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běi wèi]~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朝代（386年-534年）

【386年】【534年】

【南朝】（宋、齐、梁、陈）

【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基本信息】

中文名：北魏
外文名：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别名：元魏、拓跋魏
时间范围：386年 至 534年
首都：

1.盛乐（386-398）

2.平城（398-494）

3.洛阳（494-534）
主要城市：盛乐、平城、洛阳、长安、邺城、姑臧、许昌、龙城
官方语言：中古汉语（洛阳雅言）
货币：太和五铢、永安五铢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政体
主要民族：汉族、鲜卑族
主要宗教：佛教
开创者：拓拔珪 

列位帝王：拓拔珪 >拓跋嗣>拓跋焘>拓跋余>拓跋晃>拓跋濬>拓跋弘>元宏>元恪>元愉>元诩>元法僧>元姑娘>元钊>元勰>元劭>元子攸>元颢>元晔>元恭>元朗>元怀>元修532年-534年）

概述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重要王朝，历史上也常被称为“拓跋魏”或“元魏”。这一政权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历经十二位皇帝（以列入正史帝纪者为准）。北魏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北方的历史进程，也为后来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早在4世纪初，拓跋氏便在今天的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建立了代国。

         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苻坚攻灭。随后，代国王族拓跋珪抓住机会，于公元386年趁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之际复国，并改称魏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正式开启了北魏的历史篇章。在此之后，北魏逐步击败库莫奚、高车、柔然以及后燕等势力，国力日益强盛。至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并正式登基称帝。到其孙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先后消灭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成功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推动国家发展，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即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推行汉语、汉服，改用汉姓，其中皇室改姓为“元”。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繁荣。宣武帝元恪时期，北魏继续对外扩张，疆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然而，胡太后临朝初期虽使北魏达到极盛，但此后因内部矛盾激化，接连发生大乘之乱、宣光政变、六镇起义及河阴之变等重大事件，导致北魏逐渐走向衰落。

           公元534年，孝武帝元修因受到权臣高欢的逼迫而西逃关中，北魏随之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北魏的疆域范围极为广阔，东起辽西，西至今日的新疆东部，南达秦岭、淮南，北抵蒙古高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北魏的社会经济经历了显著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之后，自耕农数量大幅增加，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农业与手工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北魏铸造发行了“太和五铢”货币，洛阳更是成为当时少有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展现了高度的经济活力。

          北魏在科技文化领域也取得了卓越成就。《齐民要术》《水经注》《木兰诗》《洛阳伽蓝记》等一系列科学与文学经典作品相继问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则充分展示了北魏时期高超的雕塑技艺与宗教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国号来历】
           北魏的国号原本仅为“魏”。这一国号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魏”字本身具有美好、伟大的寓意，同时它也被视为代表“神州上国”的名称，因此被选定为国号。为了明确其地理方位以及与历史上的其他政权相区分，在“魏”字前加上了方位词“北”，从而形成了“北魏”这一称呼。这一命名方式不仅体现了其作为北部“中国”的政治定位，同时也用以区别于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

         此外，北魏还因时代背景而拥有一些别称，例如“后魏”，意在表明其为曹魏之后的又一个以“魏”为号的政权。由于北魏皇室姓氏为拓跋，后来又改姓为元，因此历史上也常被称为“拓跋魏”或“元魏”。

         据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研究考证，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最初曾改称为代王，不久之后又改号为魏王。这种称号的变化可能与其与慕容永争夺河东地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魏地）有关，意在宣示代地与魏地均应由他统辖。公元398年，北魏正式将国号定为“魏”，这一决定背后还包含着向南方的东晋政权彰显自身为“神州正统”的政治意图。尽管如此，在孝文帝之前，仍有相当多的人私下沿用“代”作为国号，当时的人们习惯性地称其为“大魏”“皇魏”，同时也有人称其为“大代”或“皇代”。这些不同的称呼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早期发展阶段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过程及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历史脉络】

建国前身
      鲜卑族拓跋部最初居住在现今的黑龙江、嫩江流域以及大兴安岭附近区域，过着典型的游牧生活。在东汉以前，随着北匈奴被击败并被迫西迁之后，拓跋部在其部落首领拓跋诘汾的带领下，也逐步向西迁移，进入了原先由北匈奴占据的地区，也就是漠北地带。 到了拓跋力微统治时期，拓跋部继续向南迁移，在云中（现今的托克托）一带进行游牧活动，随后又迁徙至盛乐（现今的和林格尔）。这一时期，拓跋部与曹魏、西晋之间开始有了往来交流。不过，此时的拓跋部仍然处于氏族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 西晋末年，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被西晋朝廷册封为代公，后来更是进一步被封为代王。公元315年，拓跋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因协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成功抵御了匈奴族刘聪与羯族石勒的进攻，因此被西晋授予代公之位，并最终晋升为代王。 东晋咸康四年（即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继任代王之位，将都城设于盛乐，开始设立官职、分配职责，同时制定刑法，国家机构逐渐趋于完善。至此，拓跋部已经步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在建立北魏之后，拓跋部正式迈入封建社会，并逐渐走向强盛。 然而，在公元376年，前秦天王苻坚发动对代国的进攻，拓跋什翼犍战败。不久之后，他被自己的儿子拓跋寔君杀害。随后，前秦再次发起对代国的攻击，最终导致代国灭亡。

立国之初
            淝水之战后，前秦迅速瓦解，苻坚所征服的各个民族纷纷独立，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公元386年，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guī）集结旧部，在牛川（今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召开部落大会，正式即代王之位，恢复了代国。然而，由于牛川地处偏远，不久之后，拓跋珪便将都城迁至盛乐。同年四月，他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标志着北魏王朝的开端。 鲜卑族原本居住的地区曾是匈奴故地。在匈奴大部分西迁或南移后，并非所有匈奴人都离开了这片土地，仍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当鲜卑族进入这一地区后，他们与这些未迁移的匈奴人逐渐融合，形成了部落联盟关系。匈奴的部落被编入鲜卑部落联盟之中，两族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建立部落联盟关系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联盟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地位往往并不完全平等。 在苻坚进攻拓跋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领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共同对什翼犍展开攻击。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位铁弗族首领刘库仁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苻坚安排他们以黄河为界，分别占据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于黄河以西，刘库仁部则居于黄河以东。刘卫辰和刘库仁都源自南匈奴，因汉朝与匈奴和亲时，常以宗室女子嫁给匈奴单于，因此许多匈奴人冒姓为“刘”。

          这两支匈奴部落与拓跋鲜卑建立了联姻关系。例如，刘库仁的母亲是拓跋郁律（平文帝）的女儿，而什翼犍也将自己的宗女嫁给了刘库仁，同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卫辰。 随着拓跋珪决心复兴拓跋氏，他首先需要与匈奴的刘显（刘库仁之子）和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早在拓跋珪即位之前，刘显便已图谋加害于他。拓跋珪即位后不久，刘显派遣军队护送什翼犍的小儿子拓跋窟咄前来争夺王位。拓跋氏有立少子的传统，因此窟咄的到来对拓跋珪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各部落也因此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人密谋活捉拓跋珪以响应拓跋窟咄。面对危机，拓跋珪被迫北越阴山，投靠贺兰部，并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随即派慕容麟领兵救援拓跋珪，最终大败窟咄。窟咄逃亡至刘卫辰处，却被其杀害，其部众归于拓跋珪。次年（公元387年），拓跋珪在马邑弥泽击败刘显，刘显的部落最终被慕容垂消灭。随后，拓跋珪与刘卫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刘卫辰战败被杀，其子赫连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至此，黄河以南的各部落均被平定，拓跋珪共掳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在恢复鲜卑拓跋氏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后，拓跋珪开始向南北扩展势力。在他的北面，是文化相对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而在南面，则是鲜卑慕容垂建立的强大政权——后燕。

        登国四年（公元389年），拓跋珪成功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族是一个游牧部落，以其善战的骑兵闻名。对高车族的征服不仅扩大了拓跋氏的领土，还极大地增强了其军事战斗力。

统一北方~征服后燕

（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在五胡十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诸侯纷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北方局势复杂多变，各势力之间相互角逐，竞争异常激烈。然而，北魏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准确判断局势，制定出合理的战略目标，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一击破对手，最终奠定了其在北方的霸主地位。

         参合陂之战：奠定优势， 北魏登国十年（即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后燕发动对北魏的进攻。面对后燕的强大攻势，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针对后燕军恃强轻敌的心理，采取了示弱远避、待疲而击的策略，成功诱使后燕军深入腹地。同时，他还注重瓦解对方军心，通过一系列心理战手段削弱敌方士气。最终，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附近）的决战中，北魏军队一举歼灭四五万后燕精锐部队。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北魏的影响力由此扩展至中原地区，为后续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

           登国十一年：乘胜追击， 次年，即登国十一年（公元396年），拓跋珪决定乘胜追击，亲自率领四十多万大军南下攻打后燕。他从马邑出发，一路攻克晋阳、占据并州，随后东越井陉关，收降后燕将领李先，并封其为征东左长使。之后，北魏军队长驱直入，抵达滹沱河畔，在常山城（今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一带）安营扎寨，准备一举攻下该城。 当时，后燕常山太守苟延率部坚守城池。然而，由于他缺乏军事才能，指挥失误，加之双方实力悬殊，燕军最终溃败。北魏军队攻破城池，擒获苟延，进而接连占领数十个县。至此，后燕的领土仅剩中山（今河北定州市）、邺（今河北临漳县）、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三座孤城仍处于其控制之下。

          中山之战：僵持与突破 ，同年十一月，魏王拓跋珪调集重兵围攻后燕首都中山。与此同时，他派遣东平公拓跋仪率领五万大军进攻邺城，又命冠军将军王建和左将军李栗攻打信都，意图全面消灭后燕。 后燕高阳王慕容隆驻守中山南门，凭借坚固的城防顽强抵抗，多次击退北魏军队的轮番进攻。尽管如此，北魏军队仍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迅速攻下信都，并将兵锋直指邺城。然而，由于邺城防守严密，几次强攻均未奏效，魏军甚至遭到后燕将领慕容青的夜袭，被迫暂时撤退至杨城。 就在此时，北魏内部发生内乱——并州监军丑提得知其叔父没根投降后燕，便率部返回魏国都城作乱。拓跋珪闻讯后，不得不考虑撤兵北还以平息内乱。但他担心后燕会趁机追击，导致腹背受敌，于是派出国相涉延前往后燕议和，并提出以其弟作为人质留在燕国。然而，后燕君主慕容宝拒绝了这一提议，反而集结十二万步兵和三万七千骑兵屯驻于滹沱河北岸的柏肆坞（今河北藁城县），试图逼迫拓跋珪在此决战。

                柏肆坞之战：逆转乾坤， 面对慕容宝的强硬态度，拓跋珪愤而应战。他在数日内迅速统兵北上，在滹沱河南岸安营扎寨。慕容宝抓住魏军立足未稳的机会，派遣万余精兵趁着夜色偷袭魏营。燕军渡河后潜入魏营，利用北风纵火焚烧帐篷，并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魏军营地火光冲天，士兵们陷入混乱之中。 关键时刻，拓跋珪正在帐中休息，听到军营大乱的消息后，慌忙赤脚逃出营帐。燕将乞特真率百余名骑兵飞速赶到拓跋珪的大帐，却发现只有被丢弃的衣靴，未能找到拓跋珪本人。此时，拓跋珪已逃出军营，并迅速击鼓召集残余部队。 夜幕笼罩下，乞特真听到鼓声后误以为中计，急忙鸣金收兵。燕军士兵听到锣鼓齐鸣的声音，不知所措，以为遭到了魏军伏击，顿时惊慌失措，自相践踏，互相砍杀。拓跋珪趁机重新集结全军，命令步兵在营外点燃火炬照亮战场，骑兵则向燕军发起猛攻。燕军四面受敌，又被魏军骑兵反复冲击，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撤退。在这场战斗中，燕将高长被俘，慕容宝只能收拾残兵，渡河北逃。

         穷追不舍：占领中山 ，北魏军队士气高涨，在拓跋珪的带领下紧追不舍。当时正值寒冬，风雪交加，燕军士兵因长途奔袭且多带伤残，许多人冻死在途中，尸体堆积如山。慕容宝为了保命，抛弃主力部队，仅率两万步骑仓皇逃回中山。然而，中山城内的局势也岌岌可危，后燕尚书郎慕容皓谋杀慕容宝未遂后，斩关出城投降北魏。 慕容宝见中山难以久守，便率领一万骑兵突围而出，逃往龙城（今辽宁朝阳市）。

           皇始二年（公元397年）十月甲申日，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后燕国都终于落入北魏之手。此役过后，后燕元气大伤，而北魏则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北方的优势地位，为日后统一北方打下了重要基础。

攻打南朝
（北魏攻宋河南之战）
          公元398年，即天兴元年，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正式迁都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并在此宣布称帝。这一举措标志着北魏政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击败后燕、成功进入中原之后，拓跋珪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以稳定统治。他大力鼓励农业生产，为国家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北魏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也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逐步转型为封建地主阶级。此外，拓跋珪还主动吸纳汉族大地主加入统治集团，这一策略不仅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也极大地推动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随后的几年间，北魏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内部统治和维护已得领土的安全上。与此同时，北魏与北方的柔然部落以及关中的后秦政权之间时有交战。

          天兴五年（公元402年），北魏军队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围城打援、分而歼之，于柴壁（今山西省襄汾县西南）一举击溃后秦大军，成功消灭敌军三万余人，彰显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永兴元年（公元409年），拓跋珪遇刺身亡，其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

          泰常七年（公元422年），趁着南朝宋武帝刘裕病逝的机会，魏明元帝果断调动精锐部队，沿黄河流域全线出击，对南朝展开猛烈攻势。此次战役中，北魏重点进攻黄河以南的战略要地，如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洛阳和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等军事重镇，均被陆续攻占。然而，由于南朝宋军擅长守城，并且顽强抵抗，北魏军队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明元帝拓跋嗣不幸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是为魏太武帝。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已被北魏所控制，仅剩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及柔然等少数势力尚未归附。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对兵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多次战争中屡建奇功。他常常亲自率领大军出征，无论是在战略部署还是临阵指挥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因此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他的统治时期，北魏的疆域进一步扩大。

大败夏国
（北魏攻夏统万城之战）
        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至始光四年期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抓住了夏国的重大内乱时机，果断采取军事行动。当时，夏王赫连勃勃刚刚去世，其诸子为争夺王位展开了残酷的内斗。这一局势为北魏提供了绝佳的进攻机会。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向夏国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的白城子遗址）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 在此次战役中，北魏军队运用了高超的战略战术。他们故意示弱，引诱夏军出城迎战，并通过不断拉锯的方式使敌军疲惫不堪。当夏军士气低落、体力耗尽时，北魏军队突然改变阵型，悄悄迂回到夏军背后，借助风势发起猛烈冲击。最终，北魏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大败夏军，成功攻克了坚固的统万城。此役不仅俘虏了夏国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后妃宫人等数以万计，还缴获了战马三十多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可谓战果辉煌。 随着统万城的陷落，夏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夏王赫连昌被北魏俘虏，而他的弟弟赫连定则仓皇逃往平凉（今甘肃华亭）继位，勉强延续着夏国的残存势力。然而，到了公元431年，赫连定趁着北魏主力回撤的机会，迅速攻占了西秦的部分领土，并继续向西部扩张。然而，在进军青海湖地区时，他遭遇了鲜卑吐谷浑汗国的强大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赫连定最终被生擒，并被献给了北魏朝廷，标志着夏国彻底灭亡。

大破柔然
（北魏攻柔然之战）
          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的八月，柔然可汗大檀（也就是牟汗纥升盖可汗）得知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驾崩的消息后，迅速集结了六万精锐骑兵，大举入侵北魏的云中地区（现今和林格尔西北一带）。柔然军队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仅攻陷了北魏的旧都盛乐，还对云中城形成了严密的包围态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当时的太子拓跋焘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早在十二岁时，他就曾远赴河套地区，亲自参与长城沿线的防御工作，成功抵御柔然的多次入侵，并将边塞的军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成效显著。他对柔然的战术特点极为熟悉，因此在群臣普遍持保守态度时，他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率领两万骑兵紧急奔赴云中进行救援。 柔然军队依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竟然将赶来救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其所部重重围困，包围圈多达五十余重。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北魏将士无不心生恐惧。然而，年轻的皇帝拓跋焘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镇定与勇敢。他在战场上始终与士兵们并肩作战，身先士卒，即便身边的侍卫接连倒下，他也依然神色自若，毫不动摇。正是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得北魏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誓死效命，从而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战斗力量。 战局初期，柔然的大将大那和社仑发动的进攻被北魏军队成功击退。随后，柔然另一员大将于陟斤也被北魏军射杀。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拓跋焘果断指挥部队深入敌阵，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穿插突击行动。

         北魏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奋力冲杀，彻底搅乱了柔然军的阵脚，最终迫使柔然军队仓皇溃败。次年十月，北魏乘胜追击，分兵五路浩浩荡荡地越过沙漠，对柔然展开了全面征讨。柔然军队惊慌失措，纷纷向北逃窜。 为了彻底摆脱来自北方柔然与南方宋朝可能形成的两面夹击威胁，同时洗雪云中被围之耻，拓跋焘在大败赫连夏、攻克其都城统万（今靖边东北白城子）之后，决定集中力量对柔然进行打击。神麚二年四月，他召集众大臣商讨攻打柔然的计划。然而，公卿大臣以及保太后都因担心南朝宋会趁机发动进攻而极力劝阻。关键时刻，太常卿崔浩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他认为宋国得知陛下攻克统万城的消息后，内心必定充满恐惧，绝不敢轻举妄动；而柔然则因其地处偏远，一直认为我们无法对其构成实质威胁，长期以来防备松懈。每年夏季，他们都会分散放牧，到了秋季再聚集起来向南劫掠。此时正是趁着他们放牧无备之际出击的最佳时机，只要策略得当，完全可以一举将其消灭。 拓跋焘对崔浩的见解深表赞同，于是果断做出了决策。他安排太尉长孙嵩与卫尉楼伏连留守京都以确保后方稳定，同时命令司徒长孙翰率兵从西道直奔大娥山，自己则亲率大军从东道前往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跨越大漠，对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实施双路夹击。 神麚二年五月，拓跋焘抓住柔然夏季分散放牧、毫无防备的良机，率领大军抵达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为了提高行军速度，他下令舍弃辎重，让士兵们骑乘轻便的战马，每匹战马还额外配备一匹副马以便轮换使用，从而实现了快速奔袭。魏军一路疾驰，直逼栗水（今翁金河）。柔然方面完全没有预料到北魏会突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袭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民众与牲畜四处惊慌奔逃，大檀匆忙下令焚烧帐篷，带领残部向西逃窜。与此同时，大檀的弟弟匹黎先在东部得到消息后，急忙率领部队前来支援。然而，在途中遭遇了长孙翰率领的骑兵截击，结果惨败，数百名将领被斩杀。此役过后，柔然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势力大为削弱，此后主动攻击北魏的情况也明显减少。这场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柔然的嚣张气焰，更让高车等周边部落纷纷归附，为北魏稳定北方局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攻克北燕
          延和元年（公元432年）五月，北魏皇帝拓跋焘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与休整，认为部队已经恢复了充足的战斗力。于是，他在平城南郊调集兵马，屯积粮草，积极准备对北燕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同年六月，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踏上征途，目标直指北燕。然而，到了七月，当魏军行进至濡水（今河北东北部滦河附近）时，后方的补给线却出现了危机。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拓跋焘果断派遣安东将军奚斤前往幽州及密云地区，征召当地民众以及丁零族（即高车人）一万余人充当民夫，协助运送攻城器械和其他物资。此举有效缓解了后勤压力，确保了军队继续推进的能力。 随后，魏军主力一路向东挺进，并最终在北燕都城龙城外与奚斤所率部队成功会师。途中，魏军几乎没有遭遇太多抵抗——沿途的北燕守军与地方官员纷纷选择投降，使得魏军得以顺利合围龙城。为了进一步巩固包围圈，拓跋焘还在龙城外再次征发三万多民众挖掘围堑，意图通过长期围困彻底瓦解城内守军的斗志。 进入八月后，北燕皇帝冯弘意识到局势危急，不甘心轻易屈服，遂下令派遣三万精锐出城挑战魏军。然而，这场战斗以北燕惨败告终。由昌黎公拓跋丘与河间公拓跋齐指挥的魏军迅速合围北燕部队，导致燕军损失近万人。此役过后，北燕内部士气大挫，大部分官员与将领均不再敢贸然反抗。尽管尚书高绍曾短暂组织过抵抗，但很快也被消灭。 面对如此困境，冯弘不得不另寻出路。他向邻国高句丽寻求庇护，带领部分龙城百姓东渡辽水，投奔高句丽。然而，他的傲慢性格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不久之后，冯弘被高句丽长寿王杀害，标志着北燕政权正式宣告灭亡。

降服北凉
（北魏灭北凉之战）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皇帝派遣使者前往北凉，得知北凉国主沮渠牧犍私下向柔然可汗传播不实言论：“去年魏帝攻打我们遭遇惨败，如今已无力恢复元气。”北魏皇帝由此察觉到沮渠牧犍虽表面称藩，但实际上心怀二意。经过朝廷商议，最终决定采纳谋臣崔浩的建议，采取出其不意、乘虚而入的战略，对北凉发起突然攻击。 同年六月，北魏皇帝亲自率领大军从平城出发，临行前安排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留守监国，并命令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领两万兵马驻扎漠南，以防范柔然可能的突袭。与此同时，北魏还向北凉主沮渠牧犍发出一封公卿联名书信，历数其十二项罪状，劝诫他亲自率领群臣远迎魏军，以此作为化解危机的上策。 随后，北魏皇帝自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抵达上郡属国城，将辎重物资妥善安置后，开始部署各路军队：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与尚书令刘吉及常山王拓跋素共同担任前锋，分两路齐头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和太宰、阳平王杜超则作为后续支援；而平西将军源贺因其熟悉当地地形，被委任为向导。 源贺是原南凉国主秃发傉檀之子，南凉曾占据姑臧，后被北凉吞并。他对北魏皇帝说道：“姑臧城周边分布着四支鲜卑部落，他们都是我祖父昔日的旧部，我愿意劝说他们归附魏国。”北魏皇帝听后大加赞赏。到了八月，前锋拓跋健在河西地区（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缴获了二十多万头牲畜。然而，北凉国主沮渠牧犍并未选择出城迎接，而是派使者向柔然求救，并命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率领一万多人在姑臧城南迎战魏军。然而，北凉军队一触即溃，毫无招架之力。 北魏皇帝随即派遣使者劝降北凉主沮渠牧犍。沮渠牧犍收到消息，得知柔然即将进攻北魏边境，猜测北魏皇帝可能会撤军回师，因此选择闭城死守。然而，他的堂弟沮渠祖城却率先开城投降，使北魏军队全面掌握了城内情况，进而展开围攻。由于源贺成功招降了城外三万多户部族，使得魏军能够集中兵力专攻姑臧城。 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率部投降北魏。不久之后，姑臧城防线崩溃，沮渠牧犍被迫带领五千余名文武官员出城投降。至此，北凉历经三十九年的统治宣告终结。此后，北魏军队继续推进，相继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并在各地留下将领驻守，巩固了北魏对河西地区的控制权。

南北对峙
       公元423年，年仅16岁的拓跋焘继位为帝。在即位之初，他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以少胜多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北方柔然的强大入侵。此后，拓跋焘并未满足于被动防御，而是采取主动反击策略，先后13次率军出征柔然，最终征服了漠北地区，迫使柔然臣服于北魏。

        公元427年，拓跋焘率领三万精锐骑兵攻克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胡夏统万城，这一胜利标志着北魏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至公元431年，拓跋焘彻底消灭胡夏政权，随后平定山胡叛乱，并将西部的吐谷浑势力驱逐出境。

       公元436年和439年，他又相继灭亡北燕与北凉，从而结束了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北方的再次统一。这是自前秦苻坚之后，北方大地再度归于一统。至此，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形成对峙之势，南北朝时期的格局正式确立。 拓跋焘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凭借自身的雄才大略与卓越的军事才能，历经近二十年的艰苦征战，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业。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北魏政权，还加速了北魏社会向封建化的转型，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与稳定性。在与刘宋的交战中，北魏始终占据上风，成功抵御外敌入侵，并且曾远征至长江北岸，给刘宋政权带来了沉重打击。刘宋因此遭受“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的惨痛后果，其江北六州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百姓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前期由于统治方式相对落后，引发了各民族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当时，居住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的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南）爆发起义。这场起义迅速得到众多被压迫民族的积极响应，起义军人数一度达到十余万，影响范围东起潼关，西至陇西（今陕西与甘肃交界处）。尽管一年后起义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这次大规模的共同斗争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后来北魏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 此外，北魏大臣崔浩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深受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器重。他在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其多谋善断的能力屡建功勋。

汉化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
       拓跋焘去世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以及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逐步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北魏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传统的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其中，孝文帝即位后，在冯太后的辅佐下，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并限制地方豪强的势力，实施了多项重大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并且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同时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为后来隋唐时期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在北魏初年，鲜卑与汉族的官职体系混用，迁都之后，孝文帝对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完全依照魏晋及南朝的制度重新制定。这一系列改革的背后，是北魏统治者迫切希望与汉族地主阶层进一步合作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消除民族间的界限，深入推行汉化政策。然而，在旧都平城，由于鲜卑贵族势力强大，推行汉化政策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在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征为名，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到达洛阳后，他宣布继续南下伐敌，但群臣纷纷跪于马前劝阻。孝文帝借此机会，正式宣布定都洛阳。次年冬天，都城正式迁往洛阳。 孝文帝的改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遭到了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不仅在改制前进行抵制，甚至在改制过程中以及之后也不断发起反抗行动。例如在公元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最终被孝文帝处死。同年冬天，旧贵族在平城发动兵变，孝文帝派遣军队成功平息了叛乱，从而确保了改制能够顺利进行。 北魏建国之后，其社会逐步迈入封建制度阶段，生产力得到了稳步发展。然而，在统治方式上，北魏早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之前，北魏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作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以及有功之臣，让他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

          自西晋永嘉之乱（公元310年）以来，中国北方经历了十六国时期的战乱破坏，许多百姓因战争而丧生，或因饥荒而亡故，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在北魏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各族人民的长期辛勤劳动与共同努力，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调整生产关系，生产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孝文帝改革之后，自耕农的数量显著增加。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全国户数已达到五百多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了整整一倍多。农业和手工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后期百姓生活富足，年景丰收，民众安乐，衣食基本得到保障。

         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取得了新的突破，相州牵口（今河南安阳）冶制出了锋利的钢刀。商业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在孝文帝时期，元淑担任河东太守时，当地许多百姓放弃了农业生产，转而投身商业。而在太和以前，北方的商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货币流通几乎中断。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再次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朝廷重新铸造了“太和五铢”钱，并规定此钱可以在京师以及全国各地的州镇流通。到了宣武帝时期，洛阳的商业极为繁荣，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

盛极一时

         孝文帝拓跋宏驾崩之后，其子宣武帝元恪顺利即位。此时的南方政权内部矛盾重重，统治阶层之间纷争不断，自相攻伐的局面为北魏提供了绝佳的南侵机会。曾经跟随孝文帝南征的元澄、元英、邢峦等王公将军及朝廷重臣，纷纷向宣武帝元恪进言，劝其切莫犹豫不决，以免错失良机。从景明年间至正始年间（公元500年至508年），北魏与南朝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战争。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北魏的疆域得以大幅向南扩展。扬州（治所位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郢州（治所位于信阳，今属河南省）、荆州（治所位于城，今河南省邓县）以及益州（治所位于晋寿，今四川省昭化）等地，东西绵延数千里，皆成为北魏版图中的南部重要区域。这一时期，北魏的国势达到了空前鼎盛的状态，宣武帝元恪也因此志得意满。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正月，宣武帝因病去世，年仅五岁的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孝明帝即位后，其生母胡充华被尊奉为太妃，不久之后又被尊为太后，并移居至太后专用的崇训宫，正式取得了临朝称制的资格。胡太后是一位极具才干的女性，在她临朝听政的初期，亲自批阅朝臣奏章，审理重大案件，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一时间使得朝廷纲纪整肃，政局稳定。为了巩固统治和推动社会发展，胡太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效的措施。例如，她倚重汉化的宗室贵族与汉族士族，成功平息了大乘之乱；颁布《停年格》，以规范官员选拔制度；还敕令制造申讼车，方便百姓申诉冤屈。这些政策在稳定社会局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北魏出现了“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的繁盛景象。在胡太后称制的前期，北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政权之一。

大乘之乱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六月，冀州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叛乱事件。当时，沙门法庆在冀州发动反叛，并自称为“大乘”。他以极端的思想蛊惑人心，鼓吹“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的荒谬言论，甚至炼制狂药让民众服用，导致服药者失去理智，父子兄弟之间互不认识，唯以杀戮为乐。在这种疯狂思想的煽动下，法庆迅速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 法庆的叛军首先杀害了阜城县令，随后攻破勃海郡，对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展开了血腥屠杀。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冀州刺史萧宝夤派遣长史崔伯驎率兵前去镇压。然而，在煮枣城的战斗中，官军不幸遭遇惨败，崔伯驎也在战斗中英勇战死。法庆的势力因此更加猖獗，所到之处，不仅屠戮无辜百姓，还摧毁官府建筑，斩杀僧尼，焚烧佛经与佛像，扬言“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以此为其暴行寻找借口。 北魏胡太后得知此事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任命元遥为征北大都督，率领十万步骑大军前往平叛。元遥抵达战场后，迅速组织力量反击法庆的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元遥成功击破法庆的主力部队，并派辅国将军张虬率领骑兵追击残余叛军。最终，张虬成功讨伐了“大乘”叛军，擒获并处决了法庆，将其首级传送至北魏京师洛阳，向朝廷宣告叛乱已被彻底平定。 此次叛乱虽然被平息，但它暴露了当时社会的诸多矛盾，也反映了宗教极端思想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这场事件成为北魏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插曲，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元叉乱政
        公元520年，即神龟三年的七月，北魏王朝发生了一场重大政变。当时，领军将军元叉与宦官刘腾勾结，发动了宣光政变。在这场政变中，清河王元怿被残忍杀害，而胡太后则被幽禁于深宫之中，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年仅十岁的孝明帝元诩也未能幸免，他被软禁在显阳殿，无法与母亲胡太后相见。自此，元叉与刘腾相互配合，广植党羽，独揽大权，肆意贪腐。这场政变不仅使北魏的朝局陷入动荡，更成为其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在专权期间，元叉起初还试图伪装自己，表现出谦虚待人的一面，以赢得士人的支持。然而，这种伪装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他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骄横无礼、刚愎自用，全然不顾朝廷纲纪。元叉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完全凭个人喜好决定朝中大臣的升降去留，致使北魏朝纲日益败坏。他在皇宫内设立私库，里面堆满了奇珍异宝，尽显贪婪本性。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元叉甚至将美女藏匿于运送食物的车中，用帕巾遮掩后秘密接入宫内供其淫乐。

          他所结交之人，多是些轻薄放荡、趋炎附势的酒色之徒。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犯下了强奸姑姑和姐姐的罪行，其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 元叉的父亲元继同样是一个骄奢淫逸、贪婪无度之人。早年担任青州刺史时，正值青州遭遇严重饥荒。然而，元继非但没有救济灾民，反而强掳良家妇女为奴婢，并纵容家奴强娶民女为妾。此事败露后，元继被朝廷罢黜了官爵，从此声名狼藉。然而，随着儿子元叉得势，元继再度嚣张起来。他长期从事卖官鬻爵的勾当，为北魏地方输送了大量无才无德的平庸官员。每次有新任州牧或太守上任，贪婪的元继都会公然向他们索要贿赂。即便朝廷想要任命地方官员，也必须重金贿赂元继才能得以任用。元继的行为导致北魏朝廷连地方小官的选拔都无法做到公正，州牧、太守、县令、里长等职位大多落入贪污腐败之人手中，使得北魏吏治日益败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民心思乱。元继父子的恶名传遍天下，被视为国家的巨大祸害。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祸乱天下的恶棍，最终竟得到了富贵善终的结局。当初，尔朱荣尚未发迹之时，为了巴结元叉，多次用良马行贿，二人因此狼狈为奸，结为党羽。

          由于元叉欣然接受了尔朱荣的贿赂，尔朱荣便误认为元叉是个品德高尚的好人。等到尔朱荣成为权臣后，他立即提拔元叉的贪官父亲元继为正一品太师兼司州牧，从而使恶贯满盈的元继得以安享晚年。 在元继、元叉父子长达五年的暴政之下，北魏朝政日渐懈怠，纲纪彻底败坏。地方官员的选拔失去了公正与标准，选出的官员大多是平庸无能且德行败坏之人，贪腐之风盛行。百姓深受其害，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各地叛乱频发，北魏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这段历史警示后人：权力若不受约束，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六镇起义
        六镇，又被称为北镇，是北魏前期为了防御和进攻柔然政权而设立的六个重要军事据点。这六个据点从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和怀荒镇。在北魏早期的历史中，柔然是其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北魏将大量军事力量集中于六镇，并在每镇设置镇都大将这一职位。这些镇将通常由鲜卑贵族中的杰出军事人才担任，而驻守的士卒多来自拓跋联盟各部落的牧民以及中原豪强地主家族的高门子弟。 随着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柔然政权在北魏的持续打击下逐渐衰落，对北魏已不再构成致命威胁。于是，六镇的军事与政治地位开始下降。 自胡太后被囚禁后，元叉与刘腾完全掌控了北魏的生杀大权，他们可以随意处决反对自己的大臣。自此以后，北魏官员每日清晨不得不前往刘腾与元叉家中拜访，只有在察言观色之后才敢做出决策。元叉与刘腾专政期间极为贪婪，他们大肆侵吞北魏水陆交通、山泽湖泊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以中饱私囊。

       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遭遇严重饥荒，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瑰率军南下，攻入六镇，进行大规模劫掠，掳走了两千人及数十万头牛羊马匹，边境局势愈加动荡不安。 然而，元叉与刘腾不仅没有对六镇百姓施以安抚与救济，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压榨，在六镇搜刮了巨额财富，进一步加重了六镇百姓的负担，最终激化了六镇矛盾。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发动起义，成功攻占沃野镇。随后，高平酋长胡琛也起兵造反，但被卢祖迁击败。破六韩拔陵的部将卫可孤（亦称卫可环）率军攻占武川镇，并包围了怀朔镇。贺拔度拔与宇文肱联合念贤、乙弗库根等当地豪杰，四处招募壮士，成功击败并斩杀了卫可孤。 同年，北魏朝廷任命广阳王元渊为北道大都督，命其率军平定六镇叛乱。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春天，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瑰率领十万大军自武川镇南下，直逼沃野镇，多次大败六镇叛军。破六韩拔陵为了避免与柔然大军正面交锋，率部众南渡黄河逃离。同年四月，胡太后发动政变，重新掌控北魏大权，并将元叉贬为庶民。 此前，李叔仁在遭受破六韩拔陵攻击时曾向元渊求援。待破六韩拔陵失败后，陆续有二十余万流民向元渊请求投降。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流民，元渊与元纂向胡太后建议在恒州以北设立郡县，将他们安置于此，并发放赈灾物资和丰厚赏赐，以此平息他们的作乱之心。然而，胡太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反而下令将这些流民安置到冀州、定州、瀛州（此三州皆位于华北地区）。对此，元渊深感忧虑，对元纂叹道：“看来，这些人有机会再次作乱。” 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起兵谋反，围攻燕州。

       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正月，被胡太后安置到定州的流民鲜于修礼发动叛乱。朝廷派遣左光禄大夫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前去讨伐他，但元琛最终战败。同年七月，杜洛周派遣手下曹纥真攻打幽州，北魏将军于荣在栗园大败曹纥真，将其斩杀，并俘获两万多头牛驴。 八月，鲜于修礼被元洪业所杀，元洪业向北魏请求投降。然而，杜洛周的部下葛荣杀害了元洪业，自立为新首领。十一月，杜洛周攻入幽州。

       孝昌四年（公元528年）一月，杜洛周攻陷定州。二月，杜洛周被葛荣击败并斩杀。

河阴之变
      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她频繁地对孝明帝的亲信进行清洗，使得孝明帝深感自身处境岌岌可危。例如，通直散骑常侍谷士恢与孝明帝关系密切，深受其信任，孝明帝甚至有意让他担任左、右将军的重要职务。然而，胡太后为了削弱孝明帝在朝廷中的势力，企图将谷士恢调离中央，派往地方任职。面对这一安排，谷士恢坚决拒绝。结果，他遭到胡太后的诬陷并被处死。此外，有一位精通胡语的僧人蜜多道人，因其经常陪伴在孝明帝左右而备受倚重。胡太后同样对其心存忌惮，遂派遣刺客在洛阳城南将其杀害。 到了武泰元年（公元528年），长期遭受胡太后压迫的孝明帝决定采取行动，试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他把目光投向了镇守晋阳郡的尔朱荣，希望通过召其入京来帮助自己重新掌控局势。

         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元528年3月31日），胡太后联合自己的两位情夫郑俨和徐纥，用毒酒谋杀了孝明帝。孝明帝去世后，为安抚人心，胡太后立下了孝明帝宠妃潘外怜所生的女婴为皇帝。但胡太后深知此事难以长久隐瞒，于是不久之后便改口称潘外怜诞下的是公主，并另立元诩族侄元钊为皇帝。 在此期间，高欢曾向尔朱荣进言：“如今天子势单力薄，而太后行为荒唐。凭借您目前的实力，完全可以借着清君侧的名义进军洛阳，铲除郑俨、徐纥等人，以此成就您的大业。”此番言论正中尔朱荣下怀，他的野心逐渐膨胀。听完高欢的建议后，尔朱荣心中大喜，当即与其密谋至深夜。 胡太后毒杀孝明帝一事，无疑给了尔朱荣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与心腹元天穆商议，决定以替元诩报仇为由，宣布追查其死因，进而率大军南下，直逼洛阳。在进军途中，尔朱荣还秘密铸造多位北魏亲王的金像以占卜吉凶，最终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金像成功铸成。于是，尔朱荣决定立元子攸为新帝。 当尔朱荣率领军队渡过黄河时，胡太后见大势已去，命令孝明帝的所有后宫嫔妃随她一同出家为尼。目睹朝廷如此脆弱，尔朱荣产生了夺取天下的念头。

       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公元528年5月17日），尔朱荣假意召集百官共同立誓，将他们诱骗至河阴西北三里的一处长堤上。待众人聚集且下马后，尔朱荣突然翻脸，诈称高阳王元雍意图谋反，随即命令手下骑兵将百官团团围住。随后，一场血腥屠杀就此展开，从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等贵族到与元子攸关系友好的表兄王遵业兄弟二人，无论善恶，几乎无一幸免，共计两千余人惨死于刀斧之下。与此同时，尔朱荣还派出士兵闯入新帝元子攸的行宫，不顾其挣扎反抗，强行将其拖拽至帐篷内软禁起来，并残忍杀害了他的两个亲兄弟。 自北魏迁都洛阳以来，这座城市便成为了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繁荣昌盛一时。然而，河阴之变的发生彻底打破了这一切。洛阳陷入了大规模的恐慌和骚乱之中，无论是豪门大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弃城而逃。昔日繁华的景象荡然无存，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迭相惊恐，人情骇震。直卫空虚，官守废旷”的凄凉景象。尔朱荣的大肆屠杀导致北魏中央的汉族官员与汉化鲜卑官吏大量死亡，这不仅使北魏的政治系统全面瘫痪，也几乎摧毁了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成果，严重动摇了北魏的统治根基。 尔朱荣屠戮的消息传开后，全国陷入了一片动荡与暴乱之中。无数北方百姓因此卷入战火。泰山太守羊侃趁机起兵造反，率领三万精兵攻打兖州刺史羊敦。经过数月激战，最终羊侃率众投靠南梁。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得知尔朱荣的暴行后，也不得不逃亡至南梁避难。与此同时，高乾、高敖曹兄弟在河北地区发动起义，屡次击败齐州军队，声势愈发浩大。郢州刺史元显达、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元志等众多地方官员，因惧怕尔朱荣的残暴，纷纷弃官逃亡，投奔南梁。南梁因此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吞并了北魏的郢州、北青州、南荆州等地，北魏对南梁的防线至此完全崩溃，局势急转直下。然而，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尔朱荣却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永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元530年11月1日），尔朱荣图谋篡位未果，反而被元子攸亲手斩杀。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洛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欢呼之声响彻全城，震动四方。

分裂两魏
（北魏分裂）
        公元532年二月，北魏的历史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时，高欢早已与尔朱氏决裂，并在韩陵一战中彻底击败了尔朱氏的残余势力，从而确立了自己作为北魏权臣的地位。同年四月，高欢扶持平阳王元修为帝，即历史上的孝武帝。而此前由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元恭，则被高欢废黜并幽禁，不久后更遭杀害。 相较于尔朱氏对皇帝步步紧逼、严加防范的态度，高欢起初更加注重个人名声，因此对孝武帝元修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和放纵的政策，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势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高欢与元修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元修决定主动出击，试图讨伐驻扎在晋阳的高欢。他为此在河桥集结了十万大军，并派遣前军大都督斛斯椿镇守虎牢关，同时向荆州刺史贺拔胜下达诏书以寻求支持。最终，元修选择直接与高欢摊牌。他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代笔写信给高欢，但温子升因不愿卷入这场权力争斗而拒绝。面对此情况，元修勃然大怒，甚至拔剑相逼，迫使温子升完成了这封信件。信中充分展现了元修内心的复杂情绪——既有对自身处境的忧虑与无奈，也有不甘示弱的决心，以及通过晓以大义来表面贬低自己实则威胁对方的深意。然而，高欢读完信后并未受到丝毫触动，反而继续率兵逼近洛阳。 在此危急时刻，孝武帝的亲信、中军将军王思政建议其避开高欢的锋芒，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于是，元修迅速行动，他一方面封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兼尚书左仆射，另一方面派遣骆超率领一千骑兵前往洛阳迎接自己。与此同时，他还颁布诏书，公开揭露高欢的罪行。 当元修逃至关中后，高欢转而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全权负责国家事务，并准备立他为帝。然而，元亶显然缺乏治国之才，尚未正式登基便已表现出狂妄自大的态度，不仅出入时要求警跸，还对他人颐指气使，刚愎自用。这种行为令高欢极为不满，最终将元亶罢免，并计划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帝。

      天平元年（公元534年），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并将首都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由此开启了东魏政权的时代。此次迁都过程中，高欢强行将洛阳城内的四十万户居民迁往邺城，并大规模拆毁洛阳宫殿，将建筑材料运至新都。这一举动使得这座历经三百年的古都逐渐沦为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在关中地区，孝武帝与宇文泰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破裂。次年，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随后，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魏政权。至此，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两个对立政权。 此后，高欢之子高洋于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接受东魏皇帝元善见的禅让，正式建立北齐政权。

       恭帝四年（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亦接受西魏皇帝拓跋廓的禅让，宣告北周政权的成立。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元魏（即拓跋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了南北朝后期的新阶段。

【北魏疆域】
领土范围
     北魏的疆域十分广阔，其主要控制范围涵盖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具体而言，北魏的北部边界延伸至阴山南北的沙漠地带以及河套地区；东北方向则抵达辽东半岛；东部直达大海；西部延伸到凉州乃至流沙之地。而在南部，北魏与南朝以江淮为界。尽管南北国界在历史上时有变化，但大部分时间里，两国之间的分界线大致以淮河为主。 在南朝刘裕去世后不久，北魏迅速展开军事行动，成功攻占了南朝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到了南朝宋明帝刘彧时期，北魏再次发动攻势，夺去了淮水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以及豫州淮水以西的九个郡县。这一系列战事导致南朝宋的防线逐步向南转移，使得北魏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行政区划
       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主要的州有：
并州、肆州、建州、恒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荆州、洛州、东荆州、东豫州、南兖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营州、雍州、豳州、夏州、华州、泰州、东泰州、泾州、岐州、兖州、青州、齐州、徐州、南青州、济州、河州、凉州、敦煌镇、 武川镇、御夷镇、怀荒镇、柔玄镇、抚冥镇。

【政治】
地方管理
          在北魏建立的初期阶段，其在地方治理上推行了一种名为宗主督护制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管理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户口隐瞒现象。具体表现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五十家或者三十家才被合并登记为一户，这种做法不仅使得国家税收大打折扣，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国家对人口的有效管控。 到了太和十年，即公元486年的二月，鉴于上述问题的严峻性，北魏重臣李冲经过深入研究历史经验，发现以三正来治理百姓的方式由来已久且行之有效。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长制这一新型基层管理制度。该制度旨在通过更为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取代原有的宗主督护制，从而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户口隐匿问题，提高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

定民户籍
           在北魏推行三长制之后，国家所掌握的人口数量，在其全盛时期实现了大约一倍的增长。这一制度的核心目的，首先便是将原本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大量人口重新收归国有，并将其登记为国家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不仅能够更加有效地对基层土地进行分配，还能够确保赋税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及徭役制度的正常运行，从而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 ### 养食孤弱者 除了上述功能外，三长制还承担着管理基层人口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在遭遇饥荒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三长需要履行救济贫困民众和赈济受灾百姓的义务。例如，《魏书·食货志》中曾记载，在太和年间，北方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大旱灾，千里赤地，庄稼颗粒无收。同时，牛疫肆虐，导致许多农民不得不依靠马、驴甚至骆驼来耕地，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朝廷颁布诏令，允许灾民前往丰收地区谋生（即“听民就丰”）。在此过程中，三长不仅要负责为迁徙途中的灾民提供粮食补给，确保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还要在灾民安顿下来后继续承担赡养责任。而被三长救助的对象，既包括本地的弱势群体，也涵盖了因逃荒而来的流民。 此外，作为地方上具有一定声望的人物，三长往往还会组织当地百姓参与各类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修建水井等水利设施。这些水井不仅能够解决村民的日常饮水问题，还能为过往行人提供便利。例如，三长会带领村民共同挖掘一口水井，供全体居民及旅人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发展与资源的合理利用。

基层治安

          三长制在北魏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核心功能在于将之前因战乱而脱离国家基层控制的百姓重新纳入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这一制度不仅构建起编户齐民的体系，还进一步梳理了民政、户籍以及财产所有权等关键事务，从而显著增强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能力。 在维护基层社会治安方面，三长制的作用尤为突出。首先，三长制承担了地方司法解释、矛盾协调以及法律秩序维护的重要职责。例如，在长期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中，许多百姓因流离失所而被迫卖掉田宅，最终漂泊他乡。随着三长制的实施，尽管早期的行政组织已被破坏，但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假冒身份等问题，同时地方豪门望族也可能借机欺压乡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三长的价值便得以充分体现——由于三长多为本地有影响力的豪门望族成员，他们不仅在当地拥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十分熟悉，因此能够有效发挥调解和仲裁的作用，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调节器。 其次，在乱世背景下，土地所有权纠纷频发，尤其是在流民返乡后，此类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三长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威和对本地情况的了解，对相关纠纷进行合理仲裁与调解，从而减少社会矛盾，维护地方稳定。可以说，三长的职责几乎涵盖了所有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相关的活动，因此，学界普遍对三长制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经济
      三长制的实施，使得北魏政府能够有效控制更多的自耕农群体，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税源基础。以冀州为例，在张彝的曾祖张幸时期，河东设立州治时仅有千余户人家，然而三十多年后，这一地区的人口已发展至数万户之多。通过这样的前后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三长制在扩大税源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北魏推行三长制的目的之一，是引导百姓安心从事本地劳作，避免因流离失所而沦为盗寇。同时，通过严格的户口检查，析出原本依附于豪强的荫庇人口，将其转化为独立的自耕农群体，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税源基础。据史料记载，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正式推行三长制之后，由国家直接掌握的户口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到北魏进入全盛时期时，这一数字更是较之前增加了一倍。 此外，三长制在保证税收的过程中注重区分个体劳动量，鼓励那些拥有较多生产生活资料的人积极参与劳动生产活动，开发荒芜的土地，力求实现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这种制度不仅调动了地方豪门望族所掌控的劳动力积极投入生产活动，还促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从而为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三长制的作用远不止于户籍管理和徭役征发，其职能还涵盖了基层教育与治安维护等方面，几乎涉及基层组织的大部分日常活动。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评价三长制为“无异一自治组织”。可以说，这一制度的设计体现了李冲对拓跋政权民政管理的“周礼化”理念，并在财政处理上融入了类似李悝变法那样的高效体制。

制度改革
          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推动鲜卑贵族的封建化进程，并与汉族地主阶级紧密结合，以实现对各族人民更有效的统治，在冯太后的辅佐下推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措施。

       改革内容：

           1. 官员考核制度的完善** 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孝文帝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官员考核制度。该制度规定，官员若能长期任职且政绩显著，则每满一年即可升迁一级；而对于治理成绩不佳者，即使任职时间较短，也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可能被降级处理。这一举措旨在激励官员尽职尽责，提高行政效率。

          2. 俸禄制与均田令的实施**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正式颁布俸禄制，明确规定除正常俸禄外，任何贪污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一旦发现贪赃数额达到一匹绢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次年，他又进一步推行了均田令，其中特别指出地方守宰可根据官职高低获得相应数量的俸田，但这些土地不得买卖，且在官员离职时需移交给继任者。此举不仅规范了官员收入来源，还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3. 迁都洛阳** 太和十八年（公元493年），面对鲜卑旧贵族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孝文帝毅然决然地将北魏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这一重大决策象征着国家政治中心向中原地区的转移，为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官员品级体系的确立** 在太和年间，孝文帝主持制定了详细的官员品级划分标准，共分为九品，每品又细分为正品与从品。值得注意的是，“从品”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北魏时期，成为后世官制的重要参考依据。

        5. 鲜卑与汉族士族地位的平等化**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颁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鲜卑族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尉迟）八大姓氏享有与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氏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人士族之间的结合，增强了民族间的凝聚力。 ### 改革的影响 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北方社会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品交易频繁，商业活动日趋繁荣。同时，这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孝文帝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改革，北魏逐渐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强大帝国。

【军事】

部队来源
         在北魏时期，兵民是明确分开的，士兵主要承担作战任务，而百姓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桑蚕养殖。这种分工体系中，士兵群体主要由鲜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构成，而农业生产的主力则以汉人为主。因此，兵与民之间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胡人与汉人之间的区别，这正是胡汉分治政策的具体体现。 具体来看，士兵内部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鲜卑兵，另一种是非鲜卑兵。鲜卑兵主要由来自代北部落的鲜卑人组成，他们构成了北魏禁卫军的核心力量，并且是边防六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鲜卑兵带有明显的贵族属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高。然而，随着魏文帝推行汉化改革，鲜卑兵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发生了变化。 非鲜卑兵中，高车兵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北魏的禁军还是驻守边疆的六镇军队，都有高车人的身影。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人组成的部队，共同构成了北魏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对外战争
        瓜步之战结束后，北魏与南朝宋之间的战事持续不断。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南方逐渐呈现出弱势，而北方则愈发强大，这种“南弱北强”的态势日益显著。 在南朝与北魏的多次交锋中，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爆发的钟离之战堪称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重要战役。追溯其背景，早在天监五年（公元506年），梁武帝派遣弟弟临川王萧宏率领精锐部队北伐。当时梁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北方人纷纷感叹这是南朝数十年来少见的强大军队。然而，当大军驻扎于洛口（今安徽省怀远县西南洛河镇）时，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引发混乱。萧宏误以为敌军来袭，惊慌失措之下仅带几名骑兵逃离战场。这一举动导致全军溃散，士兵们弃甲投戈，四处逃窜，甚至将伤病员和老弱者遗弃不顾，最终死亡人数接近五万，损失惨重。

         同年冬十月，北魏军队趁势进围钟离。次年正月，魏军再次集结数十万兵力猛烈进攻钟离城。当时守城的梁军仅有三千余人，在将领昌义之的指挥下顽强抵抗。他们灵活应变，每日与敌军交战数十回合，累计击杀敌军上万人，魏军尸体堆积如山，几乎与城墙齐平。 关键时刻，豫州刺史韦叡奉命救援钟离。韦叡是梁朝名将，素有“韦虎”之称，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三月，淮河水位暴涨六七尺，韦叡抓住战机，利用火攻战术发起反击。梁军士气高涨，呼喊震天，人人奋勇向前，以一当百。在猛烈攻势下，魏军全线崩溃，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据记载，魏军溺水而亡者达十余万人，被斩首者数量相当，另有五万余人被俘虏。沿淮水百余里的战场上，尸横遍野，惨烈至极。 此役后，梁军缴获了大量物资与武器装备，牛马驴骡等牲畜更是不计其数。对于梁朝而言，钟离之战不仅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有效遏制了北魏进一步南侵的势头，同时巩固了梁朝在国内的统治基础。此外，这场战争也间接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南北之间长期维持相对较小规模的冲突，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南朝能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为南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减少大规模战争带来的破坏，南方得以集中精力开发农业、手工业及其他领域，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进步。

【经济】
赋税

         在赋税制度方面，北魏早期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其税收标准相对固定。按照规定，平均每户每年需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以及粟二十石。此外，地方还会额外征收“调外之费”，即每户再缴纳帛一匹二丈，这部分收入直接归入州库，用于满足地方政府的特殊开支需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往往会根据需要临时增加征调的种类和数量，这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有时每户需要缴纳多达三十石甚至五十石的粟。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官吏并无正式俸禄，贪污、贿赂以及高利贷现象普遍盛行。

          据史料记载，太武帝统治时期，大将公孙轨前往上党（今长治北部）任职时，仅单马执鞭，清廉简朴；然而，当他离任返回时，却已有从车百辆，满载财富，足见当时官员借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税收体系主要由部落贡纳、牧民的畜牧税以及一般农民的租调构成，其中农民的租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租调的标准为“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需缴纳帛一匹二丈，存入州库以供调外之用。”这一标准虽然被设定为一般性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可以根据需求随时调整征调物品的种类与数量。值得注意的是，租调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的，而所谓“户”的规模并未受到严格限制。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三五十家共组一户的情况极为常见。除了上述常规税收外，政府还时常因战争等特殊原因增设新税种，加之官吏缺乏俸禄保障，往往通过各种借口随意征税，这无疑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徭役方面，北魏的兵役主要由鲜卑人承担，因此鲜卑人的兵役负担相对较轻。至于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力役情况，由于史料记载有限，目前尚难以全面了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为政府服务的各类工役、杂役人数众多。这些人员被编入不同的户籍类别，如隶户、军户、营户、府户、绫罗户、乐户等，各自承担着特定的义务劳动。 为了改善上述状况，孝文帝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提高税率以确保官僚机构能够获得足够的俸禄，从而减少官吏对百姓的欺压行为。具体而言，孝文帝规定每户需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此作为百官俸禄的来源。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和妇女均给予授田的权利。男丁可获露田四十亩，妇女则为二十亩，授田数量依据轮休耕作的需求可适当加倍或再加倍。若家中拥有牛一头，则可额外授予田地三十亩，但最多不超过四头牛。对于老弱病残或者缺乏男丁的家庭，十一岁以上及患病者均可授予半夫之田。此外，奴婢同样按照男丁和妇人的标准接受授田。所有授田不得私自买卖，且在年老或身故后必须归还国家，唯独七十岁以上者所受之田无需退还。 其次，男丁还可获得桑田二十亩。桑田属于永久性土地，无需归还国家，并允许传给子孙后代。若桑田面积超过二十亩，多余部分可以出售；反之，若不足二十亩，也可购买补充至规定额度。在产麻地区，男子可获麻田十亩，妇女则为五亩，这类田地同样需在年老或身故后归还。 第三，对于多余的闲置土地，政府鼓励将其借给农民耕种，但同时严格控制农民迁徙行为，仅允许向空荒地区迁移。

        最后，为保障地方行政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政府规定驻地长官可根据职位高低在当地获得相应数额的公田。例如，刺史可获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这些公田禁止买卖，旨在为官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基于均田制的实施，政府重新制定了税收制度。按照新规定，一夫一妻家庭应缴纳的租调为：“民调，一夫一妇需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对于未满十五岁但已达到一定年龄的未婚青年，每四人按一夫一妇的标准缴纳税收；若家中有从事耕作的奴婢，则每八口相当于四个未婚青年；若拥有耕牛二十头，则等同于八名奴婢。在麻布生产地区，一夫一妇需缴纳布一匹，其余计算方式依此类推，直至耕牛为止。

农业
       北方广大地区因长期战乱的影响，人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处于无人耕种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稳定社会秩序，北魏政权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这一政策对不同性别、年龄的成年百姓，以及奴婢和耕牛的受田情况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根据均田令的内容，授田分为露田和桑田两种类型。其中，露田用于种植谷物，属于不可买卖的土地，需在个人年满七十岁时归还国家；而桑田则主要用于种植桑树、榆树和枣树等经济作物，这类土地无需归还国家，并允许出售多余部分或购买不足部分以满足实际需求。此外，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对于老弱病残以及鳏寡孤独者，政策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怀。 与此同时，北魏还推行了新的租调制度。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孝文帝针对租调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基本征收单位，每年需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对于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以及参与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其应缴纳的租调量分别等同于一夫一妇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奴婢和耕牛同样可以接受土地分配。 均田制在当时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得以实施，且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推进，这对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制度，北方大量荒废的土地被重新开垦，耕作技术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养蚕、牧畜、酿造等农村副业的成长，逐渐改变了北方曾经荒凉残破的景象。 随着吏治的逐步改善和赋税负担的合理调整，农民能够更加专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农业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从太和年间至神龟末年，尽管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官府的粮仓仍然保持充实。

畜牧业
       北魏时期的畜牧业原本就十分发达。在孝文帝统治期间，为了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发展，还在河南地区专门设置了牧场。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更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资源，当时仅河南一地便饲养了十万匹战马，极大地增强了北魏军事实力。 同时，从一些历史记载中也能看出当时畜牧业的规模之宏大。例如，契胡部落中的尔朱荣家族便拥有极为丰富的畜牧资产。据史料记载，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所拥有的牲畜数量惊人，“牛羊驼马，色别为群”，甚至遍布整个谷地，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线。这些描述充分展现了北魏时期畜牧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其在社会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进步是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绢布生产方面，这一时期的产量显著增加，直接导致了绢价的下降。据史料记载，在魏国初期，每匹绢的价格高达千钱，而到了孝文帝统治之后，价格已降至二三百钱。这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提升，也体现了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此外，在其他手工业领域，如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和冶铁等行业，同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注入了活力。

 商业的兴盛

      进入北魏后期，商业活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时，一些大城市成为了区域经济的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洛阳、邺和长安。洛阳作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贸易的枢纽，其地位尤为重要。城内西阳门外设有规模宏大的市场，周长达到八里。市场东部的通商、达货两个街区，居住着众多以精湛工艺和商贸经营为生的人们，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当时的商人群体十分多元化，除了普通的店铺商贩和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外，许多贵族与官僚也纷纷涉足商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贵族阶层对来自南方的商品情有独钟，因此官府在南部边境设立互市，专门用于与南朝进行官方贸易往来。然而，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私人之间的跨境交易被严格禁止，违反规定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货币制度的演变 随着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五铢钱开始铸造并逐步流通于市井之间。然而，在不少地区，“钱略不入市”的现象依然存在，说明货币经济尚未完全取代传统的物物交换模式。

均田制
    在北魏初年，于代北地区曾施行过一种名为“计口受田”的制度。到了公元485年（即太和九年），北魏政府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均田令。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土地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规范。 均田令的核心内容如下： 对于成年男子，即年满十五岁者，每人可分得露田四十亩；而成年女子则为二十亩。所谓露田，是指专门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为了实现轮作耕种，露田会按照双倍或三倍的数量进行分配。需要强调的是，露田不得私自买卖。当个人达到免课年龄或是去世后，其名下的露田需归还国家。 此外，每名男子还可获得桑田二十亩，此部分土地被视为世业田，即可以世代传承，无需归还。但在这二十亩桑田之上，必须依据相关规定栽种一定数量的桑树、榆树及枣树等。对于原本没有桑田的人群，将按照既定标准授予相应面积的桑田；若原有桑田面积不足，则由官方补足至规定数额；若超出规定面积的部分，则被用作倍田处理；而超出部分再多出的土地，也不会被纳入露田范畴参与还授流程。

         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允许对多余的土地进行合法出售，同时也可以针对不足部分进行购买补充。不过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都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份额限制，不得超量操作。 在非适宜种植桑树的地区，则分配麻田。具体而言，成年男子每人十亩，成年女子每人五亩，其返还与接受规则与露田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奴婢所获田地额度与普通百姓一致，且耕牛每头可额外分得三十亩田地，但上限为四头耕牛。田地的返还与接受情况，依据是否拥有奴婢或耕牛来决定。 在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区域，农民可根据自身能力尽情开垦，不受特别限制。而在土地稀缺且人口密集的地方，新增人口若应得田地却不愿迁移，则可用桑田抵扣应受的露田数量；若仍有缺口，则不再给予倍田；如果依然不够，则从家庭成员的田地中按比例削减予以补充。对于愿意迁徙的民众，可以自由前往空旷荒芜之地定居，但前提是不能借此逃避国家赋税与徭役。 对于官吏群体，同样设有公田分配制度。其中刺史可获得十五顷公田，太守为十顷，治中与别驾八顷，县令和郡丞六顷。一旦官员离职，其所领公田需移交给继任者，严禁私自转卖。

【文化】
         魏道武帝在平城设立了太学，为北魏的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献文帝时期进一步增设乡学，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北魏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的文化教育机构。南朝使者来访时，看到北魏“礼仪富盛，人物殷阜”，对这里的文化繁荣景象惊叹不已。 北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北国型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和作品。例如，经学家徐遵明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闻名于世；道教改革家寇谦之推动了道教的革新与发展；佛教名僧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瑰宝；史学家崔鸿编撰《十六国春秋》，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文学家温子升以优美的辞章享誉文坛；音乐家高闾精通音律，为北魏宫廷音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画论家孙畅之撰写画论，对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家江式致力于文字研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进步；书法家崔悦、卢谌二族则以精湛的书艺闻名遐迩。此外，天文学家晁崇、信都芳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医学家李亮、李修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还有大建筑家蒋少游，他设计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大农学家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经典之作；大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不仅是地理学的巨著，更是文学与历史的珍品。

        文学作品《木兰辞》更是传颂千古，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学魅力。而号称中国书法主系的魏碑，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等石窟寺艺术以其精美的雕刻和绚丽的壁画，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这些人物和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充分展示了北魏文化的辉煌成就。尽管北魏社会存在一些保守的因素，但其更多的特点在于开拓与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化运动
   孝文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汉化运动。
北魏汉化运动内容：
禁北语
     鲜卑族原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北魏军队中也普遍使用鲜卑语。而在朝廷之上，则是鲜卑语与汉语混用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推动汉化政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六月正式颁布诏书：“从今以后，不得再以北方旧俗之语在朝廷上交谈，如有违反者，将免除其现任官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考虑到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长期习惯于使用鲜卑语，难以一下子完全改变，因此对他们暂不作硬性要求；而对于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则明确规定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 ### 禁止胡服 鲜卑族的传统服饰风格与汉族差异显著，男子通常披发左衽，而女子则多佩戴冠帽，穿着夹领小袖短袄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服装。为促进文化融合，孝文帝在迁都同年便下令禁止穿戴胡服，要求所有人的服装统一依照汉制标准进行改制。

改变姓氏

       鲜卑族的姓氏多为二字或三字复姓，例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这与汉族单音节姓氏存在明显区别，也成为区分两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汉贵族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基于此，孝文帝在迁都后的第三年发布了改姓令，将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例如，拓跋氏改为元氏，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等等。 迁都之后，孝文帝还规定了一系列深化汉化的措施：鲜卑族人不得再穿着胡服，而要全部改穿汉人的传统服饰；不得再讲鲜卑语，而应改说汉语；同时规定鲜卑贵族如果在洛阳去世，不得归葬平城，并将其籍贯改为河南洛阳；此外，还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推动鲜卑贵族逐渐门阀化，并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与民族团结。

文学

        北朝民歌作为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独特特征。其风格刚健有力，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动人，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生活。其中，《敕勒歌》以豪迈的气势描绘了草原的辽阔壮美；《折杨柳歌》则通过悠扬的曲调传递出离别的哀愁与思念；而《木兰诗》更是以其传奇的故事和英勇的形象，成为千古传颂的经典之作。这些民歌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也是研究北朝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地理、文学与宗教于一体的名著。它不仅详细记录了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发展状况，还生动描绘了当时的都市景观与风土人情，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此外，从文学角度来看，《水经注》同样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郦道元以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众多河流及其周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堪称一部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魅力的游记佳作。

雕塑

        北魏时期的石窟寺雕塑艺术，在继承秦汉以来中国本土艺术传统的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国外尤其是古代印度的艺术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这些石窟寺分布范围极为广泛，西起甘肃，东至辽宁，其中保存至今且声名远播的主要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以及河南巩县的石窟寺等。 在这些石窟寺中，数以万计的佛像由古代技艺精湛的工匠们精心塑造而成，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巅峰水平。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例如，云冈石窟中的佛像造型庄重肃穆，体现了罽宾风格的静态之美；而龙门石窟的造像则更加流线飘逸，逐渐融入了中国本土的艺术特色。这种风格演变清晰地展示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

宗教

       北魏王朝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游牧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快速转变。拓跋鲜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但尚未创造出文字体系。在此背景下，宗教成为了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北魏时期的主流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其中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 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僧尼人数一度高达二百多万。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个体，都对佛教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高度繁荣。始建于公元460年的云冈石窟，动用了上千名工匠，耗时约三十五年才得以完成。石窟内部不仅雕刻着精美的佛像，还绘制了大量的壁画，完美结合了雕塑与绘画艺术。随后，北魏孝文帝又在洛阳龙门开凿了新的石窟。云冈石窟的佛像保留了较多的罽宾风格，显得相对静态庄严；而龙门石窟的造像则更加灵动飘逸，开始展现出中国化的特点。同时，北魏时期的陪葬陶器也深受佛教影响，强调“正面性”（frontality）及对称美感。位于敦煌的莫高窟在这一时期同样取得了显著进展，如第243窟中的北魏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披斜披式印度袈裟，头顶扎有扁圆形发髻，形象庄严而神圣。 北魏的道教主要以寇谦之改良后的天师道为代表。尽管佛教在北魏占据主导地位，但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却十分激烈。例如，太武帝拓跋焘曾发动大规模灭佛行动，显示出两种宗教之间复杂的关系。 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称为祆教或拜火教，其主神被尊称为“胡天”。该教主要在入华的粟特人群体中传播，并对北魏的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文成帝时期，为了弘扬宗教信仰，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进一步丰富了北魏时期的宗教艺术遗产。

【民族】

      北魏的拓跋氏统治者实施了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这种政策在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战场上，被强迫参军的各族人民往往被推到前线充当先锋，而鲜卑族的骑兵则紧随其后进行驱赶和督战。例如，在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451年），北魏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曾写信给南朝刘宋的守将臧质，信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攻城的士兵并非我鲜卑族人，你尽管击杀他们，这样反而能减少将来可能发生的叛乱。”这充分暴露了北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生命的冷漠与残酷。 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北魏在其境内氐、羌、卢水胡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众多军镇，实行严酷的军事统治。《魏律》更是明确规定，凡犯谋反大逆罪者，其家族中的男女老少一律处死。更令人发指的是，北魏仍然沿用原始而野蛮的车裂法来执行死刑。仅以国史案为例，就有超过千名北方汉族的大姓家族惨遭灭门之祸。 北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使广大民众，尤其是汉族人民难以生存，最终被迫揭竿而起。当时，北魏的法律极其严苛，动辄施以极刑，稍有不慎便会被视为叛逆而遭到诛杀。据史料记载，拓跋珪晚年时已陷入精神狂躁状态，他将残杀视作乐事。朝臣觐见时，稍有表情变化、呼吸不稳、步伐失调或言辞失当，都会被他认定为心怀恶意，进而遭受毒打甚至杀害。 一些为北魏政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汉族大臣，如崔逞、崔浩等人，也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最终皆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此外，在北魏的历次征战中，“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成为一种常见的战术——汉人被当作活生生的屏障，置于最危险的前线，以抵挡敌军的攻击。由此可见，汉人在北魏统治下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成为了统治者肆意蹂躏的对象。 这样的残暴统治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外交】

南朝

    尽管南北政权之间战火频仍，但双方的外交往来却从未中断。特别是在瓜步之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两国依然保持着礼尚往来的传统。每当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双方都会互派专使以示友好。例如，当南齐高帝萧道成去世时，北魏派遣使者李彪前来吊唁；而当北魏文明太后去世时，南齐则派出了裴昭明作为使者前往吊慰。这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不仅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尊重，也展现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复杂与微妙。 在长期的外交互动中，南北朝廷都非常注重挑选优秀的外交使者，这些使者往往才华横溢、风度翩翩，深受对方重视。尤其是在梁朝与北魏之间的外交往来中，更是留下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每当梁朝使者抵达邺城，当地上层社会的子弟都会盛装打扮，聚集起来争相观看，使得使馆门前热闹非凡，如同集市一般繁华。而当北魏使者来到梁朝时，同样也引起了类似的轰动效应。由此可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大背景下，双方并非只有对抗和冲突，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友好交流与文化交融。

西域

         随着北魏逐步统一北方并消灭夏国后，其影响力迅速扩展至西域地区，这一举动直接对柔然构成了威胁。不久之后，由于北凉与北魏关系恶化，北魏果断采取行动，迅速攻灭了北凉，从而将自身的行政管理体系延伸到了西域地带。然而，为了降低政治成本，北魏并未选择继续维持对西域的直接统治，而是通过扶持反对柔然的力量来间接牵制柔然势力，同时保持与西域各国间的朝贡关系。 进入太武帝时期后，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全面统一，并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推进到西域地区。在此过程中，北魏成功灭亡了西域五大强国之一的鄯善国，并将其领土改建为鄯善镇。面对北魏的强大实力，周边众多西域国家纷纷感到畏惧，主动寻求与北魏结盟友好。一时间，竟有五十余个国家向北魏进献朝贡，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标志着北魏国势达到了巅峰状态，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中亚
       破洛那，又称为贵山城，如今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赛地区。在历史记载中，《史记》与《汉书》将其称为“大宛国”。这一地区以出产名马“汗血马”而闻名于世。“汗血马”因其独特的体态和卓越的奔跑能力备受赞誉，堪称古代世界中的珍贵良驹。 早在拓跋什翼犍二年（公元339年），破洛那就已经向由拓跋部建立的代国表示归附之意，展现出其对代国的臣服与友好关系。至北魏太武帝时期，即太延三年（公元437年）以及太延五年之后，破洛那更是频繁派遣使者前往朝贡，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政治与经济联系。这种持续的交往不仅体现了破洛那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彰显了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

者舌

             者舌国位于现今的乌兹别克地区，其首都为者舌（即今天的塔什干）。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者舌国曾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自此之后，两国之间的往来从未间断。 悉万斤国地处者舌国的西南方向，位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富饶地带，其首都是现今乌兹别克境内的撒玛尔罕。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区域曾属于粟弋国的范围。到了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十月，悉万斤国也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并献上珍贵的礼物。自此以后，双方的交流一直保持不断。 这些历史记载不仅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频繁的外交互动，也反映了当时各国对彼此文化的尊重与经济往来的重视。

粟特国
         粟特国，又称为粟弋，地处中亚地区的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汉朝时期起，粟特国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纽带。其商人群体活跃于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频繁往来于河西走廊一带（即古时所称的“凉土”），从事贸易活动，将中亚的商品带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货物传播至更远的地方。 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七月，粟特国派遣使者来到中原，向北魏朝廷进献贡品，表达了友好之意。到了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成功消灭了北凉政权（由沮渠氏统治），在此过程中，居住在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大量粟特人被俘虏并迁离故地。 进入文成帝拓跋浚初年（公元452年），粟特国王再次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恢复与北魏的关系。文成帝颁布诏书，正式同意双方重新建立联系。此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更加频繁，先后多次互派使者进行交流。直至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粟特国依然坚持派遣使者前往中原，进献本国特产，以示友好关系的延续。

忸密
        忸密在悉万斤西，都忸密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宣武帝永平二年（508年），忸密曾遣使访魏都洛阳。

西亚地区
波斯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社会逐渐趋于安定，这一时期的国际交流也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中国与波斯等地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根据《魏书》的记载，在公元5至6世纪期间，中波两国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从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到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波斯萨珊王朝曾先后十次派遣使者访问中国，同时中国的使者也多次通过西域的于阗和疏勒等地抵达波斯的土地。 在此期间，波斯国王屡次派遣使团向北魏朝廷进献珍贵物品，这些贡品往往通过于阗等重要贸易枢纽转运至中原地区。虽然官方的外交活动留下了较为清晰的记录，但民间的往来却难以完全统计。然而，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推测，当时中西大道上的人流络绎不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考古发现方面，青海、河北、山西等地出土了大量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银盘等珍贵文物。这些实物不仅证明了当时双方贸易往来的规模之大，更反映了两国之间深厚的文化联系。这些历史遗存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互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展现了北魏时期中外交流的繁荣景象。

大秦
       在古代的友好交流与往来中，大秦等国家将诸如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以及汗血宝马等珍贵物品引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铜器等特色产品也远销至大秦、波斯等国，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贸易与文化的桥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6世纪末期，中国的养蚕技术通过波斯这一重要纽带，成功传入了大秦。这种双向的交流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更推动了技术与文化的传播，为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亚地区
南天竺
    笈多王朝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可以追溯至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年），从那时起，双方之间便已展开了早期的交往。此后，这种交流持续发展，并在多个朝代中得以延续和深化，包括中国南朝时期的宋、梁、陈，以及北朝的北魏，都曾与笈多王朝保持了频繁的往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笈多王朝与北魏之间的交往相较于南朝来说开始得较晚，时间上相差近80年之久，且互动的时间跨度也相对较短。根据史料记载，双方的首次接触发生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随后在景明四年、正始四年（507年）、永平元年（应为508年，原文存在年代错误）、延昌三年（514年）这十几年间，共有五次使节往来的记录。然而，在这一短暂的交流高峰之后，两国之间便再无使节往来的明确记载。

中天竺
         中天竺除摩揭陀国之外，尚有拘萨罗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其王曾谴使入魏。 

北天竺
        乌苌国自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起，便开始与北魏展开使节往来。从这一年起，至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乌苌国先后六次派遣使节前往北魏进行友好交流。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不仅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促进了双方在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犍陀罗国与北魏的使节交往则始于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此后，在永平二年（509年）和永平四年（511年），犍陀罗国多次派遣使者访问北魏都城洛阳，前后共计五次（其中永平四年就有三次派遣使者的记录）。这些频繁的外交互动，充分体现了犍陀罗国对与北魏建立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罽宾，作为北天竺的一个重要国家，即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其与北魏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从北魏太武帝正平二年（451年）开始，至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罽宾先后六次派遣使者访问北魏，并携带珍贵的地方特产作为礼物赠送。

东天竺
   东天竺的槃陀国（现今的孟加拉地区），在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09年的正月，曾派遣使者前往北魏进行外交访问。然而，在此次交流之后，史书中并未再有槃陀国与北魏之间往来互动的记载。

西天竺

         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即公元47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使者从西天竺出发抵达北魏。这次外交活动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人口】

        孝文帝改制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520年）户口统计大约有500万户 ，以户均口数6口计约有3000万人，因学者考虑到北魏北边军镇的府户、农官管理下的民屯户、国有牧场的牧户、僧尼及寺院的附户以及为官府供役的杂户、伎作户、乐户、盐户、金户等等未纳入官方统计的人群，而认为北魏实际户数达600万户，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 。

【科学】
农学
     北魏末年，由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且最为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这部伟大的农书不仅记录了古代中国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还对后世农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思勰，出生于益都（今山东省境内），曾担任过高阳郡（今临淄）太守等重要官职。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并在中年之后投身于农牧业经营之中。在此期间，他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与放牧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通过长期的实践与观察，他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大约在永熙二年（公元533年）至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这一时期，他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包含九十二篇内容，系统地总结了从周秦到北魏时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书中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等多个方面。此外，它还详细介绍了粮食作物和蔬菜的栽培方法，果树的培植与嫁接技术，畜禽的饲养及医治技巧，食品的加工与储藏方式，以及野生植物的开发利用等多方面的知识。该书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牧业生产经验和技术水平，其中许多技术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部集大成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不仅是中国古代农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参考。

地理
       在北魏时期，有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散文家——郦道元。郦道元，字善长，出生于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大约生于公元468年或472年。根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官期间以严厉而闻名，他执法公正、不畏权贵，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使他在当时的社会中备受敬重，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势人物，最终被陷害致死。 郦道元一生致力于地理研究与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水经注》是一部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魅力的经典著作。这部作品以《水经》为基础，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严谨的记录，系统地描绘了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貌。《水经注》全书约三十多万字，共四十卷，详细介绍了1250多条河流及其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以及历史背景等内容。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碑刻墨迹和民间渔歌民谣，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作为一部地理名著，《水经注》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文笔也雄健俊美，堪称山水文学中的佳作。它将地理知识与文学艺术完美结合，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水经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明清以来，许多学者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这门学问涵盖了地理、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水经注》的广泛影响力和持久魅力。 郦道元以其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将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之中。

【皇帝世系】

追尊先祖（传说时期、拓跋部的史前时期）
成皇帝    拓跋毛
节皇帝    拓跋贷
庄皇帝    拓跋观
明皇帝    拓跋楼
安皇帝    拓跋越
宣皇帝    拓跋推寅
景皇帝    拓跋利
元皇帝    拓跋俟
和皇帝    拓跋肆
定皇帝    拓跋机
僖皇帝    拓跋盖
威皇帝    拓跋侩
献皇帝    拓跋邻（—213年）
圣武皇帝，拓跋诘汾（213年—220年）

【代王时期】

始祖太祖(元宝炬改) 

 神元皇帝    拓跋力微    174年－277年    220年－277年

    文皇帝    拓跋沙漠汗    不详－277年    （追尊）

    章皇帝    拓跋悉鹿    不详－286年    277年－286年

    平皇帝    拓跋绰    不详－293年    286年－293年

    思皇帝    拓跋弗    不详－294年    293年－294年

    昭皇帝    拓跋禄官    不详－307年    294年－307年

    桓皇帝    拓跋猗㐌    不详－305年    （追尊）

    穆皇帝    拓跋猗卢    不详－316年    307年－316年

    ——    拓跋普根    不详－316年    316年（40多天）

    哀皇帝    拓跋始生    316年－316年    316年

太祖

平文皇帝    拓跋郁律    不详－321年    316年－321年

    惠皇帝    拓跋贺傉    不详－325年    321年－325年

    炀皇帝    拓跋纥那    
    325年－329年

    烈皇帝    拓跋翳槐    不详－338年    329年－335年

    炀皇帝    拓跋纥那      (在位335年－337年)

    烈皇帝    拓跋翳槐    不详－338年    337年－338年

高祖

昭成皇帝    拓跋什翼犍    320年－376年    建国338年－376年

    献明皇帝    拓跋寔    不详－371年    （拓跋珪追尊）

【北魏皇帝】

【一】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开国皇帝，在位23年，，被二子政变杀死

道武帝 拓跋珪：

公元386年2月20日（登国元年一月六日）

公元409年11月6日（天赐六年十月十三日在位）
年号：登国、皇始、天兴、天赐

登国：386年2月20日----公元396年六月

皇始：（396年七月-398年十二月）

天兴：（398年十二月-404年十月）

天赐：（404年十月―409年十月十三日）

【二】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392~423）太祖长子，在位14年，明君，劳累过度病死

明元帝 拓跋嗣
409年11月10日--423年12月24日在位
年号（3）：永兴、神瑞、泰常
永兴：（409年闰十月-413年十二月）
神瑞：（414年正月-416年四月）
泰常：（416年四月-423年十二月）
【三】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太宗长子，（423年12月27日—452年3月11日在位）在位29年，一统北方，被太监宗爱杀死

太武帝 拓跋焘
泰常：423年12月27日--424年2月15日
始光：（424年正月-428年正月）
神䴥：（428年二月-431年十二月）
延和：（432年—435年正月
太延：（公元435年正月—440年六月）
太平真君：（440年六月―451年六月）
正平：（451年六月-452年二月）

【四】魏隐王-敬寿帝拓跋余（？~452）世祖三子，在位7月余，被宗爱遣人杀死

敬寿帝拓跋余

承平：452年3月11日--公元452年10月29日

【五】魏恭宗-景穆帝（追封），拓跋晃
【六】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440~465）世祖之孙，452年10月31日-465年，在位13年，病死

文成帝 拓跋浚
452年10月31日-465年6月20日（和平六年五月十一日在位）
年号（4）：兴安、兴光、太安、和平
兴安：452年10月31日--454年8月14日
兴光：454年08月15日--455年7月1日
太安：455年7月2日--460年2月7日
和平：460年2月8日--465年6月20日

【七】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454~476）高宗长子，在位6年，被人害死

献文帝 拓跋弘
465年6月21日（和平六年五月十二日）-471年9月20日（皇兴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位）
年号（3）：和平、天安、皇兴
和平：465年6月21日--公元466年1月31日
天安：466年2月1日--467年10月12日
皇兴：467年10月13日（皇兴元年八月二十九日）--471年9月20日
【八】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元宏）（467~499）显祖长子，明君，在位27年，病死

孝文帝 拓跋宏
471年9月20日（延兴元年八月二十日）-499年4月26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在位）
年号（3）：延兴、承明、太和
延兴：471年9月20日--476年7月20日
承明：476年7月21日（承明元年六月十四日）-477年1月29日
太和：477年1月30日（太和元年一月一日）-499年4月26日

【九】魏世宗-宣武帝元恪（483~515）高祖次子，在位16年，病死

宣武帝 元恪
始：公元499年5月7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515年2月12日（延昌四年一月十三日）在位
年号（5）：太和、景明、正始、永平、延昌
太和：499年5月7日-500年2月18日
景明：500年2月19日（景明元年一月五日）-504年2月18日
正始：504年2月19日（正始元年一月十九日）-508年9月25日
永平：508年9月26日（永平元年八月十六日）-512年5月25日
延昌：512年5月26日（延昌元年四月二十五日）-515年2月12日

【十】文景帝元愉（追封）（488年～508年）

【十一】隐帝元法僧（454年-536年）逝世，（525）正月十五，七十二岁的元法僧在彭城自称天子，国号为“宋”，改元“天启”，后被朝廷讨伐，投奔南梁，封始安郡开国公，谥号襄厉。
【十二】魏肃宗-孝明帝元诩（510~528）世宗二子，在位13年，被太后毒杀

孝明帝 元诩
515年2月12日（延昌四年一月十三日）-528年3月31日（武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位
年号（6）：延昌、熙平、神龟、正光、孝昌、武泰
延昌：515年2月12日--公元516年2月17日
熙平：516年2月18日（熙平元年一月一日）-518年3月19日
神龟：518年3月20日（神龟元年二月二十三日）-520年8月17日
正光：520年8月18日（正光元年七月十九日）-525年7月14日
孝昌：525年7月15日（孝昌元年六月十日）-528年2月12日
武泰：528年2月13日（武泰元年一月八日）-528年3月31日

【十三】魏幼主-少帝元钊（526~528）高祖曾孙，在位43天，被乱臣溺死
【十四】魏肃宗文穆帝元勰（追封），（473年～508年）

【十五】孝宣帝元劭（追封），（？~528年）

【十六】魏敬宗-孝庄帝元子攸（507~531）显祖之孙，在位2年，被乱臣溢死

魏敬宗-孝庄帝元子攸，528～530年在位

年号：建义，永安
 

【十七】北海王顺帝元颢（元修追封），（529年4月 至 529年8月）。永安二年（529年）四月，元颢在睢阳城南登坛祭天，即位称帝，建元孝基。在南梁名将陈庆之的支持下，不断攻克北魏城池，击败北魏军队。经典战役荥阳战，陈庆之以七千精兵击败上党王元天穆三十余万大军，永安二年（529年）五月，拥立元颢的各路军队攻克洛阳，元颢坐领洛阳，改元建武。
【十八】魏建明帝-元晔（509~532）在位4个月，后为权臣高欢所杀

魏建明帝-元晔，530～531年在位
年号：建明
【十九】魏前废帝-元恭（498~532）在位1年，为权臣高欢所杀

531年二月～十月在位
年号：普泰
【二十】魏后废帝-元朗（513~532）在位半年，为高欢所杀

531～532年在位
年号：中兴

【二十一】武穆帝元怀（488年～517年5月2日），中兴二年，元怀第三子元脩即位，成为北魏孝武帝后，追谥武穆皇帝。
【二十二】魏--孝武帝元修（末帝）（510~535）在位3年，为权臣宇文泰所杀。

532～534年在位
年号：太昌，永兴，永熙

元修死后，被宇文泰下令移于草堂佛寺，十余年后才得正式落葬。西魏上谥号为孝武皇帝。东魏方面称之为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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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行政区划】
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主要的州有：
并州、肆州、建州、恒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荆州、洛州、东荆州、东豫州、南兖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营州、雍州、豳州、夏州、华州、泰州、东泰州、泾州、岐州、兖州、青州、齐州、徐州、南青州、济州、河州、凉州、敦煌镇、 武川镇、御夷镇、怀荒镇、柔玄镇、抚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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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

东魏孝静皇帝，元善见。

西魏文皇帝，元宝炬。

【1.】东魏（534年-550年），南北朝时期属北朝割据政权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政权。历时十七年，历一帝。
【2.】西魏（535年―556年），南北朝时期由北魏分裂出来的王朝。 元宝炬在以宇文泰为首的诸臣支持下登基为帝，国号“魏”。与高欢所掌控的东魏和南朝梁对立，建都长安（今西安汉长安城遗址）。至557年被北周取代，经历两代三帝，历时二十二年。

魏太祖-拓跋珪（371~409）开国皇帝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371年～409年），又名拓跋开、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拓跋涉珪，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人，鲜卑族。北魏王朝开国皇帝，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之孙、献明帝拓跋寔的儿子，母亲为献明皇后贺氏。天赐六年（409年），拓跋绍发动宫廷政变，拓跋珪遇弑身亡，年仅三十九岁，追谥宣武皇帝，庙号烈祖。泰常五年（420年），改谥~道武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改庙号~太祖。
【家庭成员】
曾祖：平文帝拓跋郁律

祖父：拓跋什翼犍（320年～376年），十六国时期代国君主

父亲：追尊为献明皇帝，安葬于云中金陵。
母亲：献明皇后贺氏。
（后妃）
1.慕容皇后。
2.宣穆皇后刘氏，天赐四年（409年），拓跋珪将其赐死。
3.贺夫人，拓跋珪之母贺氏的妹妹，拓跋珪之姨母。
4.大王夫人。
5.王夫人。
6.段夫人。
（儿子）
1.明元帝拓跋嗣，生母宣穆皇后刘氏。
2.清河王拓跋绍，天赐四年（409年）被杀，生母贺夫人。
3.阳平王拓跋熙，生母大王夫人。
4.河南王拓跋曜，生母王夫人。
5.河间王拓跋脩。
6.长乐王拓跋处文。
7.广平王拓跋连，生母段夫人。
8.京兆王拓跋黎，生母段夫人。
9.拓跋浑，早夭，无后。
10.拓跋聪，早夭，无后。 
女儿：华阴公主，生母宣穆皇后刘氏  ，嫁柔然人闾大肥

拓跋聪，早薨，无后。

儿子：武昌王拓跋提

孙子：河间王拓跋羯儿（过继河间王拓跋修）

拓跋范（？～447年），代郡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鲜卑族。北魏宗室大臣，明元帝拓跋嗣次子，太武帝拓跋焘异母弟，母为慕容夫人。泰常七年（422年）四月初二日，拓跋范受封爵位为乐安王，官拜中军大将军。延和二年（433年）六月十四日，太武帝下诏命令拓跋范征发秦、雍二州士兵一万人，在长安城内筑建小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九月，太武帝亲征柔然，当时太武帝兵分四路攻打柔然，拓跋范与建宁王拓跋崇各率领十五名大将从东路出击。之后太武帝率军出征，尚书令刘洁（鲜卑族）谋划作乱，拓跋范知道此事却不告发。太平真君八年（447年）事情泄露。八月拓跋范因病突然去世，谥号宣王。
【家族成员】

祖父：道武帝拓跋珪。
祖母：宣穆皇后刘氏。

父亲：太宗明元帝拓跋嗣
母亲：慕容夫人
（兄弟）
长兄：太武帝拓跋焘
次兄：乐平戾王拓跋丕
三兄：安定殇王拓跋弥 
五弟：永昌庄王拓跋健 
六弟：建宁王拓跋崇 
七弟：新兴王拓跋俊
姐妹
阳翟公主，嫁后秦皇帝姚兴之子姚黄眉。
始平公主
武威公主
（儿子）

1.拓跋良，雍州刺史、内都大官、乐安宣王、定州刺史

2.元苌生

3.元某，秦洛二州刺史

1.景穆帝，，拓跋晃，

2.晋王，，，拓跋伏罗，

3.东平王，，拓跋翰，

4.广阳简王，拓跋建

5.南安隐王，拓跋余，

6.拓跋小儿

7.拓跋猫儿

8.拓跋真

9.拓跋虎头

10.拓跋龙头。
（姐妹）
1.南安公主，嫁给明元皇后的哥哥、阳平公杜超。
2.上谷公主，嫁征东将军、西平王乙瑰。

拓跋弘（454年8月14日～476年7月20日），别名第豆胤、万民，出生于阴山，鲜卑族。北魏王朝第六位皇帝（465年6月21日～471年9月20日在位）。文成帝拓跋濬长子，母为李贵人。承明元年（476年），拓跋弘于永安殿暴毙（一说被冯太后毒死），年仅二十三岁，谥号献文皇帝，庙号显祖，安葬于金陵。
【家庭成员】
祖父：景穆帝拓跋晃
父亲：文成帝拓跋濬。
母亲：文成元皇后李氏。
（后妃）
1.思皇后李氏，南郡王李惠之女，18岁选入东宫。献文帝即位，封夫人。皇兴三年，按照子贵母死之制处死。
2.昭仪封氏
3.韩贵人
4.潘贵人
5.椒房孟氏
6.高椒房
7.嫔侯氏，原姓侯骨氏，史书无载，见于墓志。
8.嫔成氏，史书无载，见于墓志。
（儿子）
1.魏孝文帝，元宏，467年 - 499年，母李夫人
2.咸阳王，，元禧，？- 501年，母封昭仪
3.赵郡灵王，元干，469年 - 499年，母韩贵人
4.高阳文穆王，元雍，？- 528年，母韩贵人
5.广陵惠王，元羽，470年 - 501年，母孟椒房
6.彭城武宣王，元勰，473年 - 508年，母潘贵人
7.北海平王，元详，476年 - 504年，母高椒房
（女儿）
1.常山公主

2.乐浪公主

3.彭城公主

4.乐安公主

5.高平公主，嫁高肇

世系：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

曾祖父：太武帝拓跋焘。

曾祖母：敬哀皇后贺氏。
祖父：景穆皇帝拓跋晃。
祖母：恭皇后郁久闾氏。
父亲：文成帝拓跋濬
母亲：乙夫人
（兄长）
1.献文帝拓跋弘，母元皇后李氏
2.安乐厉王拓跋长乐，母夫人李氏
3.广川庄王拓跋略，母夫人曹氏
4.齐郡顺王拓跋简，母夫人沮渠氏
（弟弟）
1.安丰匡王拓跋猛，母夫人悦氏
2.韩哀王拓跋安平，母夫人玄氏
嗣子：元琛：齐郡顺王拓跋简子，后过继拓跋若

拓跋他(416年~488年)，一作拓跋佗 ，鲜卑族，道武帝拓跋珪之孙，阳平王拓跋熙长子 ，南北朝时期北魏宗室、将领。文成帝拓跋浚至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期，拓跋他历任朝中要职。太和十二年(488年)，拓跋他去世，时年七十三岁。追赠平东大将军、定州牧，司徒照旧，谥号靖王。
【家庭成员】
祖父:道武帝拓跋珪。
父亲:阳弟平王拓跋熙。
二弟:南平王拓跋浑，初继叔父广平王拓跋连，官至凉州镇将、护西域校尉等。

三弟:牂牁公拓跋比陵，官至安远将军、怀荒镇大将。

（儿子）
长子:淮南王世子拓跋吐万。
次子:拓跋钟葵，早卒。
三子:拓跋笃，官至平北将军、幽州刺史。

拓跋猛(?~489年12月27日)，字季烈，代郡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鲜卑族。北魏宗室成员，文成帝拓跋浚第六子，母为悦夫人。太和五年(481年)，册封安丰王，出任侍中、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太和十三年(489年12月27日) ，去世，追赠太尉，谥号为匡。
【家庭成员】
祖父:拓跋晃，北魏景穆帝。

祖母:闾皇后，柔然郁久闾氏，追封恭皇后。

父亲:拓跋浚，北魏文成帝。

母亲:悦夫人，昌黎悦力氏。
(兄弟)
1.献文帝拓跋弘

2.安乐厉王拓跋长乐

3.广川庄王拓跋略

4.齐郡顺王拓跋简

5.河间孝王拓跋若

6.韩哀王拓跋安平。

姐妹:西河公主，嫁给平阳郡公薛初古拔

(子女)
1.元延明，北魏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司马、安丰文宣王。
1.元贵妃，嫁给通直散骑常侍王诵(非宁陵公主夫王诵，元贵妃与宁陵公主父亲彭城王元勰同辈)(参见《魏徐州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
2.元氏，嫁给宠臣茹皓的弟弟。

冯太后，名字不详，祖籍长乐郡信都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文成帝拓跋浚皇后，献文帝拓跋弘嫡母，孝文帝元宏嫡祖母，辽西郡公冯朗之女。13岁的文成帝拓跋濬登基不久，就选中冯氏做了贵人。这一年，冯氏只有12岁。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5岁的冯氏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师平城的紫宫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原来是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太和十四年九月(490年10月17日)，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谥号文明，史称"文成文明太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龙门石窟修建古阳洞，以纪念冯太后。
【家庭成员】
伯祖父：冯跋，北燕文成帝。

祖父：冯弘，北燕昭成帝。
父亲：冯朗，冯弘次子，北魏辽西郡公，秦雍二州刺史。
姑姑：冯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左昭仪。
哥哥：冯熙，北魏昌黎王，太师，洛州刺史。
丈夫：拓跋浚，北魏文成帝。

【家庭成员】

曾祖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曾祖母：敬哀皇后贺氏
祖父：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长子，延和元年（432年）被立为皇太子，因宦官宗爱陷害忧虑而死。后被追尊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祖母：刘氏，封椒房。
父亲：拓跋桢，拓跋晃第九子，封南安王，官至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死后谥号“惠”。
（弟弟）
1.元彬，袭封章武王，官至平北将军、汾州刺史。死后赠散骑常侍等，谥号“恭”。
2.元怡，官至鄯善镇将。后赠骠骑大将军、太尉、雍州刺史、扶风王。
长子：元攸，官至东宫洗马。早逝，获赠散骑侍郎。
次子：元熙，官至安西将军、相州刺史，封中山王。因起兵反对领军将军元叉失败而被杀。其后获赠大将军、太尉、冀州刺史等，谥号“文庄”。
三子：元诱，官至右将军、南秦州刺史，为元叉所杀。累赠仪同三司、都昌县开国伯等，谥号“恭”。
四子：元略，官至大将军、尚书令，封东平王，“河阴之变”时遇害，后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等，谥号“文贞”。
五子：元篡，官至司徒祭酒，与元熙一同遇害。累赠安北将军、恒州刺史、高唐县开国侯。
六子：元义兴，元熙异母弟，官至辅国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于“河阴之变”时遇害。累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武邑王。
（孙子）
元景献，元熙长子，与元熙一同遇害，后赠景献中军将军、青州刺史。
元仲献，元熙次子，与元熙一同遇害，后赠左将军、兖州刺史。
元叔献，元熙三子，与元熙一同遇害，后赠右将军、齐州刺史。
元叔仁，元熙幼子，官至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袭封中山王。“河阴之变”时遇害，后赠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并州刺史。
元始伯，元诱之子，袭封都昌县开国伯，官至给事中。北齐建立后，降爵。
元景式，元略之子，袭封东平王，官至北广平太守。北齐建立后，降爵。
元子献，元篡之子，袭封高唐县开国侯，官至泾州司马。
元述，元义兴之子，袭封武邑王，官至通直郎。北齐建立后，降爵。
《魏书》称拓跋桢有五子，故元英除元彬、元怡二弟外，应还有两位兄弟；又称元英有五子，然加上元义兴，元英实有六子。姑将元义兴算作元英第六子，附列于此。另《元廞墓志》载元英第四子为元廞，今无法考证。

元颢（494年～529年8月11日），字子明，河南洛阳人，鲜卑族。北魏宗室，献文帝拓跋弘的孙子，北海平王元详世子。东海王元顼的长兄，父亲元详死后，袭封北海郡王，担任徐州刺史，后因为贪污受贿，被御史中尉弹劾而罢官免爵。孝昌三年（527年），恢复王爵，拜平西将军、西道大行台，率军攻打宿勤明达。孝昌四年（528年），迫于朝廷内乱及葛荣起义的压力，投靠南梁。借助南梁兵力，带领陈庆之杀回北魏，十月立元孝基，529年4月，一举攻克荥阳、睢阳。四月称帝于睢阳，改元孝基。永安二年（529年），5月攻克洛阳，正式坐领洛阳，改元建武。在位期间，日夜纵酒，疏于国家军务。同年五月(一说七月)兵败被杀。【532年，北魏孝武帝元修（末帝）即位后，追复北海王，赠使持节、太师、侍中、骠骑大将军、大司马、冀州刺史。】

【家族成员】

祖父：拓跋弘，北魏献文帝。

父亲：元详，太尉、太傅、录尚书事、北海平王。
母亲：范氏，殷州刺史范遵的姐妹
夫人：李元姜，顿丘宣王李峻的孙女。
（兄弟）
1.元顼，侍中、左仆射、车骑将军、东海王
2.元保，早夭。
（儿子）
1.元冠受，为尔朱荣所擒杀
2.元娑罗，北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