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yì zhōu]~四川一带古地名

中文名：益州
外文名：YiZhou

始置：汉武帝.刘彻时期
地区：今西南（除西藏川西）一带
面积：1060000 km²
繁荣时期：人口529万人（三国蜀汉政权初期）
主要城市：成都、巴郡、南郑、雒县、江阳

【州级行政区】
先秦
      在殷商时期，益州这片土地是巴人和蜀人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公元前316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秦国通过一系列的战略行动成功吞并了巴蜀地区。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扩展了秦国的疆域，也为秦国后续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战略优势。 随后，在公元前311年，秦国依照都城咸阳的城市建制，在此地修筑城垣。这一建筑活动不仅是对地方行政管理的一次规范化调整，更体现了秦王朝对于巴蜀地区治理的高度重视，标志着该地区正式融入中原政治体系，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西汉
     元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理，设立了13个刺史部。其中，四川地区被划归为益州部，其州治设在雒县。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这一区域经历了多次行政调整与划分，先后增设了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以及益州郡等众多郡级行政区划。这些郡下辖总计146个县，均归属于传统的蜀地范围。 从地理上看，这一广阔区域涵盖了现今的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以及陕西省的汉中盆地等地。这些地方不仅自然环境多样，而且文化交融丰富，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对这一区域的细致划分和有效管理，为后续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
    全国的行政区划曾经进行过调整，其中益州的治所被设定为雒县（即今天的四川广汉）。191年时，益州牧刘焉将治所迁至绵竹。到了194年，州治再次迁移，这次选择了成都作为新的治所。从那时起，“益州”这一名称逐渐蕴含了成都的别称之意，并且这一称谓几乎一直沿用到西晋末期。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成都这座城市本身的名称却始终未曾发生过改变，一直延续至今。

三国
     益州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三个州之一，其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刘备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征战，成功占领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蜀汉政权，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到了三国末年，随着历史的进程推进，魏国灭掉了蜀汉政权。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广袤区域，魏国对原益州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从中分割出一部分，另外设置了梁州。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当地的行政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

南北朝
   在西晋、东晋以及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这里长期属于益州与梁州的管辖范围。在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国时期，谯纵在此地建立了谯蜀政权，为这一区域的历史增添了独特的一笔。这一时期的各种变迁，不仅体现了当地政治格局的演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重组，使得这片土地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隋唐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全国范围内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废除了郡级建制，改为以州直接统辖县。至此，原本作为重要行政区域的益州也从一个庞大的辖区缩小为仅相当于一郡的规模。 到了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再次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将“州”重新更名为“郡”。于是，益州也随之改称为蜀郡，并设置了太守一职来管理该地区。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随着唐朝建立，地方行政名称再次恢复旧制，“蜀郡”重新更名为“益州”，并且设立了刺史这一官职负责当地的治理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优化行政区划体系，废止了之前的州、郡两级制度，将包括益州在内的多个州整合为剑南道，纳入更大的区域管理体系之中。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开发西南地区，在益州的部分地域上新设了蜀州，使这一地区的行政划分更加细化。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鉴于边疆防御和地方治理的需要，剑南道正式设立剑南节度使一职，而益州则成为其管辖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一次对地方行政命名进行了调整，将“州”改回“郡”的称呼。此时，益州再次更名为蜀郡，标志着“益州”这一称谓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成都】
     成都，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古时有着诸多美称，如锦城、锦官城、芙蓉城等，而“蓉城”这一别称也广为人知。 成都是古蜀国的故地。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2500年前，古蜀国的开明王将都城从樊乡（现今的彭州与新都交界地带）迁至此处。他借鉴了周太王迁岐时“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寓意，正式将此地命名为成都。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未曾改变。 秦朝统一六国后灭掉蜀国，成都改称为蜀郡。到了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极为发达，朝廷为了更好地管理织锦产业，专门在此设置了“锦官”，因此成都又被赋予了“锦官城”或简称为“锦城”的美名。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下令在城内广泛种植芙蓉花，每当秋季花开时节，满城尽被芙蓉花装点，美丽异常，于是成都又得名为“蓉城”。

      从西晋末期成汉政权建立（公元四世纪初）到唐末五代十国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成都的益州别称几乎不再使用。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执政时，他在城墙外大量种植芙蓉树。每到花开季节，整个城市仿佛被芙蓉花环绕，从远处望去，宛如一座漂浮在花海中的芙蓉之城，由此“蓉城”的称呼便流传开来。然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成都这座城市本身的名称却从未发生过改变。 作为蜀郡的首府，成都盛产闻名天下的蜀锦。为了满足朝廷对蜀锦的需求，皇帝特别设置了锦官负责相关事务，这也使得成都有了“锦官城”之称。而在秦末汉初时期，成都因其富饶的物产和繁荣的经济，逐渐取代中原地区，被誉为“天府之国”。这些称号不仅体现了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彰显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末年，公孙述自立为帝，并将成都定为其政权的都城，称为“成家”。这一时期，成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东汉末年，刘焉出任“益州牧”，并将治所迁至成都。从此，成都成为了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其政治和行政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奠定了其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的成都，商业极为发达。早在秦代，成都便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都市。

       到了西汉，成都的人口规模达到了7.6万户，将近40万人，成为当时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与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等城市齐名。其中，“少城”是成都商业最为繁荣的区域，这里商铺林立，商品堆积如山，市场景象十分繁华。各类商店和货摊鳞次栉比，展现了成都作为商业重镇的活力与魅力。 除了商业繁荣之外，汉代的成都还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文人学者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汉代的文化内涵，也使成都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此外，成都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其精美的绘画技艺和广泛的内容题材，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成为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成都得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古蜀国时期。当时，古蜀国从北方迁都至南方，并在此建立新的都城。统治者希望通过迁都，效仿周朝先祖迁都后兴旺发达的经历，同时也希望这片新土地能够迅速发展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因此，他们取“成为都城”之意，将此地命名为“成都”。由此可见，成都自诞生之日起便以“成都”之名为世人所知，其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美好的寓意。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成都都在秦汉时期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和影响力，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隋唐时期，成都以其卓越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繁荣而闻名于世。这一时期，佛教也在成都广泛传播并深受欢迎。成都作为当时全国四大名城之一（长安、扬州、成都、敦煌），其地位位居第三。在农业、丝绸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方面，成都都展现出了高度的发展水平。 同时，造纸与印刷术在成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被形容为“扬一益二”——即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蜀绣位列全国三大名绣之一，而蜀锦则被视为珍贵的贡品，其产量更是居全国之首。 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唐代后期，许多印刷品皆出自成都。此外，成都还拥有全国重要的菜市、蚕市，并且存在被称为“草市”的乡镇集市，这些集市分布在邻近地区，进一步丰富了成都的市场体系。 唐代时，成都吸引了众多文学家汇聚于此，包括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雍陶、康术等著名诗人，他们曾短期旅居成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旅游胜地开发方面，唐代的成都也不甘落后，开摩河池与百花潭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景点。贞观年间，城北修建了建元寺，至唐朝大中年间更名为昭觉寺，被誉为“川西第一禅林”。这些成就共同铸就了成都作为隋唐时期重要都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