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浪郡~汉朝西汉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
乐浪郡（朝鲜）
乐浪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是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重要行政区域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时期，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此设置了汉四郡，乐浪郡便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管辖朝鲜中部和南部地区。
到了公元2年，乐浪郡的管辖范围涵盖了现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部与中部区域，治所设在原卫氏朝鲜的都城——王俭城，即今天平壤市大同江南岸。此时的乐浪郡不仅掌控着朝鲜半岛北部的广阔领土，还对周边诸多部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时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东汉及西晋时期，乐浪郡的辖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陷入混乱，这给了高句丽南下的机会。高句丽逐渐向南扩张势力，不断侵扰并最终攻占了乐浪郡。 最终，在公元313年，乐浪郡被高句丽完全夺取，结束了长达四百多年的统治历史。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古代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变迁，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冲突。
乐浪郡的历史沿革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遣军队分水陆两路对卫满朝鲜发起进攻。次年，成功攻入卫满朝鲜后，设立了乐浪郡、玄菟郡、临屯郡以及真番郡，这四个郡均隶属于幽州管辖。其中，乐浪郡的治所设在朝鲜城，即原先卫氏朝鲜的都城王险城。 到了公元前82年，汉昭帝对地方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临屯郡和真番郡，并将其并入玄菟郡与乐浪郡。然而，这次调整并没有改变玄菟郡和乐浪郡原有的治所位置。
公元2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在原真番故县设置了南部都尉一职，同时在岭东七县设立了东部都尉。同年，玄菟郡也向西迁移，将治所迁至高句骊辖境（现今的吉林集安）。
公元32年，玄菟郡再次进行了一次西迁，这一次它的新治所位于辽宁省新宾县西南地区。 进入东汉末年，公孙康对辖区内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从屯有县以南的荒地新设了带方郡，郡治设立在带方县。这个新设带方郡的辖境范围与从前乐浪郡下设的南部都尉管区基本相同。 随着历史的发展，当西晋时期“八王之乱”爆发后，中原陷入了混乱的局面。此时，高句丽开始趁机南下，逐步攻占乐浪郡的地盘。最终在公元313年初，高句丽成功夺取了整个乐浪郡的土地。之后，到了427年，高句丽更是将都城迁移到了平壤，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乐浪郡正式成为了过去式，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政权更迭的历史变迁。
区划沿革
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设立了乐浪郡，标志着这一地区正式纳入了汉朝的行政管理体系。 到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朝廷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临屯、真番二郡，并将其辖区并入玄菟郡和乐浪郡。然而，这次调整并没有改变玄菟郡与乐浪郡的治所位置，两郡依然保持原有的行政中心不变。
公元2年，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区划调整。这一年，以原真番郡的故县为基础设置了南部都尉一职，负责管理南部区域；同时，将岭东七县划归东部都尉管辖。与此同时，玄菟郡的治所也向西迁移至高句骊辖境（今吉林省集安市）。至此，乐浪郡的治所仍设在朝鲜城，其下辖有朝鲜、讲邯、浿水、粘蝉、遂成、增地、带方、驷望、海冥、列口、长岑（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长渊郡北部）、屯有、昭明、镂方、提奚、浑弥、吞列、东暆、不而、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等二十五个县，隶属于幽州管辖。 王莽建立新朝后，对部分地名进行了更改：浿水被改称为鲜亭，增地更名为增土，海冥则改为海桓。直至更始帝元年（公元23年），这些更改的地名才恢复为原来的名称。 进入东汉时期，乐浪郡辖下的县份有所减少，仅包括朝鲜、讲邯、浿水、粘蝉、遂城（由原来的遂成改名而来）、增地、驷望、屯有、镂方九个县。
三国时期的魏国统治期间，乐浪郡的辖县进一步缩减为朝鲜、遂城、驷望、镂方、浑弥、屯有六个县。 到了西晋时期，乐浪郡归属于平州管辖。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地区逐渐被高句丽所控制。高句丽实行以部族为中心的城邑制，传统的郡县制度被废除，开启了新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一系列的区划沿革不仅反映了古代政权更迭对地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是研究古代东北亚地区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
史载
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遣军队平定了朝鲜半岛上的卫满朝鲜政权，并将卫满朝鲜王右渠斩首，随后在该地区设立了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和真番郡。其中，乐浪郡是四郡中的首府，地位尤为重要。其管辖范围涵盖了今天朝鲜半岛北部的广阔区域，郡治位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市大同江南岸的土城洞。 乐浪郡自设立以来，历经西汉、东汉、魏晋等朝代的更迭，一直延续到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这一时期，乐浪郡作为中国历代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重要行政机构，见证了中朝两国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交流。直至高句丽南下攻占乐浪郡后，这段长达421年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据史料记载，乐浪郡最初由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开设，当时属于幽州管辖。至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时，曾改名为“乐鲜”。
根据统计，乐浪郡内共有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户人家，人口总数达到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人。此外，乐浪郡还设有云鄣等军事防御设施，以确保边境安全。 乐浪郡下辖二十五个县，分别是：朝鲜县、讑邯县、浿水县（浿水从该县西部流经增地入海）、含资县、带方县（带水从该县西部流经带方入海）、黏蝉县、遂成县、增地县（王莽时期改称增土县）、驷望县、海冥县（王莽时期改称海桓县）、列口县、长岑县、屯有县、昭明县、高部都尉治所所在地、镂方县、提奚县、浑弥县、吞列县、分黎山（列水发源于此地，向西流经黏蝉入海，全长八百二十里）、东暆县（东部都尉治所所在地）、不而县、蚕台县、华丽县、邪头昧县、前莫县以及夫租县。
这些县名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特征和社会风貌，也见证了古代中朝两国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乐浪郡作为连接中原与朝鲜半岛的重要纽带，在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乐浪郡
大乐浪郡是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行政区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其辖境最为辽阔的时期，共管辖二十五个县。这表明大乐浪郡在当时是一个规模庞大、影响力广泛的行政区划。 据《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朝廷决定撤销临屯和真番两个郡，并将其所属地域并入玄菟郡和乐浪郡。同时，玄菟郡的治所又迁移到了句丽。由于这一地区的疆域过于辽阔，管理起来存在诸多不便，于是后来又从岭东分出七个县，设立了乐浪东部都尉一职来加强管理。然而到了建武六年（公元30年），朝廷再次调整政策，取消了都尉官职，随之也放弃了对岭东地区的直接统治。 大乐浪郡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古代中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变化，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区划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它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乐浪争夺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在公元37年，高句丽的大武神王对位于鸭绿江以南的乐浪郡发起了猛烈的军事进攻。这一行动无疑是对当时汉朝势力范围的一次重大挑战。 七年后，即公元44年，东汉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果断地派遣军队渡海前往乐浪郡进行收复作战。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汉军成功地击退了高句丽的攻势，重新夺回了乐浪郡的控制权，有效地遏制了高句丽向南扩张的企图。 到了公元49年2月，慕本王又派遣将军率兵侵入后汉的北平、渔阳、上谷以及太原等四个重要郡县，再次引发了边境地区的动荡不安。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辽东太守蔡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他一方面强调恩义与信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巧妙地利用和亲政策作为纽带，成功地促使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为边境地区带来了和平稳定的局面。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当时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也体现了古代政治家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展现出的谋略与智慧。同时，它还彰显出和平共处、友好交往对于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
南置带方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在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之后，东汉政府对边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撤销了乐浪郡东部都尉一职，并册封东濊地区的渠帅为不耐侯。到了汉末时期，这一区域又归属于高句丽管辖。
建安年间（196-220年），公孙康将屯有县以南的荒地划出，设立了带方郡。他派遣公孙模、张敞等人前往当地，招抚流散的百姓，组织军队征伐韩半岛与濊貊地区，使得一些旧有的居民逐渐返回家园。此后，倭人和韩半岛上的部分族群开始归属于带方郡的管辖之下。同时，这里还保留着扶余、濊貊等地的文化传统和行政制度。“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这句话表明了即使经过多次政权更迭，不耐濊侯依然沿用汉代的地方官制，保持着一定的自治权。
在三国时期的魏国齐王芳正始六年（公元245年），魏国曾对这一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不耐侯等地方势力举城投降。随后在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魏国正式册封不耐濊首领为王，进一步确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地理上看，虽然乐浪郡的辖境范围有过变动，但其主要的治所始终位于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下游以及载宁江流域一带。这片土地见证了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南下乐浪
根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的记载，在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时，“由于丸都城经历了战乱，已经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于是东川王决定修建平壤城，并将居民和宗庙迁移到这里。平壤这个地方，原本是仙人王俭的居所，也有人认为是王之都王险。” 然而，《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在咸宁二年（276年）十月，西晋朝廷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其中“乐浪郡为汉代所设，管辖六个县，有三千七百户人家；带方郡则是由公孙度设立，统辖七个县，共有四千九百户”。 因此，247年东川王所建的平壤城应当是国内城的卫城，而非位于大同江边。到了西晋时期，八王之乱导致中原陷入混乱，这给了高句丽向南扩张的机会，开始对乐浪郡施加压力。 特别是在高句丽美川王十二年（公元311年），高句丽成功夺取了西安平县（现位于鸭绿江口北岸）。这一行动切断了乐浪郡与带方郡同辽东之间的联系。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当时高句丽“入侵乐浪郡，掳掠男女共计两千余人”。随着高句丽势力不断壮大，在故国原王四十一年时，“百济王率领三万兵力前来攻打平壤城”；到小兽林王七年，“百济将领率兵三万再次侵犯平壤”。广开土王四年，“高句丽与百济在浿水之上展开激战”。这些历史事件充分表明，在公元4世纪初，高句丽已经成功攻占了乐浪郡与带方郡，并控制了大同江流域地区。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政权格局，也标志着高句丽势力范围的显著扩大。
前燕慕容氏政权
前燕慕容氏政权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在与高句丽的交锋中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公元342年冬季，慕容皝率领前燕军队对高句丽的丸都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给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然而，这次胜利并没有使前燕恢复中国汉朝时期对朝鲜半岛北部乐浪故地的控制权。面对这一局面，前燕只能接受高句丽表面上的臣服。
根据《资治通鉴》卷97记载，在前燕攻打高句丽的次年，高句丽故国原王派遣其弟前往前燕称臣，并进献了数量众多的珍贵贡品。这表明高句丽在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于前燕的权威。为了躲避前燕的强大军事威胁，高句丽被迫将都城从丸都迁到了平壤，以求自保。 时间推移到公元371年，当时的百济世子近仇首王率军三万攻占了乐浪地区，并处决了高句丽的故国原王。尽管百济一度控制了乐浪，但这种优势并未持续太久。随后，高句丽的好太王和长寿王两代君主通过多次战役大败百济，最终将百济势力逐出了乐浪郡。到了公元427年前后，百济仍然试图争夺乐浪和带方两郡的控制权，但未能如愿。 追溯到313年初，当时占据乐浪、带方二郡的张统由于长期孤军奋战，难以抵御来自高句丽和百济的双重压力，最终带领一千多户百姓迁徙至辽西地区投靠慕容廆。慕容廆为了安置这些流民，在辽西设立了侨置的乐浪郡，以示对他们归附的重视。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流民的安置问题，也增强了前燕在辽西地区的影响力。
乐浪带方
在对乐浪带方故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这些遗存主要集中在4世纪和5世纪初，其中包括许多带有东晋年号以及官衔的汉人墓铭和砖铭。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在313年之后直到5世纪初的漫长岁月里，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汉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例如佟寿、冯镇、张威、张塞、张茂等就是当时生活在乐浪带方故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不仅继续在此安居乐业，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们依然尊奉东晋的正朔。这种行为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原王朝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秩序的高度认同与坚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虽然政权更迭，但文化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并未因此中断。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变迁、民族融合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研究依据。
北部地区的历史影响
在汉朝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范围。汉朝在这一区域设立了郡县制度，不仅加强了对当地的直接管理，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乐浪郡作为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领土之一，在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上层人士选择移居此地，其中包括官员、商人以及普通农民。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使得该地区迅速发展繁荣。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在汉四郡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时期的官印和各种质地、形状各异的器皿，这些珍贵文物见证了当年的文化交流盛况。考古学家将这种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现象称为“乐浪文化”，其实质就是汉文化的延伸与发展。 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当属位于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的乐浪墓葬群。这个庞大的墓葬群由超过2000座坟丘组成，其外形多为方台形封土，这是中国周、汉时期常见的墓葬形式。从墓葬结构来看，主要有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类型，无论是在建造方法、样式设计还是细节装饰上，都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汉墓如出一辙。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充分体现了浓厚的汉文化特色。其中，以精美的漆器最为著名，史称“乐浪漆器”。 乐浪墓葬群无疑是朝鲜北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具体见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期，朝鲜半岛北部仍属于中国领土，居民主要由汉人和高句丽人构成。因此，用“影响”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可能并不十分准确。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原文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更展示了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美好图景。
汉文化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远不止局限于中国“汉四郡”所在的地区。它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韩民族的祖先。 早在公元前109年，即汉武帝准备出兵卫氏朝鲜前夕，朝鲜半岛南部马韩目支的部落就曾派遣使者前往中原朝觐汉武帝。然而由于朝鲜王右渠的阻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在“汉四郡”设立之后，南部马韩地区的王室和部落酋长开始与汉朝乐浪郡建立了官方往来。此外，箕氏朝鲜的箕准王南逃至马韩地区，虽然他臣服于当地的马韩国王，但同时也将汉文化传播到了这一区域。 从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汉四郡的文化已经渗透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济州岛等地。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汉文化的传播路径，也证明了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文化从半岛北部逐渐向南传播的过程中，韩民族逐渐摆脱了原始蒙昧的状态，迈入了国家形成的新时代。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治上的变革，更是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巨大进步。
乐浪遗迹
朝鲜半岛北部珍贵的历史见证 通过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我们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发现了众多汉四郡时期的宝贵遗迹。这些遗迹包括了规划有序的城址和形制多样的墓葬等重要历史遗存。同时，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遗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出土遗物上带有清晰可辨的铭文，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实物证据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方面的认知，更为深入探究汉朝在该地区的治理模式以及文化交流情况提供了具体而直观的研究素材。 通过对乐浪遗迹及其相关遗物的不断探索与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东亚地区历史文化交流与发展脉络的理解，也为现代人打开了一扇通往遥远过去的窗户。
乐浪城址
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迹，位于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台地上。这片遗址的平面形状并不规则，东西方向长约700米，南北方向长约600米，宛如一片古老文明的静谧见证者。 在1935年和1937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城址东部发现了诸多珍贵的建筑遗迹，包括柱础石、甬路、水井以及下水道等设施。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当时城市建设的规模与布局，更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智慧与工程技艺。 城址内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历年的采集成果涵盖了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多种类型。其中，瓦当上的纹饰尤为引人注目，除了常见的云纹图案外，还发现了刻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铭文的瓦当，这些文字不仅是艺术的体现，更是历史文化的宝贵记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封泥上除发现了“乐浪太守章”和“乐浪大尹章”之外，还有朝鲜等23个县的令、长、丞、尉等各级官员的官印。这些印章的存在，无疑证明了这里曾是当时的乐浪郡治所，见证了古代行政体系的运作与发展。 此外，位于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的蝉县治址同样令人瞩目。这座古城略呈长方形，东西方向长约1500米，南北方向长约1300米。在城东北部，保存有一块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的蝉神祠碑。这块碑刻不仅记载了蝉县长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更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石刻文物之一，为确定蝉县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不仅是研究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连接古今、传承文明的桥梁。通过保护和展示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和铭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篇章。
带方郡治遗址
带方郡治遗址位于现今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这座古城的形状略呈长方形，东西方向长约556米，南北方向宽约730米。城内出土了大量从东汉至西晋时期的纪年砖瓦，其中包含了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泰始七年（公元271年）以及泰始十一年等重要历史时期的文物。 在城址北面发现的一些墓砖上刻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的铭文，这一发现为确定带方郡治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不仅证明了当时带方郡的存在，还反映了该地区在古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带方郡下辖的昭明县治遗址则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土城里。此地也是一座长方形的古城，东西方向长度约为500米，南北宽度大约200米。在城址附近发现的墓砖上，发现了“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长造”这样的铭文，进一步证实了这里是昭明县的故址所在。 此外，在信川郡凤凰里发现了长岑县治遗址。在此地出土了一块带有长篇铭文的砖瓦，上面记载着：“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龄七十三岁，字德彦，来自东莱黄地。正始九年三月廿日，由壁师王德制造。”这些详细的文字记录为我们了解长岑县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了上述明确记载的遗址外，还有许多同一时期的土城遗迹散落各地。然而由于缺乏直接且确切的证据支持，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这些遗迹是否属于带方郡其他县治范围之内。这些未解之谜仍然吸引着考古学家们继续探索研究，以期揭开更多关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秘密。
【乐浪墓葬】
乐浪墓葬是位于古代乐浪郡治所附近的大型墓葬群，是研究汉代至魏晋时期东北亚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乐浪郡作为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之一，其治所周围的墓葬分布广泛，规模宏大，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些墓葬主要集中在乐浪郡治所南面，已知的墓葬数量超过2000座，其中许多墓葬建有方台形坟丘，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墓葬已有50余座，揭示了丰富的随葬品和建筑结构，为研究当时的丧葬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墓葬结构 乐浪墓葬的结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木椁墓和砖室墓。这两种墓葬形式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
木椁墓
木椁墓是早期的主要墓葬形式，通常带有墓道，墓室为土坑竖穴，使用木材构建椁室。根据规模的不同，木椁墓可分为单室和双室，一般容纳两棺，但也有一棺或多棺的情况。随葬品通常放置在棺椁之间，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了保护椁室，部分墓葬周围还堆积了石块或炭灰，甚至用砖包围，椁室上方则用土逐层夯实，以确保墓室的稳固性和密封性。 典型的木椁墓包括王光墓和彩箧墓。王光墓是一座单室双棺墓，出土的木印上刻有“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明确表明了墓主的身份为乐浪郡的高级官员。而彩箧墓则是一座双室三棺墓，因出土了绘有孝子传故事的彩画漆箧而得名。此外，彩箧墓中还发现了一枚木简，上面写有“缣三匹，故吏朝鲜丞田肱谨遣吏再拜祭”，进一步证明了墓主与乐浪郡官府的关系。 从木椁墓中出土的带铭文漆器多达57件，多数带有纪年，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的则到了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墓葬的具体年代，还提到了广汉郡或蜀郡等产地，反映了当时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砖室墓
随着时代的变迁，砖室墓逐渐取代了木椁墓，成为主流的墓葬形式。砖室墓的结构更加复杂，通常为穹窿顶，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双室墓的前室两侧往往附有耳室。墓室内一般容纳两棺，墓砖上常刻有纪年铭文，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魏嘉平二年（250年），最晚的则到了东晋的元兴三年（404年）。这表明即使在313年乐浪郡被高句丽攻陷后，砖室墓的建造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
石椁墓
除了木椁墓和砖室墓，乐浪墓葬中还发现了少量石椁墓。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处位于南井里的119号墓，该墓建有前后二室，使用石块砌成方锥形券顶，这种结构与后来高句丽墓葬非常相似，显示出两地文化的传承关系。尽管由于盗掘的原因，墓内的遗物所剩不多，但仍出土了一些汉代的钱币如五铢钱、大泉五十等，以及漆器和陶器的碎片。这些遗物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石椁墓早在乐浪、带方郡时期就已经出现。 乐浪墓葬不仅是研究古代东北亚地区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通过这些墓葬的发掘，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及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历代建制沿革
春秋时期，箕子朝鲜在此建立政权，为这片土地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燕国设立了上下鄣，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标志着中原势力开始深入影响这一区域。
秦朝统一六国后，在辽东地区设置了外徼，进一步扩大了中央王朝对该地的控制范围。
汉初，卫满朝鲜兴起，成为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股重要力量。
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108年，西汉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了著名的“汉四郡”：乐浪郡（现今的朝鲜平安南道）、玄菟郡（现今的朝鲜咸镜道）、真番郡（涵盖现今朝鲜黄海道、京畿道的部分区域）、临屯郡（现今的朝鲜江原道）。这四个郡的设立，是汉朝对朝鲜半岛进行直接统治的重要标志。
随着时间推移，西汉对这些郡的管理也进行了调整。公元前82年，真番郡和临屯郡被撤销，其所属地域并入了玄菟郡和乐浪郡，而乐浪郡的治所位于平壤。
公元2年，又有了新的变动，在原真番郡的旧县设置了乐浪南部都尉，在岭东七县设置了乐浪东部都尉，同时，玄菟郡向西迁移到了现今吉林集安的位置。
东汉时期，这里出现了小乐浪郡，并且岭东地区被设置为侯国，还设有带方郡，继续维持着对这一区域的行政管理。 三国时期的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也都延续了小乐浪郡和带方郡的建制，保持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
然而到了公元313年，高句丽逐渐崛起，吞并了小乐浪郡和带方郡，427年，高句丽更是将都城从吉林集安迁至平壤，这一变动使得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大增。
唐朝时期，公元668年，唐朝成功吞并了高句丽，并设立了安东大都护府来管辖这一地区。
735年，唐朝与新罗共同确定以大同江为界，明确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辽国时期，这里属于东京道的管辖范围；金国时期，则由上京路的曷懒路和东京路的婆速路负责管理该地事务。
到了元朝，这一区域则归属于辽阳行中书省下的东宁路，各个朝代对该地的建制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变迁。
【历任太守】
在15 位乐浪郡太守中，任职时间基本可知者主要有 12位：
刘宪，25 年；
王调，25-30 年；
王遵，30 年；
张歧，191 年前；
鲜于嗣，景初中；
刘茂，245 年；
张统，313年；
鞠彭，338 年；
馀句，372 年；
游鱓，慕容熙朝；
赵隗，魏；
慕遗，495 年。
在 15 位乐浪郡太守中，籍贯可考者 7 位：
王调，乐浪人；
吴凤，陈留长垣人；
张歧，甘陵人；
凉茂，山阳昌邑人；
裴嶷，河东闻喜人；
游鱓，广平任人；
赵隗，张掖酒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