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bā wáng zhī luàn]~西晋历史事件（291年--306年）

时代：西晋

名称：八王之乱
发生时间：291年--306年
地点：中原（司豫冀兖雍地区）
参战方：司马宗室各藩王军队
伤亡情况：50万以上
主要指挥官：

司马伦（赵王）

司马亮（汝南王）

司马玮（楚王）

司马冏（齐王）

司马乂（长沙王）

司马颖（成都王）

司马颙（河间王）

司马越（东海王）

结果：东海王司马越攫取朝纲

事件影响：造成经济破坏，导致西晋灭亡

事件概述

       八王之乱，是发生在西晋时期的一场由皇族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重大内乱。这场动乱持续了整整十六年之久，并且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康元年（即公元291年）三月开始，到同年六月结束，历时仅三个月；第二阶段则从元康九年（即公元299年）延续至光熙元年（即公元306年），时间跨度长达七年之久。 此次内乱的核心人物主要包括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以及东海王司马越这八位王爷。尽管在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爷数量远不止八个，但上述八位王爷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此外，《晋书》还将这八位王爷的事迹汇集成了一篇列传，因此历史上便将这次动乱称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它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还直接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进而引发了将近三百年的长期动荡局面。在此之后，中原北方地区更是进入了被称为“十六国”或“五胡乱华”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混乱与分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

【事件背景】
分封诸王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统治阶层所经历的一场长达16年（291年—306年）的内乱。这场内乱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开国之初。 西晋司马氏政权的建立，离不开士族官僚的支持。可以说，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完全由世家大族掌控的大一统王朝。士族阶层作为西晋维持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晋建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一不以保护士族利益、巩固司马氏专制统治为核心目标。 例如，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设计，旨在确保士族能够世代享有为官的政治特权；而荫亲属制则进一步保障了士族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这些优待士族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士族对司马氏政权的坚定支持。然而，晋武帝司马炎也清醒地认识到，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虽然其强大的势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统治，但如果任其不断扩张和膨胀，则可能对司马氏政权构成潜在威胁。 晋武帝本人通过“禅代”方式登上帝位，深知强大阶级势力可能带来的危机。他担忧自己的“禅代”故事会被他人效仿，从而危及司马氏的统治。此外，他还深刻意识到曹魏政权之所以难以长久维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宗室力量的屏障与支持。因此，如何平衡士族势力与宗室权力，成为晋武帝执政期间需要慎重考量的关键问题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与深入考虑，晋武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便是大规模分封同宗子弟为王。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晋武帝对宗室力量的重视，同时也旨在通过强化宗室的支持来稳固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 追溯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西晋正式建立之际，晋武帝便实施了首次大规模分封行动。当时，他将二十七位同姓宗亲封为诸侯王，并以郡作为封国的基础单位。随着时间推移，晋武帝进一步扩大了宗室诸王的权力范围。例如，这些被封的诸侯王不仅能够自主选用封国内的文武官员，还拥有直接收取封地租税的权利。这种权力下放的方式，无疑加强了宗室成员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咸宁二年（公元277年），晋武帝继续完善相关制度，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全新规定。根据这一制度，封国被划分为大、次、小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的军事力量配置也有所不同。此举不仅提升了各封国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使宗室诸王在军事上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更好地维护地方稳定并支持中央政权。 综上所述，晋武帝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分封与赋权措施，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有效增强了西晋王朝的整体凝聚力与稳定性。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充分展现了晋武帝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

分类情况如下：

大国：2万户，置军人数.上、中、下三军5000人
次国：1万户，置军人数.上、下二军3000人
小国：5000户以下，置军人数.1500人

      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
分类情况如下：
大国：1万户
次国：5千户
小国：5000户以下

        西晋时期，诸侯王的权势主要来源于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这些诸侯王大多肩负着都督诸军事以及地方刺史的重任，他们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格局与军事布局。 例如，汝南王司马亮，在晋武帝时期担任大都督一职，负责豫州诸军事，并驻守许昌；楚王司马玮于太康末年被任命为荆州诸军事的都督，同时兼任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在元康初年升任征西将军，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坐镇关中；齐王司马冏则出任镇东大将军，同样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驻扎于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在惠帝时代成为镇北大将军，据守邺城；河间王司马颙身为平西将军，亦镇守关中。此外，长沙王司马乂与东海王司马越则在朝廷内任职。这些诸侯王不仅掌握了行政管理的大权，还统率着相当规模的军队，从而使得多位王爷牢牢掌控了各自封地的军政事务。 晋武帝大规模分封司马氏宗室子弟为王，其初衷在于构建一支强大的皇族力量，以此作为屏障来抵御士族中的潜在威胁者。为此，他赋予了宗室王极大的政治与军事权限。比如，撤销州郡的武装配备，同时允许宗室王在其封地内自行组建军队；准许宗室王前往各地镇守，也允许他们参与朝政决策。然而，这其中尤以允许宗室王出镇及参政的举措最为隐患重重。一旦那些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凭借自身独特的政治地位与特权，与驻守在外的藩王相互勾结，就极有可能扰乱中央政府的正常运作机制与秩序。再加上他们背后还有自己王国的独立军队作为支撑，整个局势便极易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综上所述，晋武帝在推行宗室分封制度时，虽然意识到了宗室成员所能提供的支持力量，但却忽视了随着宗室王势力不断扩张而对中央政权可能产生的深远威胁。这种疏忽无疑为日后叛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地方都督
     西晋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捍卫国家统一，建立了一种名为“都督制”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在各个重要区域设立都督职位，而这些都督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都督作为一方的军事与行政负责人，手握军政大权，本应成为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都督逐渐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此外，西晋吸取曹魏时期因宗室孤立而导致政权不稳的教训，建立了宗室诸侯王的特权制度。初衷是为了加强宗室对皇权的支持，但因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导致宗室诸侯王反而成为了分割皇权的强大势力。这种局面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给西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通过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权力分配与制度设计若缺乏周全考虑和有效监督，极有可能导致原本旨在强化皇权的措施，反倒成为削弱皇权的根源。

【事件起因】
        八王之乱的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继任者人选安排上的严重失误。具体而言，他在确立皇太子以及选择太子妃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这直接导致了贾南风得以干预朝政、擅权专断，从而为八王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体系中，其正常运转主要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有效运行，尤其是皇帝与宰相、地方长官以及统兵大臣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其次，则需要一个能够切实执行这一制度的高效统治集团，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位具有威望和才干的皇帝来统领全局。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便可能导致政权的动荡甚至崩溃。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条件基本具备。当时，西晋刚刚实现全国统一，晋武帝司马炎本人不仅具备卓越的统治才能，而且在朝野内外享有较高威望。因此，他能够将至高无上的皇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从而维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此外，当时的土地资源相对充裕，人口密度较低，土地问题并不突出。晋朝还颁布了占田法与户调式等政策，并废除了州郡兵制，使得赋税与徭役负担相对较轻，社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 如果晋武帝去世后，继位的皇帝并非昏庸无能之辈，而是具备一定治理能力的人才，或者由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拥有足够的威望与才干以控制政局，那么八王之乱便难以找到合适的土壤滋生。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理想。 晋武帝选定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是晋武帝与杨皇后所生，因排行居长且符合继承规则，故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正月丁卯日被立为皇太子，当时年仅九岁。

       然而，司马衷天资愚钝，世人甚至称其为“白痴”。基于晋王朝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考虑，不少大臣曾主张废黜司马衷的太子之位，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包括卫瓘与和峤。晋武帝虽对太子的能力有所担忧，但出于对身后皇位传承的顾虑，担心皇权旁落于其他家族成员，加之司马衷之子司马遹幼年聪慧，展现出一定的帝王潜质，深得武帝喜爱，最终决定不更换储君。然而，这种选择实际上已为未来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由于太子缺乏治国之才，皇权逐渐旁落，从而成为引发八王之乱的重要根源之一。

【事件过程】
       八王之乱从开始至结束，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然而，在这漫长的十六年中，并非每一年都处于战乱与动荡之中。 此次动乱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元康元年（291）三月，直至同年六月告一段落，这一时期仅仅历时三个月；第二阶段则从元康九年（299）拉开帷幕，一直延续到光熙元年（306），总共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动乱阶段之间，有长达八年的时光，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生活也趋于平稳。

第一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是在贾南风精心策划下展开的。这一阶段始于元康元年（即公元291年）三月，当时楚王司马玮奉诏进京，针对杨骏采取行动，由此拉开了序幕。而这一阶段的终结，则是在同年六月，司马玮被杀之时。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局势风云变幻，动荡不已。期间，不仅两位重臣杨骏与卫瓘惨遭杀害，还有两位藩王——司马亮和司马玮相继丧命。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西晋王朝的内部矛盾愈发尖锐，也为后续的动乱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太熙元年，即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身染重病，临终之际颁布了一道诏书，并将其存放在中书省。这份诏书中明确指派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共同辅佐年轻的晋惠帝司马衷处理国政。然而，杨骏的身份特殊，他是当时太后杨芷的父亲。但需要注意的是，杨太后并非晋惠帝的生母，而是晋惠帝生母武元皇后杨艳的堂妹，同时也是晋武帝的继后。 由于担心权力旁落，杨骏心生恐惧，他从中书省借出了这道至关重要的诏书，在查阅之后却迟迟不肯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对此深感不安，亲自前往向杨骏索要诏书，但杨骏始终拒不归还。随着晋武帝的病情日益加重，杨后向武帝提议让杨骏单独辅政，武帝点头默许了这一请求。同年四月，杨后召来中书监华廙和中书令何劭，口述皇帝遗命，重新拟定了一份遗诏，明确由杨骏独自承担辅政之责。遗诏拟定后，华廙与何劭将内容呈给晋武帝审阅，武帝看过后未作任何言语，两天后便在含章殿驾崩。 晋武帝去世后，汝南王司马亮因担忧杨骏可能对他不利，迅速逃离京城，前往许昌避祸。至此，杨骏独揽大权，成为朝中位高权重的第一人。 在杨骏辅政期间，朝廷的每一道诏令都需要经过晋惠帝过目，再交由杨太后审定，随后直接下达执行。然而，杨骏深知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性格强势且难以驾驭，为防止贾南风干涉自己的专权行为，他特意任命自己的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发了皇室宗亲以及部分大臣的强烈不满。杨骏的两位弟弟杨珧和杨济多次劝诫他应谨慎行事，警惕潜在的祸患，但杨骏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 贾南风为了遏制杨骏独揽大权的局面，秘密派遣使者与汝南王司马亮及楚王司马玮取得联系，邀请他们率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随即从荆州起兵，迅速抵达洛阳。而杨骏一贯对楚王司马玮心存忌惮，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借助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贾皇后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她以晋惠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称杨骏图谋不轨、意图篡位，并命令全城进入戒严状态。同时，楚王司马玮被委以重任，率领军队保卫皇宫，对杨骏的府邸展开围攻。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晋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杨骏性格胆小懦弱，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往往犹豫不决、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当司马玮率军前来攻打时，他采取了极端手段焚烧自己的府第以图自保，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杨骏慌乱之中逃至府中马厩，却最终难逃一死。贾皇后随后以晋惠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废黜杨芷的皇太后之位，将其贬为平民，并囚禁于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此外，贾皇后还下令诛灭杨骏三族，牵连致死者多达数千人，至此彻底铲除了杨骏的政治势力。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落入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手中，二人共同执掌国家事务。楚王司马玮因在诛杀杨骏过程中立下大功，被委任为卫将军并兼任北军中侯。与此同时，贾皇后的亲戚也纷纷占据朝廷要职。然而，各方势力之间仍然存在明争暗斗的局面。贾皇后对未能完全掌控朝政感到极为不满，于是在当年六月，她再次以晋惠帝的名义秘密下达诏书，命令楚王司马玮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

            司马玮遵从诏令成功处死了司马亮和卫瓘后，其友人岐盛劝说他趁此机会扩大自身权力，但司马玮性格优柔寡断，未能及时作出决定。贾皇后则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已经过大，对其产生了威胁感，因此萌生了除掉他的念头。就在司马玮杀死司马亮的次日，贾皇后与晋惠帝采纳了张华的计谋，派遣中将军王宫前往司马玮处，宣布其伪造手诏的罪行。司马玮的部下听闻诏书后大多放下武器四散而去，而司马玮本人也只能束手就擒。事后，贾皇后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他处死，其友人岐盛也被株连三族。 自此之后，朝政大权完全落入贾皇后手中。她的亲信党羽，如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堂舅郭彰等人均被委以重任。此外，贾皇后还起用了当时颇具声望的名士张华担任司空，世族裴頠出任尚书仆射，裴楷担任中书令，王戎则被任命为司徒。这一系列人事安排不仅巩固了贾皇后的统治地位，也使得她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朝廷各个重要部门之中。

第二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起始于元康九年（299年），并持续至光熙元年（306年）。这一时期，动乱的规模相较于第一阶段更为扩大，参与其中的宗室诸王数量也有所增加，战争场面更加惨烈。 贾南风掌权的八年时间里，社会相对保持了平静。然而，由于她没有子嗣，为了能够在未来成为太后，她再次引发了动荡局势。当时的太子司马遹是由才人谢玖所生，并且与贾南风关系一向紧张。

         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意图铲除太子。她指使手下用酒将太子灌醉，随后让太子抄写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要求晋惠帝退位的文章。由于醉酒状态严重，太子仅抄写了文章的一半左右。贾皇后亲自模仿太子的笔迹补全了剩余部分，并将这份文书呈递给晋惠帝。晋惠帝看到太子亲书的内容后，决定处死太子。贾皇后催促惠帝立刻执行，但由于张华的劝阻，此事一直争论到傍晚仍未作出最终决定。贾皇后担心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于是先让晋惠帝下诏废黜司马遹的太子身份，将其囚禁于洛阳郊外的金墉城。
        赵王司马伦在当时担任太子太傅一职，他常常讨好贾南风，并因此深得贾南风的信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司马伦得以掌控守卫皇宫的禁军，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太子被废黜之时，司马伦与孙秀等人秘密商议，计划推翻贾皇后及其党羽，以重新稳固朝局。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孙秀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他认为废太子司马遹才智过人，倘若复位成功，必定会亲近贤能之士，而像孙秀这样的人则很难获得重用。此外，孙秀还指出，司马伦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贾皇后阵营中的一员，即便救回太子，也未必能得到太子的嘉奖，反而可能因身份敏感而招致猜忌。这样一来，不仅无法获利，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徒增祸患。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司马伦和孙秀等人最终决定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先让贾南风将太子司马遹除掉，再伺机以“为太子报仇”为名发动政变，从而达到掌控朝政的目的。这样的决策既规避了直接对抗的风险，又为自己日后的行动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在西晋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司马伦与孙秀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曾多次向贾南风及其党羽施压，建议尽早处死太子，以彻底断绝朝廷内外要求复立太子的希望。不久之后，太子果然在金墉城被残忍杀害。随后，司马伦与孙秀等人伪造了晋惠帝的诏书，以谋害太子的罪名发兵抓捕贾皇后及其追随者，将贾皇后废为庶人，并囚禁于建始殿。在此过程中，张华、裴頠等忠臣惨遭杀害，许多官员也被罢免官职。后来，贾南风被押送至金墉城，司马伦再次伪造诏书，强迫她饮下掺有金屑的毒酒而亡。 事变之后，司马伦自封相国，孙秀等人则被封赐大郡，并掌控兵权，一时间，司马伦一党完全掌控了朝政大权。

         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黜晋惠帝，自立为帝，将晋惠帝软禁于金墉城。 然而，司马伦一党不仅道德败坏，且缺乏治国安邦的能力，内部更是勾心斗角不断，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因此，司马伦篡位之举引发了极大的不满，人心浮动，最终导致三王起义爆发。齐王司马冏驻守许昌，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和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抗力量，司马伦与孙秀仓促应战，但最终惨败，战场上死者多达近十万人。司马伦本人也被囚禁于金墉城，并被迫饮下金屑酒而亡。至此，司马伦一党彻底覆灭，其专权统治宣告结束。这一事件成为八王之乱的重要开端，也进一步加剧了西晋王朝的衰落进程。
         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四月，司马冏诛杀篡位的司马伦后，迎回晋惠帝司马衷复位，并改元为永宁。在此之后，司马冏被任命为大司马一职，总揽朝政。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颖因参与平定司马伦之乱，功勋卓著，被封以高爵，各自拥兵自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然而，司马冏未能善用其兴复皇位的大功名，独揽大权后行为骄横，目中无人，完全失去了作为臣下的礼节，甚至有僭越君主之势。他不仅沉迷于声色犬马，荒废政事，还对朝中事务疏于管理，导致朝廷内部矛盾加剧。这种专横跋扈的行为，最终成为了其他野心勃勃的藩王讨伐他的借口。 当时，翊军校尉李含怀揣私心，前往长安，假传圣旨，怂恿河间王司马颙除掉当朝权臣司马冏。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年底，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司马颙决定响应号召，向朝廷上表列举司马冏的罪状，并起兵讨伐首都洛阳，同时声称驻守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将作为内应配合行动。得知消息后，司马冏迅速派遣部将董艾进攻司马乂。然而，司马乂联合其党羽百余人，果断采取行动，乘车直奔皇宫，以“奉天子诏”的名义反击司马冏。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司马冏战败被杀告终，其子也被囚禁于金墉城。随后，司马冏麾下的两千余名党羽遭到残酷清洗，全家三族被夷灭殆尽，而长沙王司马乂则成功掌控了朝政大权。 然而，司马颙对司马乂独揽朝政的局面极为不满，多次派人行刺司马乂，但均未得逞。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颙联合司马颖，派遣部将张方率领七万大军，与司马颖麾下二十多万军队共同进发，浩浩荡荡地讨伐洛阳。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晋惠帝下诏命司马乂担任大都督，统率军队抵御外敌。 双方交战数月，战况异常激烈。起初，司马乂曾取得一定优势，击溃司马颙和司马颖的联军，斩杀数万人。但由于长期作战，洛阳城内粮草逐渐匮乏，形势变得岌岌可危。尽管如此，将士们仍愿意为司马乂效死，坚守洛阳不退。见久攻不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认为继续征战难以取胜，遂提议撤军返回长安，以图东山再起。

          永兴元年（304年）初，当时在朝廷担任司空一职的东海王司马越，趁着司马乂军队疲惫不堪之际，暗中勾结了一些禁军将领。在一个夜晚，他们突然行动，成功捕获了司马乂，并将其交给了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最终，司马乂被残忍地用火烤死，这一事件震惊朝野。 相比之下，司马颖在朝野之间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当他进入洛阳后，不仅被增封了二十郡，还被授予了丞相的高位。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也升任太宰，而东海王司马越则成为尚书令。然而，司马颙并未满足于此，他上表提议让司马颖成为皇位继承人。不久之后，皇太子司马覃被废黜，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同时保留了丞相之位。 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独揽大权的行为极为不满。为了推翻司马颖的专政，司马越集结了超过十万的大军，护送晋惠帝亲自出征，目标直指邺城讨伐司马颖。然而，在这场战役中，东安王司马繇却劝说司马颖投降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但司马颖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派遣奋武将军石超率领五万精锐部队迎战。双方在荡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惨败，晋惠帝也被俘虏并送往邺城。随后，司马颖宣布改年号为建武，并下令处死了司马繇。 在兵败之后，司马越先是逃到了下邳。然而，当时的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拒绝接纳他，迫使司马越不得不继续逃亡，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位于山东郯城北的东海地区。尽管如此，司马颖仍以同宗的身份，下达命令宽恕了司马越，并邀请他返回朝廷任职。然而，司马越并没有接受这一邀请，选择留在封地以图东山再起。
       司马越失败后，其亲弟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联合王浚，果断采取行动，诛杀了司马颖所任命的幽州刺史和演。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司马颖对司马腾的军事讨伐。 面对司马颖的进攻，司马腾迅速联合异族势力，其中包括乌丸和羯朱等部族，共同对抗司马颖。司马颖则派遣新任幽州刺史王斌，以及石超、李毅等将领率军抵抗司马腾及其盟友。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司马颖的军队被羯朱击败，遭遇惨败。 消息传至邺城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官僚们人心惶惶，士兵也开始相继逃离。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司马颖深感不安，他带着几十名亲信将军，连同晋惠帝一起，连夜逃离邺城，前往洛阳。 然而，追击并未停止。羯朱的军队一路追赶司马颖等人至朝歌，但因距离过远未能继续追击，最终撤回。此时的洛阳，已被司马颙的部将张方牢牢掌控。张方不仅控制了洛阳，还挟持了晋惠帝，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随后，司马颖抵达长安，而司马颙在此时废除了司马颖的皇太弟之位，并要求他返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颙借此机会自行任命百官，还将秦州改名为定州，试图稳固自己的权力。 为了平衡朝廷内部的力量，司马颙让晋惠帝颁布诏书，册封远在东海的司马越为太傅，希望司马越能回朝与自己共同辅政。然而，司马越拒绝了这一提议，使得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这段历史展现了西晋时期各方势力之间的激烈博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安。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血雨腥风，深刻影响着西晋王朝的命运走向。 

         在永兴二年（305年），司马颙挟持了晋惠帝，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要求罢免司马越等人。面对这一局势，司马越迅速作出反应，他以“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欲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为名，起兵反抗。 与此同时，司马越派人与司马颙进行谈判，表示只要司马颙送晋惠帝返回洛阳，他愿意与司马颙分陕而居，共同治理国家。司马颙对此提议有所动心，但遭到了张方的反对。张方提出自己的计划：他本人拥有十余万士兵，可以亲自护送晋惠帝回到洛阳皇宫，以此堵住司马越的口舌。同时让司马颖回邺城掌权，而司马颙则留守关中，随后张方将出兵北伐博陵。他认为这样安排后，局势会趋于稳定，天下再无人会支持司马越。然而，司马颙并未采纳张方的建议，而是任命豫州刺史刘乔为镇东大将军，派遣司马颖率领楼褒、王阐等将领据守河桥以抵御司马越。 司马越亲自率领三万大军西进至萧县。刘乔派遣其子刘祐抵抗司马越的军队，结果司马越军战败。关键时刻，范阳王司马虓派遣督护田徽带领八百骑兵前来援助司马越，在谯地与刘祐相遇并交战，最终刘祐的部队溃散，司马越得以进军阳武。 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颙深感恐慌。于是他命令张方的亲信将领郅辅在夜间暗杀张方，随后派人将张方的头颅送到司马越军中，试图平息这场祸乱。然而，事后司马颙又后悔杀害张方，责怪郅辅，遂将郅辅处死。接着派遣刁默驻守潼关。张方之死对司马颙极为不利，例如范阳王司马虓从官渡渡河时，其幕僚刘琨将张方的头颅展示给荥阳守将吕朗看，吕朗随即献城投降。之后，司马虓的军队击破石超，攻占许昌，并在萧县再次大败刘乔，刘乔只得逃往南阳。 另一方面，司马越军中的鲜卑将领祁弘等人攻破潼关进入关中，这使司马颙更加恐惧。他派遣马瞻、郭传等人在灞水抵抗司马越的军队，但马瞻的部队再次战败。司马颙不得不独自骑马逃离长安，逃往太白山。司马越的军队顺利进入长安，然而鲜卑部队却在长安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造成了两万余人的死亡。 至于河桥方面的司马颖军，支持司马越的安北将军王浚派遣督护刘根率领三百骑兵到达河边。王阐出战时被刘根击杀。司马颖打算固守阵地，但范阳王司马虓派出鲜卑骑兵和平昌公司马模等人袭击河桥，楼褒的部队向西逃窜，追兵一直追到新安，沿途损失惨重。 当司马越的军队进入长安后，他封梁柳为镇西将军，留守关中。

       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率领诸侯及鲜卑将领许扶历、驹次宿等军队护送晋惠帝返回洛阳。晋惠帝下诏提升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并增封下邳、济阳二郡。范阳王司马虓也被封为司空。 此外，晋惠帝还下令镇南将军刘弘和南中郎将刘陶搜捕司马颖。于是司马颖抛弃母亲和妻子，仅带着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及中都王司马廓逃到朝歌，在途中集结了旧部及数百名士兵，企图逃往邺城投靠旧将公师籓。然而，他们到达顿丘县后，被太守冯嵩抓获，并送往邺城交给范阳王司马虓处置。司马虓只是将司马颖父子囚禁起来，并未加害于他们。
     一个多月之后，司空、范阳王司马虓突然去世。司马虓的长史刘舆考虑到司马颖在邺城一向享有很高的威望，担心如果让司马颖继续留在邺城，可能会成为日后的大患。于是，他决定秘不发丧，并且派人假扮成朝廷使者，伪造诏书，以赐死的方式除掉司马颖。最终，司马颖被看守他的士兵田徽用绳索缢杀，年仅二十八岁。与此同时，司马颖的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惨遭杀害。 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即公元307年1月8日），晋惠帝司马衷突然驾崩。有传言称，他的死因可能是被当时权势滔天的司马越毒害所致。随后，司马炽继位，成为晋怀帝。新帝登基后不久，便下诏任命司马颙为司徒，并邀请他返回朝廷任职。司马颙对此毫无怀疑，欣然乘车启程前往洛阳。然而，当他的车队行至新安雍谷时，遭遇了南阳王司马模派遣的将领梁臣埋伏。梁臣将司马颙强行拖出车厢并掐死，而他的三个儿子也在此次事件中被杀。至此，司马颙一脉彻底断绝。 随着这一系列血腥事件的发生，“八王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这场持续多年的内乱不仅给西晋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无数皇族成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件争议】
   关于导致八王之乱的原因，史学界尚有争议。
       王仲荦先生对于八王之乱的成因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独到见解。他认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动乱根源在于西晋初期采取的“诸王出镇”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在晋武帝司马炎统治后期，为了巩固皇权、防范外敌，开始派遣宗室诸王前往各地担任军事要职，形成专方面重镇的局面。例如，秦王司马柬被派往关中地区督军，楚王司马玮负责荆州防务，淮南王司马允掌控江、扬二州，汝南王司马亮则坐镇许昌。到了惠帝继位后，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河间王司马颙相继被委以重任，分别驻守关中这一战略要地；成都王司马颖则被安排在邺城，而齐王司马冏更是奉命前往许昌。正是由于这些宗室诸王掌握了地方实权，逐渐形成了割据称雄之势，最终导致他们纷纷举兵反抗中央政权，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

          何兹全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对八王之乱进行了剖析。他指出，西晋建立之初，鉴于曹魏时期皇权孤立、缺乏可靠支持力量的教训，特意赋予宗室诸侯王诸多特权，试图以此增强皇室内部凝聚力。然而，这项制度设计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相反，由于缺乏明确且必要的法律规范约束，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原本旨在辅助皇权的宗室诸侯王反而演变为分割皇权的强大势力。因此可以说，士族门阀势力的过度膨胀为八王之乱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政治土壤；分封食邑制度让宗室诸王拥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军事资源，从而成为他们发展自身力量的重要依托；而宗王出镇制度更使得这些亲王能够实际掌握相当规模的军队，构成了发动叛乱的军事保障。此外，晋武帝在继承人选择上的失误，也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至于八王之乱的直接诱因，则与贾后专政密不可分。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出身显赫，是开国功臣贾充的女儿。她比丈夫年长两岁，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性格却异常凶狠，并怀揣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同时代的外戚家族如贾氏和杨氏都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晋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晋惠帝因其智力低下，根本无法有效治理国家。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为宗室成员和外戚势力之间的争斗创造了条件，也使贾南风得以顺利夺取大权。她所推行的一系列带有浓厚女性专制色彩的统治措施，进一步激化了宫廷内部的矛盾，最终成为点燃八王之乱的直接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