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兽林王（丘夫）~高句丽第十七任君主（371年 - 384年在位）

【基本信息】

所处时期：十六国

本名：小兽林王（丘夫）

别名：小解朱留王
字：丘夫
民族族群：高句丽族
出生地：集安
逝世日期：384年

前任：故国原王（钊）

继任：故国壤王（伊连）
主要成就：引入佛教、开办太学

个人简介

      小兽林王（？--384年），371年至384年在位，高句丽历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且成就斐然的明君。在他的统治时期，高句丽迎来了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重要变革。 小兽林王积极借鉴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他曾从前秦宣昭帝苻坚处引入了佛教与儒教两大思想体系。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高句丽的精神信仰世界，更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还效仿前秦王朝的先进模式，在国内设立了太学这一高等教育机构，为培养国家栋梁之材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颁布了一系列律令，对高句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改革。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高句丽的文化教育事业，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并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正是由于小兽林王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开创性举措，高句丽得以在这一时期实现中期的崛起，并进一步扩大其疆域与影响力。他的努力和贡献，为后来广开土王时代高句丽全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小兽林王的统治时期，无疑是高句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人物经历】
       小兽林王（？～384年，在位时间：371年～384年），本名高丘夫，是高句丽的第17代君主，同时也是故国原王之子。作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小兽林王在其统治期间为高句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公元355年，小兽林王被正式册封为高句丽世子，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然而，他的登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371年，其父故国原王在与百济的战争中不幸阵亡，被当时的百济近肖古王所击杀。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故国原王的悲剧性结局，也促使小兽林王迅速继位，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小兽林王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极大地巩固了高句丽的中央集权制度。他积极推行政治革新，并将佛教确立为高句丽的国教，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还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在公元372年，小兽林王受到前秦天王苻坚的影响，创立了高句丽历史上首个儒家思想教育机构——“太学”。这一机构专门用于培养贵族子弟，使他们能够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 不仅如此，小兽林王还在公元373年颁布了“律令”，这被视为高句丽宪法的确立标志，进一步规范了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高句丽的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外事务方面，小兽林王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曾于公元372年、375年和376年多次发动对百济的军事行动，试图扩大高句丽的领土范围并提升其国际地位。然而，外部威胁并未因此消失。公元378年，高句丽北部边境遭受契丹部落的袭击，小兽林王不得不调动军队进行防御，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综上所述，小兽林王是一位兼具智慧与勇气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军事行动，显著提升了高句丽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治理经验。

【对内和对外策略】

    小兽林王，全名丘夫，是高句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君主。他是故国原王斯由之子，在故国原王在位第二十五年，即东晋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被正式册立为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故国原王的在位时间从公元331年至公元371年，长达四十一年。由此可以推断，丘夫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太子生涯。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的父亲与百济交战时意外中箭身亡之后，丘夫因此得以继位成为高句丽的新一任君主。 史书中对丘夫的评价颇高，称他“身长大，有雄略”。从这一描述可以看出，他在被册立为太子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远超其他王子，因此获得了册立资格。 小兽林王的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执政生涯却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东晋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冬十月即位，至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冬十一月去世，前后共计十三年。在这短暂的统治时期内，他的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的积极对内改革阶段（公元371年至公元375年），

         中期的频繁对外征伐阶段（公元375年至公元377年），

         后期的因灾缓和对峙阶段（公元377年至公元384年）。

     首先，小兽林王在位期间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实际行动。他的继位方式在高句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他是唯一一位因前王战死而继承王位的太子。而他的父亲故国原王，则是高句丽史上唯一一位在战场上阵亡的君主。这种特殊的继位背景使得小兽林王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为国家雪耻，向杀害其父的百济复仇；另一方面也要修复因长期战争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困境。 然而，小兽林王并未急于向百济复仇。在他继位的第二年，他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与当时的强权——前秦政权建立联系。通过这些外交手段，他成功稳定了西北部边境的安全局势，并努力恢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这种务实的政策选择，显然是为了弥补因故国原王常年对外用兵而导致的经济凋敝问题。 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百济在射杀故国原王后并未乘胜追击，反而选择了退兵并迁都至汉山。这表明百济已经预见到高句丽可能因国王被杀而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因此采取了防御性的战略布局。而小兽林王则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应对这一局面，避免了因情绪化决策而导致的进一步冲突。 与此同时，小兽林王还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在前秦逐渐崛起、翦灭高句丽西部宿敌前燕慕容氏政权的背景下，他果断调整外交策略，将慕容评送交前秦，以此维持与前秦的良好关系。这种灵活的外交手腕不仅展现了小兽林王的政治智慧，也为高句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其国内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古代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中，高句丽与百济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外交战略方向。与高句丽倾向于结交北方的前秦政权不同，百济在这一时期则积极寻求与中原南部的东晋政权建立紧密联系。这种差异化的外交策略始于故国原王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即东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春正月，百济派遣使者前往东晋朝贡。这一举动显然具有深远的政治目的，其核心意图在于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中原王朝作为外部支援力量，从而为自身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高句丽选择与北方的前秦结盟，而百济则转向南方的东晋靠拢，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这样的外交布局不仅反映了两国对各自安全需求的不同考量，也体现了当时东北亚地区复杂的权力博弈。 然而，面对故国原王长期用兵导致的民生困苦局面，继位的小兽林王采取了更加务实和长远的战略调整。他决定暂缓对百济的军事报复行动，转而将重心放在改善国内状况和优化外部环境上。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小兽林王成功推动了高句丽在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巩固了高句丽的内部实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小兽林王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小兽林王的统治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变革与进步的重要阶段。他的多项举措不仅深刻影响了高句丽的发展轨迹，更对整个海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对其主要贡献的具体阐述：

       首先，佛教的引入是小兽林王最为人称道的一项成就。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在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的夏季六月，前秦苻坚派遣使者及僧侣顺道，将佛像与经文送至高句丽。随后，在四年（公元374年），僧侣阿道也来到高句丽。到了五年（公元375年）的春季二月，高句丽首次创立了肖门寺以安置顺道，并建立了伊弗兰寺来供奉阿道。这些事件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海东地区。尽管从其他文献可以得知，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小兽林王以国家形式正式引入之前，已经在民间有所传播。例如，《高僧传》和《海东高僧传》中提及的东晋高僧支遁寄给高句丽僧人的书信事件表明，佛教在官方引入之前已在民间有一定基础。然而，民间力量对于宗教的推动毕竟有限。而小兽林王通过从前秦引进佛像、经文，以及在国内迎接高僧、建立寺庙，是从统治阶级层面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宗教推广。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宗教普及行动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远非民间力量所能比拟。因此，这一举措被称为“海东佛法之始”。当时，无论是中原内地还是海东地区，都处于分裂动荡的状态，战争频繁，民众饱受战乱之苦。在这种不安定的局势下，人们急需一种思想上的解脱和心理上的慰藉与精神寄托。佛教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同时也为上层建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控制手段，有助于巩固和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小兽林王敏锐地认识到佛教在国家治理和民众教化中的积极作用，率先在海东地区引入佛教，为后续百济和新罗效仿树立了榜样，从而加速了佛教在整个海东地区的传播。

      其次，小兽林王在文化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设立太学。 同样是在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随着佛教的引入，他还在高句丽首设太学，用于教育子弟。太学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其名称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并设置了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作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太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人热爱书籍，即使在普通家庭中，也会在街道上建造大屋，称为扃堂，让未婚的子弟在此昼夜读书习射。他们的学习内容包括《五经》、《史记》、《汉书》、范晔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的《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以及备受推崇的《文选》。儒学对海东地区的文化影响极为深远，至今在朝鲜半岛仍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切始于小兽林王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治政视野，他以高句丽为起点，迅速推动儒学在海东地区的传播，并被新罗和百济所效仿和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中原儒学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朝鲜半岛学者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消化理解，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学文化。这一切的基础都源于高句丽儒学以及效仿汉制设立太学的传统。小兽林王的文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海东地区儒学的传播以及整体文化面貌的提升，其贡献不可估量。

         最后，小兽林王还颁布了律令。在小兽林王三年（公元373年），高句丽“开始颁布律令”。虽然现存文献中并未详细记录律令的具体内容和细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与国家成文法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这是高句丽国家司法体制走向健全的重要标志，该律令的颁布“完全剥夺了五部部长的司法权”。至此，“五部耨萨虽然名义上被称为各部‘军主’，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调动本方部队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王权。这显然是小兽林王继其祖父美川王之后，限制五部权限、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虽然在《三国史记》中未能找到具体的律令条文，但在《旧唐书·高丽传》中却有关于高句丽法律的部分记载：“其法：有谋反叛者，则集合众人手持火炬竞相烧灼之，直至全身焦烂，然后斩首，家人全部籍没；守城降敌、临阵败北、杀人行劫者，处斩；盗窃财物者，需赔偿十二倍赃物；杀害牛马者，沦为奴婢。”相信这些内容反映了律令中的主要法令，但绝非全部。由于篇幅限制，仅记录了概要，但仍能反映出律令涉及的广泛性。正是由于高句丽制定了成文法，并且“大体用法严峻，很少有人敢于触犯”，才造就了“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 综上所述，小兽林王在位初期实施的每一项措施都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堪称高句丽乃至整个海东地区政治改革的里程碑。他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对东亚世界产生的推动作用巨大。因此，小兽林王的政绩毫不逊色于高句丽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其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极高，与史上首位广开疆土的大武神王并称大、小“朱留王”，一文一武，共同书写了高句丽辉煌的历史篇章。
       在高句丽的历史进程中，频繁的对外征伐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四年的改革与休养生息，高句丽国力得到了显著恢复。小兽林王继位后，并未忘记父亲的遗恨，在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时，便果断展开了对仇敌百济的征伐行动，以雪国耻、报父仇。 据史书记载，小兽林王五年（公元375年），秋季七月，高句丽军队进攻百济的水谷城；六年（公元376年），冬季十一月，再次侵袭百济北部边境；七年（公元377年），冬季十月，百济集结三万兵力反击，入侵高句丽平壤城，但随后在同年十一月，小兽林王再度南下讨伐百济。从战争结果来看，仅在小兽林王首次南伐百济时，便成功攻克了百济北部的重要军事要塞——水谷城。 百济方面，近肖古王三十年（公元375年）秋七月，面对高句丽的突然袭击，尽管派遣将领抵御，却未能成功守住水谷城。随后，近肖古王计划大规模反击，但由于国家遭遇严重的饥荒，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并于同年冬天去世。由此可见，小兽林王的首次出兵便达到了为国雪耻、为父报仇的战略目的。 然而，为了彻底惩戒百济，进一步巩固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优势地位，小兽林王并未因首次胜利而止步。他接连在第二年（公元376年）和第三年（公元377年）三次出兵百济。若非当时朝鲜半岛普遍遭受连续自然灾害的影响，小兽林王极有可能持续对百济施加军事压力。 相比之下，百济在首次应战失利后，尽管近仇首王三年（公元377年）曾尝试反击，亲自率军侵袭高句丽平壤城，但从同期百济频繁发生的灾害记录来看，该国已无力应对高句丽的强大军事打击。例如，近仇首王五年（公元379年），夏季出现“雨土竟日”的异常天气；六年（公元380年），发生大范围瘟疫，甚至出现地裂等自然异象；八年（公元382年），春旱至六月无雨，民众饥饿到不得不卖子求生，国王不得不动用宫中储备粮草进行救济。这些灾害严重影响了百济的国力，使其难以继续与高句丽抗衡。 进入公元377年后，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冲突逐渐减少，双方进入了消极的和平对峙阶段，直至小兽林王去世都未再爆发大规模战争。从文献记载的四次战役来看，双方虽然有所损耗，但并未达到危及国本的程度。那么，为何双方会默认停止战争呢？事实上，早在公元375年，小兽林王首次南伐百济时，百济就因“年荒”而丢失水谷城；而在小兽林王第三次南伐百济的同一年，高句丽也出现了“冬十月，无雪，雷，民疫”的灾情。此外，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整个朝鲜半岛均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例如，新罗奈勿尼师今二十六年（公元381年），春夏季节持续干旱，导致粮食歉收，民众饥饿。 综上所述，由于自然灾害的频发，各国经济遭受重创，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各方势力不得不将重心转向国内赈济和经济恢复，以稳定民心和巩固统治基础。这便是高句丽与百济在这一时期选择和平对峙的主要原因。

【集安高句丽碑的猜想】
    2012年7月29日，在吉林省集安市麻线乡的一条河流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通极为重要的高句丽石碑。这通石碑的出土，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继广开土王碑之后又一珍贵的历史实物资料，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强烈关注。经专家考证，这是一通记载高句丽守墓烟户制度的石碑，其内容丰富且意义重大，为深入了解高句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提供了全新的文字依据。 在该石碑的碑刻释文中，第七列有一段文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自戊□定律教□发令□修复各於”。这段文字中的“□自戊□定律”部分尤为引人注目，学界对此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意见。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对该碑树立年代及树立者身份的确认，更直接影响到对高句丽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认定，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关于碑文中“□□定律”的具体释读，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耿铁华先生认为，“□□定律”应指广开土王十八年的“戊申”年（公元408年）；张福有先生和徐建新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而王飞峰先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处应指美川王二十九年的“戊子”年（公元328年）。

        此外，徐德源先生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此处所指为广开土王十九年的“庚戌”年（公元410年）。然而，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此处的“□□定律”实际上应当指小兽林王四年的“甲戌”年（公元374年）。 从《集安高句丽碑》所刊载的碑文拓本来看，其中所谓的“自”字更接近于“甲”，而“戊”字也可能为“戌”。因此，笔者较为认同徐德源先生的观点，即“自戊□定律”应理解为“□戌年定律”。不过，与徐德源先生将“戌”解读为“庚戌”不同，笔者认为此处应为“甲戌”。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可参考《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

       据《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三年（公元373年），“始颁律令”。从干支纪年来看，这一年为“癸酉”年，并非“甲戌”年（公元374年）。然而，通过对比“广开土王碑”碑文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纪年可以发现，《三国史记》在记录四世纪末高句丽王纪年时存在一定的错讹。例如，“广开土王碑”明确记载广开土王即位之年为辛卯年（公元391年），而《三国史记》却误将其记为故国壤王九年（公元392年）。由此可见，《三国史记》中故国壤王的末年应为八年，与广开土王即位同年。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两种推测： 第一种可能性是，由于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存在一年的时间错位，小兽林王颁布法令的时间可能并非“癸酉”年（公元373年），而是“甲戌”年（公元374年）。

      第二种可能性是，《三国史记》并未明确记载公元373年小兽林王颁布律令的具体月份。如果颁布律令的时间恰好接近年底，那么很可能在次年正月才正式传达全国，因此高句丽人习惯性地称其为“甲戌年定律”。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被铭刻于碑碣中的法条定律，必定是影响深远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除了小兽林王在位期间所颁布的律令外，并未发现其他类似的法令颁布记录。因此，碑文中所记载的“定律”极有可能正是小兽林王所颁布的律令。至于纪年上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文献记载中的疏漏所致，这种错讹在《三国史记》中并不少见。 综合《旧唐书·高丽传》中的法条内容、《三国史记》中的“始颁律令”记载、《集安高句丽碑》中烟户法的铭文以及“甲戌年定律”的释文，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小兽林王在位初期制定并发布高句丽首部系统化、规范化的成文法的历史轨迹。这部律令涉及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治架构的诸多方面，对高句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广开土王在后续的统治中对其大加推崇，并将其铭刻于碑碣之上以示纪念。这一举措无疑堪称高句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王号及王姓问题】
         在广开土王碑的记载中，清晰地出现了高句丽前三王的王号，分别是“邹牟王”、“儒留王”和“大朱留王”。从碑文内容来看，“大”这一称谓显然是为了与广开土王伯父“小朱留王”，即“小兽林王”中的“小”进行区别和对应。因此，正确的解读应为“朱留王”。有部分学者提出，“朱留”即为“朱蒙”，而“儒留”亦可能是“朱留”的同音异写。然而，这种解读实际上混淆了前三王的王号。作为高句丽人自己树立的记功碑，其对祖先的表述不可能如此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邹牟”、“儒留”和“朱留”这三个王号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否则它们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碑文中。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前三王分别被尊称为“东明圣王”、“琉璃明王”和“大武神王”。这表明“邹牟”对应“东明”，“儒留”对应“琉璃”，而“朱留”则对应“武”。其中，“圣王”、“明王”、“神王”等称谓均为后世对王的溢美之词，类似于冉牟墓志中将好太王称为“圣王”或“圣太王”，这些称谓本质上是对王的尊崇，并无实际差异，在高句丽语中也并无特殊意义。 通过观察“大武神王”和“小兽林王”分别葬于“大兽林原”和“小兽林村”，我们可以推断出“朱留”所对应的正是“武”和“兽林”。具体而言，“兽林”一词中的“林”实际上是衍生词，其核心含义应简化为“兽”。而在高句丽文献中，“武”与“虎”常互换使用，例如称光武帝为“光虎帝”，称大武神王为“大虎神王”。这种现象类似于中原文献中因避讳而将“元”与“玄”通用的情况，其本意并无不同。至于“虎”这一称谓，源于高句丽发源地玄菟郡，“玄菟”意为“北方之虎”。作为海东地区食物链的顶级存在，“虎”象征着贤君雄主，用于赞颂大武神王和小兽林王皆为高句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君王。
那么，可见两者王号有着如下的对应关系：
大 武 神王
大 朱留 王
小 兽林 王
小 朱留 王

     在《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中，新罗的“遇王县”原本是高句丽时期的“皆伯县”。同时，书中还提到“王逢县”，也被称为“皆伯”，这里是汉氏美女迎接安臧王的地方，因此得名“王迎”。基于这些记录，日本学者板桥义三提出，“王逢”应该是“皆伯”的汉译形式，其中“王”对应“皆”，“逢”对应“伯”。 罗新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皆”实际上是高句丽语中“王”的发音。他还指出，“皆”与“解”同义，并非指高句丽初期的王姓，而是官号“加”（即“兄”系官爵）的不同写法。高句丽早期的“解”（或“皆”）实际上是“加”，后来随着王权的确立，“加”这个爵位被转授给了官员。然而，这种语音上的对应显得过于牵强。用“王逢”来对应“皆伯”完全是一种基于汉语意境的推测，无法解释“遇王县”与“皆伯县”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按照“遇王”来对应“皆伯”，那么“王”字对应的就不是“皆”，而是“伯”了。 此外，“加”的官号早在夫余时期就已经存在，而夫余的王姓“解”也同时存在。这表明“解”最初并非国王的官号，而是姓氏。因此，推翻了“解”（加、兄）从国王官号降为大臣官爵的可能性。对于以汉字音译而来的民族语言地名，不应再通过汉字的简单对应来解读。例如，满语中的“窝集”意为“森林”，“毕拉”意为“河流”，但无论如何不能将“窝”对“森”、“集”对“林”、“毕”对“河”、“拉”对“流”，否则将导致极大的误解。 从大武神王所记载的“一云大解朱留王”和小兽林王所记载的“一云大小解朱留王”可以分析，如果将“解”理解为高句丽早期的王称官号，那么就成了大王朱留王、小王朱留王，显然在语言表达上是不成立的。“解”只有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才能合理解释这样的记载。 关于“解”的发音，究竟是“jiě”还是“xiè”？

       通过《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烽上王条的记载可以看出，应读“xiè”（谢），而非“jiě”（皆）。烽上王元年条载：“讳相夫，或云歃矢娄。”从名字的首字来看，无论是“相”还是“歃”，其发音都更接近“谢”，而非“皆”。由此可见，直到小兽林王时期，王室仍沿袭着以“解”为王姓的传统，而非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便存在一个由“解”姓转变为“高”姓的过程。从中国正史可知，中原最早以“高”姓称呼高句丽王的是《宋书》中的长寿王“高琏”。这表明高句丽并非建国伊始便“以高为氏”。所谓“国史高丽本记云：‘始祖东明圣王帝姓高氏’”的记载，可能是高句丽全盛时期为了修史需要，或是高句丽亡国后后人撰写附会之作，不足为据。 因此，从小兽林王的王号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的王姓及王号特征，从而更好地了解高句丽中期发展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王室政治日趋成熟的脉络。 综上所述，小兽林王在其在位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韬光养晦地发展国力，堪称高句丽史上一位贤能之主。他引进并实施了一系列包括宗教、教育、政治律令在内的措施，加速了高句丽的封建化进程，强化了王室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整个高句丽乃至海东地区的文化发展与进步。

        因此，他能够与开国前三王之一的大武神王并称为高句丽史上的“大、小朱留王”。正是由于他卓越的施政方针，高句丽在海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其采取的相关政策长期影响着高句丽政治的发展方向，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开创了先河，更为后来广开土王时期高句丽全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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