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五胡之一 中国历史上农耕少数民族
氐族
概述
氐（dī）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农耕少数民族，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
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与汉族一样属于农耕民族，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颜师古的注释：“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这里的“氐道”指的是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九寨沟、平武、松潘等地。因此可以推断，氐族最早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地区，其起源地为四川松潘高原。
从先秦时期一直到南北朝，氐族的分布区域主要位于今天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交界地带，尤其在四川的川西北和川东北地区以及甘肃的陇南地区形成了较为集中的聚居区。
西晋末年（公元297年），巴氐族首领李特发动起义，打响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第一枪。随后，李特之子李雄于公元304年在成都称帝，建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成汉。这一事件标志着五胡开始角逐中原的序幕拉开，其中略阳氐族逐渐崛起并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强大政权——前秦。 在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先后建立了多个政权，包括仇池、前秦、后凉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南北朝之后，氐族逐渐融合到周边其他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氐族自称“盍稚”，“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人自称。似与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峻岅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时期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其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巴氐、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隃麋（糜）氐等。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一说即赤氐）等。南北朝以后氐族逐渐融合于周边民族中。
值得注意的是，氐族并非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农耕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氐人的姓氏多为汉姓，且许多人精通汉语；他们的服饰也与汉人相似，显示出较高的汉化程度。在魏晋时期，氐族人民积极参与北方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工作，为当地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氐族历史脉络】
民族起源
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说：
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
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
一种观点认为，在殷商和西周时期，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在《尚书·牧誓》中提到商末期，周率领“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讨伐商朝时，其中提到了羌却没有提及氐。在殷商和西周的甲骨卜辞中，虽然已经出现了“氐”字，例如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记载，但这些“氐”字并非作为族称使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氐”开始被用作族称。根据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的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中的氐人国。‘氐’与‘互’二字形近而产生讹误，实际上‘氐’字在俗文中常写作‘互’。”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氐人”这一群体。然而，在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往往将“氐”与“羌”连用或者并称。例如，《诗经·商颂·殷武》中写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中提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中也有关于氐羌的记载，如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 由于羌族较早见于历史记载，并且“氐”与“羌”常常连用或混用，例如白马氐又被称为白马羌等现象，有人认为氐族可能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主要是因为部分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至河谷地区，由游牧生活方式转向农耕，并且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交流中，受到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使得其语言、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氐族和羌族是两个既有紧密联系又存在显著差异的民族。在古代，氐与羌同属于西戎的范畴，主要居住在中国西部地区。由于两地相邻，氐人与羌人常常交错杂居，因此两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从原始分布、经济生活以及服饰习惯等方面来看，氐与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氐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特征，这些都与羌族截然不同。因此，自古以来，氐族和羌族就被视为两个独立的民族。 关于氐族先人的起源问题，鱼豢在其著作《魏略·西戎传》中提到：“氐人乃是古代生活在街、冀、獂道地区的西戎。”这里的街、冀、獂道均隶属于当时的天水郡。具体而言，“街”指的是街泉县，其治所在今天甘肃省庄浪县东南部；“冀”为冀县，位于今甘肃省甘谷县东部；而“獂道”则是獂道县，治所处于现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部。根据鱼豢的记载，氐族的先人正是来自街、冀、獂道等地的诸戎部落，这一说法与氐族的传统活动区域高度吻合。 追溯历史，上述诸戎部落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中曾记载，公元前361年（即秦孝公元年），秦孝公向西征伐戎族，并成功斩杀了獂王。有学者推测，这位獂王很可能就是当时氐族的首领。由此可知，街、冀、獂道地区的戎族很可能是氐族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氐族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揭示了氐族与古代西戎文化的深厚渊源。
有学者提出，氐族与古老的三苗部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三苗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支重要部落集团，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华夏集团不断向南方扩展势力范围，三苗部落被迫逐步向西部和南部迁徙。其中一支沿着汉水流域向西北方向迁徙，这一过程在《舜典》中有相关记载，即“窜三苗于三危”。他们最终迁徙至渭水上游以及岷山以北的区域，而这片地域正是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氐族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记录中。其族群来源可能与三苗以及 街、冀、獂道之戎等部族存在关联。同时，由于氐族与羌族地理位置相邻，并且长期杂居共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一定的羌族成分。到了汉魏时期之后，氐族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强大且稳定的族群共同体。
分布及迁徙
一般而言，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汉时代，氐人的活动范围大致位于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区域。这一区域大致相当于魏晋时期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部相邻地区。具体来说，就是今天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西南部以及四川省西北部三省交界地带，涵盖了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等众多河流的源头区域。 起初，氐人主要聚居在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除了这些核心聚居地之外，他们还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那样：“自嶲地以东北方向，有数十个部落首领，其中徙族和筰族规模最大；而从筰地以东北方向，又有数十个部落首领，冉駹一族最为强大。他们的习俗各不相同，有的定居生活，有的则迁徙不定，主要分布在蜀地以西的区域。再往冉駹以东北方向看去，同样有数十个部落首领，其中白马氏规模最为庞大，他们均属于氐人一类。” 由此可见，氐人不仅有着广泛的活动区域，而且其内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特征，同时与其他民族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复杂的分布格局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为后世研究氐人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汉代时期，在氐族聚居的区域设置了多个郡县，其中包括武都郡、陇西郡以及阴平郡等，并且专门设立了十三个“氐道”。这一制度可以追溯至秦代。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中有蛮夷居住者称为道。”而《后汉书·百官志》中也提到：“凡管理蛮夷地区的县皆称道。”依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漾水》等相关文献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立的道、县包括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与甸氐道隶属于广汉郡，湔氐道则属于蜀郡。这些道、县的分布范围均位于陇山以南、汉中以西、洮岷山脉以东以及冉駹地区东北部，这一情况与《史记》《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吻合。 从西汉到三国时期，氐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第一次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在此之前，即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西南边疆，派遣中郎将郭昌等人进攻并消灭了氐王，随后设立了武都郡。随着新郡县的建立，氐族逐渐受到排挤，被迫向边境的山谷地带迁移。到了公元前108年，“氐人因不满压迫而发动反叛，汉朝派兵镇压并取得胜利，随后将部分氐人迁徙至酒泉郡。”《魏略·西戎传》对此进行了总结：“氐族自古以来便有自己的首领。自从汉朝开辟益州并设置武都郡之后，氐族的部落被驱逐，分散逃窜至各个山谷之间，有的迁往禄福（应为‘福禄’），有的则停留在汧水与陇山附近。”由此可见，一部分氐人迁徙至河西走廊的禄福地区，另一部分则移居至关中地区的汧水流域及陇山一带。汉武帝通过军事手段镇压了氐人的反抗，并将其中一部分强制迁徙至酒泉郡，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事件发生于公元219年，也就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氐族所在的区域恰好处于曹操与刘备两大势力集团之间，成为双方争夺人力和物力的重要目标。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氐族也顺势而起，在武都地区逐渐形成了四股主要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是以兴国氐王阿贵为首，他驻扎在兴国城（现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
第二股势力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其根据地为仇池山（现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也有说法认为是在成县西北）。
第三股势力集中在下辨（有时写作下辩，治理范围包括现今甘肃省成县西，当时被称为武街城）等地，由氐帅雷定等七部领导，每一部都拥有上万落的氐族民众。
第四股势力则是以河池（现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镇）附近的氐王窦茂为代表，他麾下的氐族人数也达到了上万人。
公元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阿贵、杨千万等人跟随马超反抗曹操。两年后，曹操命令夏侯渊向西发起军事行动。次年，阿贵被消灭，杨千万率领部众投奔马超，并随马超南下进入蜀地，最终归附刘备。那些无法跟随撤离的部落则投降了曹操。曹操对征服的氐族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那些“前后两端”的人，将他们迁徙安置到扶风、美阳等地；而对于一直保持忠诚的，则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天水、南安一带。
公元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曹操亲自领兵征讨汉中的张鲁，计划从武都进入氐族地区。然而，氐族人却封锁道路进行抵抗，但很快就被曹操派遣的将领击败。曹操随后从陈仓出发，经散关抵达河池，窦茂率众凭借险要地形顽强抵抗，最终被曹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返回后再次进攻武都地区的氐羌部落，成功夺取了下辩，并收获了十余万斛的氐谷。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抵达汉中时，得知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考虑到武都地理位置偏远且孤立无援，担心当地的氐族会被刘备军队利用，于是命令雍州刺史张既前往武都，将五万余落的氐族迁出，安置在扶风和天水两郡的范围内。不久之后，刘备占领汉中并逼近下辩，魏国的武都太守杨阜又陆续迁移了武都地区的汉族百姓、氐族及其他民族共计万余户，安置在京兆、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县内。从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至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的氐族又有三千余落及六千余人被迫迁徙或主动归附曹魏，全部被安置在关中地区。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氐族人选择迁居到蜀汉境内。 因此，到了魏晋时期，除了原本居住在武都、阴平二郡的氐族外，他们在关中和陇右的一些郡县也形成了与汉族及其他各族交错杂居的聚居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布中心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核心，其中尤以扶风郡的人口最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雍（现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美阳（陕西省武功县西北）、（现今陕西省陇县东南）、隃麋（现今陕西省千阳县东）等县。另一个重要的分布中心则是陇右地区的天水（现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治所在现今陇西县东南）、广魏（治所在现今秦安县东南）三郡。广魏郡在晋朝时期改名为略阳郡，这里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氐族家族，例如略阳蒲（苻）氐和吕氐，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武都迁徙而来的。
在十六国时期，前赵（汉赵）、后赵、前秦等多个政权多次组织将氐族迁往关东和河北等地，使得氐族的分布范围日益扩大。例如，石虎曾将十五万落的氐族和羌族迁徙到司、冀两州；苻坚则将关中的氐族一万五千余户分别迁往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以及雍州蒲坂等地。氐族在其强盛时期，人口数量接近百万。
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老民族，其农耕文明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氐族形成了独特的居住和生活文化。其中，板屋作为古代西部汉族与氐族住宅建筑的一种普遍形式，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
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对板屋的记载：“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这一描述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也展现了板屋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这里所指的天水、陇西二郡，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在春秋之后逐渐成为氐族的主要聚居区。因此，“民以板为室屋”自然也包括了氐族人在内。 此外，北魏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渭水》中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域如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这进一步印证了板屋作为氐族主要居住形式的存在。
《南齐书·氐传》中也有相关记载：“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由此可见，氐族的建筑风格兼具实用性与地方特色，体现了他们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氐族的板屋建筑形式与羌族的居住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羌族的房屋通常用牦牛尾或羖羊毛编织覆盖，而氐族则更倾向于使用木材建造板屋，并辅以土墙加固。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技术条件，也彰显了各自文化的独特性。 综上所述，氐族的板屋不仅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研究该民族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得以窥见氐族先民如何凭借智慧与勤劳，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
在汉代时期，氐人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根据《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这片土地地势险峻，却盛产麻田，并且出产名马、牛、羊以及优质的漆和蜂蜜。”同时，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也提到：“氐人风俗淳朴，擅长织布，精于田间耕种，同时还饲养猪、牛、马、驴和骡子等牲畜。”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氐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他们不仅能够熟练地进行田间耕作和纺织布匹，还兼顾发展畜牧业，饲养包括猪、牛、马、驴、骡在内的多种牲畜。
《华阳国志》在描述武都郡的情况时进一步指出：“此地地形险要，盛产麻田，居住着许多氐人，还有众多羌戎民族的居民。这里的人民性格坚韧勇敢，出产名马、牛、羊、漆和蜂蜜。此外，这里有一处名为瞿堆百顷的险要之地，氐人常常依托此处发动叛乱。”瞿堆百顷实际上指的是仇池山，位于今天的甘肃省西和县南部。“山上水源丰富，甚至可以通过煮土制盐。”仇池山的土地肥沃，可容纳数万户人口在此居住，是氐人重要的农业区域。 到了南北朝时期，秦岭以西、宕昌以东地区的氐族农业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书·诸夷传》记载道：“武兴国的土地上种植着九谷……并且栽种桑树与麻类作物，出产紬、绢、精布、漆、蜡、椒等物品。山区还蕴藏着铜铁资源。”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氐人的纺织工艺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
《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解释：“絣，是氐人制作的一种特殊纹理的布料；纰，也是指氐人。”氐人利用麻线编织出颜色交错的“殊缕布”，这种布料因其独特的工艺而广受欢迎，在内地市场畅销无阻。漆器和蜡制品的生产也表明了氐人的手工业已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 另外，在前秦时期，泾水渠的开凿以及区种法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氐人与汉族等民族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发展。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于氐人早期的社会组织状况，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当时，氐人的各个部落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自有君长”，并且拥有众多分支，每个分支都有各自的称号。在这些称号中，作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王”和“侯”已经出现，并且他们大多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与赐予。
《魏略·西戎传》对此有明确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这表明，氐人各部落不仅早已存在自己的首领制度，而且“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尽管后来氐人逐渐迁徙至关中地区或继续留居原地，纳入郡县制的管辖范围，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结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呈现出一种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即在整体上接受郡国的统一管理，但在具体的村落或部落内部，依然由豪帅或小帅进行支配和治理。 由此可见，氐人在融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同时，依旧保持了自身独特的社会架构和文化传统，这也为后世研究氐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氐族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长期与汉族等民族杂居共处，他们不仅能够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还同时兼通汉语。在姓氏方面，氐族也有自己的姓氏体系，并且这些姓氏皆采用了汉族的姓氏形式。 《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之间时，则使用氐语交流。”又说：“其风俗和语言与中国不同，以及与羌族、胡人杂居相处时也各自有自己的姓氏，这些姓氏的形式如同中国之姓。”不过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讹误之处。而《通典》中的表述为：“其风俗、语言不与中国及羌、胡相同”，这一说法似乎更为确切。这进一步说明了虽然氐语属于汉藏语系，但与汉语、羌语等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氐族早期的婚嫁习俗与羌族颇为相似。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风俗中，氐族没有固定的规则，有的以父亲的名字或母亲的姓氏作为种号。经过十二代之后，允许相互之间通婚。如果父亲去世，则可以娶后母为妻；若兄长故去，则可接纳嫂子为妻。”
此外，《魏略·西戎传》也提到：“他们的嫁娶方式与羌族极为相似。”这或许与《西羌传》中的记载相吻合。然而，到了公元4至6世纪，由于氐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其婚俗和文化逐渐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氐族“在婚姻中开始遵循六礼，并且懂得书写交流”，这一特点已经与羌族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
在服饰方面，氐族人偏好青色和绛色。他们的衣着装饰风格类似于羌族，但其开襟外露的形式又与汉族的袍服有几分相似之处。由此可见，氐族的经济和文化不仅与羌族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同时也深受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风貌。
氐人齐万年起义
在魏晋时期，统治者基于封建阶级的利益考量，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指导下，对待内属的氐族上层采取了双重政策。
一方面，通过封官赐爵的方式，试图以羁縻手段进行拉拢，
另一方面，则设置了护西戎校尉一职，并驻扎于长安，专门负责管理关中地区的氐、羌以及杂胡等民族事务。同时，还派遣汉族官员如司马、护军等，对这些少数民族事务进行监督和管控。 在这种体制下，氐族人民不仅要接受本族大小帅的统治，还要承受来自晋朝官吏的重重压榨。晋初曾明确规定：凡民丁需承担田课任务，每夫可耕种五十亩土地，需缴纳四斛田租，每户还需上交三匹绢布及三斤绵。这一标准相较于曹魏时期的田租负担增加了一倍之多。 此外，对于那些未被纳入田课范围的远夷民众，规定他们需缴纳义米，具体为每户三斛，而地处偏远者则需缴纳五斗，极偏远地区则改为缴纳算钱，每人二十八文。而对于近夷群体，则要求他们服事供职，其待遇与普通编户齐民无异，但其所承担的赋税徭役却更为沉重。 更严重的是，一些被委以边疆治理重任的官员，往往缺乏相应的才能与德行。他们或凭借狡诈手段，侵扰欺侮边疆少数民族；或贪图赏赐利益，随意发动讨伐与杀戮。这种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内迁各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许多内迁的少数民族民众被迫沦为依附农民，甚至成为世兵，更有甚者被大规模掠卖为奴婢。 面对如此残暴的统治，内迁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萌生了反抗之心。
公元294年（元康四年）秋季八月，秦、雍两州的氐族与羌族纷纷起事，共同拥立氐族领袖齐万年为帝，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晋斗争。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也彰显了少数民族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决心。
齐万年是关中地区扶风一带的氐族豪强。在潘岳所撰写的《上关中诗表》中有记载：“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这表明其先祖可能早已纳入郡县管理体系之下，成为官方户籍制度中的一员。齐万年发动起义后，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的氐族与羌族纷纷响应，起义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陇山附近。 同年秋季，齐万年被推举为皇帝，他随即率领羌胡联军向北进发，对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展开围攻。公元297年（晋惠帝元康七年），齐万年的主力军约七万人驻扎于梁山（今陕西省乾县西北），意图向东进攻长安。为此，西晋朝廷派遣梁王司马彤担任大都督，负责指挥关中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率军驻扎在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同时，建威将军周处等人奉命率领五千兵马攻打齐万年。双方在六陌（今乾县东北）展开激战，结果晋军惨败，周处也在战斗中阵亡，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晋廷。 随后，齐万年又与西晋积弩将军孟观统领的宿卫兵以及关中军队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交锋。然而，由于粮草耗尽且缺乏外援，
齐万年最终于公元299年（元康九年）正月，在中亭川（今陕西省渭水支流漆水河附近）遭遇失败并被俘虏。不久之后，他被押解至洛阳处死。齐万年领导的这场起义虽然未能取得最终胜利，但其影响深远，对当时的政局造成了巨大冲击。
【氐族政权】
西晋时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涌现出多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其中清水地区的氐族杨氏曾建立了颇具影响力的仇池政权。与此同时，营山地区的巴氐族人李特及其子李雄更是开创了成汉政权，这一政权也被视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此外，在这一历史阶段，还有临渭地区的氐族苻坚所建立的前秦政权，以及略阳地区氐族吕氏创立的后凉政权。这些政权不仅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对后续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存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特征，展现了不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智慧与力量。
【一】仇池
东汉末年之后，中原大地战乱频仍，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关陇地区也陷入了长期的纷乱之中。氐族作为当时重要的民族群体之一，其内部各支系也在不断迁徙与演变。其中，略阳清水氐人的一支，在首领杨腾（也有说法认为是杨驹）的带领下，率领部众迁徙至仇池一带。他们在此地逐渐站稳脚跟，并成功占据了原属汉武都郡的广大地域，后代楊茂搜296年建立仇池国，从而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迁徙过程不仅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在战乱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同时也体现了氐族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杨腾（或杨驹）所率部众的迁移与定居，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还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成汉
成汉（公元304年—347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政权之一，也是这一历史阶段中第一个由氐族建立的政权。它的兴起与西晋末年的动荡局势密不可分。 西晋末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益州蜀郡的巴氐族领袖李特挺身而出，带领流民揭竿而起，反抗西晋统治。
公元297年，李特率领一支关中流民队伍南下迁徙至汉中地区，为后来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公元302年，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正式宣告其独立地位，并于次年确立年号为“建初”，率军向成都发起进攻。然而，益州刺史罗尚顽强抵抗，最终导致李特战败身亡。 李特去世后，其弟李流接过了领导权，继续统帅流民进行战斗。然而，仅过了一年，李流也因病去世。此后，李特之子李雄成为新的首领。
公元304年，李雄成功攻占成都，自立为成都王；两年后，他更进一步称帝，定国号为“成”，这一政权被后世称为“成汉”。 作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由氐族建立的政权，成汉的出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少数民族开始积极参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角逐，同时也拉开了“五胡乱华”序幕，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融合进程。尽管成汉政权最终于公元347年灭亡，但它在短暂的存在时间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
【三】前秦
前秦，是由氐族苻氏为主建立的一个重要政权，因此也被称为“苻秦”。这一政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苻氏家族的早期历史。据史书记载，苻氏的祖先最初居住在武都地区（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当时，由于其家族池塘中生长出长达五丈的蒲草，被当地民众称为“蒲家”，并以此为姓氏。到了三国时期的曹魏时代，蒲家由武都迁徙至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并在那里世代担任部落小帅，成为地方上的重要势力。
公元310年（晋永嘉四年），蒲洪被宗族推举为盟主，自立为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标志着苻氏家族开始崭露头角。同年，刘曜在长安称帝后，任命蒲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并将其迁居至高陆（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随后，蒲洪进一步被封为氐王。然而，在前赵灭亡后，蒲洪退守陇山一带，暂时隐匿锋芒，积蓄力量。 公元333年（东晋咸和八年），蒲洪选择归顺后赵石虎，被授予冠军将军、泾阳伯的官职。之后，他率领两万户氐、羌部落从陇东迁至冯翊郡（今陕西省大荔县）。在此期间，蒲洪向石虎进言，建议将雍州地区的豪杰以及氐、羌等十多万户迁徙至关东地区，以充实京师实力。这一提议得到了石虎的认可，蒲洪因此被提拔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并率领两万户迁居至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
公元350年（东晋永和六年）春，蒲洪派遣使者前往江左（即东晋统治区域），东晋朝廷随即任命他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并封为广川郡公。此时正值冉闵屠杀胡羯势力，大量关陇地区的流民纷纷西归，途径枋头时大多投奔蒲洪麾下。随着势力不断壮大，蒲洪拥兵十余万，正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并恢复祖姓“苻”。然而，不久之后，苻洪便被后赵旧将麻秋用毒酒杀害。 苻洪去世后，其子苻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统领部众继续发展。苻健深知当时百姓普遍心向晋室，因此在从枋头向关中进军的过程中，他打着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的旗号，以争取民心和支持。同年冬季，苻健抵达关中后，迅速遣使向东晋表示臣服。直至后来苻健称帝建号，才正式与东晋断绝关系，开启了前秦独立发展的新篇章。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展现了苻氏家族的政治智慧，也为前秦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苻健进入长安，占据关陇地区，当时的“秦、雍夷夏皆附之”。在公元351年（永和七年）的春天，苻健正式登基，称天王、大单于之位，建立国号为大秦，并改元皇始。到了次年，苻健进一步称皇帝，将大单于之位授予其子苻苌。在他的统治期间，苻健不仅致力于巩固政权，还积极发展经济与文化。 一方面，他在丰阳县（今陕西省山阳县东南）设立了荆州，这一举措旨在引进南方的珍贵物资，如金器、奇货、弓竿、漆蜡等，同时通过开放市场吸引远方商人前来贸易，使得国家财政逐渐充实，各类珍稀物品也堆积如山。另一方面，在成功击退桓温的北伐之后，苻健在长安平朔门内建立了来宾馆，以招徕远方人士；又在北门修建了灵台，与百姓约法三章，减轻赋税，降低宫室建设标准，专注于政务管理，优待年长者，推崇儒家学说。这些政策得到了史书的高度评价，称当时“关西家给人足”，相较于西晋末年的动荡时期，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然而，苻健的统治并未长久延续。
公元355年（永和十一年），苻健去世，其子苻生继位。但苻生性格荒淫残暴，导致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公元357年（升平元年），苻健之弟苻雄的儿子苻坚发动政变，杀死苻生自立为帝，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苻坚即位后，重用贤臣王猛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逐步统一北方。 在政治上，他推行改革，修复废弃的官职，恢复断绝的家族，尊崇神祇，鼓励农业生产，设立学校教育，对鳏寡孤独及高龄无依者给予不同程度的粮食和布帛援助。对于具有特殊才能或孝友忠义、德行高尚的人才，则命令地方官员上报以备任用。面对关中复杂的民族矛盾，苻坚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治国理念，实施了较为开明和慎重的政策。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首先，他任命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严明执法，仅数月间便诛杀了二十多位权贵豪强，使百官震惧，豪强收敛，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其次，苻坚信任汉族士人，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与合作，促使氐族上层向封建官僚转变，下层则逐渐转化为部曲兵户。此外，他还以汉族封建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大力推行“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积极宣扬汉文化。当时，氐族贵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苻坚更是广泛设立学府，召集精通经书的郡国学生充实其中，要求公卿以下的子孙都必须接受教育。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军队将士修习学问，在宫廷内设置典学机构，教授后宫人员及有聪慧资质的阉人和女隶，专门聘请博士传授经典。
在经济领域，苻坚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例如推广区种法，开发泾水上源，凿山筑堤，疏通渠道引水灌溉盐碱地等，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从长安到各州之间，道路两旁遍植槐柳，每二十里设一亭，每四十里设一驿站，为旅行者提供便利，商旅往来频繁，经济繁荣昌盛。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氐族与汉族在经济上的融合也日益加深。
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处理上，苻坚秉持“夷狄应和”的原则，实行“服而赦之”的方针，对各民族上层多采取宽容优待政策。例如，在灭亡前燕时，他赦免了慕容暐及其王公大臣，将他们迁徙至长安，并根据身份给予不同的封赏，随同迁徙的共有四万鲜卑人。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前秦与鲜卑等族之间的关系，稳定了关东局势，但也为前秦埋下了潜在隐患。总的来说，苻坚的统治时期是前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他的诸多政策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各民族的统治与管理，苻坚采取了一系列移民和分置政策。例如，在公元371年（东晋咸安元年），苻坚将关东地区的豪杰以及杂夷十万户迁徙至关中地区，并分别安置乌桓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等地。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人口的有效分布，也进一步巩固了关中的战略地位。 与此同时，苻坚还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将氐族分散到各地方镇。
公元380年（太元五年），苻坚鉴于氐族人口逐渐增多，决定在秋季七月份对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的十五万户氐族进行重新分配，由宗亲率领并分散驻守于各个方镇，类似于古代诸侯制度。这种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杂居与融合，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鲜卑、羌、羯等民族被广泛分布于京畿附近，而原有的氐族人群则被迫迁往偏远地区，从而削弱了氐秦政权对关中的直接控制力。对此，赵整曾感叹道：“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这句诗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因民族迁徙而导致的潜在危机。 尽管如此，苻坚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他执政初期，通过鼓励农桑、发展生产的积极手段，使得秦国国内局势趋于相对稳定，为苻坚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370年（晋太和五年），苻坚成功灭亡前燕；次年，他又消灭了仇池氐杨氏势力，并派遣将领攻打陇西鲜卑乞伏司繁且取得胜利。到了公元373年（晋宁康元年），苻坚再次派遣军队夺取东晋的梁、益二州，西南地区的邛莋、夜郎等少数民族部落亦纷纷归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扩大了前秦的疆域，更彰显出苻坚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战略眼光。
公元376年，也就是东晋太元元年，前秦军队进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张天锡在面对秦军的强大攻势下选择投降，随后前秦将当地豪族七千余户迁徙至关中地区。至此，延续多年的前凉政权宣告灭亡。同年，趁着鲜卑拓跋氏内部局势动荡、力量衰弱之际，前秦迅速出兵，成功消灭了代国，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疆域。
公元382年（太元七年），苻坚命令吕光率军进驻西域。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前秦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其版图范围极为广阔：“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吞襄阳，北尽沙漠”。不仅领土辽阔，周边国家和地区也纷纷与之建立联系。东北方向的新罗、肃慎，以及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等六十二个东夷和西域的王国，都派遣使者前来，向苻坚赠送地方特产以示友好交往。然而，在如此强大的势力面前，占据东南地区的东晋依然顽强地与之对峙，成为当时唯一能与前秦抗衡的政权。 苻坚统一北方后，凭借百万大军和充足的物资储备，雄心勃勃地计划消灭东晋，实现“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的宏伟目标。他甚至自视甚高，直接下诏任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且在长安修建府邸等待他们前来就任。这充分体现了苻坚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以及对统一全国的强烈渴望。
公元383年，即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八年的七月，前秦天王苻坚正式下令对东晋发动全面进攻。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苻坚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动员措施：他将辖区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并按照每十名成年男子中征调一名士兵的比例组建军队。同时，他还精心挑选了三万名出身良家子弟的精锐，编入羽林郎这一皇家近卫部队，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负责统领这些年轻勇士。
同年八月，苻坚任命阳平公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由慕容垂、张蚝、梁成等将领率领的二十五万步骑兵作为先锋部队先行出发。此外，他又命兖州刺史姚苌担任龙骧将军，督管益州和梁州的军事行动，带领蜀地的军队沿长江东下，与主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
九月初二，苻坚亲自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
据史书记载，这支庞大的军队规模惊人，共有六十多万步兵和二十七万骑兵，前后绵延千里，旌旗飘扬，鼓声震天。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的部队才刚刚到达咸阳，而蜀汉的水军则顺流而下，幽州与冀州的部队也已进至彭城。东西万里之间，水陆两路齐头并进，运输粮草的船只多达上万艘，从黄河经石门一路驶入汝水和颍水流域，为前线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苻坚曾自信满满地夸耀说：“若将我军的鞭子投入长江，足以阻断水流。”然而，实际上真正投入战斗的兵力仅有苻融指挥的三十万先遣部队，他们已经抵达颍口（今安徽省颍上县）。 面对来势汹汹的前秦大军，东晋迅速组织起一支十万精锐部队予以抵抗，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共同制定战略部署。
十月，苻融率领的前锋部队成功渡过淮河，攻占了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省寿县）。随即，他派遣使者向苻坚报告战况，称：“敌军数量较少，容易擒获，只是担心他们会逃跑，请陛下速来支援。”于是，苻坚决定将主力部队留在项城，自己仅率领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往寿阳。
十一月，谢玄指挥晋军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在淝水一带与前秦军队展开对峙。谢玄派遣使者向苻融传达了一封挑战书，说道：“贵军孤军深入，布阵于水边，显然有长期坚守之意，这难道是想立即开战的表现吗？如果贵军能稍微后撤一些距离，让我们双方将士能够从容交锋，我和您也可以悠闲地在马上观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岂不是更加美妙？”苻坚听闻此言后，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打算趁晋军半渡淝水时发起突袭，将其围困歼灭。然而，当他命令军队后撤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队伍开始混乱失控。谢玄等人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渡河反击。在此危急时刻，苻融试图骑马巡视全军以稳定军心，却不料坐骑失蹄摔倒，最终被杀。与此同时，曾经投降前秦的晋将朱序在阵后大声呼喊：“秦军败了！”这一消息如同导火索一般引发了秦军的大规模恐慌，整个军队陷入混乱，溃不成军，根本无法阻止败退之势。 谢玄乘胜追击，一直追赶到青冈（位于寿阳城西三十里处）。此次战役，秦军损失惨重，自相践踏而死的士兵尸体遍布原野，堵塞了河流。那些侥幸逃脱的人听到风吹草动或鹤鸣声，都误以为晋军追至，因此昼夜不敢停歇，只能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加之饥寒交迫，最终导致七、八成的士兵死亡。苻坚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流箭所伤，只得单人独骑逃回淮北，沿途收拾残兵，直到抵达洛阳时才勉强集结了十余万人返回长安。而东晋方面则收复了寿阳，并在次年进一步夺回了梁州和益州等地。 淝水之战的失败标志着前秦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原本臣服于前秦的各个民族纷纷揭竿而起，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使得前秦的统治迅速瓦解，国家陷入分裂动荡的局面。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南北对峙的格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
公元385年，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年的五月，长安遭受了西燕军队的猛烈攻击。在这一危急时刻，前秦的建立者苻坚被迫逃离长安，退往五将山（位于现今陕西省岐山县的东北部）。然而，他的逃亡之路并未能持续太久，不久之后便被后秦的姚苌所俘获，并最终在新平（今陕西省彬县）的一座佛寺中被勒令自尽，结束了他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
公元394年，即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九年，苻坚的族孙苻登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宿命，被后秦的姚兴击杀。苻登的儿子苻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逃至湟中，并在那里即位称帝，试图延续前秦的血脉与国祚。然而，好景不长，苻崇很快就被西秦的乞伏乾归派遣将领剿灭。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前秦帝国彻底宣告灭亡，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唏嘘的记忆。
【四】后凉
后凉是由略阳的氐族人吕光所建立的政权。吕光，字世明，是后凉君主吕光的先祖吕文和的后代。追溯吕氏家族的历史，汉初时，吕光的祖先吕文和在周勃、陈平诛灭吕氏以安定刘氏天下的动荡时期，从沛地隐居并融入了氐族部落，逐渐成为该部族中的首领与豪强。 吕光出身于前秦太尉吕婆楼家族，他早年曾跟随名将王猛征战，参与灭掉前燕的战役，因功被封为都亭侯。之后，他又升迁为步兵校尉，并被授予骁骑将军的职位，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力。 公元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前秦皇帝苻坚在平定山东地区后，国力日益强盛，遂萌生了征服西域的雄心壮志。于是，苻坚任命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率领包括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人在内的精锐部队，共计七万步兵及五千骑兵，浩浩荡荡地向西域进发。次年正月，大军从长安出发，鄯善王休密驮和车师俞部主弥寘担任向导，帮助军队顺利前行。在此次远征中，吕光的军队先后降服焉耆，攻破龟兹，最终使得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相继归附。 由于路途遥远且交通阻隔，苻坚虽封吕光为都督王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以及西域校尉，但相关诏令未能及时传达至西域地区。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奠定了吕光在西域的地位，也为他日后建立后凉政权埋下了伏笔。
淝水之战后，长安局势日益危急。当时，众将领纷纷劝说吕光迅速返回故地以稳定局势。于是，在公元385年（东晋太元十年），吕光决定率领大军东返。他命令用200多头骆驼装载珍贵的宝物和奇玩，并驱赶万余匹骏马一同出发。途中，他还成功收降了原前秦高昌太守杨翰，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当大军行至玉门关时，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派遣五万大军在酒泉设下埋伏，意图阻截吕光的队伍。然而，这场战斗最终以吕光的大获全胜告终。乘胜追击之下，吕光迅速攻占了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随后，他自封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次年，吕光听闻苻坚去世的消息，便趁机宣布称自己为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以及酒泉公，权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公元389年（太元十四年），吕光更进一步，自称三河王，巩固了他在河西地区的权威。 时间推移到公元396年（太元二十一年），吕光正式登基，建立大凉国，自立为天王，并设立百官制度，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后凉”。然而，在其统治后期，吕光开始施行严酷的刑法政策，甚至杀害了功臣杜进等重要大臣。这些行为引发了内部的不满与动荡，部下沮渠蒙逊、段业等人相继叛离，另立山头，导致后凉逐渐走向衰落。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吕光病逝。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内斗，使得国家更加混乱不堪。最终，在公元403年（东晋元兴三年），后凉被后秦姚兴所灭，结束了短暂却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史籍记载】
北宋《百家姓》
（关于“节”姓记载中，有一支为“氐”：）“戏传器和小帝。器的后裔为钜（jù）、伯陵、祝庸三支。钜之后有封、钜、封父、富父；伯陵生蜂和逄（páng），逄生殳（shū）、延和鼓，鼓生灵恝（jiá），灵恝生氐。”
南齐书
氐杨氏，与苻氐同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晋世有杨茂苾，后转强盛，事见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
宋元嘉十九年，龙骧将军裴方明等伐氐，克仇池，后为魏虏所攻，失地。氐王杨难当从兄子文德聚众茄芦，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从弟僧嗣、文庆传代之。难当族弟广香先奔虏，元徽中，为虏攻杀文庆，以为阴平公、茄芦镇主。文庆从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朝议以为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
太祖即位，欲绥怀异俗。建元元年，诏曰："昔绝国入贽，美称前册，殊俗内款，声流往记。伪虏茄芦镇主、阴平郡公杨广香，怨结同族，衅起亲党，当宋之世，遂举地降敌。茄芦失守，华阳暂惊，近单使先驰，宣扬皇威，广香等追其远世之诚，仰我惟新之化，肉袒请附，复地千里，氐羌杂种，咸同归顺。宜时领纳，厚加优恤。广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随名酬赏。"以广香为督沙州诸军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诛，其亲将李乌奴惧奔叛，文弘纳之。乌奴率亡命千余人攻梁州，为刺史王玄邈所破，复走还氐中。荆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讨乌奴，檄梁州能斩送乌奴首，赏本郡，乌奴田宅事业悉赐之。与广香书曰：
夫废兴无谬，逆顺有恒，古今共贯。贤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怀挟诡态，首鼠两端，既已被伐，盘桓稽命。遂潜遣李乌奴叛。杨文弘扇诱边疆荒杂。柏年今已枭禽，乌奴频被摧破，计其余烬，行自消夷。今遣参军行晋寿太守王道宝、参军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会领锐卒三千，遄涂风迈，浮川电掩。又命辅国将军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鲁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称、益州刺史傅琰，并简徒竞鹜，选甲争驰。雍州水步，行次魏兴，并山东侨旧，会于南郑。或泛舟垫江，或飞旌剑道，腹背飚腾，表里震击。
文弘容纳叛戾，专为渊薮，外侮皇威，内凌国族。君弈世忠款，深识理顺，想即起义，应接大军，共为掎角，讨灭乌奴，克建忠勤，茂立诚节。沈攸之资十年之积，权百旅之众，师出境而城溃，兵未战而自屠，朝廷无遗镞之费，士民靡伤痍之弊。况蕞尔小竖，方之蔑如，其取歼殄，岂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陕司蕃，清氛荡秽，谅惟任职。此府器械山积，戈旗林耸，士卒剽劲，蓄锐积威，除难剿寇，岂俟征集！但以剪伐萌菌，弗劳洪斧，扑彼蚊蚋，无假多力。皇上圣哲应期，恩泽广被，罪止首恶，余无所问。赏罚之科，具写如别。
使道宝步出魏兴，分军溯垫江，俱会晋寿。太祖以文弘背叛，进广香为持节、都督西秦州刺史。广香子北部镇将军郡事炅为征虏将军、武都太守。以难当正胤杨后起为持节、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武兴，即文弘从兄子也。
三年，文弘归降，复以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先是广香病死，氐众半奔文弘，半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从子后起进据白水。白水居晋寿上流，西接涪界，东带益路，北连阴平、茄芦，为形胜之地。晋寿太守杨公则启经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应且加恩耳。卿若能袭破白水，必加厚赏。”
世祖即位，进后起号冠军将军。永明元年，以征虏将军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将军如故。二年，八座奏后起勤彰款塞，忠著边城。进号征虏将军。四年，后起卒，诏曰：“后起奄至殒逝，恻怆于怀。绥御边服，宜详其选。行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集始，干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缉境宁民、宣扬声教。可持节、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后起弟后明为龙骧将军、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为宁朔将军。五年，有司奏集始驱狐剪棘，仰化边服。母以子贵，宜加荣宠。除集始母姜氏为太夫人，假银印。九年，八座奏杨炅嗣勤西牧，驰款内昭，宜增戎章，用辉遐外。进号前将军。
十年，集始反，率氐、蜀杂众寇汉川，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宁朔将军桓卢奴、梁季群、宋囗、王士隆等千余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马。贼众万余人纵兵火攻其城栅，卢奴拒守死战。智伯又遣军主阴仲昌等马步数千人救援。至白马城东千溪桥，相去数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军内外奋击，集始大败，十八营一时溃走，杀获数千人。集始奔入虏界。
隆昌元年，以前将军杨炅为使持节、督沙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集始入武兴，以城降虏，氐人苻幼孙起义攻之。
建武二年，氐、虏寇汉中。梁州刺史萧懿遣前氐王杨后起弟子元秀收合义兵，氐众响应，断虏运道。虏亦遣伪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孙领其众。高宗诏曰：“仇池公杨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丑虏凶逼，血诚弥厉，宣播朝威，招诱戎种，万里齐契，响然归从。诚效显著，实有可嘉。不幸殒丧，凄怆于怀。夫死事加恩，《阳秋》明义。宜追覃荣典，以弘劝奖。赠仇池公。持归国。”
氐杨馥之聚义众屯沮水关，城白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军于黄亘，战大败。集始走下辩，馥之据武兴。虏军寻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自引兵据仇池。诏曰：“氐王杨馥之，世纂忠义，率厉部曲，树绩边城，克殄奸丑。复内禀朝律，外抚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为持节、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沙州刺史杨炅进号安西将军。三年，炅死，以炅子崇祖为假节、督沙州军事、征虏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阴平王。
四年，伪南梁州刺史杨灵珍与二弟婆罗、阿卜珍率部曲三万余人举城归附，送母及子双健、阿皮于南郑为质。梁州刺史阴广宗遣中兵参军猷王思考率众救援，为虏所得，婆罗、阿卜珍战死。灵珍攻集始于武兴，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穷急，请降。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军事、征虏将军、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复以集始为使持节、督秦雍二州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灵珍后为虏所杀。
自虏陷仇池以后，或得或失。宋以仇池为郡，故以氐封焉。
魏书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氏，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将军。无子，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王。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茂搜死，子难敌统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难敌死，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臣晋，晋以毅为征南将军。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季龙，后称蕃于晋。永和十年，改初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复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国子安为武都太守。十二年，国从叔俊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苻生，杀俊，复称蕃于晋。死，子世自立为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为秦州刺史，弟统为武都太守。世死，统废世子纂自立。统一名德。纂聚党袭杀统，自立为仇池公，遣使诣简文帝。以纂为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伐纂，克之，徙其人于关中，空百顷于地。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苻坚之败，关右扰乱，定尽力于坚。坚死，乃率众奔陇右，徙居历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食储于百顷。招夷夏得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称蕃于晋。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后以为秦州刺史。登国四年，遂有秦州之地，号陇西王。后为乞佛乾归所杀，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蕃于晋。天兴初，遣使朝贡，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仇池王。隔碍姚兴，不得岁通贡使。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守汉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为武都王。盛死，私谥曰惠文王。子玄统位。玄字黄眉，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虽蕃于宋，仍奉晋义熙之号。后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蕃，许之。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难当固辞，请立保宗以辅之。保宗既立，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国险，宜立长君，反事孺子，非久计。”难当从之，废保宗而自立，称蕃于宋。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石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被系。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流人有许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时宋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以思话未至，遣将举兵袭梁州，破白马，遂有汉中之地。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难当后释保宗，遣镇董亭。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后遣大鸿胪崔颐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贡献于宋不绝。寻而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太延初，难当立镇上邽。太武遣车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又诏喻难当，奉诏摄守。寻而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袭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将裴方明等伐之。难当为方明所败，弃仇池，与千余骑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宫。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炽守之，河间公齐击走之。先是，诏保宗镇上邽，又诏镇骆谷，复其本国。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说保宗令叛。事泄，齐执保宗送京师，诏难当杀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为武都王，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齐逆击，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芦，武都、阴平氐多归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文德，走汉中，收其妻子、僚属、资粮。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赐死。初，公主劝保宗反，人问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礼，妇人外成，因夫而荣。事立，据守一方，我亦一国之母，岂比小县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时，拜难当营州刺史，还为外都大官。卒，谥曰忠。子和，随父归魏，别赐爵仇池公。子德子袭难当爵，早卒。子小眼袭，例降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别有传。小眼子公熙袭爵。正光中，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送租于南秦、东益，普惠启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进，遣公熙先慰氐。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密令访察，公熙果有潜谋，将为叛乱。子建仍报普惠，令其摄录。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东出汉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贿赂，终得免罪。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文德后自汉中入统汧、陇，遂有阴平、武兴之地。后为宋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保宗之执也，子元和奔宋，以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据城归顺，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将军、武都王，内徙京师。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僧嗣死，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归顺。献文授文度武兴镇将，既而复叛。孝文初，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斩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献文庙讳，以小名称。鼠自为武兴王，遣使奉表谢罪，贡其方物，孝文纳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将军、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从子后起统位，孝文复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复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寻还武兴，进号镇南将军，加督宁、湘五州诸军事。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集始遂入齐。景明初，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梁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道迁求援于集起、集义，二人贪保边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率众破天保，全汉川，朗之力也。集义见梁、益既定，恐武兴不得久为外藩，遂扇动诸氐，推绍先僣称大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外引梁为援。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诏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未几，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大统元年，绍先请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许之。绍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据地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复叛。赵昶时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乃定。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然后出兵讨之。擒盖闹，散其余党。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举众内附，自是职贡不绝。废帝元年，以深为黎州刺史。二年，杨辟邪据州反，群氐复与同逆。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周文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兴州刺史。贵威名先着，群氐颇畏服之。来岁，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军回，法深寻与其宗人杨崇集、杨陈侳各拥其众，递相攻讨。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从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周明帝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辩、柏树二县人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属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赵昶讨平二县，并斩段吒。而阴平、葭芦氐复往往屯聚，与厨中相应。昶乃简精骑，出其不意，径入厨中，至大竹坪，连破七栅，诛其渠帅，二郡并降。及昶还，厨中生氐，复为寇掠。昶又遣仪同刘崇义、宇文琦入厨中讨之，于是群氐并平。及王谦举兵，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