邘国
【基本信息】
01. 所处时代：西周~春秋
02. 中文名：邘国（Yú Guó）
03. 别称：邘叔国（因开国君主邘叔得名）
04. 国号：邘（Yú）
05. 爵位：侯（推测）
06. 开国君主：邘叔（姬诞）
07. 首都：邘城（今河南沁阳西北）
08. 主要城市：邘邰城（邘叔改邘城为邘邰城）
09. 政治体制：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国
10. 国土面积：
11. 存续：（约公元前11世纪—前7世纪）
12. 相邻国家：郑国、卫国、管国（周初“三监”之一）
13. 末代君主：（春秋时被郑国所灭）
【概述】
邘国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其历史可追溯至商代的“盂”方国。商纣王曾封鄂侯于此，建立鄂侯国；帝辛十八年，西伯伐邘，鄂侯南迁。
周武王遂将战略要地邘城（今河南沁阳西北）封予次子邘叔（姬诞），正式建立邘国。邘国故城现存城墙遗迹，其水利设施比都江堰早约1200年，是商周文明演变的重要见证。邘叔后裔以国为氏，形成邘姓，后逐渐简化为于姓，成为河南于氏的正宗起源。春秋时期，邘国被郑国所灭。
【国号】
1. 商代“盂”方国的基础
邘国故城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商代的“盂”方国。甲骨文及相关史料表明，此地原为商代重要方国，后演称为“邘”。
“盂”与“邘”的关系： “盂”在商代为地名，周初分封时或因音转而改为“邘”，体现了地名演变的延续性。 “邘”字从“邑”，表示城邑之意，结合“盂”的读音演化为“邘”，最终形成国号。
2. 周初分封与国号确立 周武王灭商后，为巩固统治，分封宗室子弟。其第二子邘叔（姬诞）受封于邘地，建立诸侯国，国号直接采用封地名称“邘”。 文献记载明确：“周武王封其次子邘叔于邘，以建邘国”，自此“邘”成为正式国号，载于史册。
3. “邘”与“于”的通假现象 古籍中“邘”常与“于”通用，如《左传》作“邘”，而姓氏传承中“于”姓即源于“邘国”。 “邘”与“于”音近，反映先秦文字通假特点，但作为国号，“邘”为正式写法。
4. 图腾与族徽的推测 虽无直接史料记载邘国图腾或族徽，然周初诸侯多以封地命名国号，兼承地域文化。邘地前身为商代方国，或存有地域性文化符号，但具体形制尚无确证。
【历史脉络】
邘国故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其历史可追溯至商代的“盂”方国。根据甲骨文及相关考古资料记载，“盂”地在商代已是重要的方国聚居区，属商王朝统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商纣王时期，鄂侯被封于此，建立鄂侯国。
周武王灭商后，将宗室子弟和功臣分封于要地，构建起维护王权的地方治理体系。次子邘叔（姬诞）受封于原“盂”地，建立邘国，成为西周初期重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这一举措既体现了周王室对宗亲血缘的信任，也反映了对河内地区的战略布局。邘国之名源于封地，遵循“胙土命氏”的传统，彰显了地理与宗法制度的深度融合。
邘国与晋国、应国并称“周初三大姬姓封君”，在拱卫王室、控御四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地处黄河以北、太行山南麓，邘国扼守华北平原通往山西高原的交通要道，是周王朝经略北方、防御戎狄的重要前沿。其与晋、应等国形成联防体系，构成稳固的军事屏障，有力保障了周室对中原核心区域的控制。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邘国因国力弱小，难敌强邻。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13年郑伯伐邘，开启兼并序幕。前706年（郑庄公38年）正式被郑国吞并。
【政治】
在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治国方略下，邘国不仅承担着巩固边疆、拱卫王室的战略职能，更在制度建设上展现出高度的规范性与系统性。
政治体制方面，邘国实行典型的诸侯国治理模式，属于西周分封体系中的正式成员。其国家性质为宗法分封制下的世袭政权，建立在血缘亲缘与等级秩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作为周武王次子邘叔的封地，邘国自建国之初便纳入周王室宗法体系，成为维系王族统治的重要支脉。其内部权力结构遵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序列，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化治理体系。
国君作为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在封国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并可对下属贵族进行再分封，实现地方治理的逐级授权。 在权力传承上，邘国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确保统治家族的正统性与稳定性。这种世袭体制不仅保障了政权的连续性，也强化了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体现了西周“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
邘国在行政、司法与经济事务上享有较大自主权，能够自行管理封地内的赋税、刑罚与军事事务，仅需履行对周王室的朝觐、纳贡和出兵助征等义务，体现出“内服”与“外服”结合的治理特点。
地缘战略角度看，邘国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地处黄河以北、太行山南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是周王朝控制河内地区的枢纽，更是防御北方戎狄侵扰的前沿阵地。作为“汉阳诸姬”的重要组成部分，邘国与晋、应等姬姓封国共同构成周王室在中原南部的屏障网络，发挥着联结王畿与边远诸侯的战略作用。
通过政治联姻、礼仪制度和文化认同，邘国始终与周王室保持紧密联系，全面践行周礼，成为推广周文化的重要载体。
考古发现如M1号大墓出土的成组青铜礼器，不仅印证了邘国贵族的身份等级与礼制实践，也为研究西周宗法制度、祭祀礼仪和等级秩序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社会】
作为周王室分封的诸侯，邘国国君需履行朝觐、纳贡和随王出征等义务，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在国君之下，卿大夫阶层构成权力中枢，多由同姓贵族担任执政、军事统帅等要职，协助国君管理政务。这一阶层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度延续政治特权，形成世代垄断权力的世袭官僚集团，有效巩固了贵族统治的基础。
士阶层则属于低级贵族，广泛参与基层行政、军事服役及文化教化工作，尤其在乡遂制度下承担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的职能。部分士人可通过军功或才学获得晋升，显示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流动空间。
被统治阶层主要包括平民与奴隶。平民为社会主体，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有限的商业活动，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服徭役，并在战时应征入伍。尽管身份自由，但其生活受制于土地制度与贵族支配。
奴隶多来源于战争俘获或犯罪刑罚，处于社会最底层，承担繁重劳役，广泛用于农田耕作、手工作坊及贵族家内服务。还存在一类依附民，因战乱失地或债务所迫而依附于贵族庄园，人身自由受限，地位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
经济上，邘国以农业为主导，实行井田制度。土地名义上属周王所有，逐级分封至诸侯、卿大夫，平民在公田劳作以供养贵族，在私田耕种以维持生计，同时承担相应赋役。
手工业如青铜器铸造、玉器加工由官府专营，遵循“工商食官”制度，产品主要用于礼制仪式与军事装备。
商业活动尚不发达，物资流通主要依赖赏赐、朝贡及区域交换，如出土的海贝、鲸骨等非本地物品，反映出一定的跨区域联系。
宗法制度深刻维系着邘国的社会凝聚力。以血缘为基础，通过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权力传承的稳定性。
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应事铜爵”“封虎鼎”等礼器，不仅彰显等级差异，也体现对宗法伦理的严格遵守。礼乐制度同样完备，设有“应乐史”“应门史”等专职官员，负责礼仪教化与宫廷事务。
丧葬习俗融合商周文化元素，尤重酒器使用，突出祖先崇拜与宗族认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内在统一性。
【军事】
邘国在当时军事与战争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地理战略角度来看，邘国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一带，地处中原腹地与晋地交界的咽喉要道，素有“北扼上党之门，南控虎牢之险”的美誉。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黄河南北的重要通道，既是周王朝经略北方的前哨阵地，也是抵御北方戎狄势力南下的重要屏障。周武王曾评价邘城为“周王朝半壁江山的依托”，足见其在周代北方军事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军事防御建设方面，邘国构建了结构完整、功能多样的防御系统。邘国故城由东、西两座城池组成，其中东城周长约为2.8公里，城墙采用典型的西周夯土工艺建造，夯层厚度达10至11米，夯窝直径约8至9厘米，显示出高度规范化的军事筑城技术。北城墙外侧设有宽约40米的城壕，形成有效的外围防护带，增强了城池的攻防能力。
在邘城以东百余米的龙门河西岸，还建有一条南北延伸约2.5千米的防洪堤，不仅具备防洪功能，也在战时起到辅助防御、限制敌军机动的作用，体现了古代军事工程与水利设施相结合的智慧。 邘国自开国之初便高度重视军事建设。首任国君邘叔姬诞受封后，立即着手修筑城墙、治理水患，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基础。
作为周王朝在黄河以北的重要军事据点，邘国肩负着监控晋南诸戎动向、拱卫成周洛邑安全的战略使命。同时，邘国与晋国、卫国等姬姓诸侯国保持密切协作，形成联动防御格局，共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构建起稳固的三角军事防御体系。 邘国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1世纪至前7世纪，历经西周至春秋早期，最终在诸侯争霸的浪潮中走向灭亡。
据史料记载，其可能于春秋初期被郑国所灭，亦有观点认为其于公元前712年并入秦国版图。随着周王室权威衰落， 邘国原有的战略屏障价值逐渐丧失，终难逃被强国兼并的命运。
【疆域】
故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该遗址分为东、西两城，其中东城为主体部分，东西长约820米，南北宽约580米，城墙基宽达17至22米，夯土层厚度可达10至11米，显示出较强的防御功能和较高的筑城技术。西城位于东城西北方向，为清代在原址基础上重修而成，曾设有砖石拱券门，体现了不同时期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持续利用。
战略地位来看，邘国故城北接上党门户（今山西东南部），南控虎牢之险（今河南荥阳），是西周王朝抵御北方戎狄侵扰、防范东方诸侯势力的重要军事屏障，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城址所在区域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加之沁河、丹河等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水源充沛，灌溉便利，为古代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支撑了区域人口聚集与经济繁荣。
据史料推测，邘国的核心控制区以沁阳为中心，北达山西上党地区（今长治一带），南抵虎牢关附近（今荥阳区域）。作为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其初期疆域可能涵盖今焦作、济源等地；随着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加剧，邘国逐渐依附于晋、楚等强国，领土不断被兼并，国力日渐衰弱。
邘国前身为商代的“盂”方国（亦称鄂侯国），周灭商后，周武王将其封予儿子姬诞，建立邘国，承袭原有地域。春秋早期尚有一定实力，后期逐步衰落，灭亡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大致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故城随之废弃。至汉代，此地仍有局部修缮与增筑，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济】
中原农耕文明的核心支撑
邘国位于中原腹地，即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地处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冲积平原交汇之处。境内土地肥沃，地势开阔平坦，得益于沁河、丹河等水系滋养，形成了适宜旱作农业发展的天然条件，奠定了以农为本的经济格局。作为典型的周代诸侯国，邘国以粟（小米）和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辅以豆类、蔬菜及果树种植，农业生产结构与《诗经·豳风》中“树之榛栗”所描绘的周代农耕图景高度吻合，反映出当时已有较为成熟的多样化种植模式。
生产技术方面，西周时期普遍使用木制与石制农具，如耒、耜等，进入春秋早期虽出现少量青铜农具，但铁器尚未普及，大规模使用铁制农具始于春秋后期，因此整体生产力水平仍处于传统农耕阶段。
多元经济的重要补充
考古发掘显示，在邘国故城遗址周边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遗存，种类涵盖马、牛、羊、猪等，证明畜牧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家畜不仅提供肉食来源，更承担着交通、耕作与军事功能。其中，马匹作为战车配备的核心资源，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牛则广泛用于农田耕作和运输，体现了“耕战结合”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一模式既满足了日常生计需求，也服务于诸侯国的军事防御体系。
手工业发展
尽管国力有限，邘国仍具备一定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姬姓封国，其青铜铸造活动主要围绕礼器与兵器展开，可能设有小型作坊。出土器物包括鼎、簋等祭祀用具以及戈、矛、斧、凿等兵器与工具，部分铭文标注“邘叔”字样，表明其贵族身份与宗法秩序。制作工艺采用范铸法，并辅以分铸与焊接技术，整体风格简洁庄重，虽不及晋、楚等大国精巧繁复，却体现出周代礼制文化的共性特征。
陶器生产已普遍应用轮制技术，灰陶与夹砂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及祭祀场合。丝麻纺织虽缺乏直接实物证据，但从周代普遍存在的家庭纺织传统推断，应为重要的女性劳作内容和家庭副业形式。
交通与贸易
邘国地理位置优越，正处于从洛阳通往安阳的南北要道与太行山东麓东西走廊的交汇点，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边地的重要枢纽。这一区位优势使其成为物资集散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通过便捷的陆路网络，邘国北通晋地，南接郑、卫诸国，促进了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对外输出，同时引进盐、铁（多来自山西）、玉器（如西域和田玉）等稀缺资源，推动了区域内商品交换的发展。
政治依附与经济发展制约
作为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邘国需履行“职贡”义务，定期向中央缴纳粮食、牲畜及手工制品，体现了“分封—朝贡”体制下的经济从属性。因其“北扼上党、南控虎牢”的战略地位，常年承担抵御北方戎狄侵扰的军事职责，频繁的军备动员与防御支出加重了财政负担，限制了财富积累与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文化】
山西绛县横北倗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发现有“倗伯作毕姬宝旅鼎”的记载，其中“毕姬”很可能来自邘国的姬姓贵族女性。这一铭文不仅揭示了倗国与邘国之间可能存在的联姻关系，更反映出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通过婚姻建立政治联盟的普遍现象。
铭文中对女性以“父国+父姓”的命名方式，是周代宗法制度下通婚礼仪的典型体现，说明当时诸侯国间的文化交流已趋于规范与成熟。
从青铜器工艺来看，邘国所铸小臣石簋上的铭文记录了进献祭品与贞卜活动，充分展现了其对祭祀礼制的高度重视。这些铭文不仅是宗教活动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邿国对周礼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结合甲骨文资料中关于小臣参与以“甗”祭祀“妇”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邘国延续了周人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祭祀传统。
城邑规划方面，邘国故城很可能遵循“左祖右社”的礼制布局，设有专门的祭祀空间，彰显出礼制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后裔去向】
自西周初年，邘叔姬诞受封于邘国（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其子孙以国为氏，形成邘氏一脉。随着历史演变，部分后裔保留“邘”姓，世代相传；另一部分则去“邑”旁，简化为“于”姓，成为后世所称的“河南于氏”，被公认为于姓的正宗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邘国于公元前7世纪被郑国所灭，族人饱受战乱之苦，开始大规模迁徙。其中一支南迁至山东郯城，逐渐发展为“山东于氏”重要支系，奠定了于氏在东部地区的根基。
进入秦汉时期，于氏族人以中原为核心，逐步向周边扩散。北上山西、河北，东进安徽、山东，西抵陕西、甘肃，足迹遍布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战乱频繁，大量族人再度南迁，深入湖北、湖南、四川等地，使于姓在南方广泛分布，形成多个地方望族。
三国时期，部分山东于氏随拓跋部迁居平城（今山西大同），改姓“万忸于氏”。至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公元493—495年），诏令鲜卑贵族复归汉姓，这批族人重新恢复“于”姓，融入汉族于氏体系，成为北方于氏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于氏持续扩展。河南、山东支系沿江淮流域南下，不少人因仕宦定居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
唐代还有一段特殊渊源：为避唐宪宗李纯名讳，部分“淳于氏”去“淳”改姓“于”，主要分布于河南与河东地区，进一步壮大了于氏族群。
宋元之际，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引发大规模人口南迁，部分于氏族人随宋室南渡，定居江南。金兵南下也促使部分北方于氏北移东北，落籍辽宁、吉林等地。
明清时期，迁徙达到高峰。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潮中，山西于氏后裔被迁往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开枝散叶，形成新的聚居地。
清代，“闯关东”风潮兴起，山东于氏大批迁入东北三省，积极参与边疆开发与屯垦建设，为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名人】
后世于姓名人（邘国后裔）
虽非邘国时期人物，但作为邘叔后裔，可体现其文化影响：
1.于定国（西汉），官至廷尉，执法公正，《汉书》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
2.于谦（明代），兵部尚书，北京保卫战领袖，民族英雄
3.于敏，“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出土文物】
2013年河南沁阳邘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窖藏，是近年来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该窖藏共出土12件邘国礼器，涵盖鼎、簋、爵等器型，其中多件带有“邘”字铭文，为研究邘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史料记载】
《尚书·大传》中记载：“文王受命……二年伐于。”此处“于”即邘国，表明周文王在即位第二年便发动了对邘国的征伐。
《皇王大纪》进一步详述相关战事：“商末‘西伯勘黎，邘侯来援，南宫适虏邘和黎二君，迁邘侯于翟，免黎侯归国自省’。”这说明在周文王平定黎国之际，邘侯曾出兵救援，试图联合抗周，但被周将南宫适率军击败，邘侯与黎君双双被俘。邘侯遭迁至翟地，失去封土与权力，标志着邘国由盛转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左传》虽未直接详述邘国兴亡，但提供了关键线索。僖公二十四年提及周初分封宗亲以屏藩王室的历史背景，凡、蒋、邢、茅、胙、祭等姬姓之国皆为周室屏障，邘国亦属此类姬姓封国，承担拱卫周疆之责。隐公五年记载“卫以燕师伐郑”，杜预注指出此燕为南燕，其后灭胙国，反映出春秋初期列国兼并的动荡局势，邘国亦难逃此历史洪流。
据载，前712年周桓公从秦手中收回邘地，说明此前邘国已被秦国吞并，后短暂回归周王室管辖，可见其命运随大国博弈而浮沉。
《国语·郑语》韦昭注提到“缯，申之与国也”，虽未直言邘国，但可类比其作为周代外围诸侯的地缘角色，发挥着联结与防御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