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国
1.在这里不读 jì。
2.地名“祭城”读“zhà”，郑州“祭城”的 zhà 音是方言长期演变的产物，非古音标准读法。
3.祭阝国（"祭阝"为古字，后简化为"祭"）
【基本信息】
01. 所处时代：西周初年
02. 中文名：祭国（古音读作“zhài”）
03. 别称：祭伯国（祭阝国（"祭阝"为古字，后简化为"祭"）
04. 国号：祭（甲骨文作“𠂤”，金文作“𠂤”）
05. 爵位：伯爵（周王室畿内诸侯）
06. 开国君主：姬伯翔
07. 首都祭城（今河南郑州管城区祭城村）
08. 主要城市：仅知都城祭城为政治中心
09. 政治体制：世袭诸侯国
10. 国土面积：约50-100平方公里（畿内小国）
11. 存续：约318年（前1040年-前722年）
12. 相邻国家
北邻管国（今郑州）
南接郑国（后迁新郑）
西近周王畿
13. 末代君主：史称“祭伯”
【概述】
祭国，始建于约公元前1040年。该国由周公旦第八子姬伯翔受封建立，属姬姓伯爵封国，其封地坐落于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部的祭城地区，古时亦称“祭伯城”。作为周王室畿内封国，祭国地理位置重要，与王室关系密切，历代国君多在朝中担任要职，积极参与周王朝的政治与治理。
公元前722年，随着郑国向东迁徙并迅速扩张势力，祭国最终被郑国所吞并。末代君主失国后，部分贵族逐渐融入郑国。
【国号来由】
国号“祭”（古音“zhài”）起源于其封地的职能与周代的祭祀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地理关联方面，祭国的封地坐落于商代旧祭地，即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地区。
商代时期，此地便是王室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具有极高的宗教与政治地位。周初沿袭旧制，继续以“祭”作为地名，既体现了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也彰显了该地在祭祀体系中的重要性。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演变来看，“祭”字最初写作“𠂤”，形象地描绘了手持肉块进行献祭的动作，充分体现了其本义——祭祀、供奉。
金文时期，字形虽有所变化，但核心意义未变，始终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封国命名逻辑上，周代诸侯国的命名多依据封地的职能或地理特征，具有明确的功能指向性。
“祭”即是以封地承担的祭祀职能而命名的典型国号，与“管”（意为管理）、“蔡”（用于占卜的植物，引申为占卜职能）、“霍”（守山之职）等国号一样，均属于周代功能性国号的范畴。
【历史脉络】
一、建国与早期发展（约公元前1040年—前10世纪）
祭国为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始封之君为周公旦第八子姬伯翔，受封爵位为伯爵，封地坐落于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部的祭城地区，此地原为商代时期的祭地。国号“祭”源于商代以来的祭祀传统，周王室在分封时沿用此名，意在延续和强化对天地、祖先的祭祀职能，同时也体现了周王朝对旧有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继承。
二、周昭王时期（公元前10世纪）
进入周昭王统治时期，祭国在周王室的政治体系中仍保有重要地位。昭王南征荆楚之际，祭国国君祭伯随行护驾，然在回师途中与昭王一同溺亡于汉水，史称“昭王南巡不返”，成为西周历史上一大悬案。此后，祭伯之子祭公谋父继位，仕于周穆王，深得信任，官至重臣。其以直言进谏著称，曾劝阻穆王远征犬戎，主张“以德安邦”，强调以仁政稳定内外，体现出深邃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三、春秋初年灭亡（公元前722年）
至春秋初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加剧，祭国作为地处王畿之内的小国，难以抵御周边强国的扩张压力。在郑国东迁并逐步扩张的过程中，祭国最终被郑国吞并。末代君主失国后，其封地被划归郑国所有，并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食邑。
【政治】
一、政治地位与职能
祭国作为西周时期王畿之内的伯爵诸侯国，其政治地位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
中央政权体系中，祭国国君世代担任周王室的卿士，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这一身份不仅体现了周王室对祭国的高度重视，也表明祭国在西周政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祭公谋父曾劝阻周穆王出兵征讨犬戎，主张“以德安邦”的治国理念，充分展现了其在王室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政治智慧。
地方治理层面，祭国的封地设于郑州祭城（今河南郑州东北），该区域为周王室直接管辖之地。祭国因此不仅承担着治理地方、征收赋税、维护秩序的职责，还需肩负起拱卫王畿、保障王室安全的重要使命。
二、权力结构
祭国的权力体系深受西周宗法制度影响，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国君的权力通过宗族血缘关系代代传承，与周王室之间形成“大宗—小宗”的等级关系，体现出严密的宗法等级秩序。这种制度不仅确保了统治权力的稳定延续，也强化了祭国与周王室之间的政治联系与文化认同。
官僚体系方面，尽管祭国规模有限，但其内部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职官制度。设有司礼、司农等重要官职，分别负责祭祀礼仪、农业赋税等事务，职能分工明确，与周王室的职官系统形成对应关系。
三、政治实践
在治国理念上，祭国继承并发扬了西周的德政传统。祭伯以“礼乐教化”为施政核心，强调“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注重通过道德教化引导民众，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治理方式与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西周时期主流政治理念在地方诸侯国中的具体实践。
外交与政治互动方面，祭国作为畿内诸侯，需在维护周王室权威与保持地方自治之间寻求平衡。《左传》中记载的“祭伯来”事件，正是祭国与周王室之间频繁政治往来的生动体现。
【社会】
祭国君主受封为伯爵，是周王室在地方的代表，承担着向周天子纳贡、提供军队等义务，同时也享有对国内事务的相对自治权。卿大夫阶层则负责治理各自的采邑，管理地方事务，而士阶层则承担基层的军事与行政职能，形成“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将宗法关系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
在宗法制度的维系下，祭国贵族以“祭”为氏，建立起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体系，确保权力与地位的稳定传承。
从君主世系来看，如祭季传至祭公，再至祭公谋父、祭仲，均体现了父系宗法的延续性与家族纽带的紧密性。这种宗法制度不仅规范了贵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也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结构，使得祭国在周代诸侯国体系中具有鲜明的宗法特征。
在社会结构方面，祭国实行“国野制”，将统治区域划分为“国”与“野”两个部分，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国，即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国人多为平民或低级贵族，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权，如服兵役、参与议事等。
野，即农村地区，居住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庶民，即“野人”，他们地位较低，需承担赋税与劳役，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支撑。考古发现的祭伯城遗址（位于今郑州市祭城镇），正是“国”作为统治核心区域的重要实物佐证。
由于祭国为伯爵封国，人口规模相对有限，社会阶层结构也较为简单。主要由贵族、士人、国人与野人构成，各阶层之间界限分明，流动性较低，体现出周代社会的阶级固化特征。
随着祭国的灭亡，其宗族成员逐渐融入郑国的贵族体系之中，延续了原有的宗法身份与家族传统，也反映了宗法制度在社会变迁中的适应性与延续性。
【军事】
一、军事职能与地位
祭国的军事职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需效忠周王室，承担中央政权赋予的军事任务；另一方面则需维持封地内部的稳定与安全。
在王室卫戍方面，祭国地处王畿东部，地理位置重要，是周王室控制东方诸国、防御东夷势力的关键屏障。祭国军队需参与王室组织的军事行动，如周昭王南征荆楚时，祭伯便随军出征，协助王师作战，体现出其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与支持。
在地方防御方面，祭国需应对商遗民残余势力的反抗，防止地方动乱。其军队主力由“国人”构成，即具备一定政治地位的贵族与平民阶层，他们平时耕作，战时从军，构成了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此外，祭国亦征调部分“野人”（被征服部族）参与后勤与辅助作战任务，以补充兵力。
二、军事组织
祭国的军事组织体系较为完整，虽为小国，但在西周“千乘之国”的标准影响下，仍具备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在军队构成上，祭国设有车兵与步兵两大兵种。其中，车兵是主力作战力量，按照西周诸侯国的等级划分，祭国可能拥有数十辆战车，以“三军”为基本编制，每军约千人。战车在当时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是贵族军队的象征。步兵则主要由平民组成，承担战场辅助、后勤运输等任务，虽地位不及车兵，但亦不可或缺。
在指挥体系上，国君为最高军事统帅，直接掌握兵权。同时设有司马、司寇等职官，分别负责军事调度与刑狱事务，体现出西周时期“兵刑合一”的政治结构。这种组织形式既保障了军队的统一指挥，也强化了国君对军政事务的控制。
一、军队规模与诸侯等级对应关系
《周礼·夏官》明确规定：
天子：六军（每军12500人）
大国诸侯：三军（如齐、晋等）
次国诸侯：二军
小国诸侯：一军
此制度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为原则，通过军事编制差异强化周天子的权威
二、军队编制细节
基本单位：
1军=12500人，由卿统领
下设师（2500人）、旅（500人）、卒（100人）、两（25人）、伍（5人）六级编制
兵种构成：
车兵（主力作战）与步兵（辅助后勤）
军队核心为贵族甲士（王族与多子族）
三、军事实践
祭国的军事历史虽不显赫，但其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军事行动仍具有典型意义。
周昭王南征事件。祭伯随昭王出征，远征荆楚，此役本为彰显王权威严之举，然据史书记载，大军南渡汉水时遭遇“天降大犀”之变，或为自然灾害或为象征性记载，结果导致王师覆没，昭王亦殉于军中。此战不仅重创周王室威信，也反映出祭国在王室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春秋初年祭国被郑国吞并的事件。随着西周灭亡、王权衰微，诸侯国间兼并加剧。祭国因军力薄弱、国势不振，最终于春秋初期被日益强盛的郑国所灭。其地后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重要封地与军事据点。
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
1.第一次南征（前985年），祭伯随昭王渡过汉水，深入荆楚腹地，攻占铜绿山。
2.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为夺回被荆蛮部落占据的战略要地铜绿山（今湖北大冶），周昭王发动了第二次南征。铜绿山不仅是重要的铜矿资源地，更是当时青铜器铸造的关键物资来源，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在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祭国国君祭伯（姬姓）随同王师出征，并在战役中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展现出其作为畿内诸侯的忠诚与担当。
参战方：
周王室主力部队“西六师” -
畿内诸侯：祭伯（祭国）、辛伯等 - 汉阳一带的姬姓诸侯国，如曾国、唐国等
战役过程： 周军自镐京出发，经由唐国、厉国一路南下，进入江汉平原。在渡过汉水时，突遇“天大曀”——即一场极端恶劣天气，据古籍记载，天象异常，日月无光，风雨交加，导致军队阵型大乱，陷入混乱。
这场天灾成为战役的转折点，最终造成周军全军覆没的惨烈结局。 在这场灾难中，周昭王姬瑕本人也不幸溺亡，与他一同殉难的还有祭伯及祭公等重要大臣，皆葬身于汉水中游地区。仅有少数幸存者，如辛余靡奋力救出部分贵族，勉强保全了王室残余力量。
此次南征的失败不仅对周王室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央政权对南方边疆控制力的局限，成为西周历史中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军事事件。祭伯的从征与殉难，也体现出周代诸侯与王室之间紧密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疆域】
一、核心疆域范围
祭国是西周时期王畿之内的一座伯爵诸侯国，其封地主要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部，具体地理位置在郑州东北约十五里的祭城，即现今郑州市金水区祭城村一带。该区域地处黄河南岸，位于周王室统治区域的东部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作为控制东方诸夷（如淮夷、东夷）的前沿屏障，祭国在西周时期承担着维护东部边疆稳定的重要职责。
二、疆域规模与政治地位
作为畿内小国，祭国的疆域规模相对有限，大约方圆数十里，以祭城为中心，涵盖周边农业耕作区和若干军事据点。虽然其国土面积远小于鲁、卫等侯爵大国，但由于祭国是周王室近支宗亲的封国（周公旦第八子受封于此），其政治地位在西周早期和中期相对较高，享有比一般畿外诸侯更高的礼遇和信任。祭国长期忠于王室，参与多项重大王室事务，包括军事征伐和地方镇守。
三、疆域变迁与国家终结
在西周时期，祭国疆域相对稳定，并积极参与周王室的军事行动，如周昭王时期的南征战役。然而，随着西周末年王室权威的逐渐衰落，祭国的独立地位也面临挑战。进入春秋时期后，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地方强国崛起。
公元前722年，祭国最终被日益强大的郑国所吞并，其原有封地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封邑，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从此消失于历史舞台。
四、考古发现与印证
近年来，随着郑州祭伯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祭国的都城位置得到了有力证实。该遗址位于今郑州市祭城村一带，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尤以带有“祭伯作器”铭文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祭国存在的记载，也为研究祭国的疆域范围、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经济】
一、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
农业经济方面，祭国作为畿内小国，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为基础，主要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同时，桑麻种植和纺织业也较为发达，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祭国的封地位置大致位于今郑州东北部的祭城村一带，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发展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手工业方面，祭国凭借其王室近支的身份，掌握了一定的青铜铸造技术，具备较高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在郑州祭伯城遗址中，曾出土带有“祭伯作器”铭文的青铜器，这充分表明祭国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实力。
祭国可能还参与了周王室主导的铜矿资源贸易，通过控制黄河沿岸的重要渡口，获取铸造原料，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二、商业与交通
在地理位置上，祭国位于郑国与管国之间，处于周王室向东延伸的重要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与经济地位。这一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东西向商路的重要节点，祭国可能借此对过往商旅征收贸易税，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
祭国的都城——祭城（即今郑州祭城村一带），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区域性的物资集散地，承担着连接王畿与东方诸侯国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功能。这种交通与商业优势，有助于祭国在周代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货币经济方面，祭国在西周时期应主要使用以贝币为主的交易媒介，遵循周王室统一的货币体系。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反映祭国货币使用的明确考古证据，但从其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和区域经济地位来看，其经济活动中应已具备一定的货币化特征。
【文化】
一、宗法礼制与祭祀文化
祭国属于周王室的近支宗亲，享有“畿内伯爵”的尊崇地位。其祭祀制度严格遵循周礼“五等爵制”的规范，体现出对宗法体系的高度重视。
都城祭城（今河南郑州祭城村）设有宗庙，是祭国宗法祭祀的核心场所。
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祭伯作器”等字样，表明祭国的祭祀对象不仅包括周文王、周武王等王室先祖，也包括其直系祖先周公旦，反映出其对王室宗统的认同与传承。
祭国还保有深厚的军事祭祀传统。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南征途中，祭伯曾以国君身份随行，并在“沉汉水”事件中殉难。这一历史事件可能促成了祭国地方信仰中对水神或战殁英灵的崇拜，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祭祀文化。
二、青铜文化与工艺传承
祭国的青铜器制作技艺精湛，风格上以兽面纹和夔龙纹为主，与西周王畿地区的器物高度一致，显示出其与王室工匠体系的紧密联系。
郑州祭伯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如鼎、簋等，不仅器型规整、纹饰精美，而且具有极高的礼制等级，表明祭国拥有周王室授予的青铜器铸造权，可能还承担着向东部分封诸侯国分发铜器的职能。
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也极具历史价值，多记载周王对祭伯的册命、赏赐以及其参与的重要军事行动，如“祭伯从征”事件，充分体现了周代“金文纪史”的文化传统，也反映出祭国在周代政治与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音乐与丧葬习俗
在礼乐制度方面，祭国作为畿内诸侯，严格遵循周王室的乐制标准。宗庙祭祀中可能使用“大武乐”或“韶乐”等周代最高规格的礼乐，彰显其与王室的亲缘关系及政治地位。
在丧葬习俗上，祭伯墓或衣冠冢很可能遵循周人“不树不封”的早期葬制，体现出对周礼的严格遵守。尽管墓葬外观朴素，但随葬的青铜器等级高、工艺精，反映出祭伯身份的尊贵与祭国文化的高度发展。
【后裔去向】
一、融入郑国贵族体系
随着祭国在公元前722年被郑国兼并，其原有领土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封邑。部分祭国公族的后裔以封邑为氏，改称“祭氏”，逐步融入郑国的贵族体系，成为郑国的重要卿士家族之一。
祭仲在郑庄公时期权势显赫，掌控朝政，其家族在郑国政治舞台上长期活跃，影响力延续至春秋中后期。尽管家族最终逐渐衰落，但其在郑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祭国的文化遗产也对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祭国在青铜铸造技艺与礼制传统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这些文化元素可能被郑国吸收和传承。
考古发现显示，郑州地区出土的郑国青铜器中，部分器物在工艺风格上体现出西周时期祭国的特色，显示出文化上的延续与融合。
二、迁徙与姓氏分化
在祭国灭亡后，部分公族后裔选择以国名为姓，继续传承“祭”姓。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姓氏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可能因语音相近而逐渐简化或演变为“蔡”或“齐”等姓氏，形成不同的姓氏分支。
战国时期，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祭氏后裔也可能迁徙至中原其他地区，如陈、宋等国，进一步扩散其家族影响力和文化血脉。
作为周公旦的后裔，祭国本属周王室宗亲体系。在国家灭亡后，部分祭国王室旁支后裔可能重新回归周王室，担任重要职务。
在周穆王时期，著名的史官与谋臣祭公谋父即被认为是祭国后裔，其家族延续了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智慧。 此外，祭仲的后裔在郑国政治中也保持了一定的活跃度。
据史书记载，祭仲之女曾参与郑国宫廷权力斗争，反映出祭氏家族在郑国社会中仍具一定影响力，其血脉与政治角色在当时并未完全淡出历史舞台。
注：《左传·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
原文节选：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史记·郑世家》
补充细节：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
关于祭公谋父是否为周公旦的直系后裔，历史上存在一定争议。《逸周书》中仅提及祭公谋父为周王室“三公”之一，对其家世背景未作详细记载，也未明确提及他是否出自周公旦的世系。而《史记》则有所不同，其中明确记载祭公谋父为周公旦之孙，受封于祭国，是周王室的重要宗亲大臣。由于两部文献记载存在差异，后世学者对此问题也多有探讨，尚无统一结论。这一争议也反映出先秦时期史料记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为研究周代宗法制度与贵族世系提供了重要的讨论空间。
三、历史记载的逐渐消失
进入春秋中后期，祭氏家族在史书中的记载逐渐减少，最终淡出主流历史视野。这一现象可能与郑国整体国力的衰退、政治格局的变迁密切相关。
祭氏家族可能通过与其他贵族家族的联姻，逐渐融入更广泛的贵族群体，导致其原有姓氏的湮没与融合。尽管如此，祭国的文化、技艺与后裔的迁徙足迹，仍以不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
【出土文物】
一、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0年—公元前900年）
何尊（约公元前1040年）：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是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之一。其铭文记载了周成王时期营建洛邑的历史事件，并首次出现“宅兹中国”的表述，成为“中国”一词最早的实物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二、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00年—公元前771年）
祭伯城遗址（约公元前8世纪）： 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发现，是一处跨越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代城址。遗址中发现有夯土基址、护城河等重要遗迹，考古学家根据其规模与结构推测，此处极有可能为祭国的都城，是研究祭国历史与城建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2年）
祭国灭亡后的遗存： 随着郑国势力扩张，祭国最终被郑国吞并。此后，当地以“祭（zhài）”为姓的居民可能在生活延续中保留了一些旧时的器物，如青铜器或陶器，反映了祭国文化的延续与传承。然而，目前尚无明确记载或出土文物可直接佐证这一时期的具体遗存。
补充说明： 祭伯城遗址位于现今郑州市郑东新区，2006年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可见清晰的城墙遗迹，显示出当时城池的规模与防御体系。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器残片，这些文物为研究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地位提供了有力佐证。
【史料记载】
一、《逸周书》
《祭公解》一篇，是研究祭国历史与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该篇详细记载了祭国国君祭公谋父对周穆王的劝谏，强调“以德安邦”的治国理念，体现了西周时期以礼治国、以德服人的政治哲学。文中记述祭公谋父在临终前对周穆王的忠告，虽未提及祭国的封国世系，但从中可见其在周王室中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周礼》作为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典籍，对诸侯国的官制与军事编制有详细规定。祭国作为周王室宗亲封国，爵位为伯，属于“小国诸侯”之列，其军事编制依《周礼》规定设一军，共12500人。这一制度体现了当时“礼制有序、等级分明”的政治格局。
《周礼·春官宗伯》中提到“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礼”，说明诸侯国在祭祀方面必须遵循周王室的统一规范。祭国作为姬姓诸侯国，自然也需严格遵守这些礼制，体现出其与周王室在宗法制度上的紧密联系。
《左传》中关于祭国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祭国的灭亡与郑国的扩张。据《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记载，祭国最终被郑国所灭，其故地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采邑。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祭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终结，也反映出春秋时期诸侯兼并、强国扩张的时代背景。
其二，是关于祭仲的记载。祭仲作为祭国后裔，在郑庄公时期担任重要辅臣，参与了“郑伯克段于鄢”等重大政治事件，并在郑国的对外扩张与内政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郑国政坛长期掌权，甚至多次参与废立国君的政治决策，如涉及郑厉公、郑子亹等。其女雍姬在面对家庭与婚姻的抉择时，曾说出“人尽可夫”，这一典故也成为后世流传的成语，折射出当时复杂的政治与伦理关系。
《左传》还提及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982年），祭伯随周昭王南征荆楚，在渡汉水时不慎因极端天气（“天大曀”）溺亡。这一事件进一步说明祭国贵族与周王室之间密切的政治与军事联系。
《史记·周本纪》
《史记》中明确记载祭国为周公旦后裔所封之国，首任国君为姬伯翔。文中还提及祭公谋父随周昭王南征楚地、最终溺亡的史实，为研究祭国的历史人物与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同时，《史记》也补充了祭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宗法关系，以及其封地大致位于今河南郑州东北一带，为后人研究祭国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提供了线索。
《国语·周语上》 《国语》中引用了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先王耀德不观兵”的言论，与《逸周书》中的记载相呼应，进一步印证了祭公谋父“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这一观点在西周时期具有深远影响，也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竹书纪年》中记载，周穆王十三年，“祭公帅师从王西征”，说明祭国曾积极参与周王室的军事行动。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祭国在周朝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也展现了其国君与王室之间的密切关系。
争议与补充
《穆天子传》中提到周穆王巡游过程中曾途经祭国，但未明确说明祭公谋父是否在场。该书多带传奇色彩，因此其记载的史实性尚存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祭国与周穆王关系的想象空间。
《荀子·儒效》 《荀子》中列举了西周时期所封的53个姬姓诸侯国，其中包括祭国。虽然文中未对祭国的具体事迹作详细叙述，但将其列入西周重要封国之列，说明其在当时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定地位。
【君主世系】
1，祭季(伯翔)（前1040年—?） 开国君主，周成王封于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建立姬姓伯爵国
2，祭公 ？ （?—前977年）祭季之子，周昭王十九年（约前977年）随昭王南征荆楚，渡汉水时溺亡
3 ，祭公谋父（谋） 周穆王时期，祭季之子或弟，任周穆王卿士，劝谏穆王“耀德不观兵”，其思想影响儒家政治伦理
4 ，？后续世系失考，仅知西周晚期有祭俗父（名“俗”）
【姬伯翔个人世系】
【八世】先祖：3.后稷
【二十一世】祖父：季历
祖母：太任
叔祖父：
21.吴太伯 ，春秋吴国君主
21.仲雍 ，吴国第二代君主
【二十二世】周文王姬昌
【二十三世】父亲：周公旦
24.2君陈（伯羽）（周国开国君主（继承父职担任周王室卿士，辅佐周成王
24.3凡伯姬瞵【凡国开国君主】
24.4蒋伯龄，蒋国 开国君主
24.5邢朋叔（伯羿）（姬苴 ）第一代邢侯
24.6茅侯，，伯翂（茅国开国君主）
24.7胙伯，，伯翅（胙国开国君主名
24.8祭伯，，伯翔（祭国开国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