羯族~五胡之一 中国传统少数民族
羯族
【基本信息】
中文名：羯族
外文名：the jie people
人种：杂胡（主要蒙古人种）
语种：羯族语言
政权：后赵五胡乱华时期
概述
羯族是在东晋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崛起的一个重要民族群体，其建立的后赵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羯族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且成熟的民族实体，它实际上是匈奴族中的一个分支或部落。 在五胡乱华的历史背景下，羯族逐渐崭露头角，并在一段时间内掌控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区域，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游牧民族政权之一。羯族最初是作为匈奴贵族的奴隶军队而存在，随着匈奴内部矛盾激化并最终爆发反抗行动时，羯族也顺势发展壮大起来。 追溯羯族的起源，可以发现他们入塞之前隶属于匈奴，被称作“匈奴别落”。具体而言，他们是晋代入塞匈奴十九种之一的羌渠部落。这十九种分别为屠各、鲜支、寇头、乌谭、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郁鞞、萎莎、秃董、勃蔑、羌渠、贺赖、钟跋、大楼、雍屈、真树和力羯。这些部落各自拥有独立的组织结构，彼此之间并不混杂交错。 关于羯族的种族根源，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与猜测，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能够明确界定其真实来源。
《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石勒上》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十六国春秋》卷十一《后赵录》 “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分散居于上党、羯室，因号羯胡。”
《魏书》卷八十三《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
王仲荦先生曾提出一种观点：羯人可能是石国（粟特族的一个分支）的人。根据《魏书》记载，有所谓的者舌国；而《隋书》中则提到了石国，其首都均为柘折城，也就是今天的塔什干。基于这些史料推测，石勒的祖先或许正是来自石国，并在迁居中原后以“石”为姓氏，其家族成员还曾担任部落中的小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童超先生通过多方考证提出了另一种见解，他认为羯人实际上是中亚康居人的后裔。然而，羯人并非被康居人征服的南部农业居民——即索格底亚那人，而是属于康居（羌渠）游牧部落的一部分。在两汉时期，康居隶属于匈奴势力范围，因此很可能有一部分康居人随匈奴东进，在蒙古草原上辗转作战，随后又随匈奴南迁，最终逐渐迁徙并定居于上党武乡一带。由于他们是康居人且长期作为匈奴的附庸部族，故史书中称其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这一论点与现存文献记载更为契合，因而更具可信度。相关内容可参见童超先生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的文章《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考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羯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极为短暂，仅在“五胡乱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建立了地方割据性质的少数民族政权。
【人口】
西晋时期，因“八王之乱”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人口迁徙，对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当时北方的总人口约为1500万，其中汉人约占三分之一。然而，在传世文献中，关于羯人在西晋时期的活动记录却极为稀少，这为后人研究这一族群的历史带来了诸多困难。 晋末时期，并州一带的杂胡与匈奴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羯胡被明确归类为“杂胡”，而非匈奴的一部分。这一划分反映了当时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原政权对其分类管理的尝试。羯胡首领石勒在起兵之初，其麾下同姓人物极少，本部兵力相较于刘渊政权下的五部屠各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石勒所组建的胡人武装并非单一由羯族组成，而是包含了各种杂胡群体。这种多元化的军事力量构成，不仅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也为石勒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石勒转战河北，其军队规模迅速扩大。此前因饥荒等原因被成批卖往河北的并州杂胡纷纷加入其军团，进一步壮大了石勒的势力。
在建立后赵政权后，石勒为了提升诸胡的地位，将他们统称为“国人”。这一举措使得羯胡的数量骤然增加，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羯胡的语言、风俗及外貌特征与康居等西域胡人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推测，西域胡人在后赵的羯胡群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石勒早期身边的十八位核心将领，即所谓“十八骑”，其族属背景极为复杂。目前已知的信息显示，王阳为胡人，孔豚可能也是胡人；夔安为天竺人，郭黑略可能同样来自天竺；呼延莫为匈奴人；刘膺、刘征、刘宝、赵鹿则可能具有匈奴血统；张曀仆、张越可能是羌渠人；而支屈六则为月支人。
由此可见，这些将领的族属十分多元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石勒政权内部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在石勒征战河北的过程中，大批汉人陆续加入其军队。而在石勒军中乃至后赵政权下，也出现了汉人转变为羯胡的现象。这种身份转换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折射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环境中，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之间的微妙关系。
【经济】
迁入中原地区的羯族人，在进入塞内之后，依然保留着原有的部落组织结构。在部落内部，设有大、小酋帅，分别负责管理不同规模的群体事务。羯族人的经济活动以游牧和农业为主，但由于资源有限，整体生活较为贫困。部分羯人为了生计，甚至成为汉族地主家的佣工。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最初普遍信奉“胡天”（即祆教），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深，后来多数羯人逐渐转而信仰佛教。 追溯历史，羯族早在东汉时期便已开始随同匈奴一起向内地迁徙。到了汉晋时期，尽管羯族仍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游牧经济模式，但农业在其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却不断增加，这标志着他们正在逐步适应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 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政局相对稳定，羯族的社会转型也随之加速，进入了全面农业化的过程。石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他任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其他官员共同巡视各州郡，核定户籍，鼓励民众从事农桑生产。在赏赐制度上，石勒也多以谷物和布帛作为奖励。
据史书记载，在巡幸冀州诸郡期间，他曾接见了众多高龄长者、孝悌之士、勤于耕作之人以及博学多才的文人，并根据其贡献大小，分别赐予不同数量的谷物和布帛。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为羯族的农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汉末年张角发起的黄巾起义开始，中原大地便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战乱频仍，政权更迭不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到了五胡乱华时期，更是有大量的西北诸族以及北方的鲜卑族迁入中原地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 在公元四世纪这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邢台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刻。当时，有一位名叫石勒的羯族皇帝将襄国定为国都。由于其政权建立于赵地，并且为了与匈奴贵族刘曜所建立的前赵相区分，历史上称之为“后赵”。石勒，这位杰出的羯族政治家，在少年时代曾于洛阳上东门倚啸长歌，这一壮举震惊了一代名士王衍。他后来成为了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者。 石勒占据河北巨鹿、常山一带时，亲自从治下的普通军民中甄别出“衣冠人物”（即士大夫、文人），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能够在战乱时期随军作战的最高学府和参谋团队，这便是著名的“君子营”。该组织为石勒集团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智力支撑、谋略指导，甚至文化熏陶。其中，“君子营”的重要谋士张宾，对辅佐石勒开创后赵基业、称霸北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石勒的左膀右臂。 石勒原本是山西上党武乡人。他在武安为人佣耕时被乱军抓获，随后被卖给了山东茌平的一位财主师欢家作奴隶。然而，石勒志向远大，他不仅精通骑马射箭等武艺，而且胆识过人，尤其擅长相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他结识了负责管马的汲桑，并与其结为挚友。公元319年，石勒正式登上帝位，自立为大单于、赵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采纳了谋士张宾的建议，将国都定于襄国，并改元建平，开启了后赵的新篇章。
从一名卑微的奴隶成长为一统天下的帝王，这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这样的转变也印证了陈胜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石勒，这位出生于山西上党的羯族人，原本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奴隶。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目不识丁，但却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他作战英勇无畏，被后人称为“拼命三郎”，这一成语正是源于他的传奇经历。此外，“鹿死谁手”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是出自石勒之口。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将“胡瓜”改名为“黄瓜”，这一改变沿用至今。 石勒出身贫寒，家境困苦，从未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对汉字更是毫无了解。然而，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立政权后，大力推行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都城四门设立了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多所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不仅如此，石勒还时常亲自前往太学视察，并主持考试，对于表现优异者给予丰厚的奖励。通过这些举措，他不仅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也为后世留下了重视教育的美名。石勒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堪称一代枭雄，其功绩与智慧至今仍为人所称颂。
在石勒定都襄国之时，这座城池早已破败不堪，昔日作为赵国首都的辉煌建筑历经岁月洗礼，几乎荡然无存。为了重建这一都城，石勒依据《周礼》的规定，精心规划并建造了宗庙、社稷坛和灵台等重要设施，并且设置了东西两处官署。经过长达十八年的不懈努力，一座崭新的都城终于拔地而起。 新建成的都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其四周四个角落分别建有子城以拱卫主城，整座城市因此得名“建平大城”。都城设有四座城门，其中永丰门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里陈列着从洛阳运来的铜马与翁仲雕像，彰显出帝国的威严与气派。城内还修建了一系列宫殿群，包括正阳门、端门、建德殿、太武殿、徵文殿、单于庭、东堂、西阁、崇训宫、百尺楼以及后宫等。其中最宏伟壮观的当属太武殿，其基座高达二丈八尺，全部用珍贵的大理石铺设装饰。更令人惊叹的是，太武殿基座下暗藏房间，足以容纳五百名卫兵，他们负责守护皇宫的安全。太武殿整体规模宏大，东西长七十五步，南北长六十五步，殿顶瓦当涂以金色，柱子镶嵌纯金，楹联则以纯银打造，珠帘悬挂其间，墙壁镶嵌玉石，整个建筑富丽堂皇，堪称当时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 随着太武殿的落成，位于邺城的东西两宫也同时竣工。石勒下令将巨大的晷影从西晋旧都洛阳搬运至单于庭中，用于观测日影以确定时刻。此外，他还命工匠在石匣上雕刻三十九位功臣的画像，并将其放置于建德殿前，以此感念他们的卓越贡献。显阳殿后方矗立着灵风台，这里是遴选宫女的重要场所。而后宫之中居住着万余名宫女，她们身着华丽服饰，赏玩无数珍宝。后宫中的女官分为八个等级，嫔妃亦被赋予明确的名称与级别：昭仪、夫人、淑仪、美人等，与男性官职相对应。 在都城之外，还有明堂、太学、灵台、桑梓苑以及沣水宫等一系列附属建筑群，为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活动提供了完善的场所。 随着国家日益强盛，石勒登上帝位后，心中激动万分。他决定将自己的山西老家全体羯族百姓迁徙至襄国，并将三百户朝臣官员及其贵族家庭安置于崇仁里。如今，这条古老的胡同更名为崇礼街，街道两旁仍可见到风化的抱鼓门墩和上马石，古韵犹存，仿佛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篇章。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一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名为佛图澄。他跨越千山万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异域神秘而深邃的佛教文化，并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德行赢得了后赵政权建立者石勒的高度信任。 佛图澄在襄国驻锡期间，以他的言行和修为令石勒钦佩不已。当时，中原大地正经历着战乱纷扰，到处都是腥风血雨，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已八旬的西域佛教沙门佛图澄来到了中原。面对这片土地上处处惨不忍睹的情景，他内心充满了慈悲与责任感。佛图澄决定充分发挥佛教所蕴含的人性化力量，通过感化上层统治者的方式，来拯救广大的民众，从而更好地弘传佛法，让更多的世人感受到佛法的智慧与慈悲。
【民族发展】
羯族领袖石勒在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建立了赵国，史称后赵，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政权之一。石勒参照魏晋王朝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治体制，并设立了学校以提倡经学教育，同时注重户口的核实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石勒治下的后赵也存在诸多问题：其法政极为严苛，动辄杀人，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惧和不安。 此外，石勒推行“胡汉分治”政策，禁止使用“胡”字，将羯族人称为“国人”，并纵容羯族人欺压其他民族。朝廷还专门设置了“门臣祭酒”这一官职，负责管理羯族内部的诉讼事务。这种种族隔离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为后赵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公元333年，石勒去世后，皇位传给了太子石弘。然而，石勒的侄子石虎却发动政变，杀害了石弘，夺取了政权。石虎即位后，施行暴政，统治残暴且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在公元349年，后赵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所灭。 值得一提的是，石虎虽然继承了后赵的政权，但他的能力和气魄远不及其叔父石勒。石虎的行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无节制的淫欲，二是频繁的杀戮，三是过度追求享乐。这种荒淫无道的统治方式加速了后赵的灭亡，也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石虎时期，曾经发动男女共计十六万人，用于运输土方以修建华林苑以及邺北的长墙。然而，天不遂人愿，正值工程进行之际，暴雨倾盆而下，漳河水位暴涨，导致数万人不幸丧生。尽管石虎已经拥有众多宫殿，但他仍不知满足，再次驱使四十多万汉族壮丁分别营建洛阳与长安两座宫殿。这一过程中，无数百姓因劳累过度或遭受虐待而死，尸体堆积于原野之上，景象惨烈至极。 与此同时，他还大兴土木，修建园林和军械设施，动员五十万人制造铠甲，十七万人参与造船工作。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邺城，成汉的使者沿途所见，无不令人触目惊心——许多树上挂满了自杀身亡的民众尸体。这种血腥屠杀与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中原大地千里赤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甚至连虎狼等野兽也因人类活动减少而大量繁殖，四处横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幸存下来的汉人为了躲避胡人的屠杀，纷纷筑堡自卫，与之对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北方遍地都是坞堡。实际上，根据记载，这些防御性的壁堡相隔甚远，往往百里才有一个。据鸣沙屈出土的《鸣沙石室佚书》中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量不足四十。其中规模较大的壁堡也不过容纳四五千家，较小的则仅有千家或五六百家。”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大约还有四百万左右，其余大部分要么逃往关中，要么南迁至东晋统治下的地区，亦或是前往辽东避难。 后来，石勒听取了谋士的建议，调整了策略。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采纳汉人张宾的意见，定都襄国。在此期间，石勒军队长期与祖逖在南方交战。祖逖去世后，再无人能够有效地组织北方各壁堡与胡人展开有效对抗。到了公元320年前后，那些屈指可数的壁堡大帅最终也投降了石赵政权，从而让石赵王朝成功实现了对中原和关中的稳固统治。
公元349年，迁居中原地区的胡人数量已高达五六百万之众，这一数字相当惊人。这些胡人是在东汉、魏、晋以及石赵等朝代因各种原因陆续迁徙至中原地区的。其中既有被当时政府强制迁移而来的，也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动迁入的。 在晋朝统治时期，从“南达长江，北到燕辽，西起关陇，东至东海”的广袤区域内，不断有胡人首领占据山林，自称一方霸主，对地方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大多不敢公开反抗晋朝的统治，也未对晋朝的核心统治集团构成实质性威胁。直到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石勒等杰出领袖的出现，局势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匈奴与羯族势力逐渐合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其铁骑横扫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建立了后赵政权。 然而，后赵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在短暂的兴盛之后，迅速陷入内乱与血腥争斗之中，并最终走向瓦解与分裂。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也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无常。
冉魏灭亡之后，羯人这一族群逐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他们生活在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以征战为生，成为当时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公元547年，羯人在侯景的带领下南迁至梁朝统治区域，试图躲避北朝的军事打击。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轨迹，也对南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侯景带领羯人南下后不久便发动了叛乱，史称“侯景之乱”。这场叛乱给南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使得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南梁大将王僧辩联合陈霸先、杜龛、韦载等将领，率领军队奋起抵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才成功平定了这场叛乱，恢复了国家的稳定与秩序。 然而，在学术界对于侯景及其所代表的羯人群体的身份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像尔朱荣以及侯景这样被称为“羯胡”的人物，实际上与十六国时期的羯胡并不完全相同。根据《北齐书》中封隆之传的记载：“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弃，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时也。欲与诸君剪除凶羯，其计安在。”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将羯人视为一种野蛮、嗜杀的种族，而这种观念可能影响了后世史官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定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羯人的血统本就十分复杂，属于杂胡的一种。因此，有人推测，之所以将经历“河阴之变”大屠杀的尔朱荣以及扰乱江南地区的侯景归类为羯胡，更多是出于对其行为性质的道德评判，而非严格的种族划分。事实上，依据现有史料如《北齐书》《北史》和《梁书》来看，在这些文献成书之前，并没有明确记载尔朱荣或侯景为羯人。例如，尔朱荣更可能是山胡出身，而侯景则或许具有鲜卑血统的杂胡身份。 综上所述，关于历史上所谓“羯胡”的定义仍需谨慎对待。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民族构成与社会变迁。这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思想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