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匈奴[běi xiōng nú] 48年--约155年
北匈奴
主要人物：郅支单于、呼衍王
时代：西汉至东汉
民族：游牧民族
事件：自然暴雪，属部离散，东汉北伐，单于被杀，北庭大乱
【概述】
西汉时期，大约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的去世引发了内部权力的分裂。这一动荡局面导致了五位单于争夺领导地位的局面，各派势力之间混战不断。最终，局势演变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之间的激烈对抗。 郅支单于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锋中屡获胜利，曾击败大宛、乌孙等国，迫使各方部落向他进贡。他的统治一度使匈奴在西域地区威震四方，实现了短暂的复兴。然而，郅支单于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派遣甘延寿、陈汤等人率领远征军，成功地将其彻底歼灭。 进入东汉时期，约公元46年左右，匈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大量因饥荒和疾病而死亡，社会陷入了极度混乱。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进一步加剧了分裂，到了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 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族对北匈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导致北匈奴内部“大乱”。
永元初年（公元89年），东汉名将窦宪率军出征，大败北匈奴，并在燕然山刻石记功。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将领耿夔再次出击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北匈奴以沉重打击。 此后，北匈奴大部分人口开始向西迁移，首先到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期间仍与东汉发生过多次战役，之后继续迁徙至更西边的康居国。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北匈奴的余部逐渐迁移到中亚地区乃至东欧地区。还有一小部分人留在鄂尔浑河流域，但最终被新兴的鲜卑族所吞并。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匈奴民族兴衰变迁的过程，也展示了当时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见证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历史】
（西汉五单于争立）
西汉时期，匈奴内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动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便是“五单于争立”的局面。这一时期见证了多个重要战役的发生，包括西祁王之战、田广明等六路击匈奴之战、西汉三路击匈奴之战、瓯脱王之战、犁污王之战以及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 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这一事件成为了匈奴内部分裂的导火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匈奴内部出现了五位单于争夺权力的局面，导致了连年的混战。这场权力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之间的激烈对抗。 具体来说，在公元前58年，匈奴东部的姑夕王等人共同拥立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栅为新的单于，即呼韩邪单于。不久后，呼韩邪击败了握衍朐鞮单于，后者选择了自杀。然而，都隆奇等人又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并成功击败了呼韩邪。与此同时，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鞮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籍都尉也自立为乌籍单于，形成了所谓的“五单于争立”。 面对复杂的局势，屠耆单于开始采取行动，他先后攻击了乌籍和车犁，迫使他们向西北方向撤退并与呼揭合兵一处。最终，呼揭和乌籍放弃了单于的称号，转而拥护车犁为单于。但即便如此，屠耆单于仍然占据了上风，呼韩邪则抓住机会发动进攻，导致屠耆大败并自杀身亡，车犁也随之率部投降。 在此之后，呼韩邪的兄长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占据东部地区；而屠耆单于的从弟休旬王则自立为闰振单于。公元前54年，闰振率领军队向东攻打郅支，结果遭遇惨败并被杀。郅支乘胜追击，击败了呼韩邪，并占据了漠北王庭。到了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决定南下归附汉朝，这标志着匈奴首次分裂为南北两部。 为了彻底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公元前36年，西汉派遣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陈汤远征康居，最终成功击杀郅支单于，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匈奴内部的复杂局势，同时也展示了西汉王朝在处理边疆事务上的决心与能力。
（东汉都护南匈奴）
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公元46年前后，匈奴地区遭遇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人畜大量因饥荒和疫病而死亡，损失惨重。同时，匈奴统治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再度陷入分裂。 公元48年，这一局势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匈奴南边的八个部落共同商议，决定拥立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为新的单于，他被尊称为醢落尸逐鞮单于。从此，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蒲奴单于继续留在漠北，而醢落尸逐鞮单于则率领四万多人南下归附东汉，并宣誓臣服，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南匈奴”。 东汉朝廷对南匈奴采取了接纳和保护政策，将他们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次年将南匈奴的都城迁至美稷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即所谓的“南庭”。为了确保南匈奴的安全，东汉朝廷还专门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一职，率军驻守，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持。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稳定了南匈奴的局势，也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北方边境的安全防线，对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与北匈奴在西域的争雄）
天山之战
留居漠北的北匈奴部落，在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后，社会经济陷入极度萎缩的状态。与此同时，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多个方向的压力：东汉王朝、南匈奴、乌桓以及鲜卑等势力的不断攻击，使得北匈奴的力量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多次派遣使者向东汉朝廷请求和亲，其意图有四：一是担心东汉发动北伐；二是试图挑拨离间东汉与南匈奴之间的关系；三是希望在西域地区提升自身的声望；四是通过和亲实现与东汉互市，以获取所需物资。然而，东汉政府并未同意和亲的要求，仅允许双方人民进行互市贸易。 从公元65年至72年期间，北匈奴频繁入侵东汉北部边境，包括渔阳至河西走廊一带，给东汉边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随着东汉政治局势逐渐稳定，经济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国力日益增强，东汉开始计划对北匈奴展开征伐。
公元72年十一月，北匈奴再次侵袭河西地区，汉明帝刘庄决定发兵反击。次年二月，东汉政府集结了边疆军队，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等多个属国部落，组成了一支数万人的联军，分四路出击： 第一路由谒者仆射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率领，从高阙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出发，向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部）进发，目标是进攻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 第二路由奉车都尉窦固及骑都尉耿忠率领，从酒泉塞（今甘肃酒泉）出发，目标是白山（今新疆天山）； 第三路由驸马都尉耿秉与骑都尉秦彭率领，从张掖居延塞出发，目标是三木楼山； 第四路由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从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出发，目标是匈奴水（今内蒙古翕金河）。 在这四路大军中，窦固与耿忠所率领的一路战绩最为显著。他们率军出塞后，长驱直入天山地区，击败了北匈奴呼衍王部，斩杀千余人。随后，窦固等人继续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在当地设立了宜禾都尉，留下官吏和士兵进行屯田耕作后返回。其余三路由于北匈奴远遁而未能取得明显战果。
公元73年二月，东汉再次派遣窦固等四路大军出击，成功占据了伊吾卢城。到了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第二次率军讨伐天山，在蒲类海击败了白山部的匈奴军队，进而进军车师地区，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恢复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联系。这次军事行动虽然未能彻底消灭北匈奴主力，但却成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 同年，东汉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南路的鄯善国。公元75年，汉匈两国围绕西域控制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耿恭在北匈奴杀害车师后王安得之后，被迫从金满城撤退到疏勒城坚守，直到次年才得以解围。新即位的汉章帝刘炟派遣酒泉太守秦彭、谒者王蒙、皇甫援等人征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士兵以及鄯善国士兵共七千余人增援西域，在交河城大败车师前部军队。范羌说服王蒙抽调两千人马翻越天山，救援被困于山北疏勒城的耿恭部队。当时由于汉明帝刚刚去世，汉章帝刚刚即位，中原地区遭遇大旱，百姓负担过重，因此暂时将驻扎在西域的军队撤回。
从公元83年至85年间，北匈奴人先后有七十三批南下投降汉朝，加上南匈奴的持续攻击，北匈奴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到了公元87年，鲜卑族从东部对北匈奴发起猛烈攻击，最终大破北匈奴，杀死优留单于，使得北匈奴的实力受到重创。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东汉在西域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改变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政治格局。
（东汉破北匈奴）
东汉时期，对北匈奴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优留单于去世后，北匈奴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动荡。此时的漠北地区又遭遇了蝗灾，导致粮食短缺、饥荒四起，民众生活困苦不堪。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北匈奴内部矛盾激化，各部落之间纷争不断，政权摇摇欲坠。 东汉王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绝佳的战略机遇，在公元89年至91年间，与南匈奴联手发起了对北匈奴的军事行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战役包括稽落山之战、伊吾之战、河云北之战以及金微山之战等。
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夏季六月，东汉名将窦宪和耿秉率领精锐部队，与南匈奴军队在涿邪山（现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会师。两军汇合后迅速向北推进，在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与北匈奴主力展开激战。此役中，北匈奴军队遭受重创，其首领北单于被迫仓皇逃窜。东汉联军乘胜追击，歼灭敌军一万三千余人，大量北匈奴部众纷纷归顺，人数多达二十万以上。为了纪念这场辉煌胜利，随军的著名文人班固与窦宪、耿秉一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记功，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燕然勒功”典故。 随后，东汉军队继续发起攻势，再次对北匈奴造成沉重打击，北单于身负重伤再度逃离战场。
公元91年，东汉将领耿夔统帅大军远征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又一次取得大捷，彻底瓦解了北匈奴的抵抗力量。最终，北单于不得不带领残余部众西迁，流亡至乌孙与康居等地，标志着北匈奴势力从此一蹶不振，东汉王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东汉都护北匈奴）
在东汉时期，都护对北匈奴的追击战中，以窦宪、任尚等人为代表的将领们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金微山之战后，这一战役具有深远的意义。当时，北匈奴单于遭受重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北单于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只能屏气敛息，用毛毡蒙住自己，仓皇逃窜至乌孙之地，这使得原本属于北匈奴统治的漠北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 此时，北匈奴单于不知所踪，而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新的北匈奴单于。於除鞬选择在靠近东汉边境的蒲类海地区向汉朝“款塞乞降”。蒲类海与东汉的伊吾相邻，地理位置十分关键。面对这一局势，窦宪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他任命耿夔为中郎将，赐予印玺，持符节进行护卫，如同对待南单于时的做法一样。同时命令另一位中郎将任尚持符节进行护卫，驻扎在伊吾，做好辅佐新单于返回北庭的各项准备。 然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正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却传来了窦宪去世的消息。於除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率领部众向北撤回。和帝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派遣将领任尚、王辅等人前去追杀於除鞬单于，力求重新掌控局面，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处理边疆事务上的策略与手段，也反映出当时复杂多变的边疆局势以及各势力之间的博弈。
（西域争夺战）
西域争夺战：东汉与北匈奴的角力
公元94年，南匈奴亭独尸逐侯鞮单于登基。然而，新归降的北匈奴部众对这位新单于并不服气。同年，有十五个部落共计二十几万人发起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之子奥鞬日逐王逢侯成为新的单于，导致匈奴再次分裂。东汉朝廷随即派遣由四万大军及乌桓、鲜卑等属国兵力组成的联军，大败逢侯单于，逢侯被迫率众出塞，而汉军未能及时追击。 到了公元107年，逢侯趁着东汉放弃西域控制的机会，成功控制了西域地区，并胁迫各国共同骚扰东汉边境。至118年，逢侯被鲜卑击败后，仅率领百余人投靠东汉。 在119年时，北匈奴攻陷伊吾，杀害了汉将索班。为了应对西域地区的北匈奴威胁，东汉朝廷于124年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驻扎柳中。班勇随后调动步骑兵一万余人，在伊和谷驱逐了北匈奴伊蠡王。
126年，班勇又击败了北匈奴呼衍王，迫使呼衍王逃走，其部下两万余人归降，呼衍王最终迁居到枯梧河上。 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有所抬头。汉将裴岑于137年率军在巴里坤击毙北匈奴呼衍王。151年，呼衍王率三千余骑兵侵犯伊吾，伊吾司马毛恺派吏兵五百人在蒲类海东迎战呼衍王，但全部被歼灭。呼衍王顺势进攻伊吾屯城。夏季，敦煌太守派遣司马达带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的四千多官兵前往救援，当他们出塞抵达蒲类海时，呼衍王闻讯撤退，汉军无功而返。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展示了东汉与北匈奴在西域地区的激烈争夺，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军事斗争局势。
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起源于蒙古东部与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这一区域拥有广袤的草原和连绵的山脉，为鲜卑人的游牧生活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 鲜卑人以其卓越的骑射技术和独特的部落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不仅成功地征服了北匈奴，还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对北方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鲜卑族作为一支重要的古代民族，其起源和发展历程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我们了解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形态和迁徙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北匈奴的去向及其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关于北匈奴的去向，这一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据史料记载，在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北匈奴余部仍有10余万人。这些北匈奴人并没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其中一部分北匈奴人与拓跋鲜卑发生了融合，自称为“鲜卑”。有学者提出，拓跋本身可能就是源自北匈奴的一支，并且他们自称“鲜卑”。
2018年7月至8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了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发掘首次确定了蒙古国境内的鲜卑文化遗存，为研究鲜卑人群的迁徙路线提供了新的视角。 魏坚教授指出，这批墓葬不仅带有浓厚的鲜卑文化特征，还受到了匈奴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例如，墓地中发现的地表呈“凸”字形封堆、带墓道的洞室墓以及竖穴偏洞室墓和竖穴竖洞室墓等结构，与匈奴时期的墓葬形式有所不同，也区别于早期鲜卑墓葬的文化遗存。从出土的物质文化内涵来看，这些墓葬更多地保留了匈奴文化的因素。蒙古国学者奥德巴特尔认为，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墓葬结构与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存在相似之处。通过对出土遗物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该墓地中的部分个体体貌特征与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人群的体貌特征相符。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艾尔根敖包墓地的鲜卑人群在此生活了大约200年左右。这片墓地共发现了112座墓葬，已发掘14座，其中约30%-40%属于贵族墓葬。为了进一步证实“原游牧于蒙古国艾尔根敖包的鲜卑人群可能向南迁徙至中国内蒙古七郎山地区”的假设，以及复原鲜卑人群的西迁路线，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 通过此次对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魏坚教授推测，拓跋鲜卑之一部很可能一路向西，穿越蒙古国西部的肯特山地区，进入鄂尔浑河流域。该区域的地貌特征与历史记载较为吻合；另一种可能是匈奴逐渐西迁，鲜卑“尽占匈奴故地”之后，留在当地的“十余万落，自号鲜卑”的匈奴余部，因此其文化内涵兼有鲜卑、匈奴及汉文化的因素。艾尔根敖包墓地正是拓跋鲜卑“尽占匈奴故地”途中留下的重要遗存，体现了明显的承上启下的文化特征。 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拓跋氏很可能是北匈奴部众中自称“鲜卑”的一支。
北魏宗室元威遗骨的遗传类型为C3b1a1a1-F1756。根据当代人的遗传调查显示，C3b-F1756主要分布于北方草原地区，如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中有11.11%，内蒙古海拉尔的蒙古人中有9.26%，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勒泰人中有12.50%，铁列乌特人中有9.09%。考虑到拓跋鲜卑文化中包含外贝加尔匈奴文化的因素，结合体质人类学界对完工、扎赉诺尔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完工居民具有蒙古人种北极类型特征，扎赉诺尔居民更具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特征）以及北魏帝室十姓中的高车姓氏，郑君雷认为拓跋起源地靠近高车分布的贝加尔湖地区，随后南迁到达呼伦贝尔一带。
因此，复旦大学学者韩昇和蒙海亮认为，“嘎仙洞”不大可能是拓跋部发源地，拓跋部的兴起与北亚人群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呼伦湖的迁徙有关。也就是说，拓跋氏并非东胡或鲜卑，而是有着独特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西迁者去向）
北匈奴在西域地区遭受了来自汉朝的强大军事反击，逐渐失去了在此地的立足之地。大约在公元160年左右，北匈奴中的一部分人群开始了大规模的西迁行动。他们最终抵达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 然而，由于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十分久远，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留存较少，关于北匈奴人到达康居国之后的具体活动情况，目前我们知之甚少，缺乏足够的史料记载来完整还原当时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北匈奴西迁的方向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研究结论，下面是对北匈奴西迁深入的阐述。
北匈奴西迁~东汉时期发生的迁徙活动
北匈奴西迁是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大迁徙活动。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因内部纷争和权力斗争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选择归顺东汉王朝，而北匈奴则继续留在漠北地区，维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 从公元88年至91年，东汉王朝对北匈奴展开了持续性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东汉名将窦宪派遣左校尉耿夔与司马任尚率领部队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即今天的阿尔泰山脉）一带成功包围了北匈奴军队，俘获了包括单于的母亲阏氏在内的五千余人。
这一系列战役之后，北匈奴的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主力部队被迫撤离中国边境，踏上了漫长而未知的西迁之路。这次迁徙不仅改变了北匈奴自身的命运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分布。
【西迁过程】
匈奴人的西迁历程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具体过程由我国著名史学家齐思和教授进行了详细的勾勒与阐述。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中，齐教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 从公元91年北匈奴战败不知去向，到4世纪70年代出现在欧洲，这期间经历了长达280多年的时间，可以划分为四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悦般时期（约91年至约160年）。公元91年，北单于因战败逃往西北方向，最终到达乌孙以北的悦般地区，并在此居住了数十年。然而，由于外部压力不断增加，他们被迫继续向西迁徙至康居。在这一时期，北匈奴曾试图与汉朝修复关系，先后在公元105年和106年派遣使者请求和亲，但均被拒绝。第二年，北单于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将儿子作为人质以示忠诚，但同样遭到汉朝的拒绝，从此与汉朝彻底断绝往来。这一时期的北匈奴给西域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频繁的军事行动使得当地社会动荡不安。
第二个阶段是康居时期（约160年至260年）。随着鲜卑族在北方的崛起，对北匈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躲避鲜卑族的压迫，北匈奴不得不继续向西迁移至康居。康居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康居原本是北匈奴的属国，但此时对于北匈奴的到来并不欢迎。因此，北匈奴只带着精锐部队进入康居，而将老弱病残留在悦般。在攻下康居后，北匈奴迅速建立了对当地的统治。然而，好景不长，北匈奴可能是因为受到阿姆河流域的贵霜王朝以及康居当地民众的联合攻击，被迫再次迁徙，前往粟特地区。
第三个阶段为粟特时期（约260年至350年）。粟特古称奄蔡，是西方史学家所称的西徐亚人中的一个部落，居住在阿姆河附近的咸海地区。
根据《北史·西域传》记载：“粟特国位于葱岭之西，即古代的奄蔡，又名温那沙，地处大泽，在康居西北，距离长安一万六千里。此前，匈奴杀掉了粟特国王并占领了该国。到忽倪时已经是第三代。”据推测，大约在公元350年，由于柔然人的逼迫，北匈奴侵入了阿兰境内。
第四个阶段是阿兰时期。阿兰也是西徐亚人的一支，最早在中国史书《魏略·西域传》中有提及“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阿兰人分布在西亚和东南欧黑海北岸顿河流域的广阔平原上，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系，人种上属于白色人种。
关于匈奴人进攻阿兰的记录，可以在罗马历史学家阿密阿拉斯（约330 - 390年）撰写的《历史》中找到。阿兰人擅长车战，但在面对匈奴骑兵时显得力不从心。最终，阿兰国王被杀，国家被征服。一部分阿兰人流亡各地，但大部分阿兰人则被匈奴人接纳为盟友，阿兰武士也融入了匈人军队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阿兰被征服后，东、西哥特及罗马等东欧国家才首次听闻“匈人”这个名字，从此北匈奴人便以“匈人”的名义活跃于欧洲大陆。
公元450年之后，匈奴人开始向西罗马帝国发起进攻。当时正值阿提拉继承王位，“匈奴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最鼎盛的状态：东起咸海，西抵大西洋，北达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然而，公元451年6月20日，在巴黎东南部特洛伊城郊外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匈奴人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激战，结果阿提拉战败，匈奴军队被迫撤退。 公元453年，阿提拉突然去世。随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内乱。公元455年，阿提拉的一位亲信联合东哥特人、西黎安人、鲁吉安人和赫鲁人，在匈牙利的诺都河畔击败了匈奴人，造成三万余匈奴人死亡。部分匈奴人在匈牙利定居下来，另一些则流散他乡，“匈奴帝国”至此彻底瓦解。
【西迁原因】
早在公元前3世纪，匈奴便开始活跃于蒙古高原。到了公元1世纪40年代，匈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连年的自然灾害对这片土地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得原本就相对脆弱的社会经济体系更加摇摇欲坠。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各种纷争不断，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不安。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选择居住在东汉边境的八郡地区，并且积极协助东汉戍守边疆，因此受到了东汉政府的保护与优待。而北匈奴则留在漠北地区，他们担心南匈奴依附东汉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多次派遣使者向东汉进献宝物，希望能够达成和亲以及互通贸易的目的。然而东汉已经接纳了南匈奴的投诚，在对待北匈奴想要与自己建立外交关系的态度上表现得十分谨慎。
进入公元1世纪后叶，北匈奴内部矛盾愈发尖锐。部落首领们纷纷率领自己的部众向南迁移，投靠东汉并加入到南匈奴之中。在此期间，南匈奴持续对北匈奴发动攻击，那些原本臣服于北匈奴的乌桓、鲜卑、丁零等部落也相继背叛，转而倒向南匈奴一方。 公元88年，北匈奴的统治阶层因为单于之位的争夺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再加上当时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国内一片混乱，投降东汉的人数不断增加。此时北匈奴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东汉采纳了南单于提出的剿灭北匈奴的建议，在公元89 - 91年三次大规模出兵讨伐北匈奴，最终摧毁了北匈奴在漠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在这期间，北匈奴只能节节败退，向西迁移。
从公元91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残部中有一小部分跟随北单于不知所终，而大多数则停留在西域北部，即现今的新疆哈密西北至准噶尔盆地一带。他们在这里与之前就已经屯住此地的匈奴部落汇合，继续同东汉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但是到了2世纪中叶以后，在史籍中就再也看不到关于这一带匈奴活动的相关记载了，后人也无法考证出他们之后的去向。
【学术争议】
传统观点
匈奴西迁与欧洲匈人的关系 关于匈奴西迁后的具体去向，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直到18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德经（1715—1800）在其五卷巨著《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的通史》（1756—1758）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匈人（Huns）即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匈奴。德经不仅推断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详细描述了匈奴从亚洲大陆不断西迁并最终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史进程。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东西方学者围绕匈人与匈奴的关系展开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激烈讨论。 自那时起，匈奴西迁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些学者认为，匈人和匈奴是同源的民族，并且将北匈奴与公元4至5世纪横扫欧洲大陆的匈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北匈奴退出漠北草原后，他们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而是继续向西迁徙，穿越中亚地区，最终抵达多瑙河流域，对罗马帝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德经的观点在18世纪之后得到了部分权威人士的认可，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采纳了德氏的观点，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该观点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学术界对于匈奴西迁的认识始于19世纪末。当时，元史学家洪钧在出使俄国期间，通过阅读西方史籍了解到匈奴西迁的相关信息，并将其整理成文，写入了《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之中。他根据西方著作，记述了匈奴人进入欧洲的过程。随后，王先谦在编撰《后汉书集解》时，也将洪钧的这段记载收录到了《后汉书·西域传》的注释当中，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和梁启超也在各自的著作《匈奴始迁欧洲考》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了匈奴西迁的历史，明确指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对观点
在关于匈奴西迁及其与匈人关系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尽管有一些学者支持匈奴西迁并最终演变为匈人的说法，但这一观点并非学界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至末期，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
1969年，法国著名中亚史研究专家韩百诗（1906—1978）在其论文《匈人和匈奴人》中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三个关键结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难以证明匈人与匈奴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统一性；其次，在语言学领域，匈奴语或匈人语中没有任何可靠的成分可以作为两者同源的证据；最后，考古学研究表明，匈人与匈奴的人种体质存在明显差异，二者仅通过蒙古人种的混血保持着较为疏远的关系。 同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主任丹尼斯·塞诺（1916—）教授在其主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明、语言概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缺乏关于北匈奴衰亡至匈人首次出现在欧洲之间的两百年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暂时放弃“匈人与匈奴同族论”是更为妥当的做法。塞诺指出，德经提出的匈人即匈奴的说法虽然一度被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证实。他强调，阿提拉的匈人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帝国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间断裂，因此德经的推测并不成立。
在1990年出版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中，塞诺进一步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匈人社会的主要构成与匈奴有历史渊源。”这一论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学术界，余太山于1990年发表了《匈奴、Huns 同族论质疑》一文，系统地反驳了匈奴与匈人同族以及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余太山针对西方学者依据的中、西方史料及考古、人种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驳，认为尽管匈奴与匈人在名称上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匈人的起源应另寻他处。 此外，刘衍刚在其文章《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中也提出，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指出，匈奴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随着匈奴向西迁徙至河中地区，他们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4世纪时，匈奴人的外貌特征可能已经与其他中亚民族无明显区别。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在其文章《匈奴——是故事还是历史》中也表示，西方关于“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的观点大都缺乏可靠依据，且多为牵强附会。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这些观点早已被现代学者所否定。罗新教授强调，将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并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范畴，这在当今的欧亚学研究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中央民族大学钟焓教授在其著作《重释内亚史》中介绍了丹尼斯·塞诺关于“匈人与匈奴远非同一民族”的观点，并指出塞诺对传统东方学的批判和反思有助于未来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避免走入误区，减少不必要的弯路。
综上所述，尽管匈奴西迁及其与匈人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反对两者同族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随着更多考古发现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我们期待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历史认知。
血统观点
2005年，法国著名学者艾蒂娜·德拉·微茜叶在学术界发表了一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匈人和匈奴》，深入探讨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的匈人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以及匈奴西迁这一历史现象。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新颖而重要的观点：匈奴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北方草原地区多个民族组成的联合体。这种多元性使得匈奴人在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上都呈现出复杂的特征。
根据艾蒂娜的研究，在公元350年至360年间，原本居住在阿尔泰地区的北匈奴后裔开始向西迁移，一部分到达了锡尔河流域，另一部分则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到了公元370年左右，匈奴部族已经出现在伏尔加河与顿河流域之间广袤的土地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迁的匈奴人群体很可能是后来被称为“匈人”的先祖之一，但其中也混杂着其他民族成分，尤其是嚈哒人等。
这些不同来源的人群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在宗教仪式、语言习惯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为上述推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然而，艾蒂娜女士也在文章中谨慎地提醒读者们，在接受和使用这一结论时需要保持理性态度。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仍需更多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来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相关理论。
【北匈奴单于】
1 蒲奴单于 蒲奴 46年 - ？ 呼都单于弟
2 优留单于 ？ - 87年
3北单于(不知名号) 88年 - ？ 优留异母兄右贤王
4于除鞬单于(自立) 于除鞬 91年 - 93年 北单于弟
5.逢侯北单于 94年 - 118年 南单于屯屠何子
此后北单于世系不明
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起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游牧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