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周

中文名：阮国

别称：

1.偃姓阮国”或“皋陶之裔国”（族源别称）
2.泾州阮国‌（地理代称）
3.阮伯国‌（西周时期册封爵位）

统治者族系：东夷族

开国君主：阮髡（皋陶后裔）

都城：共邑（今泾川县水泉寺一带）

地理范围：东至蒲河、南抵黑河、西达党原、北接红河，覆盖今泾川全境
国家性质：诸侯方国

地位：地理军事要害性‌、‌文明源流意义‌、‌政权博弈工具性

存在时间：（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062年）

【概述】

        阮国是商朝时期由皋陶的裔孙阮髡所建立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其都城为共邑，即现今泾川县水泉寺附近。阮国的疆域范围大致东至蒲河，南抵黑河流域，西达党原地区，北接红河，涵盖了如今泾川县的全部地域。作为商代的重要封国之一，阮国在当时的区域政治与文化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据历史记载，在商纣王三十二年，密须国对阮国发动了军事入侵，并进一步逼近其都城共邑。这一事件成为周文王出兵讨伐密须国的重要契机。最终，周军击败密须国，而阮国也在此过程中被灭。阮国灭亡之后，其国人以国名为姓，形成了“阮”姓，并逐渐迁徙至各地，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一支重要血脉。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为阮国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在泾川县境内已发现多达42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包括铜鬲、铜爵、铜鼎在内的大量青铜器物，这些文物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反映了当时阮国及其周边地区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

        其中，位于水泉寺的共池被认为是阮国都城的重要标志，而盘顶子遗址的夯土台基则被确认为典型的商周时期建筑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尽管在阮国遗址周边发现的青铜器分布较为广泛，但其数量相较于邻近的密须国遗址仍相对较少，这或许反映了阮国在当时资源掌控或社会规模方面的局限。

【历史脉络】

       阮国的建立可以追溯至商朝时期。部分文献中存在误载，将阮国的分封归于周王时期（如称“武丁分封其子”），然而，依据高可信度的历史资料，阮国的首次分封应归属于商朝第22代君主——商王武丁，受封者为皋陶的后裔阮髡。至西周初年，虽然阮国再次被重建，但并非首次分封。

分封者：商王武丁

          商王武丁，是商朝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其统治时期被称为“武丁中兴”，是商王朝政治稳定、军事强盛、疆域拓展的重要阶段。为了巩固西北边疆、加强对周边部族的控制，武丁在这一时期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分封举措。其中，阮国的建立即为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武丁将皋陶的后裔阮髡分封于泾水流域，建立了阮国，此举不仅是对地方势力的整合，更是商朝西北边防体系的重要一环。

受封者：阮髡

        阮髡作为皋陶（偃姓）家族的直系后裔，被武丁任命为阮国的首任君主。皋陶作为上古时期著名的贤臣，其后裔在商代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阮髡受封后，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南一带建立统治中心，管辖范围涵盖泾河中游地区，具体位于“岐山与泾水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成为了商朝西北边陲的重要政治与军事据点。

分封背景及目的~历史背景

         在武丁统治时期，商朝通过一系列军事征伐，成功将西北地区的部族纳入其统治体系，并逐步建立起以诸侯国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阮国的设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战略价值

          阮国与周边的密须、共等诸侯国共同构成了商朝在西北地区的防线，扼守着关中通往陇西的战略通道。这一区域不仅是商朝抵御外敌、稳定边疆的关键地带，也是连接中原与西部族群的重要枢纽。

政治意图

         武丁选择分封皋陶后裔阮髡，体现了商朝“以亲制边”的政治策略。通过分封具有血缘或历史渊源的贵族，不仅能够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也有助于团结东夷等族群，维护王朝整体的稳定与统一。

【阮国称谓】

        商朝时期的阮国，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中留下了诸多记载，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献中亦有多种别称，这些称谓不仅体现了阮国在政治、地理和族源方面的特征，也为我们研究其历史地位与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阮伯国（西周时期册封爵位） 西周初年，随着周王朝对各地方国的重新整合与分封，阮国的君主被周王室正式册封为伯爵，从此阮国被称为“阮伯国”。这一称号标志着阮国在西周时期已成为周王朝分封体系中的一员，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泾川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簋铭文中明确记载了周王册封“阮伯”的史实，成为阮国作为西周封国的重要实物证据。这一称号不仅体现了阮国与周王室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反映出当时政治格局中方国的地位与作用。

         二、泾州阮国（地理代称） 阮国的核心区域位于泾河中游一带，即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因此，后世文献中常以其地理位置作为代称，称之为“泾州阮国”或“泾川阮国”。《姓谱》与《通志·氏族略》等古籍中均有记载，称“阮国在岐山、泾水之间”，进一步印证了其地理范围。这种以地名称国的方式，不仅便于后人理解阮国的疆域位置，也反映了古代国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偃姓阮国（族源别称） 从族源角度来看，阮国的统治者属于东夷族群系统，其祖先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著名的司法官皋陶，而皋陶为偃姓后裔。因此，阮国也被史书称为“偃姓阮国”或“皋陶之裔国”。这一称谓揭示了阮国统治阶层的族源背景及其与古代华夏文化体系之间的渊源关系。皋陶作为上古时期的贤臣，其后代建立的国家在文化与制度上可能也承袭了部分传统，这为研究阮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提供了线索。 特别说明： 在部分历史资料中，存在将阮国与邻近的“共国”（位于今泾川西北）混淆的情况。然而，根据现有文献与考古证据，阮国始终以一个独立的方国身份存在，并未与共国形成联合政权，也不存在所谓“共阮国”的称谓。因此，在研究阮国历史时，应特别注意区分两者的界限，以确保历史叙述的准确性。 

【阮国疆域】

          阮国作为商周时期活跃于陇东地区的重要方国，其疆域范围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与阮国相邻的密须国，学界普遍认为其位于今甘肃省灵台县西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泾川学者刘玉林在灵台县东部的雷家河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征集到四件带有“崇密”陶文的陶器，其中包括两件灰陶双联仓和两件灰陶罐。这些陶器属于战国时期遗物。在古代社会，地名通常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除非有特殊原因，一般不会轻易更改。因此，“密”字陶文在雷家河的发现，说明密须国的疆域已延伸至今日灵台县的东部地区。

          一个方国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一座城市，而是以该城市为中心所涵盖的广大区域。由此推测，密须国可能曾覆盖今灵台县大部分地区。 同样地，阮国的疆域也并非仅指一座都城。通过对泾川境内商周时期出土铜器的分布情况分析，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阮国的地理范围。在东部的泾明乡蒜李村，曾出土商代晚期带有族徽文字的兽面纹鬲，墓葬中还发现有腰坑与殉狗现象，显示出浓厚的商文化特征；南部的黑河焦村地区，曾出土西周时期的铜鼎与铜簋各一件，虽因文物贩子介入，仅留下部分残破陶器，但经实地勘查确认，此处应为一处西周家族墓地。

          西部的党原镇曾出土商周时期的銮铃、车軎等车马器，据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人将一件兽面纹铜簋售予废品收购站；北部的玉都镇下坳村则出土过商代的铜觚与铜爵。综合以上考古发现，可以推断阮国的疆域大致东至蒲河流域，南抵黑河，西达党原，北至红河流域，基本涵盖了今日泾川县全境。

            古代划分疆域常以自然山川为界，这一传统在阮国的疆域划分中亦有所体现。共池位于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带，极有可能是阮国的都城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共”并非国名，而是邑名、城名，亦即国都的名称。结合现存文物古迹及古地名考证可知，水泉寺一带的“共池”被史学界公认为“共”地的唯一标志。此外，水泉寺村至今仍保留有“阮陵”这一古地名，尽管其具体位置因年代久远尚待进一步考证，但“阮陵”之名自古沿用至今未曾中断。

            民国以前，水泉寺地区称为“阮陵乡”；民国时期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亦命名为“阮陵渠”；清代乾隆年间评定的泾州八景之一“共池涌碧”，也位于今水泉寺境内。 阮陵与共池均为不可移动的重要历史遗迹，二者并存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若将二者视为两个不同方国的遗迹，则难以解释为何阮国国君的陵墓会出现在“共”这一所谓他国都城之中。

           由此可见，阮与共的关系，正如“中国”与“北京”、“甘肃”与“兰州”、“庆阳”与“西峰”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代表整体，后者则是其中心所在。阮国作为商周时期的重要方国，其都城“共”不仅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研究陇东方国历史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遗址。

【国亡与后续】

商朝时期的阮国，是商周时期位于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的一方诸侯国。作为当时重要的地方政权，其历史背景、文化传承及后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历史事件

          阮国在其存在期间，曾遭遇多次外敌侵扰，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是来自密须国的入侵。据史书记载，在商纣王三十二年（约公元前1062年），密须国军队大举进攻阮国，并进一步逼近共邑，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面对密须国的军事威胁，周文王以“救援阮国”为名出兵讨伐密须。在击败密须之后，周文王顺势将阮国纳入其势力范围，最终实现了对阮国的吞并。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阮国政权的终结，也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关系。 《诗经·大雅·皇矣》中亦有相关记载：“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这一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密须国侵犯阮国、抗拒周人统治的历史场景，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依据。

后续发展

         进入西周初期，原阮国的故地被重新分封为一个伯爵级别的封国，即“阮伯”国，纳入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之中。尽管如此，阮伯国的影响力已远不如前，其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逐渐式微，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淡出。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阮国灭亡的具体时间，史学界尚存不同说法。一说为商纣王三年，另一说则为周文王三年。综合多方史料，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为后者，即周文王时期阮国被灭。 综上所述，阮国虽为一隅之地，却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它不仅见证了商周之际诸侯争霸的历史风云，也孕育了独特的姓氏文化与物质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姓氏与文化 】

      阮国灭亡之后，其国民为纪念故国，纷纷以国名为姓，形成了今天的“阮”姓。阮姓族人为避仇杀，分散到了各地。这一姓氏的起源，不仅承载着一段古老的历史记忆，也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掘也为阮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如铜鬲、铜簋等，以及陶器上的铭文，均显示出阮国与中原文明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这些文物不仅揭示了阮国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角色。

【地理与考古佐证】

文化遗存

         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泾川县第一次文物普查的资料统计，全县境内共发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多达42处，这些遗址分布广泛，几乎涵盖了全县各个乡镇。部分遗址地表暴露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而大多数遗址由于埋藏较深，仅能在地表采集到少量陶片。受当时考古研究水平的限制，尚无法准确区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因此这批遗址中不排除包含先周文化的可能。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官山植树造林大会战中，当地学者刘玉林于官山林场一处深山沟中意外发现两件陶器，分别为陶罐与陶鬲。当时被认定为西周时期器物，但根据后来的研究判断，应属于先周刘家文化类型。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商周时期阮国境内已有较为广泛的居民分布。 以蒜李坪遗址为例，当时正值全县开展“改土大会战”，开挖区域恰好位于遗址中心。现场地表遍布灰烬与陶片，出土的残破陶器数量众多，尤以罐、鬲为主。此外，还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客省庄二期类型的红黑陶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绳纹陶和素面陶片等。这是刘玉林在普查过程中所见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

        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或许还有不少重要遗址被彻底破坏，只是未被文物普查队发现，也未留下相关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泾川地区曾出土过晚商时期的铜鬲，这一发现使部分学者推测此地可能曾是一个古代封国的所在地，进一步凸显了泾川在商周时期的重要地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泾川水泉寺的“共池”与“盘顶子夯土台”遗址。其中，“共池”位于今水泉寺（现为城关中学）院内，是一座长方形的石砌水池，池中建有瓦亭，占地约一亩，被史学界公认为是史书上记载最早的共邑（或称阮共）的唯一实物标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清乾隆年间，“共池涌碧”被列入泾州八景之一。虽然该池在1980年前后被填平，但遗迹尚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另一处重要遗址是位于城关中学西侧约半里处的盘顶子夯土台。该台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2米，夯土层厚度达2至3米，顶部平坦，面积约有一亩。在土台正中曾出土一个倒扣的绳纹陶罐，罐口下方垫有一块近方形的白色石板，罐内发现有人头骨及朱砂粉末。土台周围分布着大片商周时期的文化层。

         2013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及庆阳师专等单位的专家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一致认为其为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存，但在具体功能判断上尚存在分歧。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城墙、瞭望台、将台、墓葬或祭坛等用途，仍需进一步考证。考虑到当时生产工具的原始与落后，要在高山之巅筑起如此高大的土台，绝非易事，说明其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重要的社会功能。

         泾川境内共发现九处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包括城关水泉寺出土的商代青铜剑鞘一件，玉都下坳出土的商代铜觚、铜爵各一件，泾明蒜李商代墓出土的铜鬲一件，泾明出土的商代素弦纹鼎一件，城关瑶池西周墓出土的兽面纹象头足青铜献一件，城关蒋家出土的西周涡纹青铜鼎一件，窑店西门出土的西周蝉纹青铜鼎一件，黑河焦村出土的西周青铜鼎、簋各一件，以及党原出土的青铜车軎、銮钤等车马器。 这些青铜器多为单件出土，最多一处也仅发现两件。

          从数量上看，泾川出土的青铜器远不及密须国境内某一墓葬出土的数量多。但从时代特征来看，阮国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普遍早于密须国。以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铜器为例，其多属成王、康王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也多集中于这一时期，部分甚至可追溯至昭王、穆王时期，个别器物可能早至武王以前。

         综上所述，泾川地区丰富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不仅展示了古代阮国境内高度发展的文明形态，也为研究周代早期文化、政治格局及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遗址与出土文物的存在，印证了泾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史料记载】

       在古代典籍的原始记载中，关于阮国与密须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周文王出兵讨伐的历史事件，有诸多珍贵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本竹书纪年》中明确记载：商纣王三十二年（约公元前1062年），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这段记载不仅揭示了当时密须国对阮国发动了军事入侵，也表明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以正义之名起兵讨伐，捍卫一方安定。这从侧面反映出阮国在商朝末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方国存在，并在区域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诗经·大雅·皇矣》中亦有相关记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这首诗以文学与史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密须国对阮国和共国的侵犯，以及周文王对此深感愤怒、整军出征的历史场景。诗中所提及的“阮”“共”两国，皆为当时周人活动区域内的邻邦，而文王则以正义之师的身份出兵，既为援助邻国，也为维护周族的威信与秩序。

          《甲骨文》在周原出土的甲骨文献中，编号为163的卜辞中亦有记载：“今秋，王西（是）克往密。”此条卜辞虽简短，却与传世文献中的“文王伐密”事件高度契合，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有力佐证。通过甲骨文的记载，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周人对于征伐行动的占卜与决策过程，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献所载事件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古本竹书纪年》《诗经·大雅·皇矣》以及周原甲骨文的记载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起一幅商末周初时期区域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历史图景。这些珍贵史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周文王早期政治与军事活动的认识，也为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商朝阮国君主世系】

世系【一世】燧人氏，【二世】伏羲 ，【三世】少典，【四世】黄帝 ，【五十】昌意，【六世】颛顼
【六世】‌颛顼‌    五帝之一（高阳氏）    《史记·五帝本纪》
【七世】？

【八世】‌女修‌    ‌颛顼孙女‌    《史记·秦本纪》：“颛顼之孙”
‌【九世】大业‌    女修之子（皋陶之父）    女修吞玄鸟卵所生
【十世】‌皋陶‌    大业之子    尧舜时期司法官
【十一世】‌伯益‌    ‌皋陶之子‌，赢姓始祖    《尚书》《史记》均明确记载
 

皋陶世系以黄帝—颛顼—皋陶为主干，经伯益（嬴姓）、仲甄（偃姓）两支繁衍生息，衍伸出李、阮、英等二十余姓，成为华夏文明重要血缘纽带。

1.皋陶~后裔为偃姓~裔孙....阮愍 正的后裔阮题~阮髡...

       商朝时期的阮国，虽在历史长河中未能留下完整详尽的君主世系记录，但通过综合各类史料，我们仍可梳理出其核心发展脉络与历史沿革，从而窥见这一古老方国的兴衰历程。

       一、早期祖先与立国根基 阮国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重要人物——皋陶。皋陶为上古贤臣，被尊为中华法典的奠基者，其后裔为偃姓一支。据相关谱牒与史料记载，皋陶的裔孙在商朝前期受封于今甘肃泾川一带，逐渐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部落势力。 其中，阮愍正为谱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活跃于商王武乙与太丁时期。他因忠诚勤勉，被商王赐封，负责守护西北边疆，为日后阮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军事基础。 早在夏禹时期（约公元前2070年），皋陶三子封偃的第九代后裔便已被分封至泾川地区作为采邑。至商代，阮愍正的后裔阮题，生子阮髡，标志着阮氏家族开始由地方贵族向诸侯政权过渡，迈出了诸侯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二、首任国君与世系关键人物 阮髡被公认为阮国的首位正式国君。据推测，其受封时间约在商王武丁中兴时期（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一时期正值商朝国力强盛，对外扩张频繁，对内分封有度。阮髡在获得商朝中央政权的正式册封后，于共邑（今甘肃泾川县水泉寺）建立都城，正式建立阮国，统治区域涵盖今泾川全境。 关于阮髡之后的历代君主，由于史料缺失，具体名讳与事迹已难考。但可以确定的是，阮国自阮髡建国后，持续存在至商朝末年。其国民以国为姓，逐渐形成阮姓氏族，成为后世阮姓的主要起源之一。

         三、灭亡与世系终结 商纣王三十二年（约公元前1062年），阮国遭遇重大危机。当时，邻近的密须国出兵入侵，威胁阮国都城共邑。在此危难之际，周文王以“伐密救阮”为名出兵，先灭密须，继而顺势吞并阮国，将其纳入周人势力范围。阮国自此灭亡，其君主世系亦随之终结。 阮国灭亡后，王族与遗民被迫东迁，散居各地。他们以“阮”为姓，延续血脉与文化传承，逐渐分布于中原各地，成为后世阮姓的重要支脉。 结语 综上所述，阮国的历史虽因史料匮乏而难以完整还原，但通过现有记载可以确认，阮髡为阮国首任正式国君，其先祖如阮愍正、阮题等人亦在立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世系细节尚存诸多空白，但阮国作为商朝时期西北地区的重要方国，其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不容忽视，也为后世阮姓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