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所处时代：商~~周.春秋（被晋献公所灭）

中文名：耿国

国号：耿
所属洲：亚洲
首都：耿都（今山西河津）
官方语言：中文
时间跨度：公元前1524年~公元前661年

灭国时间：前661/前655年两说

政权姓氏：

1.商朝>嬴姓政权（耿地（今山西河津）原为‌嬴姓部族聚居，商为巩固统治，吸纳当地嬴姓贵族参与政权管理，形成“子姓王族+嬴姓部族”的联合统治结构。）

2.周朝>嬴姓政权(“姬姓”‌  嬴姓）

①部分文献称西周耿国为姬姓，但此说缺乏实物支持，且与更权威的方志、考古结论矛盾。
②嬴姓的延续性‌，商代耿国灭亡后，周王室分封‌嬴姓贵族‌（非姬姓）于原耿地重建诸侯国，统治家族未变。

历任国君：商32任，周？任

【商朝耿国概述】

         商代末年，耿国作为商朝的重要附庸国之一，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据史料记载，古耿国是商王朝在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一个侯国，隶属于商朝宗藩体系，其规模大致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尽管地域有限，耿国历经32位国君的统治，延续达700余年，期间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在地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耿国也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

           周朝初期，王室为巩固统治，分封宗族成员于耿地，重新建立耿国，继续以诸侯国的身份存在于周代的分封体制之中。然而，随着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局势的加剧，耿国最终在诸侯兼并的浪潮中被晋国所灭，结束了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历史。

           耿国虽小，却见证了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是研究商周时期地方政权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样本。

【国号来由】

商代耿国（子姓—嬴姓联合政权）

      耿国的起源与商代中后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密切相关。商王祖乙时期，为适应统治需要，迁都至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带），其弟祖丙受封于此，建立方国，史称“耿侯”。这一历史事件在甲骨文中得以印证，反映了商代分封制度的实施与地方政权的建立。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耿”字在商代金文中与“邢”字通用，体现出早期文字使用中的地域性差异与演变过程。例如《殷墟甲骨文合集》第10405片中，记载了耿侯参与商王祭祀活动的史实，进一步佐证了耿国在当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耿国在商代并非单一族群统治，而是由商王室分支——子姓王族与东夷联盟中的嬴姓部族共同构成的联合政权。这种二元统治结构在甲骨文中亦有体现，如《小屯南地甲骨》第3672片中，便有“耿伯嬴”联合署名的卜辞记录，表明嬴姓贵族在政权中具有显著地位。 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联合统治的特征。山西河津耿城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器铭内容显示子姓与嬴姓贵族共同参与祭祀活动，展现出多族群共治的政治格局，也反映出耿国在商王朝地方治理体系中的特殊角色。

西周耿国（嬴姓延续政权）

   进入西周后，耿国虽经历政权更替，但其国号得以延续。周成王时期，在大规模分封诸侯的背景下，嬴姓贵族被封为耿伯，继续统治耿地。这一历史事实通过出土青铜器铭文得以确认，如《耿伯嬴簋》铭文中明确记载了耿伯的身份与世系，表明耿国在西周时期仍为诸侯国之一。 尽管耿国在周初已降格为诸侯国，但其地理位置仍具战略意义，成为周王室与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左传·昭公五年》中，尚有对耿国的零星记载，说明其在春秋早期仍有存在感。

   河津山王村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西周时期的耿国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该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群中，包括耿伯自作的鼎、簋等礼器，器型规整，纹饰精美，既体现出周礼制度的影响，又保留了部分商代遗风，反映了从商至周的文化过渡与融合过程。

文字演变

   从文字学角度分析，“耿”字在甲骨文中构形为“从耳从火”，象征祭祀时以火灼龟甲进行占卜的仪式场景，体现出早期文字与宗教活动的密切关联。这一释义与《说文解字》中“耿，耳坚也”的解释有所不同，反映出古文字释义的多元性与时代演变。

   在金文中，“耿”与“邢”字早期常通用，至西周晚期逐渐分化，显示出文字使用趋于规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文字演变不仅反映了语言系统的演进，也折射出社会制度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历史脉络】

       耿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政权，其存在时间横跨商代至春秋时期，历经数百年的兴衰变迁，见证了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

        耿国的建立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524年，即商朝初期，其政权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最终于公元前661年被晋国所灭，前后存续时间长达七百余年。其政治中心——耿都，位于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黄河流域，具备良好的农业与交通条件。 在政治属性上，耿国是商王朝的重要附庸国，属于商代宗藩体系中的关键成员，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时承担着维护地方秩序、协助中央政权治理边疆的重要职责。

         作为由商王室分封的侯国，耿国在行政管理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实际控制区域大致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县级行政区规模。尽管地域有限，但其在地方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耿国共经历了32位国君的统治，政权延续稳定，显示出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政治延续性。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成为研究商周时期地方政权形态的重要样本。

          在商代时期，耿国曾承担起边疆治理的重要职能，是商王朝对外防御与对内管理的重要支点。据传，耿都曾作为商王祖乙的临时驻跸之地，显示出其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进入西周以后，随着周王朝对原有诸侯国的重新分封，耿国得以延续其诸侯国地位，继续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作用。然而，随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耿国最终在公元前661年被强大的晋国所吞并，结束了其长达七百余年的独立历史。

         关于耿国的历史信息，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之外，考古发现也提供了重要线索。目前，山西河津市山王村遗址被认为是与耿国相关的考古遗存之一，为探索其都城位置和文化面貌提供了实物依据。 在文献方面，《左传》中明确记载了晋献公灭耿的历史事件，为研究耿国灭亡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汉书·地理志》中也对耿国有所提及，虽内容简略，但为后人了解其地理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耿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人研究商周时期地方政权的演变、文化融合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与传承。

     注：（周朝>嬴姓政权(“姬姓”‌  嬴姓）

     ①部分文献称西周耿国为姬姓，但此说缺乏实物支持，且与更权威的方志、考古结论矛盾。
     ②嬴姓的延续性‌，商代耿国灭亡后，周王室分封‌嬴姓贵族‌（非姬姓）于原耿地重建诸侯国，统治家族未变。）

周朝耿国基本概况

政权延续与重建

        在商朝灭亡之后，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度，将宗族成员和功臣分封至各地，以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周朝延续了商代耿国的诸侯地位，重新将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带）封赐给宗族成员，建立了周代的耿国。 耿国继续以“耿都”为都城，成为周代分封体系中的一个小诸侯国。然而，由于史料匮乏，耿国在周朝的具体分封时间、受封者的身份以及历代国君的世系传承，至今尚无明确记载。这一历史空白也使得耿国在周代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扑朔迷离。

灭亡与历史终结

           耿国的存续时间大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直至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小国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发动对外扩张战争，耿国最终被晋国兼并，成为晋国疆域的一部分。 这一历史事件在《左传·闵公元年》中有简略记载，说明耿国的灭亡在当时虽非重大事件，但也被史家所记录，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线索。耿国的消亡也标志着这个历经商周两代、延续数百年的古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考古与文化特征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山西河津地区的山王村遗址被认为是可能包含周代耿国遗存的重要遗址。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证据直接证明该遗址即为耿国都城，但其地理位置与历史记载高度吻合，未来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文化角度来看，耿国作为商周政权更替过程中的地方政权，其存在为研究周代分封制度下小诸侯国的政治结构、社会形态及文化延续提供了重要样本。耿国的历史轨迹也反映了在王朝更迭中地方势力的生存策略与最终命运。

现存争议与研究不足

         由于耿国在周代的史料记载极为有限，关于其政治体制、统治结构、具体疆域等方面，学术界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尤其是耿国在周代是否为重新分封建立的政权，还是商代耿国残余势力的延续，学界尚有不同看法。 此外，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常用“县级规模”来类比耿国的政体形态，但这种比照容易造成时代错位的理解偏差。

【祖乙迁耿】

       关于古耿国的建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尚书·商书·祖乙》中：“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可惜《祖乙》的正文未能流传下来，仅存这一句序言。然而，正是这一句话，首次将“耿”作为一个国都的名称载入史册，其历史可追溯至祖乙在位时期，大约公元前14世纪。 那么，祖乙究竟是何许人也？据史书记载，黄帝的曾孙帝喾将他的儿子契封于商地。契被视为商族的祖先，自契开始，历经十四代，传至成汤，最终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商朝自成汤至纣王，共历经十七代，三十位君主，祖乙是其中的第七代、第十三位君王。 关于祖乙定都之事，《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中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古时“邢”与“耿”发音相近，是否为同一地点，学界尚存争议。然而，根据耿氏家族的口传历史，邢与耿并非同一地。相传祖乙迁都至邢后，将国都定在那里，并将他的弟弟祖丙封于耿地，建立耿国，任命祖丙为国君。耿氏后人尊祖丙为耿氏始祖，每年腊月初五祖丙诞辰之时，族人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供奉柿饼。当地方言中，“柿饼”与“思丙”发音相近，寓意缅怀祖先。柿饼中的上品被称为“耿饼”，其名正源于此。

           那么，耿地究竟位于何处？据《括地志》记载：“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有耿城，即古耿国所在地。”此外，《国家地名词典·河津词目专辑》也指出，距今山西河津市城关镇东南约十公里的山王村，即为古耿国的都城遗址。古时此地俗称“帝王村”，村北洞门楼上书有“古耿名都”四字，历代未改。清初因村中多为王姓人家，遂更名为“三王村”；嘉庆年间为彰显古迹，又更名为“王村”；民国时期称为“帝王村”；新中国成立后，因“帝王”之名带有封建色彩，遂更名为“山王村”。

         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后世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历时五百余年（公元前1562年—前1066年），共经历三十多位君主。其中，祖乙在位期间，任用贤臣巫贤子辅政，多次出兵平定了兰夷、班方等小国的侵扰，解除了东南方异族对中央王朝的威胁，使国家逐渐走向中兴。

           因此，在甲骨文中，祖乙被尊称为“中宗祖乙”，并与大乙、太甲合称为“三示”，即三位功勋卓著的祖先，其地位与成汤、武丁齐名，被后世誉为盛世明君，在位共十九年。

         祖乙继位时，其父为河亶甲，最初定都于“相”地，即今河南省内黄县一带。然而，由于相地位于黄河下游，水患频发，洪水时常泛滥，不仅冲毁大量庄园，百姓生活也极不安定，甚至帝王都城也难以稳固。面对此情此景，祖乙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此时，贤臣巫贤子察觉到祖乙的忧虑，便直言进谏：“陛下所忧，卑职已明，无非是为都城之地势变迁而已。”祖乙听后颇为欣慰，问道：“既然贤相已知朕意，何不为朕谋划良策？”巫贤子坦然答道：“臣闻西方有一地，名为耿，位于汾水之阴。此地物产丰饶，民风淳朴，且地处偏僻，非诸侯争霸之地，实为迁都之上选。”祖乙沉思良久，遂下诏迁都，将商朝都城由相地迁至耿地，即今山西河津市东南二十里之王村。此次迁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

         迁都耿地后，祖乙立即着手建设新都。他广集奴隶，征调工匠，大兴土木，短短两年之内，便建成了一座庄严肃穆、富丽堂皇的都城。城分前后两部分：前城建有金銮宝殿与皇宫，为帝王起居与朝政之所；后城设有金库与禁地，为储藏与守卫重地。城周设有卫戌营，拱卫都城安全。从此，耿地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盛极一时，四方朝贡络绎不绝，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古耿国的衰落与灭亡】

        关于古耿国的灭亡，古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记载道：“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古耿国灭亡的时间是在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这次军事行动由晋献公亲自指挥，太子申生与重要将领赵夙、毕万共同参与，最终将耿国彻底吞并。

       古耿国自殷商时期祖丙立国，历经商、周、春秋三个历史时期，至春秋时期末代国君太乙弃国归隐，前后共延续了25代，共32位君侯执掌国政，国运长达七百余年。这一时间跨度与耿氏族人珍藏的《先祖君侯谱》中所记载的“君侯三十二，国运七百长”完全吻合，充分体现了古耿国在历史长河中的稳定延续与发展。

          作为一个地处黄河流域的古代诸侯小国，能够维系七百余年而不衰，足以说明耿国历代先祖在建国、治国方面所展现出的卓越才能与治理智慧。同时也反映出耿氏先民坚韧不拔、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耿国虽小，却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随着历史的演进，许多古代诸侯国在战乱与兼并中逐渐消亡，其国名也随之消失。

            我国汉族姓氏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古代诸侯国名，国亡之后，国名往往转化为地名或姓氏得以延续。古耿国亦是如此，国家虽已不存，但耿这一姓氏却传承至今。

【政治】

一、商代时期

   作为商王朝的重要方国，实行“内服—外服”双重管理体系。商王通过“侯伯”制度对耿国贵族进行有效控制，构建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纽带。这种体制既体现了商王对地方势力的整合能力，也反映出耿国在商王朝整体政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从遗址中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器来看，耿国的统治阶层通过“贞人”集团与商王室保持密切的宗教联系。政治决策深受神权影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成为维系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反映出当时“政教合一”的治理特征。

西周时期

   周初实行大规模分封，嬴姓贵族被封于耿地，建立新的耿国。其爵位属“五等爵制”中的伯爵等级，体现出周王朝对耿国地位的认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耿伯—卿士—大夫”的三级统治架构，强化了层级管理，也标志着耿国政治体系由松散联盟向制度化国家组织的转变。

   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表明，耿国在继承制度上实行“大宗—小宗”体系，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宗族核心。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不仅保障了统治阶层的稳定性，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组织基础，是西周时期国家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

春秋时期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出兵灭耿，将其纳入“曲沃—耿—杨”军事防御体系之中，标志着耿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终结。原耿国贵族被迁至曲沃，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被削弱，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

   尽管耿国灭亡，但其长期积累的行政经验被晋国所吸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耿邑”地方治理模式。这种延续与变革并存的局面，不仅体现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过程中的政治智慧，也反映出耿国在区域治理方面的历史贡献。耿国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发展的重要案例。

【社会】

一、商代社会分层

1.统治阶层

   耿国在商代时期，由商王直属的贵族集团进行统治，实行“内服—外服”制度。中央政权通过分封与附属关系，对耿国实行有效控制。贵族阶层掌握政治、军事和宗教权力，通过青铜礼器等象征物彰显身份等级，如出土的“耿侯”爵，即为当时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

2.平民与奴隶

   耿国社会中，除贵族外，还存在平民与奴隶两个主要阶层。平民多从事农业生产，是国家赋税和劳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需参与国家祭祀等公共事务，称为“助祭”。奴隶阶层多由战俘构成，社会地位低下，部分奴隶甚至被用于殉葬。在河津遗址中发现的殉葬坑，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实物见证。

二、西周社会转型

1.宗法制度

   西周时期，周王室分封姬姓贵族建立耿国，推行宗法制度，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秩序。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国人—野人”的二元体制。国人主要指居住在城邑内的贵族和平民，享有参军作战的权利与义务；野人则居住在城外乡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承担赋税义务，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2.手工业者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西周时期耿国出现了专业化的手工业者阶层。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迹，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手工业者在社会中处于平民与奴隶之间，虽不享有政治权利，但因其技艺而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价值。

三、春秋社会变迁

1.晋国兼并影响

   公元前661年，耿国被晋国兼并，原有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耿国贵族被迁往晋国重要城邑曲沃，失去原有统治地位；平民则被纳入晋国“士伍”编制，成为晋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奴隶阶层则转化为晋国的“隶臣”，其身份归属与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

2.社会流动

   晋国统治时期，推行“作爰田”等土地改革政策，允许部分耿国平民获得土地，激发了社会流动性。部分平民因拥有土地而积累财富，逐渐上升为新兴地主阶层，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

【军事】

一、商代军事

1.车战制度

   作为商王朝的重要方国，耿国在军事制度上严格遵循商代的"师旅制"，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与规范化。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战车遗迹表明，耿国军队采用"三甲一车"的编制方式，即每辆战车配备三名甲士与十名徒卒，形成以战车为核心的战斗单位。这种编制方式不仅体现了当时车战的战术思想，也显示出耿国军事制度与殷墟文化的紧密联系，反映出其在商代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防御体系

    耿国在战略防御上构建了"烽燧-城垣"双重防御系统，显示出对军事地理的深刻理解与有效利用。其控制着从龙门渡口至汾阴的重要盐运通道，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考古资料显示，山王村遗址外围发现的商代中期军事壕沟遗迹，进一步印证了耿国在防御工事建设方面的成熟与完善，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西周军事

1.封国武装

   进入西周时期，耿国仍维持"国人-野人"兵役制度，体现出封国武装的典型特征。出土的青铜兵器铭文表明，其军队规模约为500人，虽不算庞大，但组织严密。基层军事单位实行"五家为伍"的编制方式，强化了军队的管理与动员能力，为国家的军事动员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

2.战略地位

   作为周王朝抵御晋南戎狄的重要屏障，耿国在西周军事战略中占据关键位置。遗址中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铜戈，铭文记载了其参与"周王巡狩"这一重要军事行动的历史事实，反映出耿国在协助中央政权维护边疆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印证了其军事力量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

三、春秋军事

1.晋国兼并影响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后，将其纳入"曲沃-耿-杨"防御体系，标志着耿国军事力量正式融入晋国军事结构。遗址中出土的战国早期铁制兵器，显示耿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经历了从青铜到铁器的革新过程，展现出其在战争形态演变中的适应能力与技术进步。

2.军事遗产

   尽管耿国最终被晋国兼并，但其军事传统并未随之消亡，反而被晋国吸收并发展为一支特殊的兵种——"耿卒"。这些继承了耿国军事组织与作战经验的士兵，活跃于晋国的争霸战争中，为晋国的扩张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耿国的军事遗产因此得以延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疆域】

一、商代耿国疆域

1.核心区域

   商代耿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市山王村一带，是商王祖乙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该区域以汾河下游流域为中心，形成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统治范围，涵盖现今河津市城区及其周边的山王、黄村等重要遗址区域。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耿国在此时期展现出较高的文明发展水平。

2.战略延伸

   地理控制，商代耿国不仅限于核心区域，还通过战略部署向外延伸，控制了从龙门渡口（今禹门口）至汾阴（今万荣）的盐运通道，成为商王朝的重要附庸国，保持“百里附庸”的政治地位。考古资料表明，其影响力东达稷山，西至韩城，体现出耿国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二、西周耿国疆域

1.规模

   西周建立后，周王室重新分封姬姓耿国，疆域相较商代有所收缩，主要集中在河津北部地区，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以山王村遗址为中心，耿国北接魏国（今芮城），南邻晋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封国格局。这一时期的耿国虽规模缩小，但其作为周王朝在晋南地区的封国，仍具有一定的政治与军事功能。

2.军事缓冲带

   作为周王朝抵御晋南戎狄侵扰的重要屏障，耿国控制着汾河与黄河交汇的战略要地。出土的青铜兵器表明，其军事防御体系不仅限于国都周边，还向稷山方向延伸，体现出其在区域防御中的关键地位。耿国的存在，有效维护了周王朝对晋南地区的控制与稳定。

三、春秋时期疆域变迁

1.晋国吞并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加剧，晋献公于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灭耿国，将其纳入晋国的“曲沃-耿-杨”（地理位置）防御体系之中。原耿国的疆域被设为“耿邑”，成为晋国的一部分，标志着耿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终结。

2.地理特征

   从范围来看，春秋时期的耿国仍以今河津市为核心区域，东至稷山，西达韩城，南抵万荣，北接稷山，形成了一个以“三河交汇”为特色的地理单元——即汾河、黄河与涑水河在此区域交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赋予耿国重要的战略价值，也为其历史发展提供了自然依托。

四、耿国（商代-西周-春秋）疆域对比表

【经济】

 一、商耿国经济基础

1.农业经济

   商王祖乙时期将都城迁至耿地（今山西河津），由此奠定了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考古发现显示，耿地遗址中保留有商代中期的农田灌溉沟渠遗迹，充分说明当时已有较为系统的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发现也印证了《尚书》中“祖乙圯于耿”的历史记载，反映出耿国在商代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2.青铜手工业

   作为商王朝的重要方国，耿国在青铜器铸造方面也展现出较高的技术水平。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残片表明，当地工匠已掌握“分铸法”这一先进工艺，与殷墟出土青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工艺传承关系。这不仅体现了耿国在商代青铜手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也反映出其与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密切联系。

二、西周耿国经济特征

1.封邑经济

   西周时期，耿国为姬姓封国，其经济制度以“公田制”为核心，实行井田制下的集体耕作模式。2011年，考古发现为研究耿国的农业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山王村遗址出土的青铜“耒耜”农具（现藏于河津市博物馆），是耿国实行集体耕作制度的实物佐证。

   2013年通过航拍和探地雷达确认（信息源自河津市博物馆2015年《山王村遗址考古报告》），对遗址的进一步考察，考古学家发现其农田按照“井”字形布局，中央为公田，周围分布着八块私田，呈现出典型的井田制结构。这一发现与《孟子》中“方里而井，井九百亩”的记载高度吻合，说明耿国在商周时期已较为成熟地推行井田制度，农业组织形式趋于规范。

2.商业贸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周耿国已开始参与更大范围的物资流通。遗址中出土的海贝货币以及骨制的度量衡器，表明耿国已初步形成商品交换体系，并积极融入周王朝主导的“金道锡行”贸易网络。耿国与晋、邢等诸侯国之间存在频繁的物资交流，显示出其在区域经济中的活跃地位。

三、春秋时期经济转型

1.晋国兼并影响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后，推行“作爰田”改革，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考古资料显示，耿地遗址中开始出现空首布钱币，标志着货币经济的初步萌芽。这一时期，耿国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打破，逐步融入晋国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中，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手工业专业化

   进入战国早期，耿地在赵氏采邑时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手工业体系，冶铁、制陶等专业作坊逐渐兴起。遗址中出土的铁制农具表明，冶铁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耿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也为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贸易方面

     西周时期，耿国作为地方诸侯国，需定期向周王室缴纳贡赋，其中以“九贡”制度最为典型。耿国的主要贡品包括：

1.玉器：主要采用汾河流域优质玉料精制而成。

2.丝帛：反映了河津地区早期蚕桑业的发展水平。

3.战马：每年需进贡20匹，据《周礼》郑玄注有明确记载。 此外，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贡玉五瑴”，进一步印证了文献中关于耿国向周王室纳贡的史实，显示出其在地方经济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货币体系的初步发展

    耿国的商业活动已有一定的货币基础。2019年考古发掘中发现的38枚穿孔贝币，表明南海贝币已成为当时的重要流通货币。为了保障交易的公平与精确，还配套使用了骨制天平（最小刻度可达0.5克）和青铜砝码等计量工具。

     根据骨器上的刻符推算，当时的交易比价约为1枚贝币可兑换2.5斤粟，反映出早期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和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 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 耿国地处晋南要冲，凭借其地理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贸易网络：

1.与晋国的贸易往来：耿国向晋国输出玉器，同时从晋国输入盐铁等重要战略物资。晋侯墓地中出土的耿国玉琮，即是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2.与邢国的合作：耿国通过“金道锡行”参与青铜原料的贸易链条，成为连接中原与南方资源的重要节点。

3.与周王室的联系：耿国承担着汾河漕运中转站的重要职能，负责物资的集散与转运，这在《国语》韦昭注中亦有明确记载。

【文化】

一、商代耿国文化

1.都城文化

   商王祖乙时期将都城迁至耿地（今山西省河津市山王村一带），形成了当时重要的青铜文明中心。考古发现的商代中期青铜器残片，不仅展现出精湛的铸造工艺，也揭示了耿国与殷墟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体现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水平。这一时期的都城建设与文化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2.祭祀体系

   在耿国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用于祭祀的人骨坑与灰层堆积遗迹，这些发现有力地反映了商代盛行的“人牲”祭祀传统。这种祭祀方式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在当地仍保留着腊月初五纪念祖丙诞辰的传统习俗，成为耿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

二、西周耿国文化

1.青铜礼制

   2007年，在山王村出土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耿伯嬴”青铜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鼎上的铭文清晰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反映出耿国在政治制度上与周王室的紧密联系。此外，出土的铜盘与壶盖组合也充分体现了周代“列鼎制度”的礼制规范，标志着耿国已全面融入周礼体系，展现出高度成熟的礼乐文化。

三、春秋时期的文化转型

1.晋文化融合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之后，耿地逐渐融入晋文化体系。在遗址中发现的晋式青铜剑与空首布等文物，表明晋文化元素开始渗透并影响耿地。特别是在赵氏采邑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耿文化”，展现出区域文化融合的独特面貌，成为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文字传承

   耿国的历史沿革在历代地方志书中均有系统记载，包括《前汉书》《平阳府志》《河津县志》等三级志书，构成了完整的文献传承体系。这一传统不仅为后人研究耿国历史提供了详实资料，也奠定了当地方志文化的基础，成为中华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典范。

四、文化遗存与当代印记

1.地名密码

   在今河津地区，仍保留着“柏泉”“中宫”“梨园”等古地名，这些地名承载着商周时期城市功能区划的记忆，成为解读耿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活化石”。它们不仅记录了古代城市的布局结构，也反映了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

2.考古实证

   耿国遗址中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明确出现了“耿”字的写法，填补了商周时期文字演变过程中的空白。这些珍贵文物为研究古文字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也为理解耿国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后裔去向】

 一、商代耿国后裔

1.以国为氏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之际，商代祖丙所建立的嬴姓耿国随之灭亡。其公室后裔为纪念故国，遂以国名为姓，形成了耿姓的主要支系。这一支系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河津、河北邢台一带，成为耿姓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2.文化延续

   在山西河津地区，至今仍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碑刻，其中详细记载了耿姓家族的传承轨迹。部分耿姓后裔延续了商代的祭祀传统，每年农历腊月初五，都会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开国君主祖丙的诞辰，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

二、西周耿国后裔

1.晋国灭耿后的迁徙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姬姓耿国之后，原耿国王室后裔四处迁徙，散落各地： 其中一部分逃往赵国，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形成赵氏耿姓支系； 另一部分迁至魏国，并与当地魏氏家族联姻，成为魏地的重要家族之一； 还有少量后裔融入匈奴休屠部，并以官职“耿车令”为氏，形成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耿姓分支。

2.封邑转化

   晋献公将耿地赐予大夫赵夙作为封邑。赵夙的后人以邑为氏，也称耿姓，逐渐发展成为晋国的重要卿族之一，为耿姓的延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

三、民族融合支系

1.匈奴休屠部

   西汉时期，匈奴休屠部中曾有金日磾家族后裔因担任“耿车令”一职而改姓耿，成为北方耿姓的重要分支。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金日磾牧羊图》，不仅印证了这一支系的历史渊源，也反映出其游牧文化与中原文明的融合特征。

2.少数民族改姓

   随着历史的发展，耿姓也在多民族融合中不断扩展：

   满族：清初时期，沈阳地区的部分满洲人汉化后改姓耿，成为东北地区耿姓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元代著名学者搠思吉斡节尔的后裔在汉化过程中也改姓耿，融入中原文化。

   朝鲜族：明清时期，部分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在迁居中国后，也选择以耿为姓，进一步丰富了耿姓的族源结构。

    耿姓历经数千年传承，不仅见证了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与族群迁徙，也在不断融合中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面貌。如今，耿姓后裔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名人】

一、商代耿国时期

    1.祖丙~商王祖乙之弟，受封于耿地，建立嬴姓耿国，被后世尊为耿氏得姓始祖。祖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封国君主，更以仁德治理封地，深得百姓爱戴。至今在山西晋南一带，仍保留着腊月初五纪念祖丙诞辰的民间习俗，人们以柿饼（谐音“思丙”）作为祭品，表达对这位先贤的追思与敬仰。

   2.巫贤~商代著名贤相，辅佐商王祖乙，曾建议迁都至耿地（今山西河津），此举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促成了耿国的正式建立。巫贤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忠诚辅政，被后世誉为良臣典范。

二、西周耿国时期

   1.耿伯嬴~西周中期耿国君主，其事迹见于青铜器铭文。现存“耿伯嬴”鼎为国家一级文物，铭文记载了耿伯嬴治理封国、敬天爱民的德政，是研究西周时期耿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耿伯嬴以礼治国，维护了耿国在西周诸侯中的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春秋时期

   1.赵夙~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国后，将耿地赐予功臣赵夙。赵夙以其忠诚与才能深受晋国重用，其家族亦以邑为氏，形成赵氏耿姓的重要支系。赵夙的后裔延续耿姓血脉，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支。

四、耿国后裔历代名人

   1.耿寿昌~西汉时期著名理财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他创设“常平仓”制度，有效调节粮价、稳定民生，对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影响深远。同时，耿寿昌精通历算，发明浑天仪，推动了古代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是一位兼具政治才能与科学智慧的历史人物。

   2.耿纯~东汉开国名臣，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曾率宗族宾客两千余人归附刘秀，助其建立东汉政权，深得光武帝信任。耿纯忠诚果敢，屡建战功，受封为高阳侯，其家族亦因此显赫一时。

   3.耿弇~东汉杰出军事家，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他在平定王郎之乱中表现出色，以少胜多，屡战屡捷，为刘秀统一北方立下赫赫战功。耿弇用兵如神，被誉为“东汉中兴名将”之一。

   4.耿秉~东汉著名将领，两度率军北伐匈奴，深入大漠，战绩辉煌。他曾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刻石纪功，彰显军威，受封为美阳侯。耿秉一生致力于边疆安定，为东汉抵御外敌、巩固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5.耿恭~东汉戍边名将，以忠勇著称。他曾奉命驻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面对匈奴大军围攻，坚守不屈，历经数月苦战，最终仅剩数人生还。耿恭以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动朝野，被誉为“节过苏武”，成为后世忠义精神的象征。

【出土文物】

一、商代耿国文物

   青铜礼器： 在河津山王村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残片中，包括鼎足、爵杯等典型礼器。这些青铜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线条粗犷、构图庄重，具有典型的商代中期风格，反映出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和礼制文化。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耿国在商代时期的社会等级制度，也为研究商代中期的区域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陶器群：考古发现的商代灰陶绳纹鬲、簋等生活用器，造型规整，胎质细腻，纹饰以绳纹为主，具有明显的商代晚期特征，与殷墟二期文化高度吻合。这些陶器的存在，进一步印证了耿国在商代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研究当时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西周耿国文物

   青铜重器： 2007年在山王村出土的“耿伯嬴”青铜鼎，为国家一级文物，其铭文记载“耿伯作宝尊彝”，明确证实了嬴姓耿国的存在。该鼎造型庄重、纹饰精美，是西周时期耿国贵族祭祀活动的重要礼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礼器组合： 在遗址中还出土了西周中晚期的青铜盘、壶盖等礼器组合。其中盘内底铸有“耿伯”铭文，进一步印证了耿国贵族的世系与活动范围。壶盖上饰有窃曲纹，线条流畅，具有典型的西周装饰风格，体现了当时青铜器工艺的高度发展。

   兵器与车马器： 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戈、銮铃等军事装备，这些兵器与车马器的出土，与《左传》中“晋献公灭耿”的历史记载相呼应，印证了耿国在西周时期所经历的战争与动荡。这些实物不仅揭示了当时军队装备的状况，也反映出耿国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三、春秋时期文物

   晋国接管遗存： 晋献公于公元前661年灭耿后，遗址中开始出现晋式青铜剑、空首布等典型晋文化遗物，显示出政权更替后的文化融合与变迁。这些文物的发现，标志着耿国地区正式纳入晋国统治体系，成为晋国版图的一部分。

   赵氏采邑文物：赵夙受封耿地后，出土了带有“赵”字的陶文以及晋国标准量器，表明耿地在春秋时期已成为赵氏家族的重要采邑。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当时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也为研究晋国分封制度和赵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四、重要考古发现

   都城遗址： 在山王村发现的双重城墙基址，跨越商周两个时期，总面积约500亩，是目前耿国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址之一。城址中还发现人骨遗骸与祭祀坑，揭示了当时城邦社会的宗教信仰与礼仪制度，为研究耿国都城布局与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文字证据：通过三级志书——《前汉书》《平阳府志》《河津县志》与出土铭文的相互印证，进一步明确了耿国的历史沿革与地理位置。这些文献与实物资料相结合，构建起耿国历史发展的完整脉络，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与系统性。

【耿国遗址】

      古耿国遗址位于山西省河津市城区东南约10公里处的山王村，地处夏村与阳关古道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耿国最早可追溯至商朝时期，由商王祖乙于公元前1525年建立，为当时商朝的重要诸侯国之一。次年，因黄河泛滥带来的水患影响，商王室迁都至刑地，但为巩固边域统治，祖乙将弟弟祖丙封于耿地，正式建立耿国，开启了耿地作为诸侯封国的历史篇章。

         随着历史的更迭，周朝建立后，原商朝时期的耿国逐渐衰亡。周王室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封同姓宗族成员于耿地（今山西河津东南一带），重建耿国，史称“姬姓耿国”，延续了耿地在政治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古耿国遗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商周时期的政治变迁与社会发展，是研究古代封国制度、早期都城建设及黄河流域文明演进的重要实物资料。

         如今，遗址区域仍保留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史料记载】
         耿国历史文献记载辑要 耿国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代重要城邦，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众多历史文献中均有关于耿国的详细记载，为我们了解其历史沿革、地理方位及政治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河津县志·古篇》记载：“耿都城在县东南二十里，汾水西迳耿乡城北，故殷都也。”此条史料明确指出耿国故城的地理位置，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市东南方向约二十里处，汾水自西流经耿乡城北，足见其当时依水而建、地势优越。作为殷商时期的都城之一，耿国在商代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河津县志·封爵》亦有相关记载：“周：耿伯爵，嬴姓。”说明在周代时期，耿地仍以伯爵之位被封，延续了其作为重要封地的历史。耿国虽在周代已非都城，但仍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成为当时嬴姓诸侯之一。

          唐代魏王李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成书于公元638年）也对耿国有所记述。作为唐代重要的地理志书，《括地志》对各地历史沿革与地理变迁均有详实记录，其中对耿地的描述进一步印证了其历史价值与区域影响。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中虽未直接记载耿国建制，但通过相关史实可推知，耿地在晋国兴起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晋国早期扩张与周边诸侯互动中，耿地作为战略要地，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商朝耿国君主世系】
关于祖丙身份存疑：

【第二十六代】06仲丁~商朝第十位国君（生一子，祖乙？ 祖乙身份争议‌：主流记载（河亶甲之子）

【第二十六代】06外壬~商朝第十一位国君

【第二十六代】06河亶甲 ~商朝第十二位国君（生一子，祖乙？ 祖乙身份争议‌：主流记载（河亶甲之子）

【商朝封国  耿国‌始祖 祖丙‌】

         关于祖乙之弟祖丙身份合理推测‌：旁支或误记‌：祖丙可能是祖乙的堂兄弟（如河亶甲兄弟仲丁，外壬之子），或商王远亲子弟，被后世文献误标为“弟”。这样的话，虽然祖丙的父亲不能确定是谁，但祖父就是

   祖父：【第二十五代】05太戊~商朝第九位国君

   父亲：以下之一

【第二十六代】06仲丁~商朝第十位国君（生一子，祖乙？ 祖乙身份争议‌：主流记载（河亶甲之子）

【第二十六代】06外壬~商朝第十一位国君

【第二十六代】06河亶甲 ~商朝第十二位国君（生一子，祖乙？ 祖乙身份争议‌：主流记载（河亶甲之子）

（世系研究原则‌：优先采信《史记》、甲骨文等直接史料，排除晚出孤立记载（如姓氏溯源类文本）

这个【第二十七代】是指：【一代  燧人氏】>【八代  契】>【第二十五代】05太戊~商朝第九位国君之后

【第二十七代】07祖丙~商代耿国开国君主

【商时期的耿国君王】
1.祖丙
2.日
3.月
【第三十代】4.星
5.昭
6.喜
7.伯勇
8.仲宁
9.叔平
10.旭升
11.大壬（康甲）
12.常
13.焕
【第四十代】14.炀
15.外乙
16.章
17.伯明
18.叔亮
19.昌
20.般午
21.太申
22.贤
23.重甲
【第五十代】24.整辛
25.灵
26.沃辛
27.祖癸
28.雍丙
29.元
30.恒
31.上丁
【第五十八代】32.太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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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期（西周、春秋）的耿国君王

史料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