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刘宏~东汉第十二位皇帝（168年2月17日--189年5月13日在位）

时代：东汉

全名：刘宏
别名：汉灵帝
谥号：孝灵皇帝

都城：洛阳
封号：解渎亭侯（即位前）

年号：

建宁（168年正月-172年五月）

熹平（172年五月-178年三月）

光和（178年—184年十二月）

中平（184年十二月—189年三月）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间饶阳解渎亭 （位于今河北省安国县）

在位：168年2月17日 至 189年5月13日

前任：汉威宗孝桓皇帝刘志
生卒：157年~189年5月13日
逝世地：南宫嘉德殿（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陵墓：文陵
主要成就：刻印熹平石经、设立鸿都门学、征服高句丽、引进凳子
主要作品：皇羲篇、追德赋、令仪颂、招商歌
重要事件：第二次党锢之祸、黄巾起义

个人简介

          刘宏（公元157年—189年5月13日），史称汉灵帝，是东汉的第十二位皇帝，于公元168年2月17日至189年5月13日在位。他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 刘宏早年世袭解渎亭侯。

      168年，汉桓帝驾崩后，太后窦妙临朝摄政，并策立刘宏为帝。即位初期，刘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处决了引发党锢之祸的宦官苏康和管霸，广泛起用曾被禁锢的党人，使得朝局一度清明，被誉为“天地清明，人鬼欢喜”。然而，随着窦太后的父亲窦武因谋杀宦官被诛，窦太后被迁往南宫，刘宏开始亲政。 在刘宏亲政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举措。

         政治上，刘宏设立了“侍中寺”，以牵制尚书台的权力，这一制度成为了隋唐三省制中门下省的前身。

         军事上，他派遣军队征服了高句丽，并将其纳入东汉版图，进一步巩固了边疆的安全。

        文化方面，刘宏下令刻印《熹平石经》，这不仅为考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文本，防止了考试舞弊之风，还推动了早期印刷术——拓印技术的发展。此外，他还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学校——鸿都门学，开创了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纪元。在科技领域，刘宏引进了胡床（即凳子），改变了汉人传统的跪坐习俗；同时，他还任用毕岚发明了引水洒路装置“渴乌”，有效降低了道路上的扬尘率，改善了城市环境。 然而，刘宏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公开标价卖官鬻爵，崇尚异域风情，常穿奇装异服，大肆修建宫殿，信用宦官十常侍，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最终导致黄巾起义爆发。为了平定黄巾起义，刘宏不得不废除原有的州刺史制度，改设州牧，从而导致各地割据势力的形成，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落。尽管刘宏不甘心成为末世之君，采取了诸多挽救王朝的措施，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整顿吏治，开辟新的取士途径，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因其卖官鬻爵等不当行为加速了东汉的灭亡。 刘宏本人喜好辞赋，留下了《皇羲篇》《追德赋》《令仪颂》《招商歌》等作品，展现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与追求。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刘宏病逝，享年34岁。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了矛盾与变革，既推动了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也因自身的失误加剧了东汉的动荡与分裂。

【人物生平】
入继大统

       刘宏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河间孝王刘开的曾孙。由于其父亲解渎亭侯刘苌早逝，刘宏得以世袭解渎亭侯这一重要的爵位，而他的母亲则是董氏（即后来的董太后）。

       永康元年（167年）冬季，汉桓帝刘志驾崩，朝中一时陷入无主状态。当时桓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皇后窦妙临朝听政，肩负起处理国家大事的重任。为了寻找合适的继承人，窦妙的父亲窦武召见了出身于河间国宗室的侍御史刘鯈，向他询问河间国宗室之中哪位子弟贤明有德，堪当大任。刘鯈经过慎重考虑后，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窦武认为这个推荐非常合适，便入宫禀告了窦妙。窦妙深以为然，于是派遣侍御史、守光禄大夫刘儵以及奉车都尉曹节等重要官员前往河间国迎接刘宏进京登基为帝。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刘宏在众多官员的护送下抵达雒阳城外的夏门万寿亭。此时，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以及司徒胡广等文武百官早已在此等候迎接新君的到来。次日，刘宏正式继位成为东汉的新一任皇帝，改年号为“建宁”，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了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敬意与追思，刘宏尊称自己的父亲刘苌为“孝仁皇”，将其陵墓命名为“慎陵”，同时封自己的母亲董氏为“慎园贵人”。 刘宏的登基不仅为东汉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开启了此后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

太后摄政期间

         刘宏即位之初，年幼的皇帝尚无法亲理朝政，此时由太后窦妙临朝称制，代行天子之权。窦太后是一位颇具政治手腕的女性，在她摄政期间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 首先，窦太后采纳了忠臣陈蕃与大将军窦武的建议，果断处决了在汉桓帝时期挑起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宦官苏康和管霸。这一举措犹如拨乱反正，使朝廷内外一片清明，天下百姓皆为之振奋，正如史书所言“天地清明，人鬼欢喜”。 由于陈蕃当年对窦太后成为皇后多有助力，因此窦太后十分信任他，委以重任，让他与自己的父亲窦武共同辅佐朝政。二人齐心协力，致力于匡扶汉室。他们广纳贤才，将许多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名士重新召回朝廷任职，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一时间朝廷人才济济，众多仁人志士都对未来充满期待，纷纷盼望能够实现太平盛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窦太后逐渐展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行为。她设立了女尚书这一职位，并且扶持那些亲近自己的宦官，以此来培植自己的势力。这种做法引起了陈蕃和窦武的不满。陈蕃认为这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发展，于是他在朝堂之上向窦太后提出请求，希望可以诛杀所有宦官并罢黜女尚书。但是窦太后并未同意他的提议，这一分歧也为后来的政治局势埋下了隐患。

政变掌权

        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的八月，太白金星出现了异常的天文现象，位置靠近将星。这一异象引起了朝廷内外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侍中的刘瑜察觉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上书劝说太后窦妙关闭宫门，以示谨慎。同时，刘瑜还与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秘密商议，他们认为这种星辰错乱的现象对朝中大臣十分不利，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解决潜在危机。 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为后续行动做准备，窦武和陈蕃私下里任命了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这些重要职位的人选调整，无疑增强了反对宦官势力的力量。紧接着，窦武向太后窦妙上奏，请求革除黄门令魏彪的职务。魏彪作为宦官的总管，在朝中拥有不小的权力。窦武提议由自己信任的小黄门山冰接任黄门令一职。这一举措很快得到实施，山冰上任后立即采取行动，上奏要求逮捕在长乐宫任职的宦官郑飒，并将其押送到北寺狱进行审讯。 陈蕃对此事态度坚决，他对窦武说：“像郑飒这样的宦官，直接处决就可以了，何必多此一举进行拷问呢？”然而，窦武并没有采纳陈蕃的建议，而是命令黄门令山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一同对郑飒进行严加审讯。在严厉的拷问之下，郑飒最终供出了其他参与其中的宦官，包括曹节、王甫等人。随后，黄门令山冰与尹勋迅速上奏，请求逮捕曹节、王甫等涉案宦官，并通过刘瑜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太后窦妙，等待她的裁决。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朝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建宁元年（168年）九月辛亥，大将军窦武结束了宫中的事务，离开皇宫返回大将军府。窦武的奏疏被相关人员送往了窦妙太后所居住的长乐宫。然而，长乐五官史朱瑀在看到窦武的奏疏后，愤怒地大骂：“不守规矩的宦官固然可以诛杀，但我们这些无辜的宦官有何罪过，竟要遭受灭族之灾！”他随即高呼：“陈蕃与窦武奏请太后废黜皇帝，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朱瑀在当夜便与王甫、曹节等十七位关系密切的宦官结成联盟，投靠了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宏，并请刘宏前往德阳前殿。刘宏拔剑踊跃，在乳母赵娆的保护下，取出棨信，下令关闭各个宫门。他们用刀剑威胁尚书台的官员制作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并持节前往北寺狱逮捕由窦武任命的黄门令山冰。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山冰心生疑虑，不肯奉诏。王甫见状，直接格杀了山冰，并释放了先前被囚禁的郑飒。随后，王甫等人返回宫殿，与刘宏、赵娆等人共同带兵劫持了窦妙太后，夺走了象征权力的玉玺，并命令郑飒等人传旨抓捕窦武。 然而，窦武坚决抗命，不肯接受诏书。他骑马前往步兵营，与侄子步兵校尉窦绍一同射杀了前来传旨的宦官。接着，窦武召集了北军五校数千人驻扎在洛阳都亭，发布命令说：“黄门常侍造反，凡是尽力者都将获得封侯重赏！” 陈蕃得知此事后，率领属官拔刀攻破承明门，来到尚书台，大声疾呼：“大将军窦武忠心卫国，黄门却叛逆作乱，怎能说窦氏不道德！”此时，王甫从尚书台走出与陈蕃相遇。王甫反驳道：“先帝刚刚驾崩，山陵尚未建成，窦武有何功劳，竟能让兄弟父子同时受封三侯？又设宴饮乐，大量索取掖廷宫女，在数日之间聚敛巨额财富。这样的大臣难道不是不道德吗？您身为宰辅，与他结党，何必贼喊捉贼！”说完，便命令剑士逮捕陈蕃，将其押送至北寺狱并最终诛杀。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反映了东汉末年宫廷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也揭示了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混乱的局面。

        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被窦妙征召回京师洛阳。由于对内情并不了解，他轻信了宦官曹节的言论，误以为窦武有谋反之举，因此决定率兵协助王甫一同讨伐窦武。 在那个紧张的夜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彻夜未眠。战场上喊杀声震天，火光冲天，最终窦武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最终选择自杀以示清白。与此同时，窦太后也被迫迁往南宫居住，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与尊荣。而她的家属则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被流放到偏远的日南郡，远离京城的政治中心，家族的命运从此急转直下。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窦氏家族的命运，也对当时的东汉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宦官势力的崛起以及外戚势力的衰落成为此后东汉政局的重要特征。

亲理政事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刘宏为报答乳母赵娆的拥卫之功，册封她为平氏君。从此之后，赵娆地位显赫无比，她的财富与国家府库相当，两个儿子也受到了封赏，兄弟二人分别执掌郡县要职，一时之间权倾朝野，骄奢淫逸之风盛行。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朝中正直官员的不满。郎中谢弼认为，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长期被排斥在朝廷之外，未能得到应有的爵位和官职，而乳母凭借私宠却享受如此高的封赏，这显然有失公允。于是他上书劝谏刘宏应当尽快斥退赵娆，但此举却触怒了刘宏，谢弼最终被贬为广陵府丞。 与此同时，刘宏对宦官势力进行了提拔重用。他将曹节升迁为长乐卫尉，并封其为育阳侯；王甫也被晋升为中常侍。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被封为列侯，另有十一人成为关内侯。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宦官集团中的小人们得意洋洋，而士大夫阶层则感到十分沮丧，他们对朝政失去了信心，整个朝廷的政治风气逐渐走向低谷。 同年三月，刘宏尊奉自己的生母慎园贵人董氏为孝仁皇后，以彰显对母亲的敬重之情。到了七月，破羌将军段颎率领军队在射虎塞外谷大败先零羌部落，随后东羌地区全部被平定，这一胜利对于巩固边疆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正月初三，刘宏举行了元服仪式，标志着他已经成年并正式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同时宣布大赦天下，给予民众新的希望。同年七月，他又册立宋氏为皇后，这些举动都是刘宏亲理政事期间的重要决策。

诛杀权宦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是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年份。这一年，朝廷对权宦势力展开了严厉的打击行动。 当时，有司向皇帝举报，指出宦官侯览专横跋扈、奢侈无度，其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朝纲。面对这一情况，汉灵帝果断采取措施，下诏收回了侯览的印绶，并施加压力逼迫他自杀，以此来警示那些依附于他的官员们，所有阿谀奉承侯览的人都被罢免了官职。同年，太傅胡广离世，这使得朝堂上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为了填补空缺并加强对刘宏的教育指导，朝廷经过商议后决定由杨赐、刘宽和张济三位贤士共同教授刘宏。 同样是在这一年，勃海王刘悝遭遇了巨大的不幸。由于遭到中常侍王甫指使他人诬陷其谋反，刘悝最终被关进监狱，在绝望中自尽身亡。这一事件再次揭示了宫廷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到了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四月，汉灵帝继续对宦官集团展开打击。这一次的目标是中常侍王甫及其两个养子——长乐少府王萌和沛相王吉。三人被捕入狱，不久便命丧狱中。当得知王甫父子被诛的消息时，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仿佛解除了多年积怨，如同报了父母之仇一般。然而，此次行动也牵连到了无辜之人，太尉段颎就因受到王甫案的牵连而蒙冤死去。 同年十月，一场针对宦官势力的秘密密谋正在酝酿之中。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以及步兵校尉刘纳等人计划联手铲除宦官势力。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计划最终泄露出去，结果四人全部被捕入狱，并遭到了处决。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与险恶，也预示着东汉王朝即将面临的更大动荡。

废宋立何

        在的宫廷风云变幻之中，宋皇后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作为汉灵帝刘宏的正宫皇后，尽管她并未得到皇帝的宠爱，但依然按照礼制稳居中宫之位。然而，这引起了后宫众妃的嫉妒与不满。那些备受宠幸的姬妾们联合起来，在背后诬陷宋皇后施行巫蛊祝诅之事，意图加害于她。 汉灵帝听信了这些谗言，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正式下诏收回了宋皇后的玺绶，废黜其皇后之位。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宋皇后被送往暴室狱中，最终因忧愤交加而去世。她的家族也未能幸免，其父及兄弟均被处死，家门惨遭灭顶之灾。 即便如此，宋皇后并非毫无同情者。当时宫中的常侍、小黄门等官员目睹了这一幕，深感宋氏的无辜遭遇令人痛心疾首。他们共同出资，将宋皇后及其父亲宋酆父子安葬于洛阳城皋门亭附近的宋氏祖茔，以表对这位不幸皇后的哀思。 仅仅两年之后，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十二月，随着皇子刘辩的诞生，汉灵帝册立出身南阳屠户之家的贵人何氏为新的皇后。何皇后的崛起迅速改变了她的家族命运：她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并获赐舞阳宣德侯爵位；母亲则被迎入宫中居住，尊称为舞阳君；两位兄长何进和何苗也相继进入朝廷担任要职。从此，何氏一门显赫一时，成为朝堂之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烽烟四起

        光和七年（184年），这是一个让东汉王朝永生难忘的年份。太平道教主张角在民间多年积累的影响力终于爆发，他高举义旗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场突如其来的变乱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天下八州的太平道教徒纷纷响应，揭竿而起，一时间各地州郡相继失守，整个朝廷为之震动。 郎中张钧敏锐地洞察到了局势的根源所在，他上书向皇帝进言，指出黄巾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十常侍在朝中专权，大量安插亲朋宾客担任州郡要职，导致地方治理混乱。为了平息叛乱，他建议应当斩杀十常侍以正视听，如此一来，寇乱自然会自行消散。然而，这一提议却触动了十常侍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的张让等人感到大为恐慌。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纷纷脱帽光脚磕头谢罪，请求自行入狱，并表示愿意拿出家财以资助军费。面对这样的场景，刘宏一时心软，对十常侍的态度又恢复如初。 实际上，张让等人与张角之间存在着暗中的交通往来。后来，中常侍封谞、徐奉因勾结黄巾军事泄，被刘宏下令诛杀。刘宏开始追究张让等人的责任，但张让等人巧妙地将罪责推卸给已经死去的中常侍王甫、侯览，刘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下去。 随着局势的发展，刘宏在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及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宣布解除党锢。这一举措无疑为组织官军平定叛乱扫清了障碍。于是，由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政府军迅速行动起来，剿灭各地的黄巾军。至年底，各地的黄巾军基本被剿灭殆尽。为了彰显天下安宁的局面，刘宏改元中平，以此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凉州地区，北宫伯玉、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又起兵叛乱。这使得刚刚平定下来的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东汉王朝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东汉朝廷面临凉州地区日益严峻的叛乱局势。当时的皇帝刘宏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先后派遣了两位重要将领前往镇压。首先是派出了名将皇甫嵩，随后又增派了张温率军前往。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次军事行动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未能成功平定凉州的叛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叛军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壮大。凉州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这一结果也反映出当时东汉朝廷在应对地方动乱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与困境。
     中平四年（187年），凉州地区陷入动荡，整个凉州几乎沦陷。当时担任凉州刺史的耿鄙和汉阳太守傅燮在抵御叛军的过程中英勇战死，为保卫这片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幽州也爆发了严重的叛乱。渔阳郡的张纯与张举勾结乌桓部落，在幽州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此次叛乱异常凶猛，导致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以及辽东太守阳终等重要官员惨遭杀害，给朝廷带来了沉重打击，也让边境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加复杂和危险。 而此时的朝廷内部也并不太平。统治集团内部暗潮涌动，各种势力蠢蠢欲动。例如，王芬曾试图拥立合肥侯为新君；阎忠也曾劝说皇甫嵩自立为帝。然而这些图谋最终都未能成功，以失败告终。 面对四方不断爆发的叛乱，原本沉迷于西园享乐生活的汉灵帝刘宏也不得不从纸醉金迷中惊醒过来，开始正视国家面临的重重危机。这一系列内外交困的局面，不仅考验着朝廷的应对能力，也预示着东汉王朝即将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平五年，即公元188年十月，汉灵帝刘宏在都城雒阳的平乐观隆重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军事典礼上，刘宏自称为“无上将军”，他身骑骏马，手握宝剑，威严地检阅着整齐列阵的军队。 此次阅兵不仅展现了东汉王朝的军事实力，也彰显了皇帝对国家武备的重视。平乐观作为当时重要的礼仪场所，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刘宏此举意在向天下昭示朝廷的权威与力量，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军事治理的关注和决心。这场阅兵仪式成为了东汉末年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年早逝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二月，一代名将皇甫嵩在陈仓地区取得了对凉州叛军王国等人的重大胜利。此役极大打击了叛军势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紧接着，在同年三月，幽州牧刘虞成功平定了张纯所领导的叛乱，为朝廷消除了又一个不安定因素。 然而，就在国家逐渐走向稳定的四月丙辰日（5月13日），东汉王朝遭遇了巨大的变故。汉灵帝刘宏在南宫嘉德殿驾崩，享年仅三十三岁。根据史书记载，刘宏于延熹元年（158年）十二岁时继位，因此他去世时应为三十三岁，《后汉书》记载其为三十四岁应为误记。刘宏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谥号为孝灵皇帝。 随着刘宏的驾崩，其长子刘辩继承皇位，是为汉少帝。新帝即位后面临着诸多挑战，朝政局势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六月辛酉日（7月17日），这位曾经的君主被安葬于文陵。刘宏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位期间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东汉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政举措】
（政治方面）
         改革官制是东汉末年皇帝刘宏为巩固皇权、改善行政效率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这些改革举措不仅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熹平六年（177年），刘宏将少府寺下属的“侍中曹”升级为独立机构“侍中寺”，并规定其定员为八人。这一举措旨在通过设立新的权力制衡机制来牵制尚书台的权力。“侍中寺”的主要职责是对尚书台所处理的政事进行审议，以确保诏令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从而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侍中寺”的职能逐渐演变，最终成为隋唐时期三省制度中的门下省。 其次，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针对外戚势力的膨胀，刘宏在中平五年（188年）八月设立了西园八校尉。他任命小黄门蹇硕为统帅，统领这支新组建的军事力量。此举意在直接掌控一支精锐部队，以此来制约当时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从而削弱外戚对军权的垄断。

       同年，刘宏采纳了太常刘焉的建议，推行了“废史立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重新设置州牧一职，取代原有的刺史制度。刘宏任命刘焉担任益州牧、黄琬担任豫州牧，并在同一时间任命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这一变革强化了地方治理结构，使州牧能够更好地履行监督和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 综上所述，刘宏通过上述三项重大改革，不仅有效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戚势力的扩张，为后续的政治格局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党锢兴废

       党锢之祸是中国东汉末年一段充满政治动荡与士人迫害的历史时期，这一系列事件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党锢之祸在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告一段落。然而，和平并未持续太久，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一场更为严重的政治风暴再次席卷而来。 这一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勇敢地站了出来，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大肆铺张浪费，严重扰民，并且拆毁了侯览的房屋乃至祖坟。这一行为激怒了权势滔天的侯览，他立即指使同乡朱并上书朝廷，诬陷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当时的皇帝刘宏收到奏章后，向宦官曹节询问对策。曹节借机煽风点火，声称这些所谓的“党人”对国家社稷构成了巨大威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党人。刘宏最终批准了这一提议。于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运动在全国展开，无数无辜的士人遭到追捕，被迫流亡或遭受迫害，最终有六七百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这一事件被历史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段黑暗的历史警示后人，政治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彰显了那些坚守正义、敢于发声的仁人志士们的伟大精神。
        熹平五年，即公元176年，东汉时期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当时担任永昌太守的曹鸾，怀着对正义和公道的坚持，毅然上书为那些被称为“党人”的士大夫们鸣冤叫屈，希望能够得到朝廷公正的对待，请求为他们平反昭雪。 然而，这一正义之举却触怒了当权者刘宏。他勃然大怒，不仅没有采纳曹鸾的建议，反而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手段。曹鸾因此被投入监狱，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拷打折磨，最终不幸惨死在狱中。这不仅是对曹鸾个人的迫害，更是对言论自由和正义诉求的无情打压。 更令人愤慨的是，刘宏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变本加厉地扩大打击范围，对党人及其亲属朋友实施更大规模的禁锢政策。这一系列行为严重破坏了东汉的政治生态，也成为了历史上黑暗的一笔。
在东汉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上禄县长和海向当时的皇帝汉灵帝刘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宏采纳了这一建议并颁布诏令：党人的亲属，从祖父辈开始计算的后代，不再因为其先辈的关系而受到牵连。 这一举措体现了朝廷政策的人性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党锢之祸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它使得许多无辜受累的家庭得以解脱，也让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同时，也彰显出当时统治者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政治环境改善的努力。 
       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如同汹涌的浪潮般爆发了。面对这场席卷而来的动荡局势，朝廷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常侍吕强是一位颇具远见的政治人物。他敏锐地意识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如果继续维持党锢政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些被禁锢的党人，本就对朝廷心怀不满，倘若再遭受压迫，极有可能在绝望之下与黄巾军相互勾结，这无疑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 基于这种担忧，吕强向汉灵帝刘宏进言，建议解除党锢。经过深思熟虑，刘宏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正式宣布解除党锢政策。这一决策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缓和了朝廷与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为应对黄巾起义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宦官政治

            宦官政治在东汉末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在汉灵帝刘宏执政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随着刘宏在位时间的增长，宦官的数量和权力也在不断增加。刘宏甚至突破了常规制度，一次性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这使得宦官集团的势力进一步膨胀。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当宦官曹节病重时，刘宏特别任命他为车骑将军，以表彰其对朝廷的贡献。曹节去世后，刘宏又追赠其为车骑将军，显示了他对这位宦官的信任与重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刘宏再次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负责对讨伐黄巾军的将领进行论功行赏。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赵忠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宦官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刘宏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和曹节深受皇帝信任，成为朝中的重要人物。然而，随着司隶校尉阳球成功诛杀王甫，以及曹节的逝世，张让与赵忠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刘宏最为宠信的宦官。据史书记载，刘宏甚至将张让和赵忠比作自己的父母，足见他对宦官的依赖程度之深。这种过度依赖宦官的现象，最终对东汉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经济方面】
列肆后宫

      汉灵帝在位期间，宫廷生活中曾出现过一种独特而有趣的场景，名为“列肆后宫”。在这个特殊的活动中，汉灵帝与后宫的嫔妃、宦官们一同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商业交易游戏。他们各自扮演起商贾的角色，在宫中摆设店铺，进行买卖交易。 这一活动犹如现代商学院中常见的商业实践课程，通过模拟真实的商业环境，让参与者体验商业运作的各个环节。不同的是，这场游戏发生在庄严的皇宫之中，参与者是皇帝与后宫之人，更添几分奇特的历史色彩。 从这一历史片段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宫廷生活的另一面。它不仅展示了汉灵帝独特的娱乐方式，也反映出古代帝王对于商贸活动并非完全陌生，甚至有着一定的兴趣和了解。这种跨越时空的趣味性对比，为今人研究古代宫廷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卖官鬻爵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东汉皇帝刘宏在其母亲董太后以及宫廷常侍们的怂恿下，再度推行卖官鬻爵政策。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朝廷正式宣布，自关内侯以下直至光禄勋下属的虎贲、羽林等重要部门的职位均可通过支付金钱获得。具体规则为：地方官员的职位价格是朝中官员的两倍；而县级官员的职位价格则根据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官员的升迁同样需要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费用，求官者可以对职位进行估价并参与竞标，出价最高者即可获得该职位。除了固定的定价之外，还会根据求官者的个人资产状况进行灵活调整。 通常情况下，官位的价格是以官吏的年俸为基础来计算的。例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为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为四百万钱。这意味着官位的价格相当于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即便像段颎、张温这样功勋卓著且声望极高的官员，也必须先交纳足够的费用才能晋升到高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变得愈发严苛。后来，官吏的调任、晋升或新官上任时都必须支付相当于官位标价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费用，即相当于官员25年以上合法收入的巨额资金。许多官员因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做官费”而被迫放弃官职，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东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灵帝刘宏成年后，在宫中建造了一座奢华的西园，作为自己享乐的场所。为了筹集建设资金，他竟然将卖官鬻爵所得的钱财用于西园的营建。 当时，正直的中常侍吕强曾进谏说：“天下的一切财物都是陛下的所有，陛下何必还要分什么公私呢？”然而，刘宏并没有听取吕强的忠言，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推行着这种不合理的卖官政策，直到他去世为止。这一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使得朝廷的风气日益败坏，为东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决策无疑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权的衰落。

【文化】
熹平石经
          儒家经典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石，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多个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存在，使得经典的解读和传承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东汉时期，太学是当时最高学府，肩负着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重任。太学对太学生的考核，以皇家所藏的“兰台漆书”为标准依据。然而，某些考生为了能在考试中占据优势，甚至不惜行贿，试图修改兰台漆书的内容。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性，也严重影响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面对这一严峻问题，蔡邕等有识之士向汉灵帝提出了重要建议：正式刊布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并将其镌刻于石碑之上。这一举措旨在确保儒家经典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时也为防止考试舞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于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经过精心筹备，熹平石经正式问世。这些刻着儒家经典的石碑，内容涵盖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部经典著作，成为东汉太学的官方教科书。熹平石经不仅为当时的学子提供了统一的学习标准，也成为后世研究儒家经典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三月，汉灵帝刘宏采纳了大臣杨赐、蔡邕、马日磾以及宦官李巡等人的建议，颁布诏书，命令众多儒学大师对《五经》的文字进行校正。为了确保这一重要经典的准确传承，皇帝特别指派蔡邕这位在当时极具声望的学者，使用古文、大篆和隶书三种字体将校正后的《五经》内容书写出来，并镌刻于石碑之上，最终竖立在太学门外。 这些石碑的设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们成为了后世儒生学习的经典范本，为儒家经典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权威的标准。石碑刚刚竖立的时候，前来观看、临摹和抄写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超过一千辆车聚集在太学门外，整个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前来观摩的人群，场面十分壮观。这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知识的尊重与渴望，也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
      熹平石经的刻立为当时的读书人提供了极为珍贵且权威的儒家经典教材范本。这一伟大举措不仅规范了文字，统一了经文内容，使得学者们有了标准的学习依据，而且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树立的先河，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见证了那个时代对文化传承和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熹平石经的面世，标志着儒家经典首次拥有了一个权威且定型的文本版本。在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廷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将《周易》、《尚书》、《诗经》等七部儒家经典精心镌刻于46块巨大的石碑之上，立于太学之前。这一壮举不仅确立了官方认可的经典文本标准，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熹平石经开创性地将儒家经典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此后历代均有仿效之举，形成了独特的石经文化传统。这些石刻经典不仅成为学者们研习儒学的重要依据，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值得注意的是，熹平石经的刊刻对于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由于当时人们对石经的推崇和需求，捶拓（即拓印）之风盛行。人们通过将纸张覆盖在石碑上，用墨拓取文字的方法来复制经文。这种捶拓技术是早期印刷术的雏形，它让人们认识到可以通过模版来批量复制文字，为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熹平石经不仅是儒家文化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

鸿都门学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刘宏设立了鸿都门学，并将孔子及其七十二位弟子的画像悬挂在其中。这座学府的设立标志着东汉时期文化教育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与传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并未专注于儒家经典的研习，而是侧重于探讨辞赋、书法等艺术形式，这些正是刘宏皇帝个人所钟爱的学科。 鸿都门学的学生们得到了皇帝的重用，许多人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如刺史、尚书、侍中等，甚至有部分学生因功绩卓著而被封侯。这种现象引发了传统儒生们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新贵缺乏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因此往往对鸿都门学出身的人士持鄙视态度，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 尽管如此，鸿都门学在当时依然非常兴盛，学生人数一度达到上千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受到士族阶层的猛烈抨击，加之黄巾起义的爆发，使得汉王朝逐渐走向衰亡，鸿都门学也因此未能延续长久，最终随着东汉王朝的覆灭而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鸿都门学的存在虽然短暂，但它却反映了东汉末年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鸿都门学的创立，深刻反映了东汉后期复杂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豪族官僚阶层的离心倾向急剧膨胀，对皇权构成了严重挑战。桓帝和灵帝时期，专制皇权发起了党锢之祸，试图通过打击外朝豪族势力来维护皇权的绝对地位，并调整政权内部的秩序。然而，尽管党锢之祸对豪族世家造成了冲击，但这些家族凭借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深厚根基，仍然对东汉政权的运行体系发挥着重要影响。 面对这一现实，灵帝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对朝政的有效控制，必须跳出以往依靠内朝制约外朝的惯性思维。在既有的内朝难以完全依赖、外朝又难以彻底制约的情况下，灵帝决定引入一股新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以确保朝政的平稳运行和皇权的高度控制。 鸿都门学的设立，标志着东汉统治者对外朝豪族官僚政治限制的进一步加剧。鸿都门生不仅能够参与内朝核心机构侍中寺的决策，还可以出任地方行政要职。这种职权规划，反映出东汉统治者希望通过这股新型政治势力，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削弱豪族官僚集团长期掌控的权力体系，甚至对其构成突破。 鸿都门学的主要课程包括辞赋创作与文字书写等文学艺术领域的内容。它通过提拔下层文人学士，打破了儒家经学独尊的局面，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科大学，鸿都门学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而且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传统观念，为后世特别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鸿都门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打破了贵族和地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垄断，使平民子弟有机会施展才华，体现了进步意义。鸿都门学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也为后来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成为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军事】
征服高句丽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当时东汉朝廷任命的玄菟郡太守耿临，率领军队对高句丽进行了讨伐行动。在这场战役中，耿临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东汉军队大获全胜，斩杀敌军数百人。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高句丽王伯固深知继续抵抗已毫无胜算，于是亲自前往东汉军营乞求投降。鉴于高句丽的战败及主动求和的态度，汉灵帝刘宏决定接受其投降，并对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高句丽的领土暂时划归到东汉辽东郡的管辖之下，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在熹平年间（公元172年至178年）期间，东汉朝廷又重新审视了东北边疆的行政管理策略，再次对高句丽地区进行调整，将其重新划归玄菟郡治下，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这一重要边境区域。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东汉王朝在处理边疆事务时的灵活性与战略眼光。

平定西南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西南边疆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事件。当时，西南夷族发动武装反抗，成功活捉了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雍陟，这一局势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汉灵帝刘宏派遣御史中丞朱龟前往讨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朱龟的军事行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叛乱依然持续发酵。朝中大臣们对于是否继续镇压产生了分歧，甚至有声音提出放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关键时刻，太尉掾李颙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采取军事手段平定叛乱。刘宏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李颙为新的益州太守，并与刺史庞芝联手，巧妙地借助当地板楯蛮的力量，最终成功击溃叛军，解救出被俘的雍陟。 遗憾的是，李颙在任期间不幸去世，西南夷再度趁机作乱。为了稳定西南局势，刘宏再次做出人事调整，任命景毅接替太守之职。景毅上任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平定了叛乱，使西南地区的局势重新恢复稳定。 到了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巴郡又发生了一起由板楯蛮引发的叛乱事件。这一次，刘宏听取了汉中上计吏程苞的建议，改变策略，采用安抚政策，通过怀柔手段成功化解了危机，避免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随着黄巾起义的烽火蔓延至巴郡，板楯蛮又一次趁乱而起。面对新的挑战，刘宏果断派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率军前往镇压。经过一番艰苦战斗，赵瑾终于将叛乱彻底平息，维护了帝国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出击鲜卑
        在汉桓帝、灵帝时期，鲜卑部落在檀石槐的领导下逐渐走向强盛。他们连年对幽州和并州进行侵扰，给边境地区的安宁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到了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上疏给朝廷，请求出兵讨伐鲜卑，以维护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因犯罪而被处罚的护羌校尉田晏则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让自己担任将领去讨伐鲜卑，以此来赎罪。王甫也赞同了这一讨伐计划。 同年八月，皇帝刘宏下达命令，派遣夏育率领军队从高柳郡出发，田晏率领军队从云中郡出发，臧旻则联合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的部队从雁门郡出发。三路大军各自率领着一万多骑兵深入塞外两千多里，意图一举击败鲜卑势力。 然而，檀石槐早有准备，他命令下属三部的大人各自率领部众迎击。结果，夏育等人遭遇惨败，不仅丢弃了自己的符节印信和辎重物资，还各自只带着数十人狼狈逃回。最终，他们被囚车押送回京下狱，经过赎免后被废为庶人。 檀石槐去世后，他的儿子和连继续在中平年间侵扰汉朝边境。不过，最终和连被北地郡的百姓射杀，此后鲜卑内部陷入混乱，势力逐渐衰落下去。这一系列事件充分展现了当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军事对抗的激烈程度。

对付羌乱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冬季，凉州地区的金城、陇西以及汉阳这三个郡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事件。先零羌部落、湟中地区的义从胡人部落以及金城的义从羌等多股势力联合起来，公然起兵反抗东汉朝廷的统治。这一系列叛乱活动声势极其浩大，其影响迅速蔓延，甚至对三辅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汉灵帝刘宏紧急派遣经验丰富的将领皇甫嵩前往镇压叛乱。然而，由于叛军士气高涨且熟悉当地地形等诸多因素，皇甫嵩所率领的官军在初期的交战中不幸被击败，这使得整个平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这次失败也进一步凸显出当时东汉王朝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军事力量的相对衰弱以及地方治理方面的漏洞等。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八月，汉灵帝刘宏面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做出了重要的人事任命。他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率领十余万大军前去平定叛乱。 然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除了董卓所率领的部队保持了一定的战斗力之外，其他各部均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结果无疑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 为了继续镇压动乱，汉灵帝刘宏随后又派遣耿鄙和皇甫嵩等人率军进行讨伐。但遗憾的是，这些军事行动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未能有效平息叛乱，凉州地区依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直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二月，皇甫嵩终于在与王国军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成功击败了王国势力，这才使得凉州地区的局势逐渐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这场胜利对于稳定当地局势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经略西域
        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这一时期在西域长史府的管辖范围之内，疏勒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内乱。当时，疏勒国内部局势动荡不安，和这个人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弑杀了疏勒国的国王以及汉朝派驻在此地的大都尉，然后擅自立自己为新的国王。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打破了疏勒国原本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对汉朝在西域地区的统治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汉朝为了维护自身在西域的威信和统治格局，必然会对此事做出相应的处理，而疏勒国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临着来自内部权力更迭后的整合与外部势力干预等复杂的情况。
       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当时凉州地区的局势颇为动荡。凉州刺史孟佗派遣从事任涉率领敦煌的五百精锐士兵，与戊己校尉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所率领的由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组成的三万余人的联军共同讨伐疏勒国。 他们此次军事行动的重点目标是攻打桢中城。联军对桢中城展开了长达四十多天的猛烈进攻，然而桢中城守备森严，城墙坚固，疏勒军顽强抵抗，使得联军始终未能攻破城池，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撤军。（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汉伐疏勒之役”） 在此之后，疏勒国内陷入了一连串的内乱之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而此时的东汉朝廷自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对于疏勒国内的这些变故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管理，只能眼睁睁看着疏勒局势不断恶化。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于阗国的国王安国率军攻破了拘弥国，并且杀害了拘弥国的国王，这一举动使得西域地区的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汉朝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时戍守在西域的戊己校尉与负责管理西域事务的西域长史意识到必须尽快稳定局面，他们各自调集兵力，共同辅助拘弥国之前派往汉朝做人质的王子定兴登上王位，成为新的拘弥王。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恢复拘弥国的统治秩序，也是为了维护整个西域地区在汉朝势力范围内的稳定与安宁，避免因为一国的变故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

【科技方面】
引进椅子
          汉灵帝时期，一种名为“胡床”的新式坐具被引入中原地区。这种胡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折叠凳，它的出现对于当时汉代人传统的跪坐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变革影响。 在汉代以前，人们大多采用跪坐的方式，这种坐姿虽然体现了古人的礼仪规范，但长时间保持却容易导致腿部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诸多不适。而胡床的引入改变了这一状况。人们可以更加舒展地坐在胡床上，双腿能够自然下垂，大大减少了对腿部血管的压迫，从而显著提高了人体腿部血液循环的效率。从长远来看，这种坐姿的改变有助于改善民众的身体机能，减少因久跪造成的疾病，进而提升全民族的整体健康水平。 胡床的引入不仅仅是坐具的更替，更是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变，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发明
        一位名叫毕岚的宦官展现出了卓越的机械智慧与创新精神。他发明了一种利用虹吸原理进行引水洒路的装置——“渴乌”。这一装置堪称当时降低土质道路上车马扬尘问题的一大奇思妙想。 与后来经常遭受风沙侵袭之苦的明朝首都相比，东汉时期的洛阳城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态天堂。城市环境相对较好，这离不开当时统治者和能工巧匠们为改善城市环境所做出的努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洛阳的城市环境质量，汉灵帝下令让毕岚铸造了名为“天禄虾蟆”的精美雕塑装置。这个装置被安置在平昌门外桥东的位置，它能够巧妙地吐水，并且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设计将水流引入皇宫之中，不仅美观而且实用。 同时，在桥西位置还设置了翻车渴乌装置，用于喷洒南北郊的道路。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效减少道路上的灰尘，又大大节省了百姓清扫道路的人力和物力成本，是一项非常具有前瞻性和人文关怀的举措。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东汉时期在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水平。

【外交】
日南郡

     熹平二年，即公元173年，日南郡边境附近的外国纷纷通过辗转派遣使者，并借助翻译人员的帮助向汉朝进贡。当时，这些外国与汉朝之间的交流虽然存在一定障碍，但依然积极地表达出对汉朝的敬意和友好之意。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各国对汉朝强大国力的认可，也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汉朝政府对于各国进贡都以礼相待，这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
 

夫余国

   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夫余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这一年，夫余国怀着对中原王朝的敬意，精心挑选了本国的特色物产与珍贵礼品，由专门的使臣带领着长途跋涉来到中原，向汉朝表达友好与敬意。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夫余国对汉朝地位的认可，也是两国之间和平交往、友好邦交的重要见证。夫余国位于东北地区，其使者的到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为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和六年，即公元183年，这一年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在遥远的日南郡边境，那些与中原有着不同文化的外国再一次派遣使者前来进贡。这些外国位于边陲之地，与中原地区相隔甚远，他们带着自己国度的特产与珍稀之物，通过翻译人员的帮助，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表达了对中原王朝的敬意与友好之意。这种跨国界的交流活动，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珍贵，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物资往来，更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物争议
     据《后汉书》注引《伏侯古今注》记载：“‘宏’之字曰‘大’。”很多人以为，这里的“字”就是表字的意思，以为刘宏姓刘，名宏，字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此处的“字”不是表字，而是避讳代字的意思。众所周知，古代要避皇帝名讳，遇到皇帝名讳的时候，对这个字要采用一些办法避过去。刘宏即位以后，如果遇到要写“宏”的时候，就改用“大”字。

【轶事典故】

铸中兴剑
     根据《古今刀剑录》的记载，在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汉灵帝曾下令精心铸造了四把宝剑，并将它们命名为“中兴”。这四把宝剑象征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祈愿，每一把都凝聚着当时顶尖铸剑师的心血与技艺。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一把珍贵的“中兴”宝剑却离奇失踪。据传它与一件小篆书法作品一同遗失，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关于宝剑和书法作品是如何遗失的，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桩未解之谜。 这些宝剑原本被珍藏于内廷之中，平时仅供皇室成员观赏把玩，偶尔也会在重要的宫廷仪式上展示，以彰显皇家威严。而“内廷逗乐”则可能是描述当时宫廷内部一些轻松娱乐的场景，但与宝剑的丢失并无直接关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当时也采取了诸多严格的保管措施，只可惜仍然未能避免宝剑的遗失。
      汉灵帝刘宏在西园遛狗时，展现出了独特的创意与趣味。他精心为爱犬打扮，不仅让小狗佩戴上象征着士大夫身份的进贤冠，还系上了华丽的绶带，这一举动充满了新奇感。 当时宫中并没有驴，有一位擅长阿谀奉承的小黄门特意从外地精挑细选了四头驴送入宫中。刘宏见到这些驴后，喜爱得不得了，视若珍宝。他常常乘坐着由驴拉动的小车，在宫廷内四处游玩。起初，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御者来驾车，但没过几天，他就索性亲自执掌缰绳，享受这种别具一格的出行方式带来的乐趣。 皇帝驾驴车的消息很快传出了宫廷，引发了京城官僚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效仿，认为这是一种时尚潮流。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宫廷文化对社会风尚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历史风貌。

宫中市场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汉灵帝刘宏在后宫精心打造了一个仿真的街市。这个独特的人造集市里，各种商铺林立，摊贩云集，宛如一个真实热闹的市井场景。他安排宫女和嫔妃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是精明能干的商人，在店铺前热情地叫卖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是精挑细选的顾客，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挑选心仪的物品；还有些人则装扮成街头艺人，如卖唱的歌女、耍猴的杂耍艺人等，为这人造的集市增添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而汉灵帝自己也融入其中，换上商人的服饰，时而在集市中漫步闲逛，与“商人们”讨价还价，体验买卖的乐趣；时而又走进酒肆之中，饮酒作乐，感受市井生活的喧嚣与惬意。有时，他还故意与其他“店主”或“顾客”发生争执，甚至模拟打架斗殴的场景，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民间生活中，尽情享受着这种别样的乐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由皇家搜罗来的珍奇异宝所组成的集市，却成为了某些贪心宫女嫔妃眼中的猎物。这些珍贵的物品不断被她们偷偷窃取，为了争夺更多的战利品，她们之间暗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得原本充满趣味的场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皇家财产的安全，也反映出当时宫廷内部的一些不良风气。

裸游之馆
      根据古籍《拾遗记》的记载，在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灵帝刘宏下令在西园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裸游馆，共有千间房舍。这座宫殿的设计独具匠心，工匠们采集来青翠的苔藓铺满台阶，营造出一种自然清新的氛围。同时，巧妙地引入渠水环绕各个房间，形成潺潺流水，为整个宫殿增添了灵动之美。皇帝可以乘船在这片水域中悠然游荡，而负责划船的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宫女，她们不仅容貌出众，而且体态轻盈。 每当夏日炎炎之时，这里便成为刘宏消暑的好去处。他常常故意让船只倾覆，以便欣赏落水宫女那白皙如玉的肌肤。此外，渠水中种植着从南方进贡而来的荷花，这种荷花体型巨大，花朵直径可达伞盖般大小，植株高度超过一丈。尤为奇特的是，它的荷叶在夜晚舒展、白天卷曲，每根茎干上会绽放出四朵莲花，因此得名“夜舒荷”。又因这种莲花只有在月光下才会完全展开叶片，恰似迎接月神望舒降临，故又被称作“望舒荷”。 刘宏经常在夏季来到裸游馆避暑纳凉，在此举办长夜饮宴。他曾经感慨地说：“如果能够永远这样享受，就如同登仙一般。”当时，宫女们的年龄限定在27岁至36岁之间，她们盛装打扮后，仅穿着内衣与皇帝一同戏水游玩。这一场景虽然充满奢华与享乐的气息，但也反映出古代帝王生活的某些侧面。

异域风情
         刘宏对胡地的诸多文化元素十分青睐，例如胡服、胡帐、胡床等生活用品，以及胡坐这种独特的起居方式。在饮食方面，他对胡饭也情有独钟；在娱乐休闲上，胡箜篌那美妙的音色、胡笛的悠扬旋律和充满异域风情的胡舞都深深吸引着他。当时京师的达官贵人们纷纷效仿刘宏的喜好，这一风气在当时被一些人批评为“服妖”，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征兆。 后来董卓率领胡兵进京，大肆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损失，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应验了之前人们对这种效仿胡风行为的担忧。这一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化的交融碰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元素背后可能蕴含的社会影响。

夜梦桓帝
         汉桓帝刘宏曾经做过一个令他心惊胆战的梦。在梦中，汉桓帝愤怒地质问刘宏：“宋皇后究竟犯了什么罪过？你为什么要听信那些邪恶小人的谗言，致使她无辜丧命？还有勃海王刘悝，已经被贬谪，最终还惨遭诛杀。如今，宋氏家族和刘悝在天庭提出控诉，上天震怒，你的罪孽深重，难以挽回。” 这个梦境的内容非常清晰明确，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在诉说着某种警示。当刘宏从梦中惊醒之后，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他急忙将这个诡异的梦境告诉了羽林左监许永，并且焦急地询问道：“这究竟是什么不祥之兆呢？有没有办法可以消除这种灾祸呢？” 许永认真思考后回答说：“宋皇后与陛下共同继承皇位，以母仪天下之姿亲临世间，多年来一直以仁慈之心教化四海苍生，从未有过任何过错或恶行。然而，陛下却轻信了那些嫉妒与谗毁的言论，使她蒙受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身首异处，连累整个家族，所有臣民对此无不感到悲痛惋惜。而勃海王刘悝是先帝同母所生的弟弟，在治理封国以及作为藩属侍奉朝廷方面，始终尽忠职守，从未有过任何差错。可是陛下未经详细调查核实，便对他施加了严厉的惩罚。 古时候，晋侯曾梦见一位头发垂至地面的大厉鬼前来报复，那是因为晋侯杀害了他的祖先。天地之间的道理是非常清楚明白的，鬼神之事也绝非可以轻易蒙骗。为了平息这场冤屈带来的怨气，陛下应当重新安葬他们，让这些含冤的灵魂得以安息。同时，允许被流放的宋皇后家族成员返回故乡，恢复勃海王刘悝的爵位，以此来消弭因这些错误决定而引发的灾难。” 遗憾的是，刘宏并没有采纳许永的建议。不久之后，刘宏便离世了，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历史上令人唏嘘不已的一段故事。这也提醒着后人，统治者在处理政务时应当谨慎公正，不可轻信谗言，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强项子孙
      汉灵帝刘宏曾经在一次轻松的场合，向侍中杨琦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你觉得朕与桓帝相比，究竟如何呢？” 杨琦面对皇帝的询问，并没有阿谀奉承，而是以一种充满智慧且恰如其分的方式回答道：“陛下若与桓帝相较，就如同虞舜与唐尧相比德行一般。这两位上

古圣君各有千秋，难以简单评判高下。” 刘宏听后，显然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略带不悦地说道：“你可真是个耿直之人啊，果然是名臣杨震的后代。你这般刚正不阿的性格，恐怕将来也会像你的先祖一样，死后会有大鸟前来凭吊吧。”（这里暗指杨震去世时有大鸟飞临墓前的传说） 这段对话不仅展现了汉灵帝刘宏的好奇与自负，更彰显了杨琦作为朝廷重臣的忠诚与智慧。他巧妙地借古喻今，在不冒犯皇帝的前提下，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东汉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气节与风骨。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堂之上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汉灵帝刘宏家族世系】

1.光武帝 刘秀>>2.汉明帝.刘庄

高祖父：汉章帝~刘炟（东汉第三位皇帝）

高祖母：申贵人~申氏
曾祖父：河间孝王，后追赠孝穆皇~刘开
曾祖母：后追赠为孝穆皇后~赵氏
祖父：解渎亭侯，后追赠为孝元皇~刘淑
祖母：后追赠为孝元皇后~夏氏
父亲：解渎亭侯，后追赠为孝仁皇~刘苌
母亲：后被尊为孝仁皇后~董氏

（后妃）
孝灵宋皇后~宋氏
灵思皇后~何氏
马贵人~马氏
王美人~王荣（追封为“灵怀皇后”）

（子女）
儿子：汉少帝~刘辩
儿子：汉献帝~刘协
女儿：万年公主

汉朝：【简介】

汉朝：【汉朝之西汉】

汉朝：【汉朝之东汉】

汉朝：【帝王世系】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