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shǔ hàn]~三国时期的割据政权（221年5月15日—263年）
三国：【蜀汉】
时代：三国
中文名：汉
外文名：Shu Han、Ji Han
别名：季汉、刘蜀、蜀
开国君主：刘备
时间范围：221年5月15日 至 263年
都城：成都
主要城市：汉中、永安、永昌、巴郡、武都等
语种：雅言
货币：直百五铢
人口数量：约400万（263年，后世估算）
主要民族：汉族
国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262年）
概述
蜀汉（221年5月15日—263年），是三国时期重要的割据政权之一。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正式称帝，建立汉室正统，后世多称之为“季汉”、“蜀汉”、“西蜀”或“刘蜀”。这一政权延续了43年，历经两代两位君主，最终于263年被魏国所灭。
东汉末年，朝政因外戚与宦官之间的长期斗争而日益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黄巾起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刘备在这场镇压农民起义的战斗中立下战功，从而踏入仕途。随着何进、董卓等权臣的相继败亡，天下逐渐陷入诸侯纷争的局面。刘备在乱世中几经辗转，历经坎坷，终于在赤壁之战后逐步站稳脚跟，收复荆州各地，并顺势夺取西川、攻占汉中，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 蜀汉鼎盛时期，其疆域涵盖了荆州和益州两大重要区域。然而，关羽失荆州以及夷陵之战的失利使蜀汉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幸好诸葛亮治蜀有方，不仅恢复了国力，还迫使南中地区归顺，从中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物资、人口、装备及丰富的矿产资源等天然财富，再次进入强盛时期。蜀汉在军事上也常常占据主动地位，但到了三国后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力逐渐衰退，最终被司马家族掌控下的魏国所灭。 蜀汉的版图北至武都、汉中，东抵巫峡，南达云南、贵州，西至缅甸东部。具体而言，它占据了今云南省全境、四川省和贵州省的大部、陕西省和甘肃省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甚至延伸到缅甸东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蜀汉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蜀汉政权的国号正式定为“汉”，这是因为刘备自称是汉室正统的延续，立志恢复汉朝的辉煌。然而，由于这个政权的主要根据地在蜀地，即今天的四川地区，因此后世多习惯称之为“蜀”。这种称呼方式是基于其地理位置而形成的自然称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既尊重刘备所建立政权的正统性，又便于区分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汉朝，人们逐渐接受了“蜀汉”这一更为严谨和准确的称呼。这个名字不仅体现了该政权与汉室的血缘联系，也反映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发展历程。 蜀汉政权在三国时期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三国之一，更是承载了汉室复兴梦想的重要力量。刘备及其继任者们始终以汉室宗亲自居，致力于传承汉朝的文化与精神遗产，这使得“蜀汉”这一名称成为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重要符号。
【历史脉络】
（益州之战、汉中之战）
建国艰辛
刘备出身于汉室宗亲，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然而家族命运多舛，到刘备这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他只能与母亲依靠织席贩履来维持生计。幸运的是，在叔父刘元起的资助下，刘备得以拜卢植为师学习，并与公孙瓒成为同门。 在商贾张世平和苏双的慷慨资助下，刘备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刘备因表现出色而立下了赫赫战功，从而获得了官职，正式踏入仕途。 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最终两败俱伤，董卓趁机入京掌控朝政，各地太守、郡守为了争夺地盘相互攻伐，逐渐形成了割据势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刘备虽然凭借优良的名声在多个诸侯之间周旋，但他的军事实力依然非常弱小。
建安五年（200年），衣带诏事件爆发后，刘备找借口离开了曹操的控制范围，从此走上了彻底反抗曹操的道路。由于军事实力悬殊，刘备在初期遭遇了曹操的重创，但他并未放弃，而是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方式继续与曹军周旋，最终辗转来到荆州投靠刘表。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得到了这位旷世奇才的辅佐，为刘备集团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刘备成功与孙权结成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合力击败了强大的曹操军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建安十四年（209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在关羽、张飞、赵云、刘封、黄忠等猛将以及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谋士的共同努力下，刘备先后收复了荆州各郡，迫使刘璋投降并占领了西蜀，随后又击败曹操夺取了汉中地区，还将关中的军阀马超纳入麾下，使得刘备的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章武元年四月丙午日（221年5月15日），在曹丕篡夺汉室建立魏国之后，刘备在成都武担山正式登基称帝，延续汉室血脉，建立了蜀汉政权，年号定为“章武”。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刘备个人事业的重大转折，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武侯辅政
（诸葛亮北伐）
建安二十年（215年），东吴孙权派遣吕蒙突袭夺取了荆州三郡，随后与刘备在湘水划界确定新的边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再次背弃盟约，在关羽率军北上进攻襄樊之际，突然袭击并夺占荆州，最终导致一代名将关羽遇害。 章武元年（221年），为了给义弟关羽报仇雪恨，刘备亲自率领大军讨伐东吴。初期蜀军攻势凌厉，深入吴境，势如破竹；然而随着战线拉长，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次年（222年），陆逊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役不仅让蜀汉损失惨重，包括张南、冯习、程畿、沙摩柯等众多文武英才阵亡，更令刘备退回永安。面对刘备滞留永安未返成都的情况，孙权深感忧虑，主动提议议和以稳定局势。 章武三年（223年），病中的刘备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并驾崩于此，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葬于惠陵。同年五月，刘禅继位称帝，尊诸葛亮为相父，委以重任。诸葛亮随即着手巩固政权，一方面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修复两国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制定礼仪规范、调整官职设置、修订法律法规等，使得蜀汉社会秩序井然，国力逐渐恢复。 建兴三年（225年），针对南中地区出现的叛乱问题，诸葛亮亲自率军前往平定。他采取怀柔政策，任用孟获等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要职，既安抚了民心，又获得了大量物资资源，扩大了蜀汉的实际控制范围。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移驻汉中，正式开启北伐曹魏的大业。期间，他将汉中太守魏延调入丞相府任职，并安排镇东将军赵云转驻汉中，强化前线军事部署。从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率军北伐，虽然屡有斩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尽管如此，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为蜀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三代宰辅
（姜维北伐）
在三国时期蜀汉的历史长河中，诸葛亮临终前曾秘密上表给后主刘禅，郑重推荐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份奏折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对蒋琬的高度信任，也反映了他对蜀汉未来的深思熟虑。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决定不再设立丞相一职，转而任命蒋琬为大将军辅政，邓芝则被委以督领江州的重任，继续维持与东吴的战略联盟。 面对南蛮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刘禅先后任命李恢、张翼和马忠担任庲降都督，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成功平息了多次叛乱，确保了南方边境的安宁。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蜀汉的统治基础，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兴十二年（234年）至延熙九年（246年），是蒋琬辅政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刘禅密切关注魏国的动向，尤其是魏明帝曹睿大兴土木、广征民役的行为，认为这是魏国走向衰败的征兆。基于这一判断，刘禅加封蒋琬为大司马，并赋予他开府治事的权力。蒋琬总揽诸军，驻扎汉中，积极筹备北伐事宜，时刻准备抓住战机，一举收复中原。 蒋琬执政的十二年间，他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派遣姜维率领偏师西进，寻找北伐的机会。经过多次尝试，蒋琬意识到从秦岭出兵的道路艰险，往来不便，遂决定建造舟船，计划通过水路袭击魏国的上庸、魏兴等地。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蒋琬最终不得不放弃此计。不久后，他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临终前，蒋琬上书刘禅，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继续北伐大业。 蒋琬去世后，刘禅迅速调整人事安排，迁费祎为大将军辅政，继续主持朝政。与此同时，随着庲降都督马忠的病逝，刘禅又先后任命阎宇和霍弋分别出镇南中，确保南方边境的安全与稳定。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彰显了刘禅对国家治理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各方势力的巧妙平衡，为蜀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延熙九年（246年）至延熙十六年（253年）是费祎辅政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持续了整整七年。费祎执政期间，始终秉持着谦逊的态度，他深知自己与诸葛亮的差距，因此将保境安民视为首要任务，不再轻易对魏国发动军事行动。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费祎还适当裁减了姜维所率领的北伐军兵力。 然而，费祎执政期间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多次施行的大赦政策，引起了大司农孟光的不满与指责。尽管如此，费祎依然坚持自己的施政理念。
延熙十五年（252年），刘禅正式命费祎开府治事，但仅仅一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费祎遭到了刺客的刺杀，英年早逝。 费祎去世后，刘禅任命卫将军姜维为全军统帅，总督内外军事事务。同时，朝廷委派宗预负责维持蜀汉与东吴之间的外交关系，阎宇和罗宪则被派遣镇守巴东地区，以确保边境的安全稳定。随着董允的离世，陈祗接替了他的位置。虽然陈祗支持姜维的北伐事业，但他未能有效遏制宦官黄皓的势力扩张。由于刘禅对黄皓的宠信有加，黄皓逐渐开始干预朝政，影响国家大事的决策。
从对外军事行动来看，自延熙元年（238年）至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先后十一次率军北伐魏国。在这十余年的征战中，蜀汉军队取得了两次重大胜利、三次小胜，另有四次战果平分秋色，但也遭遇了一次惨败和一次小败。总体而言，姜维的北伐战绩可谓胜多败少。然而，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蜀汉国力日渐衰弱。尤其是费祎去世后，国内缺乏有效的治理，内政问题日益突出。加之黄皓势力的崛起，给姜维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最终导致蜀汉逐渐走向衰落。
蜀汉灭亡
蜀汉后期，姜维频繁的北伐行动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也使得国力逐渐衰弱。朝中多位重臣对这种局面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宦官黄皓、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以及老臣张翼等人都开始公开反对姜维继续进行北伐。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姜维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扰与压力，他不敢轻易返回成都，担心遭到弹劾或陷害，于是选择在沓中屯田，一方面可以储备军需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士兵，为未来的北伐做准备。 同一时期，诸葛瞻等人意识到黄皓的存在严重干扰了朝政，他们试图联合起来除掉这个祸患。然而，刘禅对黄皓极为宠信，这使得他们的计划难以实施，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
景耀六年（263年），姜维得知魏国大将钟会正在关中积极筹备军事行动的消息后，立即上书刘禅，建议派遣张翼、廖化等人前往关键要塞驻守，以加强防御力量。可是，黄皓却听信一些迷信的说法，认为敌人不会发动进攻，因此向刘禅进言无需担忧。由于刘禅对黄皓的信任，导致朝廷中的其他大臣并不知晓这一重要情报。直到魏军分五路大举入侵蜀汉，并迅速攻入汉中时，刘禅才匆忙命令张翼、廖化等人前去救援，但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在此危急时刻，姜维率领部队成功地将魏国主力大军——由钟会指挥的部分阻挡在剑阁之外。然而，另一支由邓艾率领的小股部队却出其不意地从景谷道偷渡而过，直逼绵竹。在那里，邓艾击败了前来抵御的诸葛瞻军队，进而威胁到了成都的安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禅一方面紧急调遣阎宇支援成都，另一方面召集众位大臣商讨对策。在这次商议中，谯周坚决主张投降魏国，他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尽管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在权衡利弊之后，刘禅最终决定接受谯周的建议，向魏国投降。 当姜维接到刘禅下达的投降敕令后，心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懑。为了寻找一线生机，他试图利用钟会内部矛盾来实现复国的目标。不幸的是，这一秘密计划很快就被泄露出去，结果导致姜维、邓艾以及钟会三人相继被杀。随着这场悲剧的发生，曾经辉煌一时的蜀汉政权彻底走向了灭亡。
【蜀汉疆域】
疆域范围
蜀汉王朝的疆域范围十分辽阔，北面抵达武都、汉中这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东面以巫峡为界，南面则囊括了云南、贵州地区，西面最远到达缅甸东部。其实际控制区域涵盖了现今整个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省、甘肃省南部的部分地域，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角落，还有缅甸东北部以及越南西北部的一些地方。 在治理这片广袤土地的过程中，蜀汉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来平定越巂、益州（位于今四川境内）、牂牁（处于今贵州境内）、永昌（坐落于今云南境内）这四个郡发生的变乱。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使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民族团结，让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共同繁荣发展。 在三国鼎立时期，各国的疆域基本保持稳定。魏国与吴国、蜀汉之间的边界线大致是从长江到淮河之间的地带，经过今天的大别山脉，从湖北汉川延伸至兴山一线，再连接大巴山脉和秦岭。而吴国与蜀汉之间的分界线则是以现在湖北省的西边边界为起点，经贵州务川直至台江一线，再沿着广西的西边边界以及中国与越南的边境线划分。这种相对稳定的疆域格局为三国时期的政权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疆域区划
荆州
赤壁之战之后，周瑜在刘备的援助下成功攻取了南郡。然而不久之后，孙权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决定将南郡借给刘备，以便让刘备帮助东吴抵御曹操可能发起的进攻。 随后，刘备率领赵云等将领继续征战，顺利攻下了江南四郡。至此，刘备在荆州实际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五个郡：南郡、长沙、桂阳、零陵以及武陵。这一时期，刘备势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到了建安二十年（215年），局势发生了变化。孙权派遣吕蒙突然袭击并夺得了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为了稳定局面，避免与刘备发生直接冲突，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地盘。根据协议，江夏、长沙、桂阳归属东吴，而南郡、武陵、零陵则划归刘备管辖。此时，刘备仍掌握着荆州的部分重要区域。 然而，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形势急转直下。吕蒙再次采取行动，偷袭了关羽，并最终将其斩杀。这一事件标志着刘备彻底失去了对荆州的控制权。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改变了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益州
益州分为三大部分，即汉中、巴、蜀。
蜀
蜀有六郡：分别是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江阳郡、汶山郡、汉嘉郡，其中以广汉、犍为、蜀郡为最大，号称“三蜀”。
蜀郡：原属刘璋，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与张飞、赵云合力攻下，下辖六个县，分别是成都县、广都县、郫县、繁县、江原县、临邛县。刘备称制后，以成都为国都。另，成都、广都、新都（属广汉）被称为三都，是蜀中三大名城。
广汉：位于成都以北一百二十里。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率领庞统、黄忠、魏延等人攻下，下辖八个县，分别是雒县、绵竹县、什邡县、新都县、五城县、郪县、广汉县、德阳县。
犍为：位于成都以南，为建安十八年（213年）赵云率军所攻取，下辖十二个县，分别是武阳县、南安县、僰道县、牛鞞县、资中县、朱提县、青衣县、平夷县、夜郎县、谈指县、鄨县。犍为有峨眉山。
江阳：为建安十八年（213年）赵云率军所攻取，下辖四个县，分别是江阳县、汉安县、符县、新乐县。
汶山：位于蜀郡以西，气候异常，冬天不适合居住。下辖八个县，具体资料缺失。
汉嘉：下辖十三个县，分别是邛都县、台登县、阑县、零道县、苏示县、会无县、大筰县、定筰县、三缝县、卑水县、潜街县、安上县、马湖县。
巴
巴有五郡：分别是巴郡、巴东郡、巴西郡、涪陵郡、宕渠郡。
巴郡：为建安十八年（213年）张飞率军所攻取，下辖七个县，分别是江州县、枳县、临江县、平都县、垫江县、乐城县、常安县。
巴东：为建安十八年（213年）张飞、赵云、诸葛亮合力攻取，下辖四个县，分别是鱼复县（即白帝、永安）、朐忍县、汉丰县、南浦县。
巴西：为建安十八年（213年）张飞率军所攻取，下辖七个县，为阆中县、南充国县、安汉县、平州县、宕渠县、裙蓉县、宣汉县。
涪陵：下辖五个县，分别是涪陵县、丹兴县、汉平县、万宁县、汉发县。
宕渠：本属巴西郡，建安十八年（213年）被魏将张郃攻占，后被张飞击退。延熙十年（247年）蜀汉后主刘禅将宕渠从巴西划出，置宕渠郡，下辖三个县，分别是宕渠县、汉补蓉县、宣汉县。
汉中
汉中有七郡：分别是汉中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武都郡、阴平郡、梓潼郡。
汉中：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率领张飞、马超、赵云、黄忠、法正、黄权等人攻下。下辖六个县，分别是南郑县、沔阳县、褒中县、成固县、蒲池县、西乡县。刘备在沔阳县称王。
魏兴和上庸及新城：在汉中以东，所以又被称为“东三郡”，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封、孟达率军所攻取。孟达叛变后，东三郡为魏所攻占。后蒋琬秉政，想从水路收复东三郡，因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而作罢。
梓潼郡：本属蜀广汉郡，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与刘璋决裂，攻打刘璋，留霍峻守葭萌，防御张鲁。刘备定蜀后置梓潼郡，以霍峻为太守。下辖五县，分别是梓潼县、涪县、晋寿县、白水县、汉德县。
武都和阴平：为诸葛亮建兴七年（229年 ）派将军陈式所攻取，下辖十三县，分别是下辨县、武都县、上禄县、故道县、河池县、沮县、平乐县、修城县、嘉陵县、阴平县、甸氐县、平武县、刚氐县。
南中
南中本四郡：分别是牂柯郡、益州郡、永昌郡、越嶲郡，后又划为七郡，增设朱提郡、云南郡、兴古郡。
牂柯：下辖四个县，分别是万寿县、沮兰县、广谈县、毋敛县。
益州：建兴五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蛮叛乱后改为建宁郡，并任命李恢为太守。下辖二十四个县，分别是滇池县、同劳县、同安县、连然县、建伶县、毋单县、秦臧县、味县、牧麻县、同乐县、谷补蓉县、同濑县、双柏县、昆泽县、漏江县、谈槁县、伶丘县、修云县、俞元县、新定县、兴迁县、平乐县、三沮县。
永昌：下辖八个县，分别是不韦县、比苏县、哀牢县、永寿县、巂唐县、雍乡县、南涪县、博南县。
朱提：本属犍为郡，为建安十八年（213年）赵云所攻取，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划分朱提郡，并以邓方为太守，下辖八个县，分别是朱提县、堂螂县、南秦县、汉阳县、南广县、临利县、常迁县、新兴县。
云南：建兴五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蛮叛乱后置云南郡，并以吕凯为太守，下辖九个县，分别是云南县、叶榆县、遂久县、弄栋县、蜻蛉县、河阳县、梁水县、贲古县、西随县。
兴古：建兴五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蛮叛乱后置兴古郡，下辖八个县，分别是宛温县、律高县、镡封县、句町县、汉兴县、胜休县、都唐县、西平县。
【政治】
行政
在蜀汉政权的官制构建方面，刘备充分借鉴了汉朝的传统制度，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创新。 刘备设立前后左右四大将军职位来安排主要将领，这一举措基本沿袭了汉代的军事官职设置传统。同时，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和军事决策，刘备任命尚书令一职辅佐军师处理日常政事，这符合魏晋时期官制发展的趋势。这种安排确保了行政体系的高效运作，同时也为军事指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对于重要的军事要地，刘备采取了派遣得力将领镇守的策略。例如，在对抗曹魏的关键地区汉中，他委任魏延担任加将军称号的汉中太守，负责此地的防务。这一制度初步成形后，在后续的发展中也有所调整和完善。 关羽不幸战败身亡后，建兴四年（227年），李严被调任为前将军，填补了关羽留下的空缺。而刘琰则位居李严之下，担任卫尉、中军师以及后将军等职务。章武元年四月丙午日（221年5月15日），刘备在成都正式称帝，建立汉国号，标志着蜀汉政权的正式成立。此时，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架构。 蜀汉政权一方面继承了汉末曹操霸府政治中以丞相总揽朝政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汉制三公之一的司徒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重要官员。通过同时设立丞相和司徒，蜀汉实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与对现实情况的适应之间的平衡。尽管司徒在决策中的地位远不及丞相，但其作为丞相的助手，在行政执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诸葛亮担任丞相期间，丞相府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摇篮。许多日后成为蜀汉重要官员的人物都曾在丞相府任职掾员，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例如，姜维就曾被诸葛亮辟为仓曹掾，负责掌管军事事务，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兴元年（223年），后主刘禅即位。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并兼任益州牧。此时，政事无论大小，皆由诸葛亮决断。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智慧，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与此同时，另一位同样受刘备遗诏辅佐幼主的重要人物李严，则被任命为中都护，留守永安。章武三年（223年）时，中都护这一职位与后来的中书省职能相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备可能希望诸葛亮主要负责朝政决策和军政大事，而李严则起到制衡作用，为后主刘禅日后亲政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以此区分外廷与内廷的不同职责范围。 然而，遗憾的是，李严因在筹备北伐军粮过程中出现渎职行为，被诸葛亮弹劾并罢免官职。这一事件打破了刘备原本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安排。但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一心一意地辅佐汉室，毫无私心杂念，使得蜀汉政权避免了像曹操霸府最终演变为曹丕篡汉那样的危机。 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刘禅做出了新的政治布局。他不再设立丞相这一职位，而是任命费祎为尚书令兼大将军，蒋琬为大司马。这两位重臣的权力相互交叉又有所侧重：蒋琬主要负责政务管理，同时也兼顾军事事务；费祎则以军事管理为主，同时参与政务处理。这样的安排有效地避免了军政及内政大权集中在一人手中的局面。 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充分体现了刘禅的政治智慧。他决心不让曾经那种事无巨细皆由丞相一人决断、自己大权旁落的尴尬情况再次发生。随着蒋琬的离世，刘禅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家事务的掌控。无论是任官封爵、人事任免，还是出兵征讨等重大决策，都需要得到刘禅的同意。刘禅亲自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长达19年之久，确保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礼制
刘备和诸葛亮对刘表、刘璋的施政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特别是针对刘璋在益州推行的大赦制度，二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刘璋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心，用高位厚禄笼络臣属，这种看似仁慈的做法实际上却违背了治国的根本原则。他过分注重表面功夫，僭越法度，导致朝纲松弛，积重难返。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才是治国之本。当法令得以严格执行时，百姓会心怀敬畏并感恩戴德；爵位用来管辖民众，随着爵位的提升，人们会更加珍视荣誉，知荣明耻。只有将荣誉与恩典相结合，共同施行，才能让国家上下井然有序，进退有度。这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更体现了法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通过严格的法治来弥补人性的弱点。 刘备和诸葛亮主张礼法并施、威德并行的治国理念。他们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即以法治为根本，遵循公平客观的原则；同时以德治为辅助，重视教化的作用。这种治理方式既汲取了商鞅变法中的合理成分，又避免了极端权威主义的弊端，巧妙地将儒家的教化思想与法家的治理手段相结合，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法治革新”的举措，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然而到了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频繁实施大赦政策。对此，大司农孟光引用刘备和诸葛亮的历史经验，对费祎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过度使用大赦不仅违背先贤的治国之道，更可能动摇国本，贻害无穷。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刘备和诸葛亮所倡导的礼法并施、刚柔相济的治国方略，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智慧遗产。
法律
蜀汉的法律体系以《蜀科》为核心。当刘备初入益州之时，这里百废待兴，各项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为了尽快恢复秩序、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刘备任命了一批对前朝典制和旧法极为熟悉的贤才来负责这项重要工作，其中包括许慈、胡潜、孟光、来敏等学识渊博之人。他们肩负起整理旧文、草创新制的重任，为蜀汉政权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平定益州之后，刘备更加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着手制定更为系统完善的典律。根据《三国志》记载，参与《蜀科》制定工作的共有五位重量级人物：智慧超群的丞相诸葛亮、足智多谋的法正、博学多才的伊籍、精通经济的刘巴以及治军严谨的李严。这五位共同商讨、精心编制，使得《蜀科》成为一部符合蜀地实际情况且兼具前瞻性的法律典籍。 尽管《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散佚，无法完整呈现于今人面前，但从《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可以得知，蜀汉虽然执法严格，但始终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因此深得民心，百姓对法令并无怨言。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证明，良好的法制环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
农业状况
蜀汉政权所控制的益州地区，可以细致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益州本部，这一区域以川西平原为核心，涵盖了巴蜀大地；第二部分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它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益州的安全；第三部分则是位于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这里地形复杂，民族众多。 其中，益州本部与汉中盆地自战国时期起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丝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因此，这片土地从古至今便享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以及发达的水利系统，使得这里成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理想之地。
公元188年（即汉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及其子刘璋相继担任益州牧，统治着益州本部。与此同时，汉中地区则在道教领袖张鲁的掌控之下。此时的中原大地陷入了战乱纷争之中，而益州却相对安宁稳定，这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避难定居。
据历史记载，“南阳及三辅地区的百姓迁入益州者多达数万家”，同时，关西（包括关中和陇右）的民众也纷纷通过子午谷前往汉中寻求安稳的生活环境，同样达到了“数万家”的规模。在刘备尚未夺取益州之前，这里已经是“国富民强，人口达到百万之众”，而汉中地区同样呈现出“人民殷实，国家富足”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昌盛的局面与饱受战争摧残、人口锐减至仅存十分之一的中原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鉴于刘备集团在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北方曹魏集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治理蜀汉、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首先，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并未像北方那样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而是更加注重扶持和发展州郡层面的农业经济。据史书记载，当刘备平定益州后，有人提议将成都城内的房屋和城外的园地桑田分赐给将士们作为奖赏。然而，赵云提出了反对意见：“益州的百姓刚刚经历战乱之苦，他们的田宅理应归还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重新恢复生产。只有赢得了民心，才能更好地征调人力物力。”刘备采纳了赵云的建议，这一决策体现了对当地民众利益的尊重与保护，也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进而合理征缴赋税和劳役，成为了蜀汉政权发展农业的基本国策，并且这一政策得以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支撑蜀汉立国的根本。 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掌舵者，诸葛亮深知充足的兵源与粮食供应是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也是匡扶汉室大业的重要前提。因此，他始终将“务农殖谷”视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史书上记载了诸葛亮诸多重视农业发展的举措，如“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即通过休养生息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闭境劝农，育养民物”，意指关闭边境减少外界干扰，全力鼓励农业生产，培育和发展民生产业；还有“休士劝农”，让士兵们也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这些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充分体现了他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诸葛亮坚决反对任何妨害农事的行为，认为只有稳定民心，才能让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确保农业丰收，他还特别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期秦蜀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以来，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就一直是西蜀农业的生命线。诸葛亮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继续维护和管理都江堰水利设施。 根据《水经注·江水》的记载，诸葛亮在北伐期间，专门派遣1200名士兵负责保护和维护都江堰工程，并设立了专门的堰官进行管理。如此大规模地投入人力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命脉——水利设施的高度重视。 由于有了都江堰的灌溉保障，成都平原实现了“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繁荣景象。蜀地本身土地肥沃，加上有江水滋润的沃野，再加上诸葛亮精心治理，使得农业产量非常高。特别是在都江堰灌区内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高产记录。
在蜀汉政权的发展历程中，诸葛亮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稳固州郡农业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屯田制度，这一举措不仅有效保障了军队的粮食供应，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特别是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期间，他巧妙地在渭滨地区实施屯田政策。根据史书记载，在建兴十二年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斜谷出发，采用流马运输工具，驻扎在武功五丈原，并与司马懿的魏军隔渭水对峙。面对粮草供应不足的问题，诸葛亮果断采取分兵屯田的策略，为长期驻守打下了坚实基础。士兵们与渭滨地区的百姓和谐共处，共同耕作，既保证了军队的供给，又未给当地民众带来额外负担。 除了军事屯田外，诸葛亮还设立了民用屯田制度。民屯的管理由地方行政官员兼任，例如吕乂担任汉中太守时，同时负责督管农业生产，确保军粮供应充足。这种双重屯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益州地区的小农经济压力，也减少了长途转运军粮的困难。 尽管益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未受到中原战乱的严重冲击，但诸葛亮仍然因地制宜地推行适度规模的屯田政策。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后方基地，更为后续的南中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李恢作为庲降都督，在云南曲靖一带大力推广农业垦殖，政绩斐然，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还将数千濮族家庭迁移到云南、建宁两郡从事农业生产，并积极征调耕牛、战马及各类物资，极大丰富了国家的战略储备。 诸葛亮治蜀期间，“田畴开辟，仓廪充实，器械精良，积蓄丰盈”，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他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成功实践。在他之后，蒋琬、费祎继续沿袭其政策，保持内部稳定，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行动，使得蜀国的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直到蜀汉末期，依然保持着“男女耕种于田野，庄稼茁壮于田间”的繁荣景象，证明了农业始终未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工商行业
在蜀汉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工商业领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手工业方面，盐业、铁业和织锦业尤为突出，展现出非凡的发展潜力。 盐业与铁业作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刘备在刚刚平定益州之后，便迅速采取了盐铁专卖政策。这一举措将这两个利润丰厚的产业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有效管理盐业生产，蜀汉政权设立了专门的盐府校尉（或称司盐校尉），并在其下设置盐府典曹都尉，全面负责盐业的生产和销售监管。蜀地自古以来就以丰富的井盐资源著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盐泉之井。据史书记载，临邛地区的井盐产量极高，每斛水可产出五斗盐，这充分证明了当地盐业生产的高效性。同时，临邛的冶铁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拥有悠久的传统和技术积累。蜀汉政权还特别设立了司金中郎将一职，专门负责农具和武器的制造，确保这些重要物资的供应。 通过实施盐铁官营制度，蜀汉不仅能够满足国家建设和军事需求，还显著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织锦业的繁荣，则进一步丰富了蜀汉的手工业体系，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亮点之一。
在蜀汉时期，除了盐业和冶铁业的繁荣之外，丝织业，尤其是织锦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两汉开始，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积淀，到三国时期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 早在刘焉、刘璋父子治理蜀地期间，蜀锦的生产规模就已经十分可观。当时蜀锦产量之大，为后来刘备入主益州后的赏赐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史书记载，刘备刚刚占据益州时，便能够慷慨地用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等功臣每人千端（每端约六丈），这充分说明了蜀锦在当时的丰富储备。 到了诸葛亮主政时期，为了进一步推动织锦业的发展，专门设立了锦官这一职位来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事务。这一举措不仅规范了生产流程，还极大地促进了织锦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升。 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在其作品《蜀都赋》中生动描绘了当时蜀锦生产的盛况：“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织锦作坊林立，织机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蜀锦以其精美的图案和鲜艳的颜色闻名遐迩，其品质上乘，色泽在江水中洗涤后更加鲜亮夺目，价值堪比黄金。由此可见，织锦业无论是在规模还是产量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成为了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蜀锦作为四川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品，其卓越品质和精美工艺自古便闻名全国，并远销至吴国与魏国等地。蜀锦的贸易收入成为蜀汉政权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国家财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整个蜀汉时期，锦缎以及其他丝织品的产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即使到了蜀汉灭亡之际，国家仓库中仍然储存有各类锦缎、绮罗、彩绸、绢帛各二十万匹之多。这些丝织品不仅外观华丽精致，而且制作工艺复杂，技术要求极高，能够达到如此庞大的产量，充分体现了蜀汉手工业生产体系的繁荣昌盛与高度发达。据相关专家考证研究指出：“蜀锦产业最为兴盛的时期，应当是在蜀汉统治的时代”；“蜀地的手工业发展程度相较于中原各地而言，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生产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石。蜀汉手工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及其继承者在治理蜀汉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确实卓有成效。他们大力发展农业，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稳步前进，为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无论是农业还是其他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展现出蜀汉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非凡能力。
蜀汉时期的商业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外交往来和边境贸易的形式存在的。例如，诸葛亮曾将川马与蜀锦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吴国以增进两国友谊。而魏国所获得的蜀锦，则是通过在蜀地进行交易得来的。无论是交聘还是互市，由于当时各国的货币制度和币值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这些贸易活动大多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这便是蜀汉商业的第一类形态。 另一类则是蜀汉境内的贸易活动，这类贸易广泛使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刘备刚刚平定益州时，府库中的财物被将士们抢掠一空。为了重新筹集军资，他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造了一种名为“直百大钱”的钱币，并且规范物价，让官吏负责管理市场。仅仅数月之间，府库便再次充实起来。这次特殊的金融举措不仅解决了财政危机，也充分展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蜀汉的货币流通体系使得其境内的交换经济长期保持着比中原地区更为活跃的状态。蜀都成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商业繁荣程度令人惊叹。左思在其《蜀都赋》中生动地描绘了成都市场的盛况：“这里是商贾汇聚之地，犹如万商之渊薮。街道上店铺林立，多达数百重，市场上罗列着数千个摊位。各种货物堆积如山，精美的商品琳琅满目，如同繁星闪烁”。由于商业发达，城市里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奇珍异宝应有尽有，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在东汉末年那场波谲云诡的军阀混战时期，益州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当刘备初入益州、掌握政权之时，这里依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蜀中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 之后，尽管由于连年进行北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阻碍作用，但益州本身具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以诸葛亮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及其继承者们精心治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因此，直至国家最终灭亡之际，益州的社会经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健康稳定的状态，并未陷入危机之中。 这一时期的益州不仅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更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它见证了英雄们的智慧与谋略，也彰显了古代政治家们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
财政赋税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的财政状况十分混乱。刘巴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铸造直百钱的方案，以平衡物价、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 在这一时期，五铢钱与直百钱同时流通使用。直百钱的钱面铸有“直百五铢”的字样，背面则镌刻着“好右有为”。这些货币是由犍为郡铸造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蜀汉铸造钱币并不局限在一个地方进行。 蜀汉时期的收入来源较为多样。其中田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实例留存下来作为佐证。盐铁产业为蜀汉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利润，成为国库充实的重要保障。而南中地区所进贡的金、银、丹砂、漆器、耕牛、战马以及闻名遐迩的蜀锦等珍贵物品，不仅为蜀汉军队提供了必要的军费支持，也使得国家逐渐走向富裕之路，为诸葛亮实施北伐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来源，只是没有相关记录流传至今。 在支出方面，蜀汉需要支付官吏的俸禄、军队所需的粮食以及各种赏赐等费用。即使到了蜀汉灭亡的时候，官府仍然储存着两千斤黄金和两千斤白银，这足以证明其在财政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人口状况
在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初期，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当时的户籍登记显示，蜀汉境内大约有二十万户家庭，总人口约为九十万人。这一时期，蜀汉刚刚建立，历经战乱，人口数量相对较少。 到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时期，他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使得蜀汉国力逐渐增强，人口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至蜀汉灭亡时（公元263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蜀汉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8万2千人，其中户数为二十八万户，普通民众九十四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两千人，各级官吏四万人。 然而，现代学者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复杂，许多世家豪族拥有大量依附人口并未被计入官方统计；同时，蜀地少数民族众多，他们可能并未完全纳入编户体系；此外，战争频发导致流民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一些学者估算认为，在蜀汉灭亡时，实际人口可能接近400万人左右。 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不仅反映了蜀汉政权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诸葛亮等治国能臣对国家稳定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和社会治理，蜀汉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人口的显著增长，这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文化】
文体
表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是臣子向君主陈情言事时所使用的重要公文形式。它不仅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与敬意的方式，也是臣子提出建议、陈述意见的重要渠道。 诸葛亮的《出师表》堪称这一文体中的经典之作。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驻军于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筹备北伐曹魏的重大军事行动。在即将出征之际，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一封诚挚的奏疏。在这篇奏疏中，诸葛亮不仅表达了对先帝刘备的深切怀念，还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继承并发扬刘备的仁德之风。同时，他还推举了多位可以倚重的文臣武将，确保朝廷在自己出征期间能够稳定运转。此外，诸葛亮也明确表达了此次出征的目的和决心，展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望和坚定信念。 《出师表》最初收录于陈寿编撰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当时并未有特定篇名。后来，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这篇文章正式命名为《出师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再次率军出征，途经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临行前又上了一道奏疏（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由于两次奏疏内容相似，后世遂将它们分别称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然而，关于《后出师表》是否确为诸葛亮所作，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建筑
刘备墓，这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标志性意义的建筑，史称惠陵。它坐落于成都市南郊的武侯祠内正殿西侧，与武侯祠共同构成了这片充满历史记忆的土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根据史书记载，在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一代枭雄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位于今天的重庆市奉节县境内）病逝。同年五月，其灵柩被护送回成都，八月便安葬于此处，也就是惠陵。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的建议，将甘夫人和吴夫人先后合葬于此，使这里成为刘备及其两位夫人的长眠之地。 惠陵拔地而起，整体呈圆堆形，宛如一座小山丘，气势恢宏。它的高度达到12米，周长180米，占地面积约为3亩。整个陵墓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所环绕，尤其是古柏参天，更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 惠陵的建筑布局严谨，由照壁、栅栏门、神道以及寝殿等部分组成。其中，照壁是进入陵园的第一道景观，它长达10米，高达5米，正中央镶嵌着一块精美的菱形石雕，不仅起到了装饰作用，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工艺。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座集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于一体的古代帝王陵寝。
民族
蜀汉在西、南两个方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平定与治理上。一个国家能够驻军、征税、征兵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疆域范围。蜀汉建国初期，便派遣官吏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但这些官员大多遭到当地部族的杀害，导致蜀汉在这些区域的统治形同虚设，无法从这些地方获取税收和兵力支持。 直到经过一系列平叛行动后，蜀汉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稳固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真正纳入其有效管辖之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疆域的扩展。对西南蛮夷部落的成功降服，标志着蜀汉势力向西、向南不断延伸的过程。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四郡，期间采取了著名的“七擒七纵”策略对待孟获，最终孟获表示愿意率领部众归顺，四郡得以平定。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区域，诸葛亮将原来的四郡重新划分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越巂、牂牁六郡，并任命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员担任郡守。同时，对于原有的少数民族部落组织，也予以保留，由原来的酋长继续进行管理。此外，对于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给予了较高的官职。例如，孟获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中央监察官员），孟琰则被封为辅汉将军。这种安排有效地拉拢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稳定南中地区的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蜀汉成功地将统治势力扩展至今日贵州东部边境，最西边深入到今缅甸境内，最南端到达今云南省最南端。此后，霍弋、张嶷、马忠等将领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拓展成果。南方和西方的扩张不仅扩大了蜀汉的领土范围，更为其在北边和东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兵源和战略物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扩张是蜀汉最为成功的战略举措之一。
【军事】
军队编制
蜀汉的兵制独具特色，根据《历代兵制》的记载，蜀汉的军队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前军、右军、左军、后军和中军。同时，《三国志》与《华阳国志》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蜀汉将领官职的信息。关羽被封为前将军，张飞担任右将军，马超则为左将军，黄忠受封后将军，而赵云则以翊军将军的身份兼任中护军。 从表面上看，这五位将领的官职似乎与《历代兵制》中的军队编制相对应，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简单。早在刘备创业初期，关羽和张飞就已经开始分别统率刘备有限的兵力。马超加入刘备阵营后，同样独立统领一军，并在汉中之战中与张飞协同作战。关羽、张飞和马超三人还都拥有“假节”的权利，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君主行使权力。赵云则常常驻守中军，跟随刘备四处征战，在独自入川作战时，他率领的是刘备留在荆州的中军部队。黄忠虽然被授予后将军的官职，但他在实际作战中多隶属于中军，例如入川之战和定军山之战都是在刘备的直接指挥下完成的，而在汉水之战中，黄忠更是与中军的赵云共同作战。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水之战中，黄忠执行任务时还需要赵云授予兵马。 由此可见，蜀汉的五虎将之中，黄忠和赵云实际上是同属于中军的。这种特殊的军事编制体现了蜀汉政权在用人和布防上的独特之处，也反映了刘备对不同将领的信任与倚重。
蜀汉的军事制度在三国时期独具特色，展现了其独特的军事组织架构和指挥体系。根据《历代兵制》记载，蜀汉军中设有多种重要职位，包括军师、都护、护军、监军、典军、参军和督军等。这些职位不仅承担着军事指挥的任务，还在军队管理、作战策划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刘备时代，虽然没有设置军师这一职位，但存在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诸葛亮、庞统、法正和黄权等著名谋士，均曾担任过这类职务。他们不仅是刘备的重要参谋，参与军事决策，还经常亲自领兵作战，甚至直接上阵杀敌。例如，庞统便是在战场上不幸遇难，这充分体现了蜀汉高级将领们身先士卒的精神风貌。 到了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对军师制度进行了改革，设立了前军师、中军师和后军师三个重要职位，分别由魏延、刘琰和费祎担任。此外，在赵云去世后，诸葛亮进一步调整了护军制度，将原来的中护军一职细分为五个方向，即中护军、前护军、右护军、左护军和后护军。同时，监军、典军等职位也相应地进行了类似的细分。如中部督向宠、参军马谡、中典军王平、中监军邓芝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蜀汉的军事发展做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蜀汉的官职体系具有一个独特之处：官职高低并不完全对应权力大小。例如，在汉中之战期间，征西将军黄忠需要从翊军将军赵云处获得兵力支持；征北将军申耽则受副军将军刘封的节制；而在蜀汉后期，卫将军姜维常常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进行北伐作战。这种现象表明，蜀汉的军事指挥并非单纯依赖官职等级，而是更注重实际战况和个人能力的匹配，体现出了一种灵活多变的军事管理机制。 这种独特的军事制度既保证了军队内部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又能够充分发挥各级将领的才能，为蜀汉在三国乱世中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兵种
白毦
白毦是一支在三国时期享有盛誉的精锐部队，其统领者为陈到。这支队伍隶属于刘备麾下，以其卓越的战斗力和忠诚度而闻名遐迩。在那个英雄辈出、战火纷飞的时代，白毦军作为刘备集团的重要军事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刘备离世之后，白毦军继续追随陈到驻守永安这一战略要地，守护着蜀汉的边疆安全。关于“白毦”这个名字的由来，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可供查证。有一种说法认为，它类似于后世所熟知的御林军这样的近卫部队。而“白毦”最初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品，但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持，因此无法得到准确的考证。 尽管如此，白毦军在历史上留下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奉献，仍然被后人所铭记。他们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成为三国历史中一抹独特而亮丽的色彩。
无当飞军
无当飞军，这支传奇般的蜀汉精锐部队，先后由名将王平和张嶷统领。它起源于诸葛亮南征孟获、平定南蛮叛乱之后，在那片神秘的南疆大地招募组建而成。 作为一支从南蛮地区选拔出来的特殊部队，无当飞军继承了当地少数民族战士彪悍善战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蜀汉军队中的一支奇兵。因其行动敏捷、来去如风，善于山地作战，因此被冠以“飞军”之称。 在历次战斗中，无当飞军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他们不仅具备出色的个人战斗能力，更擅长团队协作，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无论是崎岖的山路还是险峻的地形，都无法阻挡这支部队前进的脚步，也因此赢得了“无当飞军”的威名。
神刀军
神刀军是一支在兵器配备上极具特色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所装备的神刀，是由著名匠师蒲元精心打造而成。 蒲元在打造神刀的过程中，尤其注重淬火这一关键环节。淬火工艺直接关系到刀具的硬度和韧性，经过精心淬火处理后的神刀，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出卓越的性能。神刀选用优质的钢作为主要材质，这种钢材具备出色的强度和耐用性，使得神刀不仅锋利无比，而且坚固耐用，成为神刀军战士们手中值得信赖的作战武器。
连弩士
连弩士是在诸葛亮平定南蛮的过程中特别创建的一支精锐部队。当时为了有效应对南蛮士兵的作战特点，诸葛亮精心设计并组建了这支独特的军队。连弩士的部队规模为三千人，每一位士兵都装备着由诸葛亮亲自发明的先进武器——连弩。 这种连弩是一种极具威力和创新性的远程攻击武器，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能够快速连续发射弩箭，大大提高了射速和杀伤力，使连弩士在面对敌军时能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连弩士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成为了蜀汉军队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
虎步军
虎步军是蜀汉的重要精锐步兵部队，在蜀汉的军事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葛亮十分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曾经让才华横溢且富有军事才能的姜维统领过这支部队，姜维治军严明，使得虎步军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虎步军由孟琰进行统领。在北伐过程中，虎步军与魏军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交锋作战。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素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蜀汉的北伐大业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蜀汉军队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每一次战斗都彰显着虎步军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他们的存在也为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功
蜀汉政权自建立之初便以恢复汉室、克定中原为宏伟目标。因此，在军事战略上，其主要的进攻方向始终瞄准着占据关中与中原地区的魏国。然而，蜀汉所面临的局势并非只有北方的强大敌手，在其南部的南中地区，时常爆发叛乱事件，这给蜀汉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鉴于此严峻形势，从刘备时代起，蜀汉便设立了庲降都督这一重要职位。庲降都督不仅肩负着平定南中地区叛乱、维护当地秩序的重要使命，更是连接蜀汉中央与南中地区的纽带。这一职务的存在，确保了蜀汉政权能够稳固地掌控南中这片土地，从而为北伐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体现了蜀汉统治者对于内部安定与外部征伐并重的战略眼光。
北伐
建兴六年（228年）春季，诸葛亮精心策划了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他故意放出消息，声称将率军从斜谷道进攻郿县，以此迷惑敌人。同时，派遣赵云和邓芝率领一支疑兵，在斜谷道附近布阵，成功吸引了魏国大将曹真率领的主力部队。 而诸葛亮则亲率蜀汉大军直取祁山。这一战略举措迅速在陇右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的守将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魏国统治，归附蜀汉政权。一时间，整个陇右地区风起云涌，蜀汉声势大振。 然而，战局并非一帆风顺。同年冬季，魏明帝曹睿迅速做出反应，派大将张郃前往街亭迎击。马谡奉命驻守此地，却因战术失误被张郃击败。为了保护撤退的士兵，诸葛亮亲自指挥，最终带领千余户百姓安全返回汉中。 紧接着，诸葛亮再次出兵，这次他选择从散关出发，试图攻占陈仓要塞。虽然此次进攻未能如愿，但当魏将王双率军追击时，却被蜀军设伏斩杀。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应变能力，也体现了蜀汉军队顽强的战斗精神。
建兴七年（229年）春季，诸葛亮派遣陈式将军成功攻克了武都和阴平两个重要郡县。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魏国的高度重视，雍州刺史郭淮迅速率军前来救援，然而在与蜀军的交锋中，诸葛亮巧妙布局，成功将郭淮的援军击退，巩固了蜀汉在该地区的控制权。
建兴八年（230年）秋季，魏国集结重兵分三路向汉中发起猛烈进攻：司马懿率领一路兵马从西城方向进发，张郃选择子午谷作为进军路线，而曹真则率军沿斜谷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诸葛亮亲自坐镇城固和赤坂两地指挥防御。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绵不断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栈道被冲毁，使得魏军无法继续前进，最终不得不撤军返回。同年，诸葛亮派遣魏延和吴懿两位将领深入羌族聚居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大败魏国后将军费曜和雍州刺史郭淮的部队。随后，诸葛亮还曾前往上邽地区收割麦子以补充军粮储备。在此期间，司马懿率军追击至卤城，但采取了掘营自守的保守策略，被当时的人们戏称为“畏蜀如畏虎”。到了五月，两军终于正面交锋，蜀军将士英勇奋战，共斩杀敌军三千余人，缴获铠甲五千余套、角弩三千一百多张。六月时，由于李严负责的粮草运输出现问题，无法及时供应前线，诸葛亮被迫下令全军撤退。张郃在追击过程中不幸在木门遭伏击，身中流矢身亡。
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再次率大军出征，选择斜谷道作为进军路线，驻扎在武功五丈原一带，并在当地组织屯田生产，确保军队粮食供给。此时，司马懿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方针，避免与蜀军直接对抗。直到八月，一代名相诸葛亮因病逝世于五丈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其后，杨仪等人按照遗命率领军队安全返回，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进一步彰显了诸葛亮的威名。
建兴十三年（235年），马岱奉命率领一支队伍北伐魏国，试图延续诸葛亮未竟的事业。但在战斗中遭遇魏将牛金的顽强抵抗，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成果而退回。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蜀汉后期重要的军事活动，也见证了那个时代英雄们的悲欢离合。
延熙元年（238年），姜维与蒋琬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出征陇右地区，在南安一带与魏军展开激烈对峙，双方互有攻守，战事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延熙七年（244年），魏国的曹爽亲自统领十万大军进攻汉中。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时任汉中都督的王平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进行抵御。而姜维和费祎等人则迅速率军前往增援，最终凭借巧妙的战略部署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成功击败了曹爽率领的大军，使得此次魏军的入侵企图化为泡影。
延熙十年（247年），雍州、凉州等地的羌胡族人纷纷背弃魏国转而投靠蜀汉。为了接应这些新归附的力量，姜维亲率兵马赶赴陇右，并与魏国雍州刺史郭淮以及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西展开激战。期间，羌胡部落中的重要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人带领部众正式归顺蜀汉，姜维将他们妥善安置并迁徙至蜀地境内生活。
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再次率军出击西平地区，然而这次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只能无功而返。 次年即延熙十三年（250年），姜维利用羌胡势力作为辅助力量，再度与郭淮交锋于洮西。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经过一番苦战后最终形成平手局面。
延熙十六年（253年），姜维指挥着数万蜀汉大军从石营出发，对南安发起围攻。魏国雍州刺史陈泰闻讯后立刻率军前来救援，当陈泰行进到洛门时，却得知姜维已经因为军粮耗尽而撤退的消息。 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又率领军队向陇西方向进军，途中遇到狄道县长李简主动献城投降。随后姜维顺势包围了襄武城，一举击溃了魏将徐质，并将其斩杀，魏军因此大败而逃。乘胜追击之下，姜维接连攻克河间、河关、临洮等多个地方，并且将当地居民带回蜀汉境内。
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联合车骑将军夏侯霸一同从狄道出发，在洮西地区给魏国雍州刺史王经带来了沉重打击，导致王经所部遭受重大伤亡，不得不退回狄道城坚守。为了打破僵局，魏国派遣征西将军陈泰前来解围，而姜维见状便选择暂时撤军并驻扎在钟题。
延熙十九年（256年），姜维重新整顿兵马准备再战。他与镇西将军胡济事先约定好要在上邽会师共同作战，可惜的是胡济未能按时赶到约定地点，这使得姜维独自面对魏将邓艾时陷入了被动，在段谷之战中遭到惨败，不仅自身损失惨重，还引发了百姓对于战争的不满情绪，导致陇西地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延熙二十年（257年），由于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发动叛乱，导致魏国关中地区兵力空虚。姜维抓住这一难得机会率兵出秦川，甚至亲自率领万人深入骆谷。魏国大将军司马望与邓艾则据守长城以应对姜维的挑战。姜维驻扎在芒水附近依山扎营，尽管多次尝试挑衅对方出战，但司马望和邓艾始终坚守不出。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又一次率领大军分别从汉地和侯和两个方向出击，结果遭遇邓艾的强力反击而失败，被迫退守沓中。即便如此，姜维依然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为蜀汉的北伐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南征
建兴三年（225年），南中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叛乱，雍闿、高定和朱褒等势力纷纷起兵作乱。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诸葛亮亲自率军前往平定。他不仅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处理此次叛乱。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以宽广的胸怀和仁义之举，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从而成功稳定了南中地区的局势。
建兴十一年（233年），南中再次出现动荡，刘胄发动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刘禅果断派遣马忠接替张翼，率领将军张嶷共同前往平定叛乱。马忠和张嶷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迅速击溃了叛军，并将叛乱首领刘胄斩杀，又一次恢复了南中的安宁。
延熙三年（240年），越隽郡的夷人部落也发生了叛乱事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推动当地的发展，刘禅派遣张嶷前往平定。张嶷不仅成功平定了叛乱，还积极对越隽郡进行了开发工作，修建道路，加强了越隽郡与成都之间的联系，大大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景耀元年（258年），永昌地区蛮夷部落又起叛乱。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全稳定，刘禅派遣霍弋前去平定。霍弋不负众望，顺利平息了叛乱，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这些历史事件充分体现了蜀汉政权在治理南中地区的决心与智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武将文臣
武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马岱、关平、王平、姜维、刘封、严颜、吴兰、雷铜、张翼、张嶷、诸葛尚、周仓、陈到、夏侯霸、关兴、张苞、廖化、马忠、句扶、吴班、傅佥、孟获、诸葛瞻、霍弋、王伉、罗宪、向宠、孟达、吴懿、赵广、赵统、高翔、冯习、祝融、董厥、
文臣：诸葛亮、庞统、法正、徐庶、马良、马谡、蒋琬、费祎、董和、张松、孙乾、糜竺、简雍、伊籍、郤正、刘巴、杨仪、费诗、邓芝、李恢、吕凯、向朗、李严、李丰、王甫、黄权、黄崇、秦宓、郭攸之、赵累、
【社会】
邮驿事业
当曹魏于北方建立政权的同时，刘备也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当时的四川地区交通十分落后，多为崎岖山路，给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带来了诸多不便。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刘备与丞相诸葛亮共同致力于四川邮驿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为了有效应对来自北方的强敌曹魏，在汉中地区设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了确保军需物资能够顺利运达前线，同时保障信息传递的畅通无阻，他们在四川与汉中之间精心规划并开通了四条至关重要的道路，即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这四条道路不仅成为了当时蜀国连接内地与汉中的重要通道，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关键性的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崇山峻岭之上布满了烽火楼，一旦有敌情出现，烽火便能迅速传递消息。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的400里路程间，沿途还设置了一系列亭障馆舍，这些设施不仅为过往行人提供了休息之所，更为邮驿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使得军令传达和情报传递更加高效准确。 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同样高度重视通信安全。他沿江设立了众多用于军事通信的“斥堠”，这些斥堠以烽火台的形式存在，从后方一直延伸至襄樊前线。通过这种方式，关羽能够及时掌握战场动态，确保指挥调度的有效性，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蜀汉政权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
社会秩序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在派遣邓芝前往东吴重修盟好之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这一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当吴汉两国再次结盟之后，魏国便开始对东吴用兵，使得吴魏之间战火纷飞。而这一局势却为蜀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诸葛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图重新积聚国力。他大力整修水利设施，这些水利工程不仅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也为农业生产的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他还鼓励农耕，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蜀汉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蜀汉地处我国著名的西南产茶区，这里的茶叶品质优良，饮茶之风盛行。人们常常以茶代酒，在社交场合中品茗聊天，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相比之下，饮酒之风在蜀汉并不如魏、吴两国那般盛行。民间还保留着拜祭鬼神的传统习俗，即使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百姓们也会自发地在路上祭祀这位贤相，表达对他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然而，在朝廷内部，蜀汉后期的发展却逐渐偏离了正轨。刘禅即位后，初期并未同意为诸葛亮建立祠庙，但民众依然自发地进行祭祀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刘禅听信了黄皓、陈祗等人的巫鬼之说，朝政被这些奸佞小人所左右，最终导致国力逐渐衰弱。这一系列错误决策间接促使了蜀汉政权的覆灭，被强大的曹魏所吞并。这段历史既反映了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曾经取得的成就，也揭示了后期统治者决策失误带来的惨痛教训。
【外交】
与曹魏
自建安四年（199年）衣带诏事件爆发之后，刘备与曹操所代表的两大政治势力便正式进入了长期的敌对状态，这种对立关系一直持续到蜀汉政权建立。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刘备及后来他所建立的蜀汉政权始终将入主中原视为核心战略目标。尽管在此期间，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大臣互通书信的情况，但这些交流仅限于个人层面的私交往来，并不涉及官方层面的外交互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蜀汉与曹魏在国家外交层面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与交流，双方保持着明确的政治对立立场。 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复杂多变，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充满了策略与智慧。蜀汉政权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致力于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蓝图，而与曹魏之间的敌对态势也成为三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特征之一。
与孙吴
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与孙权势力正式开启了合作的新篇章，建立了稳固的同盟关系。这一联盟在三国鼎立格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双方共同对抗北方强大的曹操势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关羽率军北伐之时，东吴却突然背弃盟约，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关羽所部，导致联盟一度破裂。这一事件不仅对蜀汉造成了沉重打击，也使得两国之间的信任降至冰点。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尽管刘备亲征讨伐东吴最终未能如愿，反而遭受挫折，孙权却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主动派遣使者前往蜀汉表达和解之意。经过双方高层的积极沟通与协商，孙刘两家再次握手言欢，重新确立了盟友关系。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合作局面，蜀汉方面先后派出邓芝、宗预等杰出外交使节访问东吴，而东吴方面也有张温等人多次往返于两国之间进行友好交流。通过这些频繁且富有成效的外交互动，两国间的互信不断加深，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了四十多年，成为三国时期最为持久稳定的双边关系之一。它不仅促进了两国在军事、经济等多领域的互利共赢，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帝王世系】
庙号：烈祖
谥号：昭烈皇帝
称谓：先主
姓名：刘备
年号：章武221年－223年
陵墓：惠陵
庙号：
谥号：安乐思公（司马炎谥）
谥号：孝怀皇帝（刘渊谥）
称谓：后主
姓名：刘禅
年号：
1.建兴223年－237年
2.延熙238年－257年
3.景耀258年－263年
4.炎兴263年
陵墓：刘禅墓
