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顺帝刘保~东汉第八位皇帝（125年12月16日--144年9月20日在位）
汉顺帝刘保
时代：东汉
全名：刘保
别名：汉顺帝
庙号：敬宗（后被去除）
谥号：孝顺皇帝
封号：皇太子、济阴王（即位前）
年号：永建（126年）、阳嘉（132年）、永和（136年）、汉安（142年）、建康（144年）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郡雒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
在位时间：125年 至 144年
前任：汉帝刘懿（东汉前少帝）
生卒：115年--144年9月20日
逝世地：玉堂前殿（今河南省洛阳市）
陵墓：宪陵（洛阳邙山）
刘保简介：
汉顺帝刘保（115年－144年9月20日），东汉第八位皇帝，在位时间为125年12月16日至144年9月20日。他是汉安帝的长子，由恭愍皇后李氏所生，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永宁元年（120年），邓太后立刘保为太子。然而，在延光三年（124年），汉安帝废黜了他，将其降为济阴王。次年（125年），汉安帝驾崩后，其皇后阎姬拥立北乡侯刘懿即位。但不久之后，刘懿去世。刘保的乳母宋娥发动了“西钟政变”，成功诛杀了阎太后手下的宦官集团，并迎立刘保为帝。刘保即位后，立即发起了夺宫之变，彻底清除了阎氏外戚势力，从阎太后手中夺回了天子玺绶，巩固了自己的皇权。 在位期间，刘保勤于国政，治理四方，使天下得以安宁。他对宦官进行了严厉打压，将十九位宦官集体革职并逐出洛阳，处死了多名干政的宦官，从而大大削弱了东汉时期的宦官势力。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刘保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察举制的改革，他推行了“阳嘉新制”，建立了分科考试的选官制度，这一举措不仅为中国科举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影响到了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此外，刘保还废除了“谪罚输赎制”，即赎罪金制度，并派出“八使”巡行天下，惩治贪污腐败，澄清吏治，使得朝廷更加清明。在文化方面，他扩建太学，广招学生，创造了两汉时期太学校舍面积的最大纪录，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科技领域，刘保重新起用了张衡，使其发明的地动仪得以面世，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外交上，他成功收复西域，击败鲜卑部落，实现了中国与南洋群岛的首次直接交往，拓展了国家的影响力。
建康元年（144年），刘保去世，享年三十岁。他被追封为孝顺皇帝，葬于宪陵，庙号敬宗（后被废除）。刘保在位期间，能够独立决策、知人善任，重用天下名士，使得东汉时期的士人阶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他积极进行改革，限制宦官权力、打击外戚势力、伸张皇权、政治清明，因此被后世史家誉为东汉的中兴之主。
【人物生平】
早年丧母
在早年岁月里，刘保的命运便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对于整个汉朝以及刘保个人而言都意义非凡。这一年，深受汉安帝宠爱的宫人李氏诞下了皇子刘保。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皇后阎姬心胸狭窄且嫉妒心极强，她无法容忍其他妃嫔为皇帝诞下子嗣。 当阎姬得知李氏产下皇子的消息后，心中充满了嫉妒与不安。为了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以及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阎姬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她暗中使用鸩酒，这种极为狠毒的方式，残忍地杀害了刘保的生母李氏。这一悲剧的发生给年幼的刘保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失去了母亲的关爱与庇护，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母爱的温暖。 尽管如此，刘保并没有被命运的坎坷所打倒。而李氏虽然英年早逝，但在后来追谥为恭愍皇后的举动也体现了对她的一种追忆和敬重。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也从侧面展现了古代封建王朝中女性地位的无奈与悲哀。
立为太子
年幼的刘保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品德与气质。他自幼便以简朴淳厚、宽仁温惠的性格为人所称道。他待人厚道诚实，这种高尚的品德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六岁那年，刘保进入小学读书。小小年纪的他在学业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和认真的态度。当他在课堂上吟诵《孝经》章句时，邓太后听闻后大为赞赏。她看到刘保不仅具备聪慧的头脑，更重要的是拥有着一颗善良而懂得感恩的心。邓太后认为刘保是能够继承大统的理想人选，于是在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正式册立刘保为皇太子。 为了培养未来的君主，朝廷特别任命桓焉担任太子少傅，负责教授刘保武艺。同时，为了给刘保提供一个更适合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专门为他修建了新的宫殿。就这样，年仅六岁的刘保虽未加冠，但已经开始了独立的宫廷生活，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 在学业方面，刘保非常勤奋刻苦。他深入研读《尚书》，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兼备文武全才。他的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出众，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是在永宁元年，邓太后下诏让黄门令为太子刘保挑选中黄门侍从。经过精心筛选，最终选定了曹腾。当时曹腾虽然年纪尚轻，但他性格温和恭谨，做事谨慎厚道，深得刘保的喜爱与信任，成为了刘保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二月，邓太后突然病重。为了确保国家大事的顺利交接，邓太后乘辇来到前殿召见各位侍中和尚书，安排妥当各项事宜。随后，她又亲自前往新修缮的太子宫殿看望刘保。这一举动既体现了邓太后对刘保的深切关怀，也彰显了她对于政权平稳过渡的重视。同年三月，邓太后驾崩，结束了她辉煌的一生。
受诬被废
在东汉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当时年仅10岁的刘保正在宫中度过他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这一年，年幼的刘保在宫廷之中遭遇了一系列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这使得他受惊吓过度而染上了疾病。小太子整日里都处于极度的惶恐不安之中，仿佛心中始终被一层阴霾所笼罩，魂不守舍，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与朝气。 鉴于此情况，汉安帝深感担忧，为了保护这位年幼的小太子，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刘保从东宫搬迁到野王君王圣的住所暂避一时。王圣作为汉安帝的乳母，在宫中备受敬重，她不仅是一位慈祥的母亲般的存在，更是一位忠诚可靠之人。于是，刘保便由王圣悉心照料，希望能够让他远离宫中的纷扰与危险，逐渐恢复健康和安宁。 有史学家分析指出，虽然刘保已被立为太子，但他在后宫的处境实际上十分凶险。阎皇后及其党羽对这位年幼的太子怀有深深的忌惮和敌意，他们很有可能会暗中策划对刘保不利的行为。邓太后之前将刘保移到新修的太子宫居住，以及后来汉安帝将刘保移至宫外王圣宅邸居住，这些举措背后都有着特意保护刘保安全的良苦用心。这一系列安排都是为了确保这位未来可能继承大统的太子能够平安成长，避免遭受来自各方势力的威胁与迫害。
刘保的乳母王男以及厨监邴吉等人，出于对太子成长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考虑，不希望刘保与汉安帝的乳母王圣走得太近。于是他们以王圣居住的房舍是新修缮的为理由，声称这犯了土禁，暗示不宜居住，从而阻止太子与王圣接触。这一举措引发了双方激烈的争执。 王圣和她的女儿王永不甘示弱，她们联合了阎皇后的侍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势力强大的人物。一时间，在大殿之上，两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而王圣和王永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诬陷王男和邴吉，最终导致这两位忠心耿耿之人被幽禁致死，并且他们的家属也被流放到遥远的比景县。 太子刘保一直将王男等人视为自己的亲人般存在，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厚。所以，当得知王男和邴吉遭遇如此不幸后，刘保内心充满了思念与悲痛，他常常独自叹息，对这件事久久难以释怀。这件事情不仅影响到了刘保个人的情感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宫廷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
王圣和王永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她们害怕一旦刘保顺利继位成为新君主后，会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进行报复。这种担忧使得她们采取了极为不恰当的行动，与当时在朝中颇具影响力的阎皇后及其党羽勾结在一起。 这个小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毫无根据地编造谎言，恶意诬陷太子刘保以及他身边的一众官员，声称他们合谋弑父自立。这一荒谬的指控传到汉安帝耳中时，立刻引发了皇帝的震怒。汉安帝迅速召集了朝廷中的公卿百官，商议是否要废黜太子刘保。在这个过程中，大将军耿宝等人出于迎合皇帝心意的目的，纷纷表示太子确实应该被废黜。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做法。太仆来历、太常桓焉以及廷尉张皓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按照礼制和情理来说，一个年龄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不应为自身的过错承担责任；况且关于王男、邴吉所谋划的事情，太子刘保或许并不知情。因此，他们建议应该挑选忠诚贤良之人担任太子的老师，用礼仪和道义来教导他。毕竟废黜太子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陛下应当慎重考虑。 退朝之后，廷尉张皓依然心怀忧虑，再次上书给汉安帝。他在奏折中提到，在历史上的汉武帝时期，曾经发生过贼臣江充恶意诽谤戾太子刘据的事情，导致刘据最终遭遇不幸。而汉武帝也是在很久之后才醒悟过来，追悔莫及。如今的皇太子刘保年纪尚幼，仅有十岁，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和引导，怎能轻易就做出废黜他的决定呢？但遗憾的是，即便有这些忠臣的劝谏，汉安帝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同年九月丁酉这一天，汉安帝正式下达诏令，废黜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其封地设在如今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刘保被迁往德阳殿西边的钟下居住，这一举措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轩然大波。 太仆来历联合光禄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以及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几位大臣，一同前往鸿都门为太子刘保辩解，力证太子无过。这些忠臣认为太子并无过错，不应遭受如此重罚，他们希望皇帝能够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然而，汉安帝及其身边的近臣对这种集体上书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安，担心这会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为了震慑群臣，汉安帝派出了中常侍宣读圣旨，言辞严厉地警告道：“父子之情本为一体，这是天性使然；但为了国家大义，有时不得不割舍私情。来历等人不理解朝廷的大政方针，反而与一些地位较低的人一起闹事，这难道是臣子应有的行为吗？朝廷宽宏大量，暂时不予追究，但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听到这番话，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再有异议。 在这关键时刻，薛皓表现得比较软弱，他选择磕头领旨，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而来历则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他当众责备了薛皓的怯懦行为。其他前来劝谏的大臣们见状，纷纷选择了离开，只有来历一人独自坚守在宫阙之外，连续多日不肯离去，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和坚持。 尚书令陈忠与各位尚书看到这种情况，共同上书弹劾来历。最终，汉安帝下令剥夺来历兄弟的官职，削减他们的俸禄，并废除了来历母亲武安公主的长公主名号，禁止她入朝觐见。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汉安帝对于维护皇权的决心，也反映出当时宫廷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
政变称帝
延光四年三月初十（公元125年4月30日），汉安帝前往章陵进行祭祀活动，在途经叶县时突然驾崩。这一突发状况使得朝中局势变得十分微妙。 皇后阎姬与她的兄弟阎显，还有宦官江京、樊丰等人迅速聚集在一起，秘密商议应对之策。他们心怀忧虑地说：“如今皇帝在外出途中不幸离世，而济阴王刘保仍在朝廷之中。倘若公卿大臣得知此事后拥立刘保为新君，这对我们来说反而会成为巨大的威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决定隐瞒汉安帝的死讯。 于是，这些人对外宣称汉安帝身患重病，并将他的遗体秘密地移至卧车之中。一路上，无论到达何处，依然按照往常的礼仪安排膳食并询问起居情况，以此来维持表面的平静，避免引起怀疑。 直到三月十三日，汉安帝的车驾才返回皇宫。又过了一个夜晚，到了三月十四日晚上，阎姬等人才正式为汉安帝发丧。随着汉安帝的离世，阎姬顺理成章地升任为皇太后，并开始临朝摄政，掌握朝政大权。同时，她任命自己的兄弟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并给予仪同三司的待遇，进一步巩固了阎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阎氏家族开始主导东汉王朝的政治走向。
阎太后为了能够长期独揽朝政大权，决定迎立北乡侯刘懿为皇帝。然而，这一举措却让被废黜的刘保陷入了悲痛之中。当时，汉安帝驾崩后，按照礼制，新帝应当亲自前往灵堂祭拜。但刘保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无法上殿亲临汉安帝的灵堂参与丧礼。他悲痛欲绝，不吃不喝，这种情景让朝廷内外的百官都深感同情和哀痛。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月，北乡侯刘懿突然身患重病，病因不明，御医们也束手无策。此时，阎显兄弟以及江京等人都守候在刘懿身边。江京见此情形，便将阎显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对他说：“如今北乡侯病情不明，国家继承人的问题必须尽快确定。之前我们没有选择立济阴王刘保为帝，如果现在改立他，将来必定会招致怨恨。为何不早点做好准备，从其他王子中挑选合适的人选来继承皇位呢？”阎显听后觉得江京的话有道理，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而另一方面，大司徒李郃得知北乡侯病重的消息后，心中十分焦急。他暗中与少府陶范、步兵校尉赵直商议，认为应该拥立刘保为帝。他们深知，刘保虽然被废黜，但在朝野上下仍有一定的声望和支持者，若能重新拥立他为帝，或许可以稳定局势，避免因皇位继承问题引发更大的动荡。于是，三人开始秘密策划如何拥立刘保登上皇位，以确保国家的安定与繁荣。
公元106年10月27日，汉安帝刘懿驾崩。这一重大变故引发了宫廷内部的一场权力争夺。阎显与宦官江京、刘安、陈达等人迅速商议后，向太后阎姬建议秘不发丧，以稳定局势。他们一方面紧急征调济北王和河间王的王子进京，另一方面紧闭宫门，在皇宫内外部署军队加强戒备。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阎显等人的计划进行。在济北王和河间王的儿子尚未抵达洛阳之际，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汉安帝刘保的乳母宋娥察觉到了宫中的异常动向，并将消息传递给了中黄门孙程等人。经过一番密谋，孙程联合了十九名志同道合的宦官，决心拥立刘保为新君。 11月初四日晚（公历12月16日），孙程等人趁着夜色展开行动。他们突袭了阎太后的亲信宦官江京、刘安、陈达等人的住所，一举将其斩杀。这一事件史称“西钟政变”。政变成功后，众人立即迎立刘保继位，是为汉顺帝。这次政变不仅改变了东汉王朝的命运，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政治传奇。 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宫廷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秘不发丧到突然政变，再到新君顺利即位，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古代宫廷政治的重要素材。
太后逼宫
太后逼宫事件是东汉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东汉的政治格局。 刘保即位之后，居住在南宫，而阎太后则居住在北宫。此时，天子的玺绶还掌握在阎太后的手中，阎太后并不承认刘保的皇帝身份，她意图通过武力手段来阻止刘保稳固帝位。于是，阎太后派遣越骑校尉冯诗和卫尉阎景率领军队去捕杀刘保。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转机，冯诗在半路上停止了进军的步伐，没有继续执行阎太后的命令。但卫尉阎景仍然率领军队朝着刘保所在的南宫进发，企图完成捕杀任务。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刘保迅速做出反应。他带领着身边的近臣以及尚书来到南宫云台这个地方，召集公卿百官商议对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帝位，刘保派遣虎贲军、羽林军驻守南北两宫各个重要的宫门，以防敌人侵入。此时，卫尉阎景已经率军冲入了北宫，与尚书郎郭镇发生了激烈的交战。在这场战斗中，郭镇凭借着英勇无畏的精神，最终战胜并斩杀了卫尉阎景，为刘保解除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紧接着，刘保果断地派使者前往阎太后居住的北宫夺取象征着皇权的天子玺绶。取得玺绶之后，刘保驾临嘉德殿，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随后，他又派侍御史持节收捕阎显及其弟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并将他们一并下狱处死。为了彻底清除威胁，刘保还将阎太后迁到离宫居住，阎太后的家属全部被发配到了边疆的比景县。随着阎氏外戚势力被全部铲除，刘保才下令打开宫门，撤回之前部署的屯兵。 在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刘保并没有大肆株连，而是对司隶校尉下达诏书说：“只诛杀阎显、江京的近亲就可以了，其余的人要尽量宽恕。”于是，外戚阎显与宦官江京的近亲皆被处死，这一事件被称为“夺宫之变”。 在此之后，刘保先后拜谒了汉高帝宗庙与光武帝宗庙，以表达对先祖的敬意。同时，他还以诸侯王之礼安葬了少帝刘懿，显示出他对礼仪制度的尊重以及对前朝君主应有的敬重。
驱逐宦官
汉顺帝刘保是一位具有独特政治手腕的君主。他即位之初，感念乳母宋娥对他的拥戴之恩，特封宋娥为山阳君，并赐予食邑五千户，以示尊崇。同时，为了表彰协助宋娥的十九名宦官，刘保也对他们进行了封侯，史称“十九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保逐渐意识到这些宦官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仅仅一年后，他就果断采取行动，将这十九名宦官全部驱逐出朝廷，显示出他对权力制衡和朝政稳定的高度重视。 永建元年（126年），一场关于权势与正义的斗争在皇宫内悄然展开。当时，中常侍张防滥用职权，大肆收受贿赂，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司隶校尉虞诩出于公义，决心依法弹劾张防。然而，由于张防势力庞大，虞诩的奏章常常被扣押，无法呈报给皇帝。面对这样的困境，虞诩毅然决然地选择自缚请罪，前往廷尉处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张防则在刘保面前痛哭流涕，为自己辩解，导致虞诩最终被罚去左校服役。 这一事件激起了朝中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宦官孙程、张贤、孟叔、马国等十九侯得知虞诩因忠获罪，深感不平。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怀揣奏表上殿为虞诩伸冤，并当着刘保的面严厉斥责张防的不法行为。刘保见状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革除孙程等十九侯的官职，并以“怀表上殿争功”的罪名将他们全部逐出京师洛阳，迁往偏远地区。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虞诩的儿子虞凯联合太学生一百多人，手持旗帜，到另一位中常侍高梵府前，叩头流血，恳求为虞诩鸣冤。高梵深受感动，将此事如实禀告给刘保。刘保听闻后，幡然醒悟，立即下令将张防流放边疆，并对其党羽贾朗等人予以严惩或罢黜。当天，虞诩便被释放，恢复自由。 此后，刘保多次采取措施惩戒宦官，限制他们的生活用度，严厉打击擅权行为。在他的治理下，宦官始终未能在汉顺帝时期获得实权，从而确保了朝政的清明与稳定。刘保的这些举措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政治智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收复西域
西域的收复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成功征服了西域的焉耆国。这一胜利犹如一阵强劲的东风，迅速吹向周边各国。随后，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个国家纷纷臣服，表示愿意归顺东汉王朝。这些国家认识到东汉的强大与威严，也看到了顺应大势的重要性。 到了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春正月，疏勒国王派遣侍子前往东汉朝拜，以表达忠诚之意。而大宛和莎车两国的国王也不甘落后，纷纷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品，以此来加强与东汉的关系，表明他们对东汉统治的认可与尊重。 次年（公元131年），刘保深刻意识到伊吾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伊吾曾经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靠近西域，但匈奴却常常利用其地理优势，给予当地势力支持，并且进行劫掠活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刘保下令在伊吾重新开设屯田，就像永元年间那样大规模地开展农业建设，并设置伊吾司马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屯田事务，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当地的防御能力，也为巩固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阳嘉新制
阳嘉新制是刘保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对东汉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春正月，年轻的汉顺帝刘保正式册立梁妠为皇后。同年，刘保采纳了尚书令左雄提出的“阳嘉新制”，对察举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确立了严格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这一改革提议虽然遭到了以尚书仆射胡广、尚书史敞和郭虔等为代表的大臣们的反对，但刘保坚持推行这项新制度，并将带头反对的胡广贬为济阴太守。
次年，刘保果断罢免了包括胡广在内的十多名因选举不实的地方长官，同时擢升了汝南人陈蕃、颍川人李膺、下邳人陈球等三十多位贤才为郎中。这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朝廷后，在促进东汉后期政局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地方官员们再也不敢草率举荐人才，直到汉冲帝永憙年间，东汉的察举选官制度一直保持廉洁公正，为国家选拔出了众多优秀人才。
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刘保向公卿大臣询问当世弊端及施政良策。时任议郎的李固上疏建议刘保遣送乳母山阳君宋娥出宫，限制外戚与宦官的权力。刘保采纳了这些建议，立即下令将宋娥遣送出宫，并要求各位中常侍全部磕头认罪，从而使得朝廷秩序井然。在此之前，刘保已经颁布诏书，禁止侍中、尚书等中朝重臣的子弟担任官职或被察举为孝廉，以防其倚仗权势结党营私。此时，在李固的建议下，刘保进一步下令禁止中常侍（即宦官）的子弟成为官吏或被察举为孝廉。东汉光武帝以来不让宦官参与政治的传统，在刘保时期正式法制化、制度化，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刘保封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尽管如此，梁商始终保持谦恭温和的态度，虚心荐贤。他先后举荐了巨览、陈龟等人为掾属，李固、周举等人为从事中郎。京师洛阳上下都称赞梁商为“贤辅”。每遇灾荒之年，梁商都会将自家的稻谷运到城门口赈济灾民，并且从不说是大将军的恩惠，只说是国家的救助。他还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和亲戚，从不凭借权势为非作歹。这种高尚品格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广泛赞誉。
整顿朝纲，树立清明政治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汉顺帝刘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整肃朝政。当时，刘保的乳母山阳君宋娥因犯下“构奸诬罔”的罪行，被剥夺了山阳君的封号与印绶，并被流放到田舍之中。与此同时，宦官李刚等九位享有侯爵身份的官员，由于与宋娥之间存在贿赂行为，遭到刘保严厉惩处，不仅被逐出京城洛阳，遣送至各自的封地，而且还被削减了四分之一的租税收入。 到了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人联合石光、傅福、杜永等宦官，恶意诬陷大将军梁商及其盟友曹腾、孟贲等人图谋不轨。面对这些无端指控，刘保洞悉其中的阴谋，他明确表示不会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并谴责这些宦官心怀嫉妒。然而，张逵等人却假传圣旨，擅自逮捕并监禁了曹腾和孟贲。得知此事后，刘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释放两位无辜之人，并迅速将张逵、蘧政、石光、傅福、杜永等涉案宦官全部逮捕归案，依法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八月，随着大将军梁商的逝世，刘保任命其子河南尹梁冀接替父亲担任大将军一职。然而，梁冀上任后逐渐变得专横跋扈，肆意妄为，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广泛不满。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为了进一步整肃吏治，刘保派遣八位使者分赴全国各地巡视各州郡。他们的使命是表彰贤能之士，彰显忠诚勤勉的官员；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则依据职位高低分别处理：如果是刺史或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需用驿马将其押解到京城接受审判；而对于俸禄在千石以下的官员，则可以直接在当地进行逮捕并关押。 在此期间，侍御史张纲目睹了梁冀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行为，深感愤慨。当八使即将出发之际，张纲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车轮埋于洛阳都亭，并慷慨陈词：“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随后返回朝廷，弹劾梁冀贪赃枉法。此举在京师引起了强烈震动。尽管刘保深知张纲所言公正合理，但由于皇后梁妠备受宠爱，梁氏家族势力庞大，遍布朝堂，因此并未立即采纳张纲的建议。不过，在八使巡视各地归来后，他们揭发了许多梁冀与宦官勾结的亲信同党。面对这一情况，刘保果断采纳吴雄、李固等人的建议，即对八使揭露的问题官员应迅速予以严惩。于是，所有被八使弹劾的不称职官员均被革职查办，此举措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好评。 此外，李固还向刘保进言，指出地方上的牧守中有不少官员表现不佳，行为失范，欺压百姓。同时劝谏皇帝应当减少外出游玩，专心处理国家政务。刘保听取了李固的意见，随即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府对辖区内不称职的地方官员进行全面检举。凡是治理不当、对待民众缺乏仁慈之心的官员，一律免除其职务；而那些触犯法律的官员，则立即被捕入狱，依法惩处。通过这些措施，刘保成功地改善了吏治状况，为汉室江山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建康元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44年9月20日），汉顺帝刘保在玉堂前殿与世长辞，享年仅三十岁。这位年轻君主的离世，不仅给东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使朝野上下深感悲痛。 刘保驾崩后，其年幼的儿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同年九月十二日，朝廷为刘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于宪陵，并追赠庙号为敬宗，谥号为孝顺皇帝，以表彰他生前的德政和功绩。 然而，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经过朝廷有司的奏请，汉献帝下令废除了包括刘保在内的四位先帝的庙号。这一决定虽然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但也使得这位曾经的明君失去了官方正式的祭祀名号。 尽管如此，刘保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以及他对国家治理所做出的努力，仍然被后人铭记。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政举措】
政治方面
政治改革~察举制的变革 在东汉时期，察举制这一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当时，贵戚权门操纵察举过程，通过请托、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干预人才选拔，导致察举制失去了公平性和公正性，社会风气也受到不良影响。 面对这种状况，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尚书令左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建议。他向朝廷进言：“从现在起，凡被举荐为孝廉者，年龄不满四十岁者不得被察举。所有被举荐的人选都必须先到公府报到，并接受严格的考试考核。其中，儒生要接受经学方面的考试，文吏则需考核其奏章写作及律令知识。此外，还应在端门设立副考，以验证考生的真实水平，考察他们的特殊才能，从而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将依法严惩。” 皇帝刘保采纳了左雄的建议，正式推行了这次重要的察举制改革，史称“阳嘉新制”。
这次改革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设定年龄限制。原则上要求被察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除非确实具备卓越才华和突出表现，才可以破格推荐。这一举措旨在确保被举荐者具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实践能力。 第二，建立完善的考试制度。具体而言，“诸生试家法”是指对儒家学者进行经典著作和学术理论的测试；而“文吏课笺奏”则是针对行政官员，重点考察其文书处理能力和法律知识。这一改革措施标志着察举制从单纯的品德考察转向了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极大地提高了选官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此次改革是察举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增加了选拔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也为后世选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同时，通过确立明确的规则和程序，有效遏制了豪强世家之间的相互勾结与请托行为，维护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阳嘉新制推行之后，左雄对各郡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查验。其中，济阴郡出现了一起较为特殊的事件：该郡贸然推荐了一位年龄尚未满四十岁的孝廉。针对这一违反制度的情况，左雄发起了全面的查核整治行动。最终，包括济阴太守胡广在内的十余名官员因违制察举而被罢免黜退。这一举措使得各地官员无不敬畏，汉朝的察举风气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这种严谨的选官制度一直被严格执行。 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尚书令黄琼对左雄之前设立的科目进行了一番考量。他认为这些科目过于侧重于儒学和文吏方面，对于选拔人才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的缺失，没有完全涵盖取士应有的意义。于是，黄琼上奏朝廷，建议增加“孝悌”以及“能从政者”这两项内容，将其与原有的科目共同构成四科。皇帝刘保采纳了这一建议，进一步完善了当时的选官制度。
阳嘉新制所确立的分科考试制度，被视为科举制的萌芽，为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中得到了高度认可与借鉴。 王安石非常推崇“阳嘉新制”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他在《取材》一文中明确指出：“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文吏课笺奏、诸生试家法，为得矣。”他认为，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擅长文辞句读之人，更应是通晓古今礼制政教、具备理政才能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对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进士考试过于崇尚文辞的华美，而明经考试则局限于背诵和对答的形式，无法真正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 基于此，王安石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仿照阳嘉新制的精神，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调整为以经义和策论为主，旨在选拔那些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人才。
这一改革举措使得科举制度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和治国理政的素养，从而为国家选拔出更多能够承担重任、推动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遏制宦官势力，维护朝纲】
在汉顺帝刘保的统治下，朝廷对宦官势力进行了有效的遏制。刘保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为防止其干预朝政、扰乱国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宦官权力。 刘保在位期间，严格控制宦官的生活用度，严禁其奢靡浪费。对于那些擅权乱政的宦官，刘保更是严惩不贷。在他强有力的治理下，东汉王朝的宦官始终未能获得实权，从而避免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出现。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十九名宦官因在殿前失礼，严重违反宫廷礼仪制度。作为主君，刘保对此事极为重视，当即决定革除孙程、张贤、孟叔、马国等十九侯的官职，并将他们全部驱逐出京师洛阳，遣送至各自的封地。这一举措彰显了刘保维护朝廷尊严的决心。 同年，中常侍张防诬陷忠臣虞诩一案被揭露。刘保查明真相后，果断下令将张防流放边疆，以示惩戒。同时，张防的党羽贾朗等六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有的被处死，有的被贬黜。通过这些举措，刘保不仅铲除了朝廷中的奸佞之人，更向天下昭示了明辨忠奸、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 汉顺帝刘保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成功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为东汉王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汉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朝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中常侍高梵、张防与部分朝臣勾结的行为被揭露出来，这一行为严重扰乱了朝廷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汉顺帝刘保果断采取措施，下令将与宦官勾结的尚书尹就和郎姜述判处死刑，以正视听。同时，对于宦官高梵、张防及其党羽翟酺、高堂芝、张敦、杨凤、鲍就、张国等人也依法进行了严厉惩处。 到了永建三年（公元128年），关于孙程等十九位有功宦官被放逐一事，在朝廷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司徒朱伥上表进谏说：“陛下能够顺利即位，离不开孙程等人的支持和贡献。他们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现在却因为一些小过失而将他们革职放逐，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利于稳定人心。如果孙程等人在流放途中不幸去世，陛下将会背负诛杀功臣的恶名，这对陛下的声誉和朝廷的形象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汉顺帝刘保认真听取了朱伥的意见，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为了彰显朝廷公正对待功臣的态度，维护皇室形象，他决定采纳朱伥的建议，将这十九位宦官重新召回京师洛阳，继续为朝廷效力。这一决策体现了汉顺帝刘保的明智与宽容，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公元133年，即阳嘉二年，李固向汉顺帝刘保上疏，诚恳劝谏皇帝裁撤过多的宦官，削减他们的权力。他建议将常侍的人数精简至两人，并且在选拔时务必挑选正直有德行之人，以确保他们能够成为君主身边得力且可靠的助手。对于小黄门，李固则提议人数控制在五人以内，同时要求这些人员必须具备才智并且举止娴静文雅，以便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提供优质的侍奉。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刘保的高度认可和大部分采纳。于是，各个中常侍纷纷磕头认罪，表示接受整顿。由此，“朝廷肃然”，整个朝堂的风气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片清明有序的景象。 在此之前，刘保就已经颁布诏令，严禁侍中、尚书等重要职位官员的子弟担任官职或被推荐为孝廉。此举旨在防止这些权贵家庭凭借家族势力，在地方州郡请托办事，结党营私，从而破坏吏治公正。 到了此时，在李固的建议下，刘保进一步下令，禁止中常侍（宦官）的子弟担任官职或被察举为孝廉。这一举措不仅延续了东汉光武帝时期不让宦官参与政治的基本方针，也继承并发扬了明帝、章帝时期的政策精神。更重要的是，刘保将此规定正式法制化、制度化，使之成为汉家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这两项原则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后世遵循的经典准则。这不仅为后来汉桓帝时期士大夫阶层打击宦官势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也为维护东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在东汉的历史长河中，汉顺帝刘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措施来整顿朝政，打击宦官势力，彰显了他作为君主的英明与决断。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宦官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人，因涉嫌与皇帝乳母宋娥相互勾结，收受贿赂，严重扰乱朝纲。为维护朝廷清正廉洁的形象，刘保下令将这“九侯”遣送回各自的封地，并削减他们四分之一的租税收入，以示惩戒。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宦官竟合谋诬陷忠臣梁商以及德高望重的宦官曹腾、孟贲等人，妄图构陷其谋反。面对如此无稽之谈，刘保表现出非凡的睿智和果断，他不仅完全不信这些莫须有的指控，还严厉谴责这些心怀嫉妒的宦官。然而，张逵等人却胆大包天，竟敢假传圣旨行事。得知此事后，刘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张逵等参与阴谋的宦官，并将他们全部处死，以此警示那些意图动摇朝廷根基的人。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刘保为进一步整肃吏治，派遣八名使者前往各州郡巡察。八使到达各地后，弹劾了许多宦官的亲信党羽，揭露了大量不法行为。当这些被弹劾的官员试图互相救援时，均未得逞。刘保听取了吴雄、李固等贤臣关于“八使所纠，宜急诛罚”的建议，决定对宦官亲党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展现了他对清除朝廷腐败势力的决心。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净化了官场风气，也巩固了汉室的统治基础。
【平反冤案】
刘保即位之后，始终感念邓太后的深厚恩德与教诲。邓太后在世时对刘保悉心照料、严格教导，使他得以顺利成长并继承大统。刘保深知邓骘为人正直忠厚，却无辜遭受诽谤和贬谪，因此怀着怜悯之心颁布诏书，恢复了邓骘及其家族宗亲朝见皇帝的权利，彰显了朝廷的公正与仁德。 同时，针对汉安帝时期发生的冤案，刘保进行了认真审查。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为太尉杨震平反昭雪一事。杨震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却在汉安帝时期被诬陷而死，实属冤屈。刘保下令以隆重的礼仪重新改葬杨震，为其恢复名誉，这不仅体现了新君主明察秋毫、拨乱反正的决心，也向天下人昭示了东汉王朝秉持正义、尊重贤才的态度。这一系列举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也为刘保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减免刑罚、废除杖刑】
在阳嘉元年，即公元132年的九月，汉顺帝刘保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这项诏令涉及到了对全国各郡国以及中都官所关押囚犯的刑罚调整。根据诏令内容，所有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其刑罚将被减为死罪下一等级，并且对于那些因为犯罪而被削除户籍并逃亡在外的人，给予他们赎罪成为平民的机会。这一举措体现了刘保皇帝对于司法制度的人性化改革尝试。 回顾历史，在汉明帝时期，朝廷政风较为严苛，当时对于官员尤其是九卿级别的高级官员，如果出现过失或违反规定的情况，通常会受到鞭杖的惩罚。这种处罚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到了刘保在位期间，依然沿用了部分前任皇帝的制度。有一次，大司农刘据由于工作上的失误而面临被鞭杖的处罚。时任尚书左雄认为这样的处罚并不合适，他上书给刘保，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左雄指出，九卿作为国家的重要官员，地位仅次于三公，是朝堂上的重要角色。他们在行为举止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应当遵循佩玉之礼节，行动需符合庠序之仪轨。从历史上看，汉明帝开始实施扑罚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遵循古代的传统典章制度。 刘保听取了左雄的意见，认识到废除杖刑的重要性。为了体现对官员尊严的尊重以及维护良好的政治风气，他决定废除对九卿使用杖刑的规定，不再采用鞭杖这种方式来惩罚官员。这一决策不仅反映了刘保对于传统礼仪和官员尊严的关注，也标志着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性化和法治精神。
【经济情况】
【废除赎罪金】
顺帝刘保在位期间，地方上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当时，地方的高级官员如长吏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常常向犯罪的百姓收取赎罪金，这些钱被冠以“义钱”的名义，声称是为了救助贫困人群。但实际上，这种做法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地方官吏敛财的手段，严重背离了其初衷。 针对这一现象，虞诩向刘保皇帝上书，建议恢复永平、章和年间的良好政风。他在奏疏中提到：“回顾永平、章和年间，州郡曾以‘走卒钱’的形式借贷给贫困民众，然而司空对此进行调查后，发现这种做法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相关州郡及县的官员因此被免职或罢黜。如今，我们应当遵循先例，废除这种临时性的不当制度。” 刘保采纳了虞诩的建议，对各地州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种通过罚款和赎罪金来惩罚犯人的不合理制度。
这一举措不仅纠正了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也体现了朝廷对于公正执法和体恤民情的重视，为当时的社会治理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赈济贫民】
汉顺帝刘保执政期间，十分重视对贫民的赈济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春季正月，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并表彰社会中的贤德之人，刘保颁布诏令，赐予普通民众每人二级爵位，而对于三老、孝悌、力田者则给予更高等级的三级爵位，对于那些爵位超过公乘等级的人也进行了相应的恩赏。同时，他特别关注到社会中那些弱势群体，如鳏夫、寡妇、孤儿、孤独老人以及患有严重疾病或残疾且生活无法自理、贫困到难以维持生计的人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人五斛粟的救助，这一举措无疑是对这些身处困境之人的一次重要援助，体现了朝廷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责任担当。
阳嘉三年（公元134年）五月，由于当时连年遭受大旱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刘保果断下诏实行大赦天下的政策，以期能够安抚民心。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下令赐予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一斛米、二十斤肉和五斗酒，对于九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是额外加赐两匹帛和三斤絮，这样的举动既表达了对老年人的敬重之情，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在物资匮乏时期的温饱问题，充分展现了皇帝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惩治贪腐】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汉顺帝刘保深刻认识到地方上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整肃纲纪。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他精心选拔了八位素有威名、德才兼备的官员，派遣他们巡视天下。这八位使者同时被授予重任，一时之间轰动朝野，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当时整个朝廷和民间都对这次行动寄予厚望，期待着能够通过他们的巡视带来清正廉洁的新气象。 刘保还特别制定了明确的规定：出使的官员如果发现有贪污罪行的官员，对于级别在刺史和二千石以上的，要立即用驿马将情况上报给朝廷，以便朝廷能够及时作出惩办决定；而对于墨绶以下的县级官员，这些使者则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就地依法处理。同时，使者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发现贤良忠勤、清正廉洁的好官，并对他们进行表彰，以弘扬正气，树立典范。 于是，周举等使者便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检举揭发贪官污吏，大力表彰那些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好官。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与称赞，也为当时的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军事】
（西域.鲜卑.匈奴.羌.江淮大盗）
收复西域
西域的收复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 永建二年（127年），班勇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征服了焉耆这一重要地区。随着焉耆被纳入东汉的版图，其影响力迅速扩散。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个西域国家纷纷感受到东汉强大的国力和坚定的决心，相继归附。而乌孙以及葱岭以西的地区则与东汉失去了直接联系。
永建五年（130年）春正月，疏勒国王派遣侍子前往东汉朝见，表达了对东汉王朝的臣服之意。同时，大宛、莎车等国的国王也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品，向东汉示好，这一系列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西域地区的统治地位，彰显出东汉王朝在西域的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
永建六年（131年），东汉皇帝刘保经过深思熟虑后，考虑到伊吾地区以前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并且地理位置靠近西域，但匈奴常常在这里提供资助，继而进行抄掠等破坏活动。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下令在伊吾地区重新开设屯田，如同永元年间的做法一样。并且设置了一名伊吾司马专门负责管理屯田事务，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匈奴在该地区的势力，稳定西域局势，为东汉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远征鲜卑】
在东汉时期，鲜卑部落不断对边境构成威胁。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秋季，辽西地区的鲜卑首领其至鞬率领部众侵犯了代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导致太守李超英勇战死。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东汉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次年春季，即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朝廷派遣中郎将张国组织了一支由南单于统帅的步兵与骑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共计一万余人，出塞远征辽西鲜卑。此次军事行动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仅成功击溃了敌军，还缴获了大量军械和粮秣，总计超过两千件。 同年，辽东鲜卑再次集结六千余骑兵进犯玄菟郡。乌桓校尉耿晔当机立断，调集边境各郡兵马，并联合乌桓率众王共同出击。经过激烈战斗，斩首数百级，俘获众多人员、牲畜及物资，迫使辽东鲜卑最终率领三万余名族人向汉朝投降。 然而，鲜卑并未就此罢休。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至永建六年（公元131年）间，他们多次侵扰渔阳郡和朔方郡。为应对频繁的边境冲突，耿晔于永建六年秋季派遣司马带领数千胡兵出塞讨伐鲜卑，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同年的冬季，渔阳太守也指挥乌桓兵出击，斩获八百余敌首，并掳获大量牛马和人口。 到了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天，耿晔继续积极应对边患，指派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以及率众王侯咄归等人，深入塞外突袭鲜卑，大胜而归。为了表彰他们的卓越贡献，朝廷赐予咄归等有功之臣“率众王”、“侯”、“长”的封号，并赏赐不同等级的彩缯作为奖励。 不久之后，鲜卑又对辽东属国发动进攻。耿晔随即调整部署，将部队移驻辽东无虑城以加强防御。紧接着在第二年春天，匈奴中郎将赵稠派遣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人出塞作战，一举击败鲜卑军队，获得丰厚战果。皇帝刘保闻讯后，特地下诏书褒奖并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各种丝绸织物。 尽管如此，鲜卑依然不死心。这一年秋天，他们试图穿越边塞攻占马城，但遭到代郡太守的伏击，未能得逞。随着其至鞬去世，鲜卑内部发生变动，此后一段时间内边境相对平静，鲜卑的侵扰行为显著减少。 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东汉有效地遏制了鲜卑的扩张势头，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全稳定，同时也彰显了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保卫疆土的决心。
【北定匈奴】
在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阳嘉三年（134年）的夏季四月，东汉朝廷为了巩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在车师后国设立了司马一职。这位司马官不仅负责维护当地秩序，还承担着抵御外敌的重要使命。 这一年，司马率领车师后国国王加特奴及部众，对盘踞在阊吾陆谷（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北）一带的北匈奴发起了突然袭击。此次军事行动大获全胜，不仅重创了北匈奴的有生力量，更俘获了北匈奴单于的母亲，这一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北匈奴的士气，也彰显了东汉王朝在西域地区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实力。 然而，北匈奴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
阳嘉四年（135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再次卷土重来，入侵车师后国。面对北匈奴的挑衅，东汉朝廷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时任皇帝刘保立即下令敦煌太守组织兵力进行救援。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救援行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以失利告终。 尽管如此，东汉王朝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败而放弃对西域地区的经营，反而更加坚定了维护边疆稳定、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决心。这些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当时东汉政府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以及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所作出的努力。
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敦煌地区发生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战役。当时，敦煌太守裴岑率领三千精锐士兵主动出击，迎战北匈奴。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成功斩杀了北匈奴的重要首领呼衍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一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自97年起的40年间，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军事行动大多处于被动状态，而此次胜利打破了僵局，成为汉朝在该区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它不仅有效解除了匈奴长期以来对西域及河西走廊的严重威胁，还为当地带来了长达13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场重要的战役，在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典籍《后汉书》中却未见记载。然而，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的一块石碑——《裴岑纪功碑》，却完整记录了这段历史。这块珍贵的石碑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尽管碑文仅有60字左右，但其内容详实地补充了史书中的缺失，成为研究东汉时期西北边疆历史的重要实物证据。
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夏季，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发起了叛乱。他们率领三千余骑兵入侵西河地区，进一步招揽并诱惑南匈奴右贤王加入叛乱，最终集结了约七八千骑兵包围了美稷城，甚至杀害了朔方和代郡的地方长官。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朝廷迅速作出反应。马续与护匈奴中郎将梁并、护乌桓校尉王元紧急调动边境驻军以及乌桓、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的兵马，共计二万余人，成功击破了南匈奴左部的叛军势力。 然而，吾斯等人并未就此罢休，不久后再次聚集力量攻陷了一些城邑。皇帝刘保派遣使者谴责南匈奴单于，要求他招降左部句龙王吾斯。但事实上，南单于并未参与此次叛乱，于是他以脱帽谢罪的方式向梁并表示歉意。后来，梁并因病被召回，陈龟接替成为新的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南单于无力约束其下属，便逼迫南单于及其弟弟左贤王自杀，并计划将南单于的近亲迁往内地郡县。这导致原本已投降的人们再次产生疑虑。为此，刘保决定将陈龟下狱，并采纳大将军梁商提出的招降策略，命令马续及其他各郡遵照执行。最终，南匈奴右贤王部抑鞮等一万三千人选择投降。
同年秋季，句龙吾斯等人拥立句龙王车纽为新的单于。他们向东联合乌桓部落，向西召集羌戎及多个少数民族，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攻破了京兆虎牙营，杀害了上郡都尉和军司马，随后对并州、凉州、幽州、冀州四州进行了侵略。 到了冬季，皇帝刘保派遣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诸郡的部队，在马邑与叛军展开激战。此役共斩杀敌军三千余人。车纽等人率领麾下的各个豪帅、骨都侯请求投降，但吾斯仍然与乌桓保持联系，继续进行侵扰活动。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边疆局势的动荡不安，也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同时，它还体现了朝廷对于稳定边疆局势的决心与努力。通过这些措施，东汉政府有效地遏制了叛乱的蔓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的春天，马续将军率领着五千名鲜卑骑兵，浩浩荡荡地开赴穀城地区。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攻打吾斯部落。战斗中，马续指挥若定，士兵们英勇善战，最终大获全胜，斩杀敌人数以百计。 与此同时，在另一场重要的战役中，护匈奴中郎将张耽也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面对复杂的地形与艰巨的任务，他巧妙地利用绳索连接山体，成功带领部队攀越天山山脉，出其不意地对乌桓部落发动了猛烈攻击。此役不仅彻底击败了乌桓军队，还一举歼灭了其主要首领，解救了被掳掠的汉族百姓，并缴获了大量牲畜和其他战利品。 这两场胜利彰显了东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将领们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宁。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秋季，南匈奴的吾斯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人再次对并州地区发动了侵扰。这一时期的边境局势十分紧张，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东汉朝廷为了稳定边疆局势，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当时在位的汉顺帝刘保决定将身在京师洛阳担任侍子的兜楼储立为新的南匈奴单于，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与南匈奴的关系，进而维护边境的和平稳定。随后，朝廷派遣护匈奴中郎将马寔持节护送兜楼储返回南匈奴王庭。 同年冬季，护匈奴中郎将马寔精心策划了一次针对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的行动。他招募了刺客成功刺杀了吾斯，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师洛阳，以此向世人昭示朝廷打击边境叛乱势力的决心和能力。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东汉军队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对吾斯的余党进行了猛烈进攻，斩杀敌军一千二百余人。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得乌桓部落的七十万人口全部归降。同时，大量战利品如车辆辎重、牛羊牲畜等也尽数被缴获，数量之多难以统计。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东汉王朝在北方边境的统治地位，也为后续的边疆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平叛羌】
永建元年（126年），陇西地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冲突，当地的钟羌部落发动了武装叛乱。为了维护边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朝廷迅速派遣校尉马贤率领军力七千余人前往镇压。双方在临洮展开激战，最终马贤指挥的汉军大获全胜，斩杀敌军一千余人。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钟羌部落首领认识到抵抗无望，遂率领部族成员向汉军投降。鉴于马贤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表现，皇帝刘保特地晋升他为都乡侯，以表彰其功绩。从此之后，凉州地区的局势趋于平静，边境上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到了建康元年（144年）春天，护羌从事马玄却因受到一些羌人首领的煽动蛊惑，背叛了朝廷，带领部分羌族民众逃离边境，越过边塞。这一事件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护羌校尉卫瑶立即组织部队进行追击。经过一番激战，汉军成功击溃叛军，共斩首八百余级，并缴获了大量的牲畜，包括牛、马、羊等二十万余头，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实力。 与此同时，另一支由赵冲率领的追击部队也紧随其后，一路追踪至建威城附近的鹯阴河畔。正当大军即将抵达目的地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原本跟随汉军一同作战的部分降胡士兵突然反叛，约六百余人脱离队伍逃走。面对突发情况，赵冲毫不犹豫地率领少数亲信继续追赶叛军。不幸的是，在追击过程中遭遇了羌人的伏击，赵冲英勇牺牲。尽管如此，由于此前多次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得叛羌势力遭到重创，逐渐走向衰落。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汉朝军队在处理边疆事务时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和坚定决心。
【讨伐江淮大盗】
汉顺帝末年，即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扬州与徐州地区社会动荡不安，盗贼四起，严重扰乱了地方秩序。到了秋季八月，九江郡的局势愈发严峻，以范容、周生为首的一群大盗聚集了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公然发起叛乱，四处劫掠城邑，甚至长期盘踞在历阳一带，成为长江和淮河之间的一大祸患，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安宁与稳定。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汉顺帝刘保迅速作出反应，派遣御史中丞冯绲率兵前往镇压，并由他负责监督扬州刺史尹燿和九江太守邓显共同参与此次讨伐行动。然而，在同年八月，汉顺帝刘保驾崩，这一重大变故给平叛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幸的是，在此之后，扬州刺史尹燿和九江太守邓显所率领的官军在与盗贼的交战中接连失利，最终二人均被叛乱的盗贼杀害，使得该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和艰难。
【东汉文化】
扩建太学
永建六年（131年）九月，汉顺帝刘保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决定对太学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承担着培养栋梁之才、传承文化知识的重要使命。 此次扩建工程规模宏大，不仅对原有的校舍进行了全面修葺，还新建了240座房屋，共计1850间教室和宿舍，这一举措使得太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也创下了两汉时期太学校舍面积的最大纪录。 通过这次扩建，太学能够接纳更多的学子前来求学深造，为国家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同时，这也体现了朝廷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致力于弘扬儒家思想、推动学术繁荣的决心。此举不仅为当时的士人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扩招学生
阳嘉元年（132年）七月，宏伟壮观的新太学落成。汉顺帝刘保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选拔优秀人才，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诏令，决定扩招学生。 这次扩招有着多方面的举措。首先，对于那些通过察举明经但未能中选的人给予补录机会，让他们成为太学弟子，在太学之中继续深造学习，这不仅为这些有才华却暂时失意的学子提供了新的希望，也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和数量，增加了甲科和乙科策试的录取名额，每个科目各增加10人。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被录取的可能性，让更多有志于学业且具备一定才能的学生能够进入太学这个知识的殿堂，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等多方面的学习。 此外，还从各郡国征召了90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授予他们补郎、舍人的职位。这些大儒的到来，不仅充实了太学的师资力量，也为太学带来了各地不同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特色，促进了学术交流与繁荣，对整个东汉时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技】
东汉永建年间（公元126年到公元132年），当时的皇帝刘保重新任命张衡担任太史令这一重要官职。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发展与变革之中，对科学和技术的需求逐渐增长。
永建七年（公元132年），张衡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这一伟大发明不仅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对世界地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人类开始利用科学仪器来监测自然现象，为后来地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交】
东北
东北地区在东汉时期展现出了独特的外交风貌。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馀国王亲自率领使团前往东汉的京师洛阳进行朝拜。为了彰显对远方来客的重视与友好，刘保皇帝特别安排了黄门侍郎组织了一支盛大的仪仗乐队，在隆重的仪式上为夫馀国王一行人表演了丰富多彩的百戏节目，这些节目包含了杂技、歌舞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现了东汉的文化魅力与国力昌盛。之后，又派遣专人妥善地将夫馀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安全护送回国，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东汉朝廷对周边国家的尊重与友好态度，更是在外交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刘保皇帝统治期间，高句丽与濊貊这两个重要的东北方部族也都相继臣服于东汉王朝。由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归附，使得东汉王朝在东北边境相对安稳，很少发生战事纷争。于是到了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理和开发，刘保皇帝决定在玄菟郡设立六个屯田部。这一举措既有助于巩固边防，又能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同时也为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洋群岛】
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位于日南郡之外的叶调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当时的东汉皇帝刘保赐予了该国国王金印和紫色绶带，以示嘉奖与友好。关于叶调国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它位于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上；也有人认为其故地在现今的爪哇岛；还有观点提出这个名称可能同时涵盖了这两座岛屿。 此次刘保接待到访的使者，被认为是来自爪哇地区，这标志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首次官方直接往来。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开放态度，也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时刻。这次会面为后世两国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研究古代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课题时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
日本
永和元年（136年），日本倭奴国的国王派遣使者前来朝拜进贡。当时的东汉皇帝刘保为了表示友好与重视，在皇宫中特意设下盛大的宴会接见了来自倭奴国的使臣。 这一历史性的会面不仅体现了当时东汉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更彰显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通过这次访问，双方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同时，这也为后世研究古代东亚地区各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轶事典故】
时髦允集
“时髦”这个词的起源与东汉时期的汉安帝刘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范晔所撰写的《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赞语：“孝顺初立，髦俊允集。”这句话描述的是刘保刚刚登基为皇帝时，众多当时杰出的人才纷纷前来参加盛大的登基典礼。 “髦”这个字原本指的是幼儿垂落在额头前的短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刘海。当男孩成年后，通常会剪去额前的刘海，但有一束从出生时就保留下来的胎发一直未被剪掉，这束头发同样被称为“髦”。随着时间的推移，“髦”逐渐演变为指代头发中最长、最漂亮的一部分，进而引申为形容人中的精英和俊杰。后来，人们进一步将这个词的意义拓展，用来形容新颖独特、引领潮流的事物或风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髦”的真正来历。 这一词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语言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社会文化对美的追求和对创新的推崇。从古代对贤才的赞誉到现代对时尚潮流的追逐，“时髦”一词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
平反邓氏
刘保即位之后，深切追念邓太后的深厚恩德与教诲，内心充满感激与敬重。他深知邓太后在自己成长和国家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刘保对邓骘无辜遭受迫害一事深感痛心和怜悯。 为了彰显正义，弘扬邓太后的功德，刘保颁布诏书，恢复了邓氏宗亲朝见皇帝的权利，使他们重新获得应有的尊荣，就如同邓太后仍然在世时一样。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新帝对邓太后的怀念之情，也展现了他对邓氏家族的尊重与认可。 此外，刘保还特别任命了邓骘兄弟的十二位子侄及门客为郎中，给予他们重要的官职，以示对邓氏家族子弟的重视和栽培，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先辈遗志，为朝廷效力。 与此同时，针对汉安帝时期发生的冤案，刘保下令为被诬陷致死的太尉杨震平反昭雪，并且以隆重的礼仪重新安葬杨震。此举意在纠正历史错误，还逝者清白，同时也向天下人表明新帝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的态度，以此来稳定朝纲，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
怒斩班始
在东汉时期，阴城公主是皇帝刘保的姑母。然而，这位公主的行为却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她生活放荡不羁，常常与众多男宠在内室寻欢作乐，毫无顾忌。驸马班始也被召来，阴城公主甚至命令他趴在床下伺候，这种屈辱和长期积压的愤怒让班始内心充满了怨恨。 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忍无可忍的班始终于与阴城公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次争斗中，班始拔刀杀死了阴城公主。这一事件震惊朝野，刘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为了维护皇家尊严和法律权威，他下令将班始处以腰斩之刑，并且还将班始的同母兄弟一同斩首示众，以此警示他人，彰显皇权不容挑衅的决心。 这段历史记载反映了当时宫廷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局限以及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下的残酷现实。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都应该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
抽签立后
在东汉时期，汉顺帝刘保面临着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册立皇后。当时后宫中四位贵人深受皇帝宠爱，这让刘保难以抉择。他一度考虑通过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方式——探筹（抽签）来决定最终人选。 然而，这一想法引起了朝中重臣的担忧与谏言。太尉胡广和尚书冯翊郭虔、史敞三位大臣共同上疏进谏。他们诚恳地表示：“陛下，我们看到了您的诏书，深知您对此次立后之事十分慎重，并且展现出了谦逊的态度，不愿意独断专行。但是，我们觉得立后是国家大事，关系到皇家尊严和国运昌盛。如果仅靠探筹这种方式，借助神灵来做决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毕竟，依靠神灵占卜抽中的女子不一定具备贤德之质。我们建议应该从良家中挑选有品德修养的妃嫔，综合考察她们的年龄、相貌、才艺以及对诗书典籍的理解等多方面因素，再请圣上做出最后的决断。” 刘保采纳了三位大臣的意见，经过一番慎重的考量，最终选择立乘氏侯梁商的女儿梁妠为皇后。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君主的睿智，也彰显了朝廷对于选后的严谨态度，确保了新皇后的贤德与才能能够匹配她的身份地位，为皇家增添光彩。
观望侍子
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东汉皇帝刘保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将居住在京城洛阳的南匈奴质子兜楼储册立为新一任南匈奴单于。为了彰显朝廷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的重视，刘保特别派遣中郎将持符节护送兜楼储返回南匈奴王庭就任。这位新任单于被史书称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 在兜楼储即将启程之际，刘保特意下诏，邀请各国遣送到洛阳的质子们一同参与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这次活动的地点选在了洛阳广阳门外，这里地势开阔，便于举办大型集会。为了增添欢乐气氛，朝廷精心安排了丰盛的宴席，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包括惊险刺激的角抵表演和精彩纷呈的百戏杂耍。 为了让各国使者和质子更好地感受大汉王朝的威仪与气派，刘保还亲自前往广阳门附近的胡桃宫登高眺望。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广阳门外热闹非凡的场景，各国质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这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不仅体现了东汉王朝对南匈奴的重视，也展示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
【汉顺帝刘保家庭成员】
光武帝刘秀（东汉开国皇帝>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帝）>
曾祖：汉章帝刘炟(东汉第三位皇帝)>
祖父：刘庆（78年—107年2月1日）东汉宗室
父亲：刘祜（汉安帝.东汉第六位皇帝）
母亲：李氏（刘保追尊恭愍皇后）
妻子：梁妠（顺烈皇后）
（妾室）
1，虞美人（冲帝，舞阳长公主母）
2，窦贵人（窦章之女）
3，伏贵人（伏晨孙女）
4，梁贵人（梁商之妹，梁妠姑母）
5，友通期（梁商献于刘保的美人）
（子女）
长子：刘炳（汉冲帝）
长女：刘生（舞阳长公主）
次女：刘成男（冠军长公主）
三女：刘广（汝阳长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