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开土王（好太王，高谈德）~高句丽第十九任君主（391年－412年在位）
高谈德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东晋.十六国
中文名：好太王
别名：高谈德
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位时间：391年－412年
国籍：高句丽
民族：高句丽族
生卒：374年~412年
职业：高句丽国王
主要成就：确立了高句丽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
出生地：吉林省集安市
前任：故国壤王（伊连）
继任：长寿王（高巨连）
个人简介
好太王高谈德（374年－412年），亦称广开土大王、广开土王，谥号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国壤王高伊连（高于只支）之子，高句丽（位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朝鲜半岛北部）第十九代君主，391年－412年在位。
好太王在位期间，高句丽割据势力范围达到全盛，北部包括今中国辽河以东的东北部分地区，在朝鲜半岛的面积达到半岛面积的大半即传统的汉四郡。好太王的功绩被记录在其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上，该碑是世界上最大的刻有碑文的石碑之一。
好太王是高句丽短暂的历史上极有建树的君主，其在位时期是高句丽的重要发展阶段，他北攻夫余，迫使夫余俯首称臣；西占辽东，完成高句丽十几代统治者的梦想；南征百济，将高句丽的势力抵达韩江流域。正是其在位期间开创高句丽的鼎盛局面。同期的日本，应当是处于所谓“倭五王”的统治时期。因政治发展的需要，高句丽和倭都想在朝鲜半岛确立主导地位，因此展开诸多政治角逐，甚至军事战争。而经过好太王的军事干预，屡屡挫败倭国占领新罗多的主导权的企图，为高句丽确定半岛霸主地位、清除倭国在半岛的影响作出重要贡献，确定五世纪初的半岛格局。
【人物生平】
好太王，是高句丽的第十九代君主，他的名字为安，是故国壤王伊连之子。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他正式即位成为高句丽的国王，并于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去世，在位期间共计二十二年。在其统治时期，他带领高句丽人民陆续抵御了外来势力的侵扰，使得国家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百姓生活富足，社会安定和谐。 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好太王亲自率领大军征伐碑丽地区，成功攻破了三个部落，缴获了六七百个营寨以及大量的牛、马、羊等牲畜资源。次年，他又亲率大军进攻百济，一举攻克了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落。百济王被迫向高句丽献上千名奴隶和千匹细布，以此重新承认高句丽的宗主地位。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好太王派遣五万步骑兵南下救援新罗，与倭寇展开激战并取得大胜。义熙六年，他再次亲率大军讨伐夫余国。到了义熙八年，好太王不幸去世，终年三十九岁。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人们追谥他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并在义熙十年将其安葬于国冈上，同时立下著名的“好太王碑”，以铭刻其不朽功勋。 然而，好太王出生之时，高句丽的国力并不如以往那般强大。就在他出生前不久的公元371年，百济的近肖古王曾对高句丽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不仅取得了重大胜利，还占领了平壤，并处死了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故国原王。此后，小兽林王继位，为了恢复高句丽的国力，他采取了尽量避免战争的外交策略，致力于内部建设与发展。而小兽林王之后的故国壤王也延续了这一策略，努力使高句丽逐步恢复昔日的强大。
自从百济在公元371年战胜高句丽后，便迅速崛起为东北亚的一个强国。近肖古王与倭国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面对百济的强势崛起，高句丽在地理上处于南面和西面被百济包围的不利局面。因此，高句丽不得不尽可能地回避与百济之间的冲突，同时积极发展与鲜卑和柔然等北方势力的关系，以此来遏制百济可能随时发起的入侵威胁。正是在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好太王继承了王位，并通过一系列卓越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成功扭转了高句丽的被动局面，奠定了高句丽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征战百济
公元391年，故国壤王驾崩后，好太王继位。为了彰显其雄才大略以及与周边强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他随即自封为“广开土太王”。这一称号不仅体现了他的宏图大志，也标志着高句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继位之后，好太王着手对高句丽的军事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重组。他重新训练了高句丽的精锐部队，并加强了海军的实力，使得高句丽的军队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都具备了更强的战斗力。 公元392年，好太王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百济，一举攻下了十座城堡。然而，百济阿莘王并未因此而退缩，他原本计划利用此次冲突彻底消灭高句丽。然而，在公元393年的战斗中，阿莘王却被好太王击败。次年，即公元394年，阿莘王再次发动进攻，但依然未能取得胜利，再次被好太王击败。由于连续多次战败于好太王之手，百济国内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公元395年，高句丽军队在与百济军队的交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斩杀敌军八千人，并且兵临百济国都慰礼城下。次年，好太王更是亲率海军从海上及汉江方向对慰礼城展开攻势。由于阿莘王误判形势，以为高句丽会从陆路发起进攻，因此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毫无防备。结果，好太王轻松突破防线，轻易打败百济军队，并成功夺取了百济的五十八座城堡。 面对如此巨大的失败，阿莘王不得不向好太王请降，并将自己的兄弟送至高句丽作为人质以示诚意。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高句丽最终成功夺回了朝鲜半岛上的主导权，确立了其在该地区的强势地位。
控制辽东
后燕时期，慕容宝登基继位之后，由于国家整体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在与周边政权的外交关系上显得相对谨慎。当时，好太王在位初期，与后燕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外交态度，并且依托其在朝鲜半岛上的既得利益，成功使燕国承认了高句丽在其区域内的霸主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好太王并未继续沿袭以往对燕国恭敬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扩张的政策，不断开疆拓土。这一举动逐渐引发了双方关系的紧张局势。公元399年，后燕以“好太王对待燕国礼数怠慢”为借口，发动军事进攻。此次行动由慕容盛亲自率领三万精锐兵马讨伐高句丽。彼时，相较之下，后燕在综合国力方面仍占据一定优势。 到了公元400年，后燕再次向高句丽发起攻击。但面对敌军入侵，好太王迅速组织反击，成功夺回被后燕占领的大片土地。两年后的公元402年，好太王主动出击，对后燕展开猛烈攻势，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至公元404年，高句丽军队更是进一步扩展版图，将整个辽东半岛纳入囊中。 对于高句丽的一系列扩张行为，慕容鲜卑统治者自然无法坐视不理。公元405年，后燕皇帝慕容熙亲率大军渡过辽河，试图压制高句丽的崛起，却最终败于好太王之手。次年，后燕再度尝试进攻高句丽，依旧未能扭转战局，反而再次落败。至此，后燕国势渐衰，最终于公元407年灭亡，汉人将领冯跋、冯弘兄弟趁机取而代之，建立了北燕政权。 在此之后，好太王不仅持续巩固对鲜卑势力的优势，还进一步将目标转向位于今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契丹部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他迫使契丹臣服于高句丽，从而确立了高句丽对祖宗发迹之地——辽东半岛的完全控制权。 然而，高句丽的强大并非永恒。直至七世纪后期，在与新罗争夺朝鲜半岛主导权的过程中，高句丽遭遇唐朝与新罗联军的联合打击，最终走向灭亡。
北方扩张
公元410年，好太王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东扶余。东扶余在面对好太王的强大攻势时，并未能够有效抵御，经过多次失败后，最终选择向高句丽投降。此次战争使得好太王成功获取了东扶余的64座城堡以及1400个村庄。除此之外，好太王还曾派遣军队北上征讨靺鞨和阿伊努部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使这些部落臣服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进一步扩大了高句丽的影响力与疆域范围。 高句丽北部的疆域扩张不可避免地与契丹产生了矛盾。据史料记载，在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即公元392年的九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北伐契丹。在这场战役中，高句丽军队俘虏了五百名契丹男女，并成功解救了一万名之前被契丹掳走的本国百姓，随后凯旋而归。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契丹人的入侵企图，同时也确保了高句丽北部边境的安全稳定。
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再次亲率大军出征，这次的目标是碑丽。军队一路挺进，越过富山，抵达盐水流域。在这里，高句丽军队大获全胜，摧毁了碑丽三支部落共计六七百个营地，缴获了难以计数的牛马群羊等战利品。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碑丽应位于现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这里正是当时契丹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部疆域相隔。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如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崔陈堡山城以及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遗址，均属于高句丽中晚期所修建的山城。这些山城的建造时间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末，正值好太王占据辽东前后。从其地理位置和功能来看，这些山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而精心设计和修筑的。 在高句丽的历史长河中，好太王时期的对外征战和领土扩展无疑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东南扩张
公元400年，朝鲜半岛的局势动荡不安。位于半岛东南部的新罗王国遭受了来自百济、倭（古代日本）以及伽倻等势力的联合入侵，国力难以支撑。为求自保，新罗向北方强国高句丽请求军事援助。同年，好太王（即广开土王）果断派遣五万精兵南下，成功击退了倭和伽倻的联军，帮助新罗解除了危机。 此战之后，新罗与伽倻逐渐成为高句丽的臣属国。为了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公元401年，好太王释放了此前被高句丽扣押的新罗王子实圣尼师今，并将其送返新罗，以此表达善意。然而，尽管表面上展现了友好姿态，高句丽的军队并未从新罗领土完全撤出，而是持续对新罗保持一定的控制力，确保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战略优势。 好太王统治时期，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有效遏制了倭势力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渗透，维护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随着渡来人（从大陆迁徙至日本的技术专家与文化使者）数量的增加，阿知使主等地方势力试图通过海上航线与中国大陆上的王朝建立外交联系。然而，这些外交努力屡次受挫，因为好太王多次派遣军舰在海上拦截前往东晋的日本外交船只，进一步彰显了高句丽在东亚海域的强大影响力。 到了公元409年，好太王在国内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巡视活动。根据史书记载，“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其中，今江原道安边郡境内的鹤城山山城便是好太王所修筑的六座城池之一。此外，好太王亲自率队南巡，巡视的区域包括东濊故地，即今天的江原道地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强了高句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控制，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高句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好太王的统治时期是高句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阶段。
太王抗倭
公元414年，长寿王为纪念好太王的卓越功绩，特地立下了好太王碑。这块石碑不仅详细记录了好太王在位期间的重要事迹，也为后人研究古代东北亚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通过碑文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高句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其中，碑文中提到了以下与“倭”相关的事件：
公元399年，百济与倭国联合发动了对新罗的入侵行动。面对强敌，新罗无力独自抵御，于是向高句丽请求援助。作为当时东北亚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句丽迅速响应了这一求助。
公元400年，高句丽派遣军队介入战事，成功将倭国势力逐出新罗，并进一步清除了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影响。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高句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保护了新罗免受进一步侵扰。
在公元404年，倭国再次试图从海上发起入侵，但高句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又一次将其击退。这些历史事件充分展现了高句丽在当时的强大国力及其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四世纪后半叶的朝鲜半岛局势
四世纪初，高句丽第十五代君主美川王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成功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和带方郡。这一历史性的扩张使得高句丽的战略触角从中国东北南部逐步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从而开启了与半岛中南部的百济与新罗之间的长期军事对峙局面。自此，朝鲜半岛进入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时期，高句丽的势力相较于其他两国并不占据明显优势。在西部边境，高句丽频繁受到前燕的威胁。尤其是在故国原王十二年（公元342年），前燕军队攻陷并洗劫了高句丽的首都丸都城，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在南部，高句丽也面临着来自百济的持续攻击。故国原王四十一年（公元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率领三万大军进攻平壤城，故国原王亲自率军抵抗，却不幸在战斗中阵亡。 继位的小兽林王在初期采取了收缩军事的战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军队的改革之中。经过一系列整顿与改革，高句丽的国力逐渐增强。特别是在好太王（即广开土王）即位后，他通过长达二十二年的征伐战争，进一步扩大了高句丽的疆域，使国家达到了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对岸的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九州地区的熊袭部落仍未臣服于大和朝廷。然而，神功皇后却在此时做出了先讨伐熊袭、再出兵新罗的战略决策，并与百济结成联盟，试图插手朝鲜半岛事务。高句丽的南下伐济行动与倭济联盟的伐新计划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由此，高句丽开始了一系列协助新罗抵御倭济联盟侵扰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自四世纪末拉开帷幕，直至五世纪中叶才逐渐趋于缓和。
二、好太王的南征
好太王即位之后，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再次被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争战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的对抗仍然是围绕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矛盾展开。
当年（公元391年）的七月，好太王便果断南下，接连攻克百济十余座城池，重新点燃了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积压已久的战火。同年十月，他又成功攻陷百济的重要据点——关弥城。这场战役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它不仅打破了双方长期以来的力量平衡，还扭转了高句丽以往处于劣势的局面。从此以后，战争的天平逐渐向有利于高句丽的方向倾斜，并持续发展下去。 到了好太王二年（公元392年）八月，百济再度侵犯高句丽南部边境，好太王随即命令将领率军抵御。三年（公元393年）七月，当百济再次进犯时，好太王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迎击敌人，并在战场上取得大胜，残余的敌军只得趁着夜色仓皇逃窜。四年（公元394年）八月，好太王与百济军队在浿水之上展开激战，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大获全胜，斩杀敌军八千余人。
六年（公元396年），好太王更是亲率水军远征，讨伐残国。此役成果显著，共夺取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庄，同时将残国君主的弟弟及十名大臣俘虏带回首都。通过这一系列战役，百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而高句丽则确立了其在朝鲜半岛上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地位。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高句丽灭亡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存的中、韩、日三国古代文献史料以及金石碑刻等资料，在好太王十年（公元400年）之前的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中，并未出现倭人或倭兵的身影。这表明，在这一阶段，倭国的主要侵略目标是距离较近的新罗。尽管倭国试图利用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冲突对百济施加政治压力，但尚未直接派遣军队介入两者之间的战争。 进入第二阶段后，以好太王十年（公元400年）的庚子之役为标志，高句丽与倭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年，倭国趁高句丽与百济连年交战之际，加紧了对新罗的侵扰行动，其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倭军遍布新罗全境，摧毁城池，奴役百姓，给新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新罗奈勿王不得不向高句丽求援。好太王借此机会扩大高句丽的政治影响力，应新罗之请派兵救援。在这场战役中，高句丽军队重创倭军，迫使倭国在新罗战场全线溃败。 此后，倭国开始与高句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好太王十四年（公元404年），倭国不守规矩，入侵带方地区。好太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截击，倭寇遭到惨败，被斩杀无数。
十七年（公元407年），好太王派遣五万步骑出征，高句丽大军与倭军展开激烈交锋，最终彻底消灭了倭军主力。此次战斗缴获了一万余领铠甲，以及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为了惩罚百济私下与倭国结盟的行为，好太王再次派遣军队南下，与百济和倭军联合作战，再次给予他们沉重打击。 在这个阶段，倭国直接介入了朝鲜半岛的军事斗争。然而，在高句丽好太王的多次打击之下，倭国连连受挫，始终未能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
三、济倭联盟的建立与丽倭间的战争
百济与倭国的联盟形成，是在其对高句丽战事逐渐失去优势的大背景下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自4世纪中叶开始，百济与高句丽之间便长期围绕领土扩张和区域霸权展开激烈争夺。在这段时期内，百济基本保持了一定的军事优势。然而，这种局面在好太王即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辛卯年（391）至丙申年（396），历经六年的战争，好太王成功扭转了高句丽此前的颓势，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过程中，百济遭受了重大打击，阿莘王不得不向高句丽低头，献出一千名男女奴婢及千匹细布，并被迫立下誓言：“从今以后，永为奴客。”面对如此困境，百济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争霸能力，转而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最终选择与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倭国建立外交关系。 根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关于阿莘王时期的记载，可以明确得知，在丙申年（396）五月，百济正式与倭国结盟，并派遣王子腆支作为质子前往倭国。这一举措标志着两国关系从单纯的外交往来逐步升级为更为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 至于倭济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并缔结实质性同盟，则发生在庚子年（400）之后。早在好太王九年（399），高句丽便已察觉到“白残违誓，与倭和通”的迹象。与此同时，新罗奈勿王也因倭人入侵其国土、破坏城池而陷入危机，不得不派遣使者向好太王求援，称“倭人满其（新罗）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新罗选择向高句丽求助，表明其已迫于形势向高句丽臣服。而好太王则展现出了高度的战略眼光，不仅赞赏新罗的忠诚，还秘密制定了援助计划。由于此前在丙申年（396）对百济实施了沉重打击，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线相对稳定，这使得好太王能够集中力量支援新罗。于是，在好太王十年，即庚子年（400），他果断派出步兵与骑兵共计五万大军，奔赴新罗进行救援。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好太王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为后续三国格局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史载此役在好太王碑文中描述得十分清楚：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卽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戍兵，满罗城。□□其为倭□□□□□言□□□□□□□□□□□□□□□□□□□□□□□□辞□□□□□□□□□□□□□溃□□罗城，安罗人戍兵。是役，高句丽三战倭兵，皆胜。
自好太王十年，即公元400年的庚子之役起，高句丽与倭国之间拉开了直接军事对抗的序幕。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却让倭国深刻体会到了失利的苦果，同时也使其充分认识到了高句丽的强大实力。通过庚子之役的失败教训，倭国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侵占新罗的最大障碍并非百济，而是更为强大的高句丽。因此，排除掉高句丽这一巨大阻碍，成为了倭国当时最为紧迫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倭国开始积极加强与百济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合作共同应对高句丽的压力。庚子之役之后，倭国与百济之间的往来愈发密切。例如，在阿莘王十一年（公元401年）五月，百济派遣使者前往倭国，请求提供大珠。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东北亚地区复杂的政治与军事格局。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高句丽、倭国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战略考量与权衡，而这些互动也为后来的区域局势发展埋下了伏笔。史载：十二年（402）春二月“倭国使者至，王迎劳之，特厚。”更加确立了两国的同盟关系。经过近四年的精心筹备，大和朝廷试图一雪庚子之耻，于是在甲辰年（404），主动出击，联合百济侵入高句丽南部带方郡的地区。
(广开土王十四年<404>)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和通残兵口石城，口连船口口口，王躬率住讨，从平穰口口口锋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
然而，好太王再次对倭济联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这场失败使倭国与百济深刻认识到，要对付和清除强大的高句丽，仅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两国决定联合起来，结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军事同盟。 在好太王十四年（公元404年），倭国派遣“和通残兵”进攻带方界。次年（公元405年），百济阿莘王去世，倭王以百名士兵护送质于倭国的阿莘王太子腆支回国即位。这两个重要事件标志着倭济同盟的正式建立。 自此之后，好太王碑中虽不再有记载丽倭之间的战事，但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仍能看到战争的延续。例如，在新罗实圣王四年（公元405年），“夏四月，倭兵来攻明活城，但未能攻克而归”。又如六年（公元407年），“春三月，倭人侵犯东边；夏六月，再次侵扰南边”。由此可见，尽管两次败于高句丽，倭国依旧没有停止对新罗的侵扰活动。 在此背景下，新罗显然仍然依赖高句丽的庇护。到了实圣王十一年，新罗甚至将奈勿王子卜好作为人质送往高句丽。这一举动充分表明了当时高句丽与新罗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四、好太王与倭的战争中的一些问题
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插手并非偶然。尽管当时倭国尚未实现全国统一，但这并未阻挡其对朝鲜半岛用兵的决心与行动。 与好太王交战时期的倭国正处于古坟时代（亦称大和时代，大致为公元250年至538年间）。
这一时期，倭国尚未完成统一，日本列岛上仍存在着诸多小国并立的局面，而大和朝廷则处于逐步统一与兼并的过程中。然而，即便未完全统一，倭国仍将新罗视为其扩张的目标之一。随着从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而来的“渡来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如灌溉、堤防建筑、古坟建造以及铁器制造、造船、养蚕、织布、土器制作等技术，大和朝廷的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然而，倭国本土资源匮乏，物产并不丰富，人口也相对有限。因此，在岛内兼并战争进展不顺时，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大陆，以掠夺物资和人口满足岛内战争的需求。距离最近且国力稍弱的新罗便成为了最佳目标。自新罗建国以来，倭国的侵扰便未曾间断，尤其是在三世纪后期儒礼尼师今时代，倭国频繁入侵新罗。虽然大多被击退，但也有“掳人一千而去”及“倭兵攻陷沙道城”的记载。能够掳走千人并攻陷城池，这绝非普通流寇或海盗的能力所能达到，显然是大和朝廷的官方军事行动。 关于好太王碑中提及的“倭”实体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首先，“倭”字在好太王碑中出现频率极高，这足以证明“倭”在当时参与了朝鲜半岛的争斗，成为高句丽的主要对手之一。
认清碑文中“倭”的具体指代，对于理解战争规模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学界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五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倭”是统一后的大和朝廷受天皇指派的军队，代表学者有日本的井上光贞、津田左右吉、左伯有清；第二种认为“倭”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代表学者有朝鲜的朴时亨和中国的王健群；第三种认为“倭”是指北九州的倭王朝，代表学者有日本的古田武彦和倭国的朴真奭；第四种认为“倭”是从日本列岛迁徙至朝鲜半岛的人群，由中国学者李德山提出；第五种则认为“倭”就是倭国的军队，但不一定是由统一后的大和朝廷派遣，此观点由中国学者耿铁华提出。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此时的倭国确实尚未统一。如果仅仅是一群海盗，则难以形成高度协同的作战能力，更不可能让新罗朝廷疲于应付。此外，古坟时代的大和朝廷中心位于本州岛南部的奈良、大阪地区的大和盆地，而非北九州。从史料来看，当时的日本列岛是移民流入地而非移出地，大量来自大陆和半岛的“渡来人”构成了古倭国的基础。考虑到大陆和半岛同样处于战乱之中，移民回流的可能性极低。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同耿铁华先生的观点，即碑文中的“倭”是指受倭国或以倭国为首的政治势力派遣、代表倭国利益的军队。 至于《三国史记》中《广开土王本纪》和《阿莘王、腆支王本纪》为何没有提及好太王对倭的战事，部分学者认为碑文中所述之“倭”可能只是一群倭人迁徙者，好太王战倭之事或许子虚乌有。
好太王碑树立于长寿王二年（414），距离好太王去世仅两年，对其生平的描述应当较为准确。尽管碑文中有溢美夸张之处，但杜撰战倭事件的意义不大。成书早于《三国史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亦有关于日本天皇及皇后跨海征战新罗的记载，与之基本对应。由此可见，该时期日本虽未统一，但确已介入半岛军事事务。《三国史记》之所以未详尽记录倭的介入，可能是由于《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在纪年上的混乱，使编撰者未能采信相关资料。此外，金氏编写时重点在于三国间的征伐，尤其是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而未见过“好太王碑”，忽略日本势力的介入也属情有可原。《日本书纪》中记载了“与百济国间的亲交与契机”及“再征讨新罗”，这些内容在时间断限和描述上恰与“好太王碑”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了好太王战倭的事实。
五、好太王挫败济倭联盟对半岛局势的影响
1.确立了高句丽在半岛的霸主地位。
好太王的二十二年征战与经营无疑是一段辉煌篇章。他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和政治策略，成功迫使百济和新罗承认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从而确立了高句丽作为该地区霸主的地位。在此期间，高句丽多次击退倭国对新罗的入侵企图，有效遏制了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 公元412年，即好太王去世那年，高句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暂时缓和下来。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并未持续太久。半个世纪后，高句丽再次南下，重新点燃了战火。值得注意的是，
好太王十一年（公元401年），为了表达友好，高句丽将之前扣押的新罗王子实圣尼师今送还新罗。尽管如此，高句丽的军队并未从新罗撤出，继续对新罗保持一定的控制力。 好太王时期的高句丽不仅捍卫了朝鲜半岛南部免遭倭国侵扰，还间接促进了日本本土因渡来人增多而产生的外交需求。当时，阿知使主意图通过海上与中国大陆的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其前往东晋的外交船只却屡次遭到广开土王派遣军舰的拦截。 随着时间推移，新罗对高句丽的态度逐渐由屈从转变为对抗。百济与新罗开始结成联盟，共同抵抗高句丽的南下攻势。长寿王二十八年（公元440年），由于新罗袭击杀害高句丽边将，长寿王发起讨伐，但因新罗王及时谢罪得以避免更大冲突。至长寿王四十三年（公元455年），高句丽再次发动战争攻打百济，此时新罗公开出兵援助百济。
长寿王六十三年（公元475年），长寿王亲自率领三万大军围攻汉城，新罗应百济请求再度出兵相助。 整个五世纪期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始终保持军事优势地位。这一成就与好太王早年的征伐密不可分，正是他的努力奠定了高句丽自五世纪起在朝鲜半岛上的霸主地位。 经历五世纪初的丽倭战争后，倭国深刻认识到高句丽的崛起与强大。尽管倭国尝试通过多种军事行动和政治手段改变局势，但均以失败告终。迫于无奈，倭国转而寻求改善与高句丽的关系。然而，高句丽常以地区霸主自居，态度傲慢，令倭国虽表面通好，实则心怀敌意，渴望重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以重建其影响力。从倭国向刘宋抱怨“句骊无道”、“实忿寇仇”的言辞中可见一斑。面对高句丽强大的军事实力，倭国既畏惧又仇恨，却始终无法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曾经，倭国还能利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间的矛盾插手朝鲜半岛事务，但到了五世纪，随着高句丽确立其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优势，倭国已难以再现往日的肆意妄为。 为了限制高句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倭国不得不借助中原王朝的力量，试图通过中国王朝来制约高句丽的影响。这便是倭王要求获得“都督六国或七国诸军事”称号的深层用意所在。 庚子之役与甲辰之役的成功，不仅保全了新罗政权，更扭转了朝鲜半岛的整体局势。自此以后，虽然倭国仍不时骚扰新罗，但已无力参与半岛上的争霸战争。新罗凭借自身的灵活外交策略，善于运用合纵连横之术，在复杂的半岛斗争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借助高句丽的帮助驱逐倭国入侵后，尽管新罗表面上臣服于高句丽，但实际上其国力逐步增强，并陆续兼并了伽倻等南部小国。甚至后来，新罗开始联合百济共同对抗高句丽，稳固占据半岛东南部。 与此同时，曾与倭国结盟的百济也逐渐摆脱倭国影响。几次危难时刻倭国的袖手旁观，使得百济对其产生强烈不满，进而停止向倭国进贡。公元479年，倭国趁百济南迁后政局不稳之际扶持东城王即位，企图从中获取更大利益。然而，多次在盟友危难时弃之不顾的行为，让百济上下对倭国充满反感。尽管双方仍有合作需求，但彼此间始终保持警惕之心，最终导致倭济同盟名存实亡。 鉴于高句丽的强大威慑力，且高句丽与百济之间未发生大规模冲突，倭国调整战略目标，将重心从争夺朝鲜半岛霸权转向国内统一。毫无疑问，从百济引进的先进文化技术，特别是铁器和“渡来人”，在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 释】
1赞相当于应神或仁德、履中天皇，珍（也称弥）相当于反正或仁德天皇，济相当于允恭天皇，兴相当于安康天皇，武相当于雄略天皇。
2《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224页。
3《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汉译电子版。
4《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5好太王碑文，六年丙申条。
6好太王碑文，九年乙亥条。
7好太王碑文，十四年甲辰条。
8好太王碑文。十七年丁未条。
9好太王碑文，六年丙申条。
10好太王碑文，九年乙亥条。
11 《三国史记·百济阿莘王本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12好太王碑文，十四年甲辰条。
13 沈仁安：《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韩国学论文集·第七辑》。
14 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国家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0；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9；佐伯有清：《广开土王碑文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史学杂志》1973年第12期。
15 朴时亨：《广开土王陵碑》，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66；王建群：《好太王碑中“倭”的实体》，《博物馆研究》，1985。
16 古田武彦：《好太王碑史料批评——向共和国（朝鲜）与中国学者质疑》，载朴真奭《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朴真奭《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17 李德山：《再论好太王碑之“倭”》，《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18 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长春：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9 李德山：《再论好太王碑之“倭”》，《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20 《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
孙炜冉：《五世纪的丽倭战争述论》，《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