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国
【基本信息】
时代： 西周康王时期至春秋早期
国号： 宜
别称： 虞侯夨国（因开国君主得名）
爵位： 侯爵
开国君主： 虞侯夨（zǐ）
首都： 今江苏镇江丹徒区大港镇烟墩山一带（主流观点，存争议）
主要城市： 宜邑（今江苏宜兴）
政治体制： 分封制下的诸侯国
国土面积： 约数百平方公里（具体不详）
存续时间： 前10世纪—前6世纪）
相邻国家： 吴国、楚国
末代君主： 不详（可能为吴国所灭）
【概述】
二、 基本概况
国别与姓氏：周代姬姓诸侯国，属周王室宗亲分支 。
建立时间：周康王时期（约前10世纪），由虞侯夨改封于江南“宜”地而建 。
存续时间：约公元前10世纪至前6世纪，公元前589年为吴王寿梦所灭 。
三、 历史沿革与政治功能
1.分封背景：
虞侯夨为周太王次子仲雍后裔，原封于山西虞国（北虞） 。
周康王时期为加强东南防御，改封虞侯夨为宜侯
注：
1.《左传》成公十五年（前576年）提到“吴始伐楚”，可能为宜国灭亡前夕的局势 。
2.唐兰、陈梦家~河南宜阳说： 宜侯夨簋铭文“迁虞侯于宜”结合西周政治地理，认为宜在洛阳盆地南缘
3.郭沫若~江苏丹徒说： 宜侯夨簋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结合铭文“南向”卜辞指向江南
4.李学勤~迁徙说： 初始封地在河南宜阳，西周末年南迁至丹徒
关键证据：
宜侯夨簋铭文提到“东国图”，暗示封地在东部 。
丹徒出土的宜器可能为迁徙携带，或为周人经略南土的据点
【国号】
宜国国号直接来源于其封地名称"宜"。根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康王时期将原虞侯夨改封至"宜"地，因此称为"宜侯"，其封国即为"宜国"
来源：
直接依据：铭文明确记载"迁虞侯于宜"，表明"宜"为封地名称，国号直接沿用地名 。
地名来源：关于"宜"具体指代何地，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1.江苏丹徒说：主流观点认为"宜"位于今江苏丹徒区，宜侯夨簋即出土于此地 。
2.河南宜阳说：部分学者主张"宜"在河南宜阳一带，属中原腹地 。
【历史沿革】
1.建立：周康王时期虞侯夨改封江南，肩负经略东南之责。
2.发展：作为周王室东南屏障，与吴国互动并存。
3.灭亡：因战略位置关键，于前589年为吴国所灭。
一、建立与分封背景（约前10世纪）
1. 分封动因： 周康王时期（约前10世纪），为强化东南边疆的防御体系，周王室将虞侯夨从山西虞国（北虞）迁封至江南“宜”地，建立宜国。 铭文记载周康王曾查阅“东征地图”，表明宜国是周初经略东土与南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宗族渊源： 宜国为虞国的分支，虞侯夨系周太王次子仲雍之后，与吴国同宗共祖。 周武王曾封周章为吴国国君，其弟虞仲受封于山西虞国，后虞侯夨再度受命迁封于宜地，延续宗族支脉。
二、政治与军事功能
1. 战略屏障： 与应国共同构筑抵御淮夷的防线，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作为周王室在东南地区的“飞地”，与吴国“兄弟重圆”，协同守卫周王朝东南边疆。
2. 文化传播： 宜侯夨簋铭文表明周文化已深入江南地区，体现周王朝对南方的文化辐射。 商代“宜子鼎”的存在证明宜族历史可追溯至商代，但周代宜国为周人所建封国，属新建诸侯国。
三、历史沿革与灭亡（约前6世纪）
1. 存续记载： 文献记载缺失，长期湮没于历史，主要依靠宜侯夨簋等青铜器铭文重构其历史。 《左传》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载“吴始伐楚”，可能反映宜国灭亡前夕的区域局势。
2. 灭亡原因： 直接原因：公元前589年，吴王寿梦时期积极南进，兼并宜国。 战略因素：宜国地处吴国北上与西进的交通要道，成为吴国扩张的必争之地。
3. 后续影响： 宜国灭亡后，部分遗民可能逐渐融入吴国社会。 宜国的历史为研究周代诸侯国的迁徙轨迹与区域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与吴国、虞国的关系
1.吴国：宜国与吴国同处长江流域，但吴国为太伯南迁建立的半独立政权，宜国则是周室直属封国，二者形成制衡。
2.虞国（北虞）：宜侯夨原为虞侯，改封宜国后，虞国仍存续至前655年（晋灭虞），二者为同源分支。
【政治】
宜国作为西周早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其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周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核心政治理念。作为周康王时期册封的重要封国，宜国在政治体系上具有鲜明的分封制特色和姬姓宗室特征。
宜国的建立源于周王室对东南边疆的战略布局。周康王将原虞侯夨从山西虞国迁封至江南"宜"地，建立宜国，并由周王直接册封为宜侯，确立了宜国的诸侯政治地位。这一迁封过程不仅是对虞国政治格局的调整，更体现了周王室通过血缘宗亲关系构建政治网络的政治智慧。
在分封制体系下，宜国实行典型的诸侯政治制度。宜侯作为封国君主，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统治权，掌握封国内的行政、司法、军事等各项权力。根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王赐予宜侯夨大量土地、人口和器物，具体包括"厥川三百、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等土地赏赐，以及"宜庶人六百又六夫"、"锡在宜王人十七里"等人口赏赐，这些都表明宜国在其统治范围内享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主权。
宜国的政治结构体现了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作为姬姓封国，宜国统治者与周王室保持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为其政治合法性提供了重要基础。在行政管理上，宜国设有完整的政治体系，包括卿、大夫等各级官员，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政治结构。同时，宜国还承担着拱卫周王室、防御东南边疆的政治职能，是周朝"以蕃屏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宜国的政治运行机制遵循西周统一的社会制度，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系。诸侯国必须履行向周王室纳贡、朝觐、军事支援等政治义务，同时在封国内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统治权。这种政治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权威，又给予诸侯国适度的政治灵活性，形成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平衡。
宜国的政治制度还体现了西周时期"政治-血缘-经济-军事"四位一体的统治结构特征。通过血缘纽带维护政治忠诚，通过经济赏赐巩固政治关系，通过军事分封强化政治权威，宜国成为周朝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单元，展现了分封制政治文明的独特魅力。
【社会】
宜国作为西周早期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其社会结构充分体现了西周时期"政治-血缘-经济-军事"四位一体的社会特征。在国野制框架下，宜国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核心、以等级秩序为纽带的社会管理体系，构建了严密而有序的社会分层结构。
宜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三层等级架构。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阶层以宜侯夨为首，包括卿、大夫等各级贵族，他们掌握着宜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这些贵族主要居住在"国"中，即都城及其近郊地区，形成宜国的政治统治核心。作为姬姓宗室成员，宜侯家族与周王室保持直接血缘关系，这为其社会统治地位提供了神圣性和合法性基础。
中间阶层的"国人"主要由宜国的自由民组成，包括中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居住在"国"中的六乡地区，拥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主要承担兵役义务。在宜国的社会结构中，国人既是重要的生产力，也是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根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王赐予"宜庶人六百又六夫"等人力资源，这些都构成了宜国社会的主体力量。
位于社会底层的"野人"主体是被征服地区的原住居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野"中，即国都以外的外围农村地区
社会结构以宗法制为纽带维系。宗法制将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在宜国内部，这种等级制度表现为宜侯为大宗，各级卿大夫为小宗的宗族体系，通过嫡长子继承制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层面上，宜国实行井田制配合分封制和宗法制。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通过分封形式分配给各级贵族和族人使用。这种经济制度既保证了贵族的经济特权，也通过土地占有关系强化了社会等级的稳定性。
宜国的社会结构还体现在严格的礼乐制度约束下。礼乐制度为不同社会等级规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和仪式要求，通过"君子"与"野人"的区分，明确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身份界限，体现了西周社会"名分"观念的核心价值。
这种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等级秩序为框架、以经济制度为支撑的社会结构，使宜国成为西周分封制下一个典型的诸侯国样本，展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特征。
【军事】
宜国作为西周早期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其军事体系充分体现了分封制下"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卿大夫一军"的层级军事网络特征。作为周康王时期册封的东南疆域重要封国，宜国承担着防御东南边疆、稳定周王室统治的军事职能，是周朝"以蕃屏周"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军事据点。
宜国的建立源于周王室对东南边疆防御体系的战略考量。周康王将虞侯夨从山西虞国迁封至江南"宜"地，建立宜国，其军事目的主要是为了强化东南边疆的防御体系，应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全威胁。宜国地理位置位于今江苏镇江丹徒一带，地处长江下游要冲，既是周王室控制江南地区的前哨，也是防御东南夷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分封制军事体系下，宜国作为小诸侯国，根据《周礼司马》记载，应拥有一军的军事编制。宜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来源于"国人"阶层，即居住在"国"中的宜国统治阶层成员，包括中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人等。根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王赐予宜国大量人口资源，具体包括"宜庶人六百又六夫"、"锡在宜王人十七里"、"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等，这些人口构成了宜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宜国的军事组织结构体现了西周车战为主的特点。按照西周军事制度，宜国军队应以车兵为骨干力量，每个战斗单位"乘"由1乘车和30名士兵组成，配备10名甲士。这种军事组织形式既适应了江南水泽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满足了分封制下诸侯国相对独立的军事需求。
宜国在军事上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宜国需要履行对周王室的军事义务，在周王室进行重大军事行动时出兵支援；另一方面，宜国承担着守卫东南边疆、防御地方叛乱和外来入侵的防御职能。根据西周军事制度，宜国的军事力量既要维护宜侯在本国的统治权威，也要为周王室分担边疆防御压力。
宜国的军事装备和训练体系接受周王室统一管理和指导。西周时期实行武器中央制造和分配制度，诸侯国军队的装备主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生产。这种制度既保证了诸侯国军队的装备质量，也加强了周王室对诸侯国军事力量的控制。
军事指挥体系上，宜侯作为宜国军事统帅，掌握着宜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同时，宜国军事力量在战略上必须服从周王室统一调度，形成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军事防御网络。这种既保持相对独立又接受统一领导的军事体制，使宜国成为周朝东南边疆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维护了周朝的政治稳定和疆域安全。
【疆域】
宜国疆域主要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江南一带，具体范围集中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大港镇及周边区域。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宜国成为周王室控制江南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也是周朝向东南地区扩展势力的前沿阵地。
宜国的疆域范围以1954年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为考古学依据。根据青铜器铭文记载，周康王册封虞侯夨为宜侯，并赏赐其"厥川三百、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等土地，这些土地构成了宜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学者考证认为，宜国的封地中心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一带，是江南地区开发较早的重要区域。
宜国疆域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地理特征，地势平坦，水网密布，长江横贯其境。这种地理环境既为宜国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也使其成为连接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从战略角度看，宜国位于长江下游要冲，既是周王室控制江南地区的前哨，也是防御东南夷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宜国的疆域范围还体现了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相对独立的特征。作为小诸侯国，宜国的疆域规模相对适中，主要包括都城及其近郊的"国"和外围农村的"野"两部分。国都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包括都城及其周围的郊地，居住着宜国的统治阶层和国人；野则包括都城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是宜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
宜国疆域的地理位置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学者普遍认为，宜国所在地正是吴国的发源之地，这一地区在早期吴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宜侯夨簋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宜国的存在，也为研究早期吴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宜国疆域经历了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周康王时期将虞侯夨从山西虞国迁封至江南"宜"地，这种分封方式体现了周王室对东南地区战略布局的调整。宜国疆域的形成不仅加强了周王室对长江下游地区的控制，也为后来吴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宜国的疆域范围虽然不大，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其成为西周时期江南地区的重要政治中心。作为周王室"以蕃屏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国通过其疆域范围内的有效统治，为维护周朝的东南边疆安全、促进江南地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
宜国作为西周早期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其经济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西周时期"政治-血缘-经济-军事"四位一体的制度特征。作为周康王时期册封的江南地区重要封国，宜国的经济体系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初步商业发展，形成了与分封制、宗法制相配套的完整经济结构。
宜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来自周王室对其的大规模经济赏赐。根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康王在册封过程中赏赐给宜侯夨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土地、人口、器物等。具体的土地赏赐记录为"厥川三百、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等，这些土地构成了宜国经济的基础资源。同时，周王还赐予"宜庶人六百又六夫"、"锡在宜王人十七里"、"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等人口，这些人力资源为宜国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劳动力支撑。
在井田制框架下，宜国建立了典型的西周农业经济体系。土地名义上归周王所有，实际由宜侯和贵族管理，划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农民需要先耕种公田（承担劳役地租），然后才能耕种私田维持生计。主要农作物包括黍、稷、麦、稻等，适应了江南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农具以木石为主，青铜农具较少使用，耕作技术包括休耕制，体现了西周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
宜国的手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作为官府控制的百工体系的一部分，宜国的手工业包括青铜铸造、陶器制作、纺织业等多个部门。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高峰，主要生产礼器（鼎、簋）和兵器（戈、矛），体现了宜国政治地位的重要性。纺织业以麻布为主，丝绸生产限于贵族阶层，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
在商业活动方面，宜国初步形成了以物物交换为主的商业体系。城市中出现固定市场（"市"），交易活动由"质人"管理，海贝和铜块偶尔充当货币。周王室通过贡赋体系获取远方物资，宜国作为诸侯国需要承担向周王室纳贡的义务。这种经济联系既加强了宜国与周王室的政治关系，也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
宜国经济的赋税劳役制度体现了西周社会的等级特征。平民需要缴纳实物税（谷物、布帛）和服力役（筑城、修路），贵族通过采邑获得收入，庶民负担相对较重。这种经济制度与分封制相结合，使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紧密捆绑，通过册命仪式授予诸侯土地，诸侯承担纳贡、戍边等义务。
宜国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其经济发展不仅满足了本国需求，也为周王室控制东南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展现了西周分封制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
【文化】
宜国文化体系充分体现了西周礼乐文明与江南地域文化相融合的独特特征。作为周王室"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政策下的重要封国，宜国在文化传承上既保持了中原礼乐文明的精髓，又融入了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格局。
宜国的文化核心建立在西周礼乐制度基础上。周公旦制定的系统化礼乐制度在宜国得到完整实施，包括宗教仪式、宫廷礼仪和音乐演奏三个重要方面。这套文化体系具有规范性和宗教性特点，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体现了天命观在宜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宜侯作为周王室宗亲，承担着维护礼制秩序、传承周文化的重要职责，使宜国成为周礼在江南地区的重要传播中心。
宜国的物质文化成就突出体现在青铜器制作工艺上。宜侯夨簋作为"吴国第一铜器"，不仅是宜国政治地位的重要象征，更是中原礼制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该器物融合了中原商代铜尊的器形特征与吴越南方地区的纹饰风格，展现了"文化融合的代表"特征。其铭文126字详细记录了分封过程，使镇江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早期。
宜国的宗教祭祀文化体现了强烈的祖先崇拜和天命观念。通过宜侯夨簋铭文可知，周王在册封过程中进行了占卜仪式，体现了"王卜于宜"的神秘色彩。这种宗教仪式不仅加强了宜侯政治权力的神圣性，也体现了西周天命观在宜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祭祀活动通过青铜礼器作为载体，实现了人神沟通的文化功能。
宜国的文化特色还表现在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江南水乡的清新风格在青铜器装饰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棘刺纹装饰模仿江南荆棘模样，反映了当地经济生活和百姓审美。凤鸟纹饰象征祥瑞，体现了吴国早期复杂富丽堂皇的纹饰特色。这种"轻巧、简洁却又不失华丽"的艺术风格，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庄重感，又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灵秀气质。
宜国作为吴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先秦时期"吴越文化"的萌芽，到后来"衣冠南渡"带来的中原文化与江南本土的融合，宜国时期正是这一文化融合过程的重要节点。宜国通过青铜器制作、文字记载、礼制实施等多种文化载体，不仅传承了周代文明，也为后来吴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历史必然性。
【后裔去向】
宜国后裔命运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宜国后裔的去向呈现出多元化的历史轨迹。
政治归属的演变
宜国建立于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世纪，由周康王将原虞侯夨改封为宜侯而建立，封地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大港镇一带。然而，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和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加剧，宜国这一小诸侯国必然面临生存危机。
地理扩展与迁徙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宜国存续期间，其后裔曾扩展至宜兴地区，形成新的聚落中心。这种地理扩展反映了宜国后裔在原封地基础上的自然发展和人口增长，同时也可能是对外部压力的应对策略。
文化传承与融合
宜侯夨系周文王二祖父仲雍后裔，其家族最初受封于虞国，后改封建立宜国。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宜国后裔必然与当地土著文化发生深度融合，既保持了周王室的血脉传承，又吸收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特色。
历史消亡的可能结局
从西周分封制整体衰落的大背景来看，宜国很可能在春秋早期就被周边大国吞并或被邻近势力同化。由于该地区后来归属于吴国势力范围，宜国的政治实体最终融入吴国的政治格局，成为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宜侯夨簋的出土为这一地区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考古证据，揭示了姬姓宗族南迁的历史进程。
【名人】
宜国历史名人谱系体现了周王室分封制度的重要特色。
宜侯夨：宜国的开创者
宜侯夨（cè）是宜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原为虞侯，西周早期被周康王改封为宜侯，成为宜国的开国君主。宜侯夨簋铭文详细记录了周康王对其进行册封的历史过程，赏赐包括鬯、瓒、弓矢、土地等，体现了西周分封制度的完整性。学界对其身份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他可能就是周章或虞仲，反映了他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仲雍：宜国血脉之源
仲雍（又称虞仲、吴仲）是宜国统治者的直系祖先，系周太王古公亶父的第二子，黄帝18世孙。他与兄长太伯为成全父亲传位给三弟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的愿望，主动让位南奔，建立勾吴王国，被奉为吴地和常熟的始祖。仲雍的让位行为为周朝灭商建周奠定了重要基础，体现了古代宗法制度下的政治智慧。
虞仲：分封制的体现
虞仲系仲雍的曾孙，是西周初年虞国的首位受封君主，爵位为公爵。周武王为表彰太伯、仲雍让位之功，封虞仲于虞地（今山西平陆），建立姬姓诸侯国，统治近400年，体现出西周分封制度对宗室成员的重要安排。
【文物出土】
宜国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为研究宜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宜侯夨簋
出土时间：1954年6月
出土地点：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大港镇烟墩山南麓
发现者：大港镇还俗和尚福贵（1954年6月发现）
文物规格：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
铭文数量：126字（12行），现存118字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铭文内容：记载周康王封夨为宜侯的历史事件，"迁虞侯於宜"
考古意义：证实了西周宜国的存在和分封制度的历史真实性
烟墩山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群
考古时间：1954年6月
文物数量：共发现青铜器12件，包括鼎1件、鬲1件、簋2件等
出土性质：西周时期古墓地遗址
学术价值：为研究江南地区西周政治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西周早期文物（1954年）
1954年是宜国考古发现的里程碑年份。1954年6月，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大港镇烟墩山南麓斜坡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葬。此次发掘共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鼎、簋、鬲、盂、觥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宜侯夨簋的出土。
宜侯夨簋由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发现，当时他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坡地翻土时无意中发现这批青铜器。该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底部铸有铭文12行126字，记录了周康王册封虞侯夨为宜侯的历史事件。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专程访问了发现者福贵老和尚，进一步核实了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
西周中晚期文物（1959年）
1959年4月，南京博物院在江苏仪征破山口进行了重要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出土了青铜戈1枚、青铜镞23枚、青铜斧2件、青铜钺1件、青铜镰1件、青铜矛1件等小型青铜器，还有管状或珠状的绿松石30余粒。破山口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内涵，为研究该地区西周时期的军事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春秋战国时期文物（1976年）
1976年12月，在丹阳县城东面四公里处的司徒公社砖瓦厂发现了重要的青铜器窖藏。此次发现共有鼎11件、簋7件、尊4件、盤3件、瓿1件，共计26件青铜器，最终在调查分析基础上认定为窖藏。丹阳司徒公社青铜器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宜国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礼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
烟墩山墓地于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7月获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项目审核通过，2017年还获得了38.67万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史料记载】
宜国历史记载主要通过两类典籍传承：原始青铜器铭文和后世史书文献。
宜侯夨簋铭文
时代：西周康王时期（公元前11世纪中叶）
出土：1954年6月江苏镇江丹徒烟墩山
铭文内容：120字铭文，核心记载"迁虞侯於宜"，记述了周王将虞侯夨改封为宜侯的过程
历史价值：虽为西周器物，但铭文证实了西周宜国与商代宜国的承继关系
青铜器铭文：最原始的历史记录
宜侯夨簋铭文是记录宜国历史最重要、最直接的文献资料。1954年出土于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的宜侯夨簋，器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详细记载了周康王改封虞侯夨为宜侯的历史事件。铭文内容包括："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虞侯於宜〕"。
这件青铜器铭文的学术价值极高，郭沫若、唐兰等古文字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释读研究，成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实物史料。
史书典籍：文献记载与考证实录
《左传》记载。《左传》作为春秋时期的编年史，记载了周朝建立后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分封政策，为宜国封国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左传》对宜国没有专门记载，但其记录的西周分封制度为理解宜国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
《史记》相关记录。《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了太伯、仲雍奔吴的历史事件，这为理解宜国统治者血脉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太伯、仲雍为成全父王传位给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的愿望，主动让位南奔，建立勾吴王国，为宜国统治者的祖先提供了历史渊源。
考古文献：现代学术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的《文物参考资料》刊登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撰写的《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一文，这是关于宜侯夨簋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标志着宜国考古研究的开始。
现代学术研究。自1955年起，宜侯夨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陈邦福、陈梦家、郭沫若、岑仲勉、谭戒甫、唐兰、陈直、马承源、刘启益、黄盛璋、李学勤等学者先后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形成了丰富的宜国研究文献体系。
综合性历史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权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宜侯夨簋进行了系统性介绍，将其内容分为三段：首记康王省视武王、成王伐商时的军事地图和东方各邦国的疆域图；再录周王册命夨为宜侯的诰文；最后记夨在受赏赐后称颂周王美德的辞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