮乏，而洛阳也因长期战乱陷入缺粮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掌控朝政的大司马司马越不顾晋怀帝安危，带着朝廷重臣及精锐部队东迁避难。此举导致洛阳防御空虚，局势更加恶化。 随后，晋怀帝试图动员各方力量反击，但事态却急转直下。司马越在途中病逝，其部下王衍率领残军护送灵柩返回封地东海国。然而，在行至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时，遭遇石勒突袭。晋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众多重要大臣或被俘杀，或惨遭屠戮。至此，西晋政权的军事支柱彻底崩溃。 趁着洛阳兵力空虚之际，刘聪联合石勒、王弥等人对洛阳发动猛攻。公元311年，洛阳沦陷，这场浩劫造成了十余万官员和平民丧生，史称“永嘉之祸”。晋怀帝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并于公元313年被刘聪杀害。随后，晋愍帝在长安即位，继续组织抵抗，但无力挽回颓势。
公元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投降，不久后亦被刘聪杀害。至此，西晋灭亡，中原大地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 与此同时，北方各地逐渐形成多个割据政权。公元313年，张轨成功控制凉州，被封为西平公，建立前凉政权；公元315年，拓跋猗卢于塞北建立代国；公元334年，慕容鲜卑占据辽东地区，正式建国。这些新兴政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五胡十六国时期。
后赵的内乱与历史变迁
刘聪灭亡西晋之后，沉浸在安逸豪奢的生活之中，逐渐疏忽了政事。当时，曹嶷和石勒等将领分别占据了山东以及关东地区。实际上，刘聪所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山西和由刘曜镇守的关中一带。
公元318年，刘粲继位，但不久便遭到靳准杀害并夺权。随后，刘曜与石勒得知此事后共同平定了这场叛乱。在此期间，刘曜称帝，并改国号为“赵”，这一时期被称为前赵。而石勒在得知刘曜称帝的消息后，也在襄国自立为赵王，史称后赵，至此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刘曜平定了上郡羌、仇池氐等关陇地区的羌氐势力，威震四方，使得前凉对其心悦诚服，从而雄踞关中之地。而石勒则派遣石虎击败了晋将段匹磾，成功夺取幽州；又击溃曹嶷，占领青州。石勒凭借这些胜利牢牢掌控了关东地区。
公元328年，石勒发动西征，最终攻灭了刘曜，导致前赵灭亡。两年之后，石勒正式称帝，依旧沿用“赵”作为国号。 与此同时，在战乱相对较少的前凉地区，大量难民前往安居乐业。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晋代典章制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孕育出了独特的“河西文化”。
石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杰，他得到了汉人张宾的辅佐。在张宾的帮助下，石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抚世族，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当时的胡汉关系并不融洽。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势，石勒实行了胡汉分治政策：在皇帝之外另设大单于一职，称胡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尽管如此，这样的举措并未真正改善双方的关系，冲突依然时有发生。 石虎在石勒去世后杀死了石弘，自立为天王。他生活奢侈腐化，行为荒淫无度，动辄滥杀无辜，还常常听信谗言，这使得后赵的国势逐渐衰微。由于皇位继承等问题，石虎与其太子石邃、石宣、石韬之间爆发了骨肉相残的惨剧，宗室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
公元349年，石虎称帝之后，旧太子党人梁犊在关中发动叛乱。石虎派遣羌将姚弋仲和氐将苻洪前去平定，结果导致羌、氐二族势力迅速壮大。石虎去世后，其诸子为争夺帝位展开激烈斗争，互相残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最终，养孙石闵夺得大权，于公元350年建立了冉魏政权。出于个人私利，石闵鼓励对胡人大肆屠杀，致使无数无辜的胡汉百姓丧生。此后，石袛在襄国称王，号召鲜卑、氐、羌等族联合抵抗冉闵，直至次年后赵才彻底覆灭。
公元346年，东晋将领桓温率军进攻成汉（成汉于公元338年被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成功将其讨灭，成汉随之灭亡。
前燕崛起
慕容鲜卑在晋室南渡之后逐渐崛起，成功占据了辽东地区。公元337年，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开启了这一政权的新篇章。他不仅成功击退了石虎的进犯，还攻灭了辽西段氏鲜卑，进一步扩展了领土范围。随后，他又对高句丽发动攻势，重创对方，使前燕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阶段。 慕容俊继位后，抓住了后赵内乱的机会，果断发兵南下入侵。公元352年，前燕军队攻灭冉魏，冉闵兵败被杀。慕容俊随即称帝，并正式建立前燕政权。在此之前，前燕一直向东晋表示臣服，但随着冉魏的覆灭，慕容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对东晋使者说道：“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我顺应时势，在中原民众的推举下，已经登上了皇帝之位。”至此，前燕完全控制了关东地区，而关中则由前秦所占据。 与此同时，慕容俊派遣慕容垂、慕容虔以及平熙等人率军北伐，与丁零（敕勒）部落展开激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场战役极大地巩固了前燕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彰显出其军事实力的强大。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前燕早期发展的重要篇章，展现了慕容鲜卑家族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
公元356年，东晋大将桓温发起北伐，目标直指前燕。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桓温成功攻陷了洛阳，并进一步占据了司、兖、青、豫四州，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然而，桓温并未在此地久留，不久后便率军返回东晋境内。桓温撤退之后，前燕迅速组织力量，重新夺回了这四州之地，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到了公元358年，前燕皇帝慕容俊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要求全国各州郡严格整顿户口，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慕容俊计划集结一支规模达一百五十万的庞大军队，以图一举消灭东晋。然而，就在阅军仪式即将举行之际，慕容俊不幸病逝，未能亲眼见证自己的宏伟计划付诸实践。 慕容俊去世后，其子慕容暐继位成为新的皇帝。由于慕容暐年纪尚轻且缺乏治国经验，慕容俊生前特意安排了名将慕容恪辅佐新君处理朝政。在慕容恪的精心谋划下，前燕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成功从东晋手中夺回了洛阳这一战略要地。 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前燕内部的问题逐渐显现。慕容暐性格软弱，沉迷于奢华享乐，导致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国库空虚。更糟糕的是，在慕容恪去世后，慕容评接替了他的位置。慕容评为人贪婪无度，治理国家的能力平庸，使得原本就存在问题的前燕政权更加混乱不堪。 时间来到公元369年，东晋名将桓温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与前燕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这场战争中，桓温所部接连击败前燕军队，甚至一度推进至枋头（今河南省浚县附近），对前燕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关键时刻，慕容垂挺身而出，带领部队顽强抵抗，并在后续追击战中重创桓温军队，迫使东晋北伐以失败告终。 尽管慕容垂凭借此役声名鹊起，但他也因此遭到了权臣慕容评的嫉妒与排挤。面对复杂的宫廷斗争和不利的政治环境，慕容垂最终选择离开前燕，投奔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强邻——前秦，为前秦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重要基础。
继续分裂
淝水之战作为东晋与前秦之间的一场关键性战役，不仅改变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更直接导致了北方短暂统一局面的瓦解。由于前秦主力部队长期驻扎于前线，京师长安的防御力量显得极为薄弱。关中的鲜卑、羌、羯等少数民族部落，在得知前秦于淝水之战惨败的消息后，纷纷趁势独立，试图摆脱前秦的统治。
东晋司马曜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东晋乘胜发动北伐，迅速攻占了山东、河南等大片地区。至此，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方再次陷入诸雄混战的状态。就在淝水之战后的第二年，各胡族势力相继宣布独立，形成了多个割据政权。其中，鲜卑慕容垂在河北复国，史称后燕；前燕皇族慕容泓则于关中建立西燕；前秦的羌族将领姚苌也自立为王，建立了后秦政权。
公元385年，西燕军队成功攻陷长安，苻坚最终被姚苌所杀。随着前秦邺城被后燕攻破，苻丕于晋阳继位称帝。然而，苻坚遇害的消息传至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后，镇守当地的鲜卑将领乞伏国仁随即宣布独立，并建立了西秦政权。与此同时，仇池氐族首领杨定也宣布恢复其先祖基业，并向东晋称藩，这一政权后来被称为后仇池国。
第三年（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于代地复国，国号“魏”，初期臣服于后燕，即历史上著名的北魏。而远在西域征战的前秦将领吕光，在返回故土后占据凉州。当得知苻坚被杀的消息后，他在姑臧（今甘肃武威）自立为王，建立了后凉政权。西燕境内的鲜卑族民众渴望返回故乡，由此引发了内乱。最终，慕容永率领部众东征，占据了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范围），并将都城设在长子。另一边，前秦苻丕意图向西进军关中，却被西燕皇帝慕容永阻拦，南下时又被东晋守将冯该击杀。于是，前秦苻登在南安继位称帝，控制了陇西一带。 短短三年间，北方出现了八个主要割据政权：关陇地区有前秦、后秦、西秦、后凉以及后仇池；关东地区则有后燕、西燕和北魏。这种多国并立的局面持续了大约九年之久。 在关中方面，公元394年，后秦皇帝姚兴联合西秦皇帝乞伏乾归共同消灭了前秦残余势力。
公元400年，后秦又吞并了西秦，乞伏乾归投降并受到姚兴重用。随着后凉向后秦投降，关中地区一度被后秦完全掌控。然而，匈奴铁弗部的刘卫辰因攻打北魏失败而亡，其子刘勃勃（后来改姓赫连）投奔后秦姚苌。公元407年，赫连勃勃背叛后秦，在统万建国，称为胡夏，并多次对后秦发起攻击，使得后秦国力大衰。趁着这一时机，乞伏干归重新复兴西秦，并在之后由其子乞伏炽磐消灭南凉，从而占据了整个陇西地区。 到了公元416年12月，后秦幼主姚泓刚刚继位，东晋名将刘裕便发动了第二次北伐。他派遣王镇恶等将领讨伐后秦，接连攻克许昌、洛阳等地。次年，晋军攻破长安，后秦灭亡。然而，刘裕因国内事务不得不返回建康，留守长安的晋军将领发生内讧，夏帝赫连勃勃乘机率军攻占长安，从此占据了关中地区。 在河西走廊一带，后凉政权逐渐分裂出南凉和北凉两个新的割据政权。由于周边强敌环伺，这两个政权最终都选择向后秦投降。公元397年，秃发乌孤脱离后凉，建立了南凉政权，但最终被北凉和夏国击败，归并于西秦。同年，匈奴别部卢水胡沮渠蒙逊拥立汉人段业于张掖独立，到公元401年，沮渠蒙逊杀死段业取而代之，史称北凉。
东晋司马德宗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敦煌太守李暠起兵反叛北凉，建立了西凉政权，但不久后也被北凉所灭。至此，关陇地区形成了胡夏、西秦、北凉及后仇池四个主要政权并存的局面。
北魏崛起
在关东地区的纷争中，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西燕建国于并州（现今山西省的范围）后，在公元394年被后燕皇帝慕容垂所灭。然而，北魏皇帝拓跋珪曾派兵援助西燕，因此慕容垂次年派遣太子慕容宝北伐北魏。不幸的是，慕容宝在参合陂之战中惨败于拓跋珪之手。心怀不甘的慕容宝请求其父慕容垂为他复仇雪耻。于是，慕容垂于次年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北魏，成功攻陷平城，而拓跋珪则率部众向北方撤退以避其锋芒。然而，慕容垂在班师回朝途中病逝，这使得后燕国力逐渐衰弱。
公元396年，拓跋珪攻占了并州。次年，慕容宝试图反击北魏并夺回并州，但最终再次被拓跋珪击败。随后，拓跋珪大举入侵后燕，围困并攻克了后燕的首都中山，并将都城迁至平城。慕容宝被迫撤退到后燕的核心之地龙城，导致后燕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此时，慕容德不愿随军北撤，而是南下占据滑台，建立了南燕政权，之后又迁都至广固。 后燕在慕容熙称帝之后，因君主昏庸无道，百姓苦不堪言，国家日渐衰败。
公元407年，冯跋发动兵变，杀死慕容熙，拥立高云为帝，定都龙城，史称北燕。后来，冯跋继位称王，进一步巩固了北燕的统治。 与此同时，南燕在慕容超继位后，屡次对东晋发动战争。然而，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并未带来长久的胜利，反而让南燕陷入困境。
公元410年，东晋将领刘裕率军讨伐南燕，最终将其灭亡。 至此，关东地区的局势尘埃落定，仅剩下北魏与北燕两国继续争雄。
北魏拓跋嗣继位之后，频繁对南朝宋（刘裕篡夺东晋政权后建立的国家）在河南地区的领土展开攻掠。这一时期，南北之间的军事对抗逐渐加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主题。
公元42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他即位后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整顿措施，使北魏国力迅速增强，为后续统一华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跋焘在稳固内部的同时，积极应对北方柔然的威胁。经过多次征战，柔然势力被有效遏制，北魏北部边疆得以安定。在此基础上，拓跋焘将目光转向南方和西方，致力于实现华北地区的全面统一。 北魏对待各民族文化与制度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这种开放性政策不仅减少了其对外扩张时可能遭遇的阻力，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融合与发展。然而，这也使得北方地区的人口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为后来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年后，拓跋焘发动大规模伐夏战争，成功攻占关中地区，迫使胡夏迁都至平凉。
公元430年，西秦因受到北凉的强大压力而寻求投降北魏的机会，但次年却被夏帝赫连定所灭。赫连定企图消灭北凉以巩固胡夏的地位，却在途中遭到吐谷浑首领慕容慕璝的突袭并被俘虏，最终被押送至北魏处斩，胡夏至此灭亡。
436年，拓跋焘亲率大军远征北燕，迫使冯弘逃亡至高句丽，北燕随之覆灭，而冯弘本人也在不久后被杀害。
439年，北魏大军围困姑臧，沮渠牧犍被迫出城投降，北凉宣告灭亡。 至此，北魏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南北朝时期。然而，北魏的统一大业并未就此终结。
公元443年，北魏才彻底灭亡了后仇池，进一步巩固了其对北方的统治地位。
【疆域】
西晋末年，全国的行政区划共有二十一个州。在十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方诸国的领土范围大致涵盖了华北地区以及四川地区。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时期的疆域变更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赵、后赵、成汉及东晋时期，这一阶段各国势力此消彼长，相互角逐；第二阶段是前燕、前秦及东晋时期，期间前秦逐渐崛起，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第三阶段属于前秦与东晋对峙时期，南北双方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立态势；第四阶段则是诸国混战与东晋并存的时期，在这一混乱局面下，北方以后燕和后秦的实力最为强盛；最后一个阶段为北魏、胡夏、北凉及东晋时期，北魏逐步强大，最终奠定了其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虽然各国的国土面积并不算辽阔，但往往被划分为众多的州，这就导致了州的辖区范围相对缩小。由于一些国家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因此设立了针对不同民族的专属行政区。例如，前赵的刘聪设置了左司隶、右司隶以及内史等职位，专门用来管理汉人；而单于左辅、右辅及都尉，则是用来治理胡人的。 为了追求表面上的疆域广袤，许多政权常常在本国境内增设原本属于境外邻国的州名。比如，后燕就在长子（原本属于并州）设置了雍州；成汉则在巴郡（原本属于梁州）设置了荆州；南燕更是在阴平（现今江苏沭阳以北地区）设置了并州。因此，常常出现多个国家同时拥有相同名称却位于不同地域的州的情况。
直到北魏统一华北之后，才开始对这些混乱的政区进行整合。由于州的辖区逐渐缩小，郡这一级行政单位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最终逐步被废除。 此外，在北方的各个政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行政设置——侨州郡县，用于安置因战乱或灾害而流离失所的民众。这些侨州郡县通常会根据流民原来的籍贯来命名新的州郡。例如，前燕的慕容廆建国于辽东时，他为来自冀州的流民设立了冀阳郡，为豫州人设立成周郡，为青州人设立营丘郡，为并州人设立唐国郡。 而在河西走廊一带，早在西晋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为流民设置的郡县。当时张轨担任凉州刺史时，就为秦、雍两州的流民设立了武兴郡。到了公元405年，西凉的李暠也为南方来的流民设立了会稽郡，为中原地区的流民设立了广夏郡。这些侨州郡县与东晋和南朝时期的类似设置有所不同，它们使用的地名大多只是大致对应，并非严格依据流民的实际原籍。
【政治】
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统治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胡汉分治政策。以汉赵（即前赵）为例，刘聪同时身兼皇帝与单于两个重要身份，这分别代表着汉人君主与胡人首领的双重角色。对于汉人，采用以户为单位的管理模式，并设置相应的官员进行治理；而对于胡人，则以落为单位，这里的“落”指的是以帐篷为生计的基本单位，同样也设置了不同的官僚体系来实施管理。 此外，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种族和部族为中心构建的政治军事结构。许多国家沿袭了游牧社会的传统体制，将国家视为各部族之间的联盟。在这种结构下，各部族领袖在军政事务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导致皇帝的权力难以像其他朝代那样通过官僚机构直接贯彻执行。这种权力分散的局面容易引发宗室及部族领袖之间的内讧，从而造成内战频发。例如，前秦的苻坚与王猛曾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未能完全成功。直到北魏拓跋圭解散部落，设立新的统治机构，才逐步削弱了这种传统的统治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五胡君主如刘渊、苻坚等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统治过程中积极采纳汉文化元素。他们提倡儒术，禁止一些不合儒家伦理的行为，如烝母报嫂等。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继续被使用，作为选拔世族（亦称士族）人才的重要手段，以充实朝廷力量。
当时，世族与胡族君主的合作多出于保全自身性命的考虑。然而，许多世族对胡族君主的文化水平持轻视态度，甚至有些世族告诫后代不要在墓碑上记载为胡族效力的经历。 为了争取世族的支持，石勒制定了士族九法来典定士族地位，慕容宝确定了士族旧籍，而苻坚则恢复了魏晋时期的士籍制度，以此承认并保障世族的权利。石勒每攻破一州，都会将当地的世族集中安置于“君子城”或“君子营”，并下令不得对他们有任何欺辱行为。
在华北地区动荡不安之时，大量民众逃往辽东，慕容皝设立侨郡予以收留，并对世族进行清浊辨别，这些举措使得世族成为前燕政权建立的重要基石，直至后燕、南燕时期依然延续着这一政策。 苻坚作为前秦的君主，对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爱。他在攻灭前燕之后，重用关东地区的世族，通过王猛与众士大夫的共同努力，使前秦国力得到显著提升。苻坚秉持“大一统”的思想，发动南征，却最终遭遇惨败。北魏自拓跋鲜卑开国之初便重用清河崔氏等北方世族，据史料记载，在拓跋焘时期已出现了“中正官”的相关记录，这表明九品中正制可能已被广泛采用。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北方世族的进一步发展。
【军事】
军事制度
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各政权大多推行一种被称为“异族分治”或“胡汉分治”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针对不同民族实行差异化的军政管理体系。对于汉族人口，统治者沿用了汉族的传统治理方式；而对于胡族，则尊重并保留其部落习俗与传统进行管理。
在军事体制方面，当时的军队结构大致延续了西晋的兵制模式，包括中军、外军两大体系，并设置了都督、将领等一系列军事职务。其中，中军直接受中央指挥，通常被编为军、营等单位，主要承担保卫京城的重要职责。而外军则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各州都督所统领的地方部队，负责更广泛的防御和作战任务。 至于兵役制度，这一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既体现了本族全民皆兵的原则，又融合了魏晋时期的世兵制特征。具体而言，只要是能够参与战斗的本族成员，都被纳入军队的基本兵力构成之中。与此同时，其他民族的人口则普遍采用征兵制，通过征召各郡县中的适龄男子来补充军队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汉族士兵的来源较为多样，除了征兵之外，还包括来自投降的坞堡势力以及招募的农民群体。这些士兵一旦入伍，往往需要终身服役，成为职业军人。
主要战役
八王之乱时期（290-305）
颖伦黄桥之战，301年
颖乂河桥之役，303年
颖越荡阴之役，3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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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平城之战，311年
杜弢起义，，311年-315年
襄国坚城战，石勒守护襄国之战 312年
幽州之战，，314年
汉克长安之战316年
荥阳之战，，317年
浚义之战，，319年
棘城之战，，319年
赵平大秦之战320年
洛阳之战，，328年
晋平成汉之战346年
襄国之战：冉魏攻后赵襄国之战 350年-351年
前燕灭冉魏之战352年
晋攻前秦之战354年
鲁口之战，，354年
广固之战，，355年
野王之战，，361年
晋攻前燕之战/枋头之战369年
前秦灭前燕之战369年-370年
吕光攻龟兹之战383年-384年
淝水之战，，383年
凉州之战，，387年
大界之战，，389年
杏城镇之战390年
北魏灭刘卫辰之战390年-391年
吕光攻西秦之战392年
后燕灭西燕之战/台壁之战393年-394年
参合陂之战，395年
北魏攻后燕之战396年-398年
柏肆之战，，397年
柴壁之战，，402年
覆舟山之战，，404年
江陵之战，，405年
刘裕灭南燕之战/广固之战409年-410年
刘裕灭后秦之战416年-417年
【经济】
农业
在十六国时期，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战祸，经济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坞堡，成为坞主的部曲，或者迁徙至各国首都附近，为政权提供生产支持或履行兵役义务。与此同时，各国之间也频繁发生互相掠夺人民和财富的行为，以此来充实国力或满足军队补给需求。由于这种持续不断的战争与人口迁移，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困难，初期几乎难以有所建树。 然而，在局势逐渐稳定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注重经济恢复与发展。例如，后赵的石勒在其崛起过程中采取了大肆屠杀和劫掠的策略，但建国之后，他迅速调整政策，致力于发展农业，鼓励百姓从事农桑生产，并且颁布了比西晋更为宽松的税收制度。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经济逐渐复苏。然而，到了石虎统治时期，由于过度劳役百姓、挥霍无度，导致经济状况再度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早在创立之初便已奠定了良好的内政基础，从而吸引大量流民投靠。成汉的建立者李雄便是典型代表。早在成汉成立之前，已有大批流民因巴氐李氏的庇护而聚集于此。
李雄建立政权后，在其治理下，“事少役稀，百姓富实”，使该地区成为当时最为安定繁荣的地方之一。同样，前燕的慕容皝在统治辽东期间，借鉴曹魏的经验，开放荒地供流民耕种，为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河西地区，前凉政权因其相对较少受到中原战乱波及，吸引了众多流民前来定居，推动了当地农业与畜牧业的蓬勃发展。
进入前秦时期，苻坚重用汉人王猛辅政，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发展经济。在王猛的治理下，关中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均得到了显著恢复和发展，社会呈现出一片“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繁荣景象，这也为前秦统一华北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前秦的崩溃，后继政权如后秦姚兴虽重视刑罚与惩治贪污，使关中经济稍有恢复，但整体实力已远不及前秦盛期。此外，西凉的李暠在玉门关与阳关一带开垦荒地，实现了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北燕的冯跋则减轻赋役负担，南凉的秃发乌孤也注重农业发展，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各政权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
人口
在五胡十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进一步深入中原地区，对当时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胡族包括鲜卑、乌桓、高句丽、丁零、羯、南匈奴、匈奴别支铁弗及卢水胡等，此外还有西部的羌、氐和巴人。这些胡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其疆域多位于北方，并与滞留北方的汉人群体形成了“文化采借”的现象。 具体而言，北方诸国在典章制度与礼仪法律方面，几乎完全依赖汉人来制定。这种文化交融虽然促进了胡汉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也因思想冲突、民族矛盾以及政治斗争等因素，导致了频繁的破坏与屠杀事件。这些冲突成为当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连年的战乱迫使大量百姓向相对安定的区域迁移。例如，成汉时期的益州、前凉时期的河西走廊以及前燕时期的辽河流域，都吸引了众多难民前来定居，这些地区也因此成为各政权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其中，河西姑臧更是借助丝绸之路的繁荣，逐渐发展为重要的经贸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兴盛。 对于留在中原地区的民众而言，他们的生存方式主要依赖于坞堡或依附于部落贵族。坞堡大多由世族豪强建立，不仅具有军事防御功能，还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形式。然而，世族豪强所庇护的荫户并不承担国家赋役，而仅需对坞主履行相应的义务。为了确保国库收入和劳役来源，各政权君主常常会进行户口检查，将荫户重新纳入国家编户体系。 随着北方诸国逐一灭亡，许多胡族并未选择返回草原故乡，而是选择留在中原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草原故地已被柔然等新兴民族占据，同时他们也已逐渐适应并融入中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文化】
文学
《李柏文书》中留存至今的诗歌与辞赋数量较少，这或许与其艺术价值相对有限有关，因此未能广泛流传。而在章奏符檄方面，《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对其评价较高，认为其中不乏值得称道的作品，其文风则接近西晋末年的风格。 在民歌领域，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大多被保存于《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其中包括源自氐族的《企喻歌》，羌族的《琅琊王歌辞》，以及鲜卑族的《慕容垂歌辞》等。此外，《晋书》的“载记”部分还记录了一些当时的谚语，例如在前秦广为流传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这些谚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民间情绪。
从作者地域分布来看，这一时期以凉州地区和前秦的文人创作较为突出。例如，前凉张骏创作了两首乐府诗《薤露》与《东门行》，并被收录进《乐府诗集》。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更是被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及，其文集亦见载于《隋书·经籍志》。而西凉李暠所作的《述志赋》则记录于《晋书》本传之中，这篇赋不仅展现了他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同时也流露出对西凉局势的深切忧虑，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前秦时期也有不少重要的文学贡献。赵整创作了两首五言四句诗，采用比兴手法讽谏苻坚；他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属于杂言体，虽然部分字句难以理解，但可能掺杂了氐语元素。苻坚的侄子苻朗是一位散文家，其著作《苻子》中包含许多富有文学意味的片段。女诗人苏蕙的《织锦回文诗》尽管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却充分展示了她遣词用语的高超技艺，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 后秦时期的文学成就同样不容忽视。宗敞为王尚申辩所撰写的奏章，得到了吕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可以媲美曹魏时期的陈琳、徐干，以及西晋的潘岳、陆机等名家之作。胡义周为赫连勃勃撰写的《统万城铭》，更受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赞扬，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
艺术
佛教的繁荣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石窟雕像艺术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建筑形式也以佛寺、佛塔和石窟最为突出。随着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高层佛塔的建筑设计逐渐兴起，同时印度与中亚地区的雕刻及绘画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些外来艺术形式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使当时的石窟、佛像以及壁画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较于汉代较为质朴直接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的创作更显成熟且圆润细腻。 在中国四大石窟之中，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均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麦积山石窟创建于后秦时期（约公元384年前后），因其丰富的雕塑作品而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而敦煌莫高窟则始建于前秦时期，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它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遐迩。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西域各国交流频繁，早期的莫高窟艺术不仅吸收了河西地区的文化特色，还融入了西域艺术的独特风格。 例如，属于十六国时期的275窟内绘制有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题材的壁画。这些壁画采用圈圈晕染的手法来表现人体特征，同时以细线勾勒轮廓，整体画风豪放生动，充分展现了当时壁画艺术的典型风格。这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了当时艺术家们的卓越技艺，也反映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
书法
在书法艺术领域，凉州地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前凉时期的《李柏文书》、前秦的《譬喻经》、西凉的《十诵比丘戒本经》和《妙法莲华经》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高度成就，也对后世研究书法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柏文书》，它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姨母帖》一样，都清晰地记录了行书与楷书之间的变迁过程。这对于研究书写技法的演进以及风格变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其他一些作品则处于草书与楷书之间，体现了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丰富的多样性。 在碑刻方面，凉州同样贡献了多件经典之作。例如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祠碑》，以及北凉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这些碑刻的字体大多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呈现出朴茂古拙的独特风格。其中，《沮渠安周造像碑》是沮渠安周在高昌所立，原石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广武将军碑》则刻于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其笔画浑厚质朴，结构拙中见巧，整体风格天然浑成，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专门创作《广武将军歌》以表达对这一碑刻的高度赞誉。 由于前秦时期的碑文留存较少，因此《广武将军碑》与《邓太尉祠碑》显得尤为珍贵，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作品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见证。
教育
边疆各族在华北地区建立国家之后，彼此之间展开了长时间的混战。在这片土地上，众多政权并存，其中以前秦（氐族）和后秦（羌族）的文化最为繁荣昌盛，堪称一时之冠。紧随其后的，则是由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政权。此外，由汉族张轨与李暠分别创立的前凉和西凉，更是成为了当时的文化重镇，史家赞誉其为“河西文化”。 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纷纷重视教育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文化的传播与人才的选拔。例如，前赵的刘曜设立了太学和小学，通过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而前燕的慕容皝则建立了官学，并亲自编撰教材《太上章》和《典诫》，以此规范官员行为，提升治理水平。而后秦与南凉则进一步设置了律学，专门召集各地散落的低级官吏进入学校学习法律知识，从而加强了国家法治建设。 这一时期，尽管战火纷飞，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却从未停止，反而因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宗教
佛教早在东汉时期便已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儒教文化兴盛，佛教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直到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民众饱受战祸之苦，普遍渴望从痛苦中解脱。同时，人们深切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不确定性，内心对精神寄托的需求愈发强烈。在此背景下，君主们意识到可以借助佛教教义中的戒恶修善、六道轮回等思想来安抚各族百姓，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佛教逐渐在北方盛行起来，并与南方的佛教形成交流互动的局面。 尽管西晋时期已经出现了五斗米道（即天师道），但彼时道教的教义体系尚不完善，且魏晋以来，社会上流行的道教终末论导致全国各地以“李弘”之名发动的道教起义此起彼伏，这使得统治者对道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忌惮。直至十六国末期，北魏时期的寇谦之对道教进行了改革，道教才逐渐具备了与佛教抗衡的能力。
在这一历史阶段，大量来自西域的僧侣进入中原地区。他们有的专注于佛经翻译，有的致力于弘扬佛教教理。其中，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等人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佛教奠定了发扬光大的坚实基础。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多位君主对佛教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后赵的石勒、石虎以及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兴等都积极扶持佛教。苻坚的堂兄之子苻朗还撰写了佛学论著《苻子》。佛图澄是来自西域的高僧，他精通佛教经典，被后赵的石勒、石虎尊奉为“大和尚”，并参与军政机要事务。佛图澄利用这一机会，以佛法劝诫石勒、石虎减少杀戮行为。道安则是佛图澄的弟子，在晚年深受前秦苻坚的崇敬。他不仅努力整理和翻译佛经，还将长安打造成为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此外，道安在襄阳编订了《综理众经目录》，并为僧团制定了相关法规，为寺院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出家僧人改姓“释”的传统正是从道安开始的。道安的众多弟子后来分散至各地，成为推动佛教传播的重要力量。 鸠摩罗什出生于西域龟兹国。公元382年，前秦苻坚听从道安的建议，派遣大将吕光西征龟兹，意图迎接鸠摩罗什前往长安。然而，由于前秦随后陷入大乱，吕光割据凉州，鸠摩罗什不得不在凉州停留长达十七年之久。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才成功将鸠摩罗什迎请至长安。鸠摩罗什备受姚兴尊敬，被待以国师之礼。在他的主持下，众多僧人齐聚长安，共同翻译了包括《般若经》《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法华经》在内的三十五部总计两百多卷的经典。这些经典后来成为了佛学各教派和宗派赖以建立的主要依据，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
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大地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昔日繁华的景象不复存在。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民潮。各割据政权的君主为了增强国力，纷纷掠夺人口，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也深刻地破坏了北方的社会结构。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残留在北方的世族采取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一部分世族选择聚集乡民以及自家附属人口，修建坞堡以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当时重要的防御据点，为众多流民提供了庇护之所。投靠坞堡的流民逐渐形成人数众多的部曲，他们与坞主共同生活、共同抵御外敌。另一部分世族则选择与五胡君主合作，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本族的安全。五胡君主在建立国家后，为了有效统治中原地区，也需要依赖熟悉典章制度的士大夫（即世族）提供协助。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北方世族之间往往展现出同族互助的精神，家族组织逐渐趋向于大家庭制。对于远道而来的亲戚或同族，无不竭尽全力给予帮助和支持。 坞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单元。投奔坞堡的流民能够得到保护，但同时也必须服从坞主的命令。在和平时期，他们需要参与农业生产，并接受军事训练；在战争时期，则要成为保卫坞堡的战士。此外，他们的生产所得还需向坞主缴纳赋税。作为回报，坞主不仅负责组织生产和指挥作战，还承担起提倡教育和制定法律的责任，努力维持坞堡内部的秩序与稳定。 由于坞堡数量众多且防御坚固，往往能够在战局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五胡君主对其既忌惮又重视。例如，东晋名将祖逖在北伐过程中，正是通过与当地坞堡的合作，成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与石勒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面对坞堡带来的挑战，五胡君主通常选择妥协与笼络的方式加以应对。直到北魏推行宗主督护制度，坞堡的时代才逐渐走向终结。 尽管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北方汉人并未因此衰微。相反，他们在团结力量、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过程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为后来北方社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